然而，“文革”开始以后，一切几乎都处于非正常的运行状态，乒乓球运动亦不例外。在世界乒坛享有盛誉的中国乒乓球队，竟然连续数年未在国际大赛中露面。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周恩来也设法冲破多种阻碍，给予中国乒乓球队关怀。
　　一次，周恩来借机向国家体委军管会和体育院校军宣队负责人了解运动员的思想、训练和生活情况，并指出要抓紧训练，恢复技术。最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乒乓球队乃至整个中国体育界提出了著名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这一方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体育甚至世界体育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十分重视开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体育交往。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国与许多国家共同发起组织了“亚乒联盟”、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等。这些创举，体现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精神，树立了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新风，增进了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彼此间的团结和友谊，有效地培养了我国运动员的全球意识和国际主义精神。
　　1971年4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健儿有机会参加。从“文革”开始到1971年，我国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男女队的技术水平下降了，能不能再创往日的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更加关注这件事，球队备战时，国家体委的每一期训练简报，他都仔细阅读，有时还作出批示。他在其中一期简报上批道：“唐诚、赵正洪两同志并转乒乓球男女队员同志们：今晚读文件，读了以后知你们已开始准备……你们不应有包袱，学好了、练好了，就会轻装上阵，祝你们双丰收。”
　　在乒乓球队训练的时候，周恩来还派自己的秘书和国务院值班室的同志，去国家体委乒乓球训练馆了解情况。徐寅生让许绍发当场给他们演示了高抛发球技术，回来后他们向总理进行了汇报。
　　乒乓球参赛队出国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周恩来总理虽然很忙，但每天仍然不忘过问比赛情况。国家体委送来的比赛秩序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总理不仅让秘书给他报比分，他自己还在册子上圈圈点点，谁出线了、下一轮对谁，他心里都有数。有一天看比赛实况转播时，秘书给他讲高抛发球的技术，他听得特别入迷。
　　男子团体比赛时，前两盘中国队都赢了，到庄则栋比赛时先输了两局。秘书心想，别让总理不高兴，于是就没到办公室向他报告。周总理觉得不对劲，就摁电铃叫秘书进来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来？庄则栋打得怎么样？”秘书说：“他输了两局。”总理笑了笑，说：“前面赢了，你那么积极地报告，输了你就不进来了。是输是赢有什么关系，两国交兵，各有胜负，不能只想赢害怕输，哪能胜了报，输了就不来了呢。”
　　轮到李富荣与匈牙利一名队员比赛时，关键时刻对手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赢了比赛。赛后，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认为球擦边了。
　　乒乓球队回国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当场问李富荣，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李富荣承认，是擦边了。总理便问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李富荣说，压力太大，太想赢了。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运动员要有风格，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主动示意，将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和对手的心。”李富荣心悦诚服，虚心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
　　
　　这场世乒赛结束后，梁戈亮的两面胶球拍也引起了国际乒坛的议论，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因为梁戈亮所使用的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让欧洲选手大伤脑筋，国外反映梁戈亮使用的球拍颗粒长度超出国际乒联的规定、梁戈亮发球时有遮挡动作等等。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总理的耳朵里。总理说：“赢球要赢得光明正大，让对手心服口服。国际乒联规定不能使用的器材，我们一律不用。”于是，梁戈亮改用普通的球拍打球，但成绩很不理想。
　　不久，乒乓女队名将梁丽珍骑自行车到国务院西门，找到总理办公室的人，说要通过秘书给总理送一封信。梁丽珍说，梁戈亮球拍的胶皮颗粒长度在国际乒联规定范围以内，并没有超过标准，希望总理过问一下这件事情，不然梁戈亮的技术很难保持和提高。秘书把梁丽珍讲的情况和信的内容一一报告总理。
　　周恩来总理听后说：“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德生同志(当时李德生在国务院分管体委工作)，让他转告体委，既然符合标准，就可以使用。”可见，总理富有根据实际情况改正自己决定的优良作风。
　　
　　打造“乒乓外交”千古佳话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能把国际体育交往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以重视和灵活应用。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眼观五洲风云，高瞻远瞩，通过国际体育活动这个极佳的桥梁，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建立和发展友谊，促进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在这方面，我国的“乒乓外交”堪称范例。
　　据日本乒乓球协会的木村先生回忆，196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日本代表团，并提议今后每年都进行日中乒乓球交流。日本的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等选手响应周总理的提议，数次来华指导，进行技术交流。他们和中国许多优秀运动员是对手也是很好的伙伴。通过交流切磋使双方的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强的“乒乓王国”，是日本追赶的目标。
　　
　　3月28日至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一举荣获4项冠军，大大震动了世界乒坛。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与世界体育界隔绝多年的中国运动员，遵照毛泽东、周恩来倡导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泛开展“乒乓外交”。中国运动员的高超球艺和友好态度广泛影响了各国运动员、日本各界人士和各国记者，庄则栋等还与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不成熟。4日，周恩来将加注了意见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在办公桌上压到不宜再等的6日，可见他多么慎重看待。经过深思熟虑，他才将大致同意周恩来意见的批复退给外交部。这天下午4时30分，中国代表团接到了外交部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当然，周恩来内心深处仍抹不去这样的一丝想法：美国运动员已来到中国的近邻日本，咫尺之遥，这是一个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非常好的机会。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运动员接触的消息马上在当地传播开来，并且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普遍关注，甚至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的新闻都不如这则消息引人注目。
　　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阅读新华社摘编的反映世界各国动向的“大参考”，也被西方新闻媒介连篇累牍的报道所吸引。他看到庄则栋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的简报后，就提出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同国内的联系电话由每天2次增加到4次，以便及时掌握动态。
　　在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节骨眼上，对于是否马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问题，毛泽东必然慎之又慎。
　　西方通讯社的报道使毛泽东重新考虑起原先的决定来。他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来，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此时让就在家门口的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是否有利？现在第31届世乒赛已近尾声，如果不马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就来不及了。
　　午夜，毛泽东本来吃了安眠药想早睡，却似睡非睡，脑子里还在想着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大问题。他隐约感到某种天赐良机要降临了。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者其他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毛泽东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突然低沉含糊地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打电话给王海容，邀请美国队访华。”吴旭君想到这跟他白天批复的意思完全不同，又想起平时毛泽东交待过“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她感到进退两难，这可不是儿戏，要证实他的真实想法，只有让他主动讲话。
　　这时，毛泽东坐在床上，头枕两手趴在前面的饭桌上，吴旭君坐在他的对面。吴旭君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毛泽东到底清醒与否。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抬起头，使劲睁开眼睛，说：“小吴，你还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毛泽东平时都称呼她“护士长”，只有在特别严肃的时候才叫她“小吴”。
　　她故意大声说：“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只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于是，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回她听清楚了，是真的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但她还是不放心，反问了一句：“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手圈阅的，说不邀请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吃过安眠药了，说的话算数吗？”
　　毛泽东果断地一挥手，说：“这回算！赶快办，要不然就来不及了。”事实表明，毛泽东此时头脑非常清醒。
　　吴旭君立即跑去打电话，把毛泽东的最新决定告知王海容。这时已是午夜了，王海容立即将这一非同小可的决定告诉周恩来。
　　接到毛泽东的决定后，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这一富有象征性意义的重要消息公布后，立刻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影响超过第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是被中国政府和人民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来对待的，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的直接掌握之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周恩来都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所有消息，以及《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还有旅游、比赛、看戏等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当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们想一睹当年中国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下称故宫）的风采，但故宫在“文革”中已经关闭了几年。周恩来为此批示：“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
　　周恩来十分关心中美两国运动员友谊比赛的结果，他特别提出：“我们都胜了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如约而至，由9名运动员、4名乒协人员及2名家属和3名记者组成的代表团走过了罗湖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来访的正式的美国代表团。
　　美国运动员们对中国政府的接待十分满意，他们在中国的情况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大洋彼岸，传到全世界。最后几天，运动员们又向中国接待人员提出见一见久负盛名的周恩来总理的请求，周恩来同意了。
　　4月14日下午两点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与随行记者，同时还接见来中国的其他四国乒乓球代表团。
　　周恩来为安排坐席煞费苦心，美国代表团无疑是这5个国家代表团中最受世人关注的，如何把握代表团之间、国与国之间平等的原则，不使每个代表团有失落和充当陪衬之感，需要高超的外交艺术。总理提出一种全新的坐席安排方案，即在每个代表团中间设置主座，总理谈完一处，再去下一处继续谈。这样一来，等于既集体会见了5个代表团，又逐一会见了每个代表团，而且还与每个代表团逐一合影，客人皆大欢喜。总理这样设身处地为客人考虑，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启示。
　　周恩来总理精神饱满，在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作了讲话。他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后来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全体运动员为中国国家总理分寸恰当、措辞严谨、坦诚热情的开场白热烈鼓掌。周恩来谦逊和睿智的风度、亲切和蔼的笑容、诚挚和友好的谈话，给第一次来到这块被认作“神秘国土”的美国人以深刻印象，并且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关注。
　　接着，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得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翻译刚把周恩来的话译完，科恩首先站了起来，略微欠了欠身子，大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这个问题很突然，斯廷霍文团长想阻止也来不及了。大厅里静静的，大家都盯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他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了。”接着把眼光转向大家说：“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之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种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了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对于周恩来的回答，科恩感到十分意外，他以为这个大革命家会以大道理来训人，但周恩来不仅没有这样做，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表示出敬佩的神情。
　　周恩来又盯着科恩说：“要是自己做了之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吗？”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周恩来略作停顿，又补充了一句道：“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周恩来的这番话，在第二天被几乎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
　　科恩的母亲知道周恩来总理亲自对其子教导后，于4月16日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他对儿子的一番教诲。
　　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消息传到美国时正是清晨。当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五项对华新政策：1、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的个人签证；2、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的团体签证；3、允许中国使用美元；4、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限制；5、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不久，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应邀赴美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同样热情的接待。
　　1971年春天的“乒乓外交”，确实将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展现在世人面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用那经纶山河的大手，把这小小球儿轻轻一拨，就“打”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充当了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特使，小小乒乓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20多年的国门和冰冻的政治僵局，震动了世界。
　　送走了美国乒乓球队，迎回了从日本凯旋归来的中国乒乓球队，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提到了“乒乓外交”。5月30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在有着众多参加者的情况下，颇有诗意地说：“4月7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乒乓球一弹过去，就转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地球，震动了世界呀！”
　　关于“乒乓外交”，许多人仅仅知道它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其实它还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钥匙。
　　1971、1972、1973年，北京先后举办了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非拉邀请赛的参赛国家和地区达到86个，其中包括26个未建交国，旅日、旅美台胞也在受邀之列。
　　在北京举行的一系列锦标赛和邀请赛，让周恩来颇费思量：碰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球队要弃权，碰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球队要礼让，全都关乎国际关系。他特意叮嘱组委会的负责人庄则栋，要每天写报告汇报遇到的问题。
　　“乒乓外交”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中国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双方发表了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10月，基辛格再次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了安排。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1月初，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做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工作。2月21日，尼克松访华。
　　随后紧接着，是中日建交。其间，中国与许多亚非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连串的新闻，使得全世界都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国。除了乒乓球，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项运动，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这么巨大的作用，这其中凝聚着周恩来总理的很多心血与汗水。
　　
　　百忙之余爱打乒乓球
　　
　　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总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十几甚至多达二十个小时。邓颖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心疼他太忙、太累、太辛苦，便在他繁忙工作之余，把他拉出来打一会儿乒乓球，好让他休息一下脑子，活动一下身体。
　　周恩来喜欢打乒乓球，与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优秀球员为国争光不无关系。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把董必武这样的老文人也吸引了过来，常扔下毛笔去玩乒乓球。周恩来当然比毛泽东、董必武等更喜欢打乒乓球，但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右臂弯不到头，也伸不直，不能像正常人那样180度弯臂直臂，活动受限。好在周恩来青年时代在南开上学时，打过乒乓球，有些基础。上世纪40年代初，共产党的军队稳固了陕北根据地，乒乓球运动也传了进去。战士们在领袖的住地旁垒起几张球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便在办公之余，利用休息时间挥动球拍，调节一下疲劳的神经，活跃一下紧张的战斗生活。周恩来右臂虽然伸屈不够自如，但他还是能执拍上阵，沉稳地回球。
　　周恩来难得有时间打球，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地一再劝说下，他会答应：“好，玩几下‘卫生球’。”或者是星期天，客人和孩子们来时，卫士长和秘书班都要硬拉总理出来打一会儿球。
　　起初，西花厅有一张自制的乒乓球台，既不标准又不牢靠，碰一下就东倒西歪，“吱吱”乱响。台子虽然简陋，但周恩来和身边工作人员打球的乐趣还是不减。
　　1960年末，王丹凤、张瑞芳、桑弧和秦怡作为上海代表，赶往北京参加由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赴缅甸访问。
　　由于他们迟来京两天，未能赶上周恩来对代表团的接见和宴请，周恩来便在百忙中特意安排他们去中南海自己的寓所做客，共进午餐。
　　饭后，周恩来陪4人在院子里散步漫谈。谈话中，总理十分关心他们的艺术创作和生活状况。不知不觉地，一行人踱步来到了一间休息室。周恩来领4人进去，只见室内摆着一张墨绿色的乒乓球台。他们想，看来总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很重视体育锻炼。见大家的视线不约而同地被乒乓球台吸引，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文艺工作者也要注意锻炼噢。”
　　说着，周恩来顺手拿起球拍，热情地邀请他们打一会儿乒乓球。周恩来与张瑞芳等对打时，王丹凤这位好静不好动、平常对任何运动都不碰的人便在旁边“怦怦”心跳起来，直往别人身后躲，希望总理别点她的将。
　　谁知与3位打完后，周恩来笑眯眯地邀请王丹凤上去与他对打。王丹凤涨得满脸通红，连连摆手推辞说：“总理，我不会打的。”
　　周恩来毫不在意，一再鼓励她：“不要紧的，来试试嘛。”
　　王丹凤最终拗不过总理的一片好意，走上前握起球拍上场了。面对这么一位国家领导人，她特别地紧张，手脚笨拙得很，球不是碰网，就是出界。总理看她确实不会，也就不再难为她了。他放下球拍后，和蔼地叮嘱王丹凤说：“打乒乓球是很好的运动，以后要学学。”王丹凤忙不迭地频频点头。
　　一年以后，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期间接见了文艺界人士。周恩来见到王丹凤时，第一句话就问：“王丹凤，学会打乒乓球了吗？”
　　1961年，我国球队在第26届世乒赛上夺得三项冠军后，一天，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马列碰到了荣高棠，灵机一动，提议说：“总理爱打乒乓球，夜里工作疲劳的时候，让他活动活动。你们的乒乓球台那么多，比赛完了不用的台子可不可以给我们西花厅弄一张？”
　　荣高棠当即爽快地满口答应了下来，说：“没问题，没问题！”
　　第二天，荣高棠和国家体委的同志便很快把第26届世乒赛争夺团体冠军赛的墨绿色带白边的标准台送给了周总理，以表达他们对总理关心支持体育事业的谢意。
　　周恩来却表示不能收这张乒乓球台。当天，周恩来还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按价把钱送给荣高棠。
　　荣高棠坚决拒绝了，说：“给总理一个旧台子锻炼身体是应该的。”
　　体委的同志无奈，请总理办公室人员一起做做工作，说这台子不只是给总理一个人的，而是送给办公室的全体同志打球用的。总理还是坚持原则，大家拗不过他，只好说：“那就先借给我们用吧。”
　　周总理这才破例地接受了这份特殊的礼物。
　　有了这张标准的乒乓球台，周恩来打乒乓球的机会就多了起来。白天办公时间长了，他抽空利用打球来休息一下脑子；夜间办公困了，他便打一下乒乓球来提提精神，秘书、警卫员和医生都陪他打过。由于周恩来的右臂不灵便，大家就尽量地适应他，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他抽杀、重扣、吊球。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出一流的漂亮球。但送几次球被他发现后，他不干了，没有抽杀，而是拿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大家嚷嚷说：“不干不干，尽给我容易的球，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一副很认真的态度。
　　见总理如此认真，大家只好认真对待，既要真打，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让身边工作人员打得既紧张困难而又兴奋不已。
　　周恩来出现球下网或出界等失误时，就露出一副惋惜的神态，连说：“唉，输了，输了！”他虽然右臂不太直，但是抽球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如若球落的位置合适，他能抽杀得很好。如果一记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对方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高兴地欢呼鼓掌：“打中了，漂亮！”“你输了，你输了！”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痛快，真像一个天真快乐的孩童。
　　高振普与周总理打球时，一般先递球，后来从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周恩来锻炼的打法。如果周恩来开会回来，精神较佳时，高振普除递球任他扣、吊之外，一有机会，也回敬他一个硬球。倘若是办公中间休息一下时，主要是把球供给右手，有时也送中线球，让他稍微挪动一下脚步，但要做到角度一定不能过大，以防摔跤。若是夜间打，就要把球供给他最好的位置，使他不用挪步，他就可以较轻松地调动对方左右奔跑。
　　周恩来打乒乓球和办事一样认真，每打一球，都很用力气，善用技巧，调动对手左右奔跑。他俨然是个高级军事指挥官，很能过点调兵遣将的瘾。谁胜谁负他却从不计较，只是求得休息娱乐一下的效果。
　　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每一位服务员、警卫员，都喜欢上了乒乓球。
　　一天，有人提议：办公室的同志搞一次乒乓球赛。大家听了都拍手称好。
　　此事让周恩来知道了，他高兴地说要观看大家的冠亚军赛。不仅如此，还兴致很高地请邓颖超为冠军准备了一份奖品，说他要给冠军亲自颁奖。
　　这场比赛的决赛安排在周总理有空闲的一天下午，是高振普同王甲芝的争夺战。按技术水平，高振普打不过王甲芝，这也是多数同志的一致估计。周总理也比较熟悉他俩的水平，因为他们不止一次地陪总理打过。
　　开始比赛时高振普有些紧张，很少进攻，只是防守，第一局很快就被王甲芝吃掉了。这一输，高振普反倒不紧张了。第二局一开始，高振普依旧以守对攻，王甲芝要胜他一球需扣杀好几板，这样下来，王甲芝的体力就有些不支了。这时，有位观战的同志着急地喊道：“小高的战术是拼体力，王甲芝你别上当。”这一喊反而提醒了高振普，他索性以放高球和左右吊球的战术拿下了后两局。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场激烈而有趣的决赛。决赛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小高的技术没有王甲芝的高，他是用体力拼出来的，今天的奖品不能只有一份，应给他们二人都发奖。”说着，又让邓大姐拿出来一套小巧精致的酒具。
　　接下来，周恩来把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一个带有克里姆林宫图案的温度计发给高振普，作为第一名的奖品，而将那套酒具发给了王甲芝。
　　周恩来兴犹未尽，笑逐颜开地建议大家在乒乓球台上摆上了几盘杏仁、花生米，拿来了茅台酒，为这场愉快的乒乓球赛的圆满结束与大家同饮共乐。
　　周恩来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打球也达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扔下球拍就跑。但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他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挨个作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周恩来的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着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你们看，你们年纪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其中一位秘书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还有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事。”
　　有了周恩来这一精明巧妙的办法，以后类似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