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中山东路上的南京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起，并称中国三大博物馆。其前身，是1933年由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提议创建的中央博物馆筹备处。2018年6月，《环球人物》记者前往采访院长龚良时，南博正举办捷克画家穆夏的作品展，美丽的西方人物海报挂在上空，让南博典雅中更添一丝浪漫。
　　会客室里古香古色，主座正对面墙上最醒目的位置是南博的院徽。6条简洁的线条，勾画出南博如今的院馆构架。龚良在此担任“掌门人”已经超过12年了。在他的带领下，这座历史悠久的殿堂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焕发着新的活力。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后几年，蔡元培提倡创建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要打造一家仿照欧美的国家级现代博物馆。最初的构想是拟建人文、工艺、自然三大馆，1936年动工，由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时局动荡，到1948年4月开馆时，只建成了人文馆。新中国建立后，南博是全国重点博物馆，由国家拨款进行整修、新建，艺术馆于上世纪90年代落成开馆。
　　2006年龚良刚上任时，南京博物院就是这一院两馆的格局。“前辈们有很伟大的构想，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有一个定位，就是希望把南博做成一个跟故宫、国博、陕博等都不一样的博物馆——我们要做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这个定位源于我们庞大的藏品资源，既有宫廷文物，又有民间文物；既有全国性文物，又有地方文物；既有物质状态的文物，也有非物质状态的文物。”
　　南博文物的总量有40多万件，庞杂如海。从2006年到2009年，龔良都在做方案。最终，他决定保留历史馆，改造艺术馆，新建特展馆、民国馆、数字馆、非遗馆。
　　和前辈们相比，理念一脉相承。蔡元培先生当年的建院宗旨是：“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哪怕是在战乱动荡中，南博的学术人员也不惧艰险，考察古建、发掘古墓、钻研学术。如今，南博的6个研究所，仍然是一院六馆的支撑。
　　民国馆、非遗馆和数字馆，别说当年了，就是在现在，也显得别具一格。比如数字馆。“我们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要义，以江苏为例证，把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梳理为一个人的一生：石器时代是婴儿、唐宋是壮年……27个视频片段，配合一些实物进行展示。”民国馆是民国老街区的再现，非遗馆是活态展示，“这些不同类型的展馆、不同类型的展示方式，就是博物馆学所说的分众教育。成年人也好，儿童也好，你一定能找到至少一样自己喜欢的展览。”
　　年轻的时候，龚良曾参与发掘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那种探索神秘、理清文物之间关系的过程，在他看来就是追溯中华民族文明记忆的过程。“以前，大家觉得博物馆就是在橱窗里放文物的一个场所。2001年，国际博协将之定义为：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是人类发展的见证物。什么叫见证物？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品，而是一定记录着、能体现出一定的关系。”龚良说。
　　龚良喜欢让研究人员担任策展人，去寻找这种关系。“因为研究人员往往对这些文物最了解。”前不久，南京博物院举办养心殿文物展。这些藏品第一站在故宫展示、第二站在香港，来南京已经是第三站了。“我们策展人提出，如果单要看清宫文物，我们自己就有很多，怎么和人家做得不一样呢？后来发现，从雍正开始，清朝的很多大事都发生在养心殿，比如设立军机处、垂帘听政、清帝逊位等，最终，以养心殿为中心，围绕它用文物讲了10个故事，展览题目就叫走进养心殿。”
　　身在文博系统多年，龚良总在思考传统与现代，传统之美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所有的美好生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有交往空间的基础上。现代人的生活为什么开始不美？因为我们没有传统生活的那种空间。有空间才有评价体系。”
　　2006年，龚良刚接手院长工作时，正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喷涌发展的时刻。10年间，中国的博物馆数量翻了一番，面积翻了两番。龚良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他做过一个统计：“整个江苏，有298座国家认定的博物馆。但只有其中大概20%是公众喜爱的博物馆。也就是说，在博物馆发展的过程当中，不能再去追求数量，而是要追求质量；不要把钱更多地投到博物馆的新建上，而是应该把钱投到博物馆的品质提升上。”
　　文创、科技，这些时下热门的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龚良都大胆尝试着。
　　2016年世界博物馆日，南博的主题是“倾听一座博物馆”，将石器时代打击乐的声音、编钟的声音、清代钟表的整点报钟声等，通过电台，让公众听到；2018年，南博的主题是“舞动一座博物馆”，按照文物上的3个动作，请专家编排3套古典舞蹈，表演给公众，并在网上进行了直播。当天现场观众多达6000人，网络观众则有120万人。
　　“所有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如今，博物馆已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在向智慧博物馆迈进。”在龚良看来，博物馆已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展示与回顾，而是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