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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体”二字的概念从古代到近现代以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古代“文体”是指文章整体，而近现代以来却在很多时候被简化等同于为“体裁”，本文认为，近现代以来诗文界限的弥失、文类文体观念的淡退、个体文体观念的淡退、体用一如思维方式的淡退是中国古代“文体”含义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文体 体裁 观念 淡退
“文体”的概念在近现代以来不断被缩小，很多时候被等同于“体裁”。其实，在古人的观念中，“文体”是个非常立体性的概念，“文体”如同“人体”，乃是强调文章整体的风采，而不是单指文章体裁。这种现象极为严重，在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本文要探究关于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在近现代不断缩小的原因。
一.诗文界限的弥失
诗文界限的弥失造成作品在语言与形式上界限的弥失。鸦片战争以后，梁启超等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企图拯救民族危亡，他们认为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智愚钝：“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开启民智的先行条件就是要全民都能读书认字。但是中国文言文太难学了，古代文人几乎用一生的精力去学习文言文，这对于村夫野妇是不实际的，于是他们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文言文，主张文言合一，废弃百姓们读不懂、文人也要耗费毕生心血的文言文，采用简单明了、易学易懂的白话文，这样才能让民众学习更多的有用的科学知识。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干将更是积极号召推崇白话文，对古代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样式的种种限定进行突破，他们主张不再受诗歌中的韵律、对仗、平仄、字数等“脚镣”的束缚，要比较自由的表达情感，胡适在《谈新诗》中说：“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此时期倡导的诗体解放，以突破束缚为主，但并不完全摒弃与排斥艺术手法，如对韵律的要求：“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诗歌从此走上白话道路，诗与散文的界限逐渐弥失。在新时代以追求自由和个性为主导观念的洪流中，新诗朝向颠覆和摒弃一切旧有传统的诗体特征，从80年代起的新中国第二代诗人的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新潮流对诗体进行了彻底的瓦解，他们彻底的摒弃韵律、平仄、字数等一切格律要求，完全随着自我意识跳动而为诗，写作完全个人化，在他们手中，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入诗，没有什么形式不可以称为诗。完全打破了旧有的诗文界限。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新学子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几乎超出前辈的想象，他们对新诗的接受与认可几乎如洪水一般迅猛。我们不否认中国传统诗歌在新中国里仍然不乏爱好者甚至创作团体，但那毕竟只是很小很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它们对新时代的学子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诗乃是中国古代有韵之文的总称，包含了古代韵文的所有创作技巧，诗文界限的弥失造成作品在语言与形式上界限的淡退。
二.文类文体观念的淡退
古代在杂文学的概念中所形成的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文类文体，随着古代国家制度的消失而大量失去其在生活中的实际的社会功能意义，现代化专业分工的细腻使起草不同的专业文件有不同的专业人士处理，人们不需要像古代文人那样全盘掌握每种文类的实际意义。18世纪末以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兴盛起来，即纯以艺术审美为核心的纯文学理念，并在20世纪全面占领中国文学观念市场，从此，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学被呼之为“杂文学”，古代杂文学被分为应用型与纯文学两大类，纯文学观念在中国逐渐确立起来，实用性的应用文字被踢出文学领域，不再属于文学创作。“文学”二字從古代的各体文章之学缩小为纯美文学（现代学者一般只承认古代的诗赋两种类别比较典型符合现代西方文学理念，于是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于诗赋为相当繁盛，远胜其他各体。而对于其他各体的研究如政论文、散文等也是在古人的字句中竭力寻找符合纯文学理念的各种因素）。剩下纯文学的创作样式被囊括为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四种。明清以来，由于社会物质世俗生产与传播途径的进步，小说与戏曲成为市民娱乐消费，但二者长时期被列入低俗之流，不被士大夫以文学目之。近代以来，由于梁启超等学者认识到可利用小说、戏曲的广泛的传播力激发民众的救国热情，小说与戏曲才逐渐进入文学行列。特别是小说，以其故事情节的吸引力迅速成为最为流行、最受欢迎、最为有影响力的文学文体，而传统的文学正统诗赋，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气息日渐微弱，反而成为影响力较小的文学文体。在实际创作中，如前所述，由于白话文的兴起与诗文界限的弥失，这四种文学样式在语言表述与形式上的区别已经日趋模糊;近现代以来，作家们追求自我个性，他们似乎是有意识的甚至是故意的要对既成的体裁框架要素进行消解或融合，比如抒情性是诗歌的主要特征，第三代诗人如周伦佑等人却提出了“反抒情”主张并形成潮流;再如在近现代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小说，人物与情节本是小说的必备要素，而后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小说通过弱化情节与意识跳动的手段将其完全解构。同时，只要作家需要，不管是原来哪种文学样式的要素他都可以肆意毫无顾忌的用到他所需要的体裁中，如20世纪中期袁可嘉等九叶派诗人提出“新诗戏剧化”，就是将戏剧的分幕、对白、戏剧性等因素运用于诗歌中，90年代出现的叙述体诗歌就是将小说的叙述性因素融入到诗歌中，新生代的追求就是要破坏掉一切固有的条框。美国学者查尔斯·纽曼在其《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模式》一针见血第指出：“语言的碎裂和体裁的消亡是现代主义特有的陈言套语，其特征在于抗拒和以任何与形式的成规与定势化的行为相关的先在真理来进行分类。”这导致文类文体（体裁）观念在人们头脑中逐渐淡化并退却，吕周聚将此称为“无体裁写作”的“文体狂欢时代”。当作家群体进入了体裁的狂欢时代，广大的非作家群体日益趋向不创作，一代又一代学子们受到西方分类方法的影响，完全接受教科书中按照性质将文章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大类，将文学体裁分为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四大类，新的概括性极强的分类法迅速进入人们的观念中使多数人们不再细究其类别，对文类文体的细致的分法成为少数学者研究者的事情;在现代教育中，由于现代科学的分科与全球工业化的趋势，语言文学学科不仅只是众多专业之一，而且日益沦落为边缘学科，语文学科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作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失去了在古代那样的核心地位，现代教育并不注重文体界限，中小学试卷上作文部分基本上写的都是“文体不限”，这无法不导致人们的体裁观念的日趋淡化。 三.个体文体观念的淡退
在古代，由于文章乃是广大士子通向仕途之路的必要工具，士子们为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体文体而耗尽一生的心血，五四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西方专业分科教育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以及科学学术研究观念的转型，创作不再成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追求的事情，而只成为相关专业或相关职业人员的事情。大学里所设置的语言文学专业是以学术研究为核心事业的团体，这一庞大而又有力的团体进入学术研究，力求学术语言的科学性欲严肃性，不再追求个体文体，文体不再像古代那样成为精英们竞相追求的目标，创作成为少数职业作家以及爱好者的事情。在现代工业化的转型中，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角，人文科学的地位在不断消褪。文章创作，不再成为仕途的工具，甚至在90年代以前市场经济未兴起之前，职业作家贫困潦倒，基本生存都很难维持;市场经济兴起之后，职业作家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创作，创作日趋世俗化与市场化，陷于媚俗主义。文章失去了昔日作为权力话语的辉煌时代，结束了其作为士子进入上层社会的手段，是使知识分子阶层不再追求个体文体的根本动因。同时，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创作理念与欣赏创作理念的消退。在古代，文章写作不仅是仕途手段，还是人们生活交际或是娱乐手段，比如临别赠诗或是宴席行酒令等。其实，一直到近代到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由于文学救国论的影响，文学创作虽然没有仕途之利，但仍有其在政治上的实际意义，仍有大量文学作品出现，无论是出于自愿或非自愿，创作或欣赏创作尚仍是一种全民之举;文革之后，一方面文学急切的要摆脱政治干扰，要走纯美文学道路，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使人们没有时间去阅读;现代工业娱乐方式，转移与遮蔽了人们的阅读视线。文学不再成为全民之举，无论是创作意义还是欣赏意义都极大消退了。创作意义与欣赏意义的同时消退，使个体文体在国家社会生活层面上几乎失去了生存空间。
四.体用一如思维方式的淡退
由于中国特有的体用一如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古代形成了特有的以文类文体为体、以个体文体为用的体用一如的文体观念。也许从现代文学理论角度看来，今之所谓体裁大致对应古代的文类文体，今之所谓风格大致对应古代的个体文体，其实不然。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自有其与他国不同的思维方式，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思维方式，为他国所无。西方为逻辑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一切事物都可以像钟表一样拆成若干零件，一切事物都由原子、分子构成。而中国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强调事物的整体性，一只被砍下来的手就不是手了，它已经失去了手的功能，不能像钟表一样重新安装上。中国古代文体观亦如是。文类文体必然外顯为某个作家的个体文体，作家的个体文体也必须以文类文体为载体，前者不能脱离后者独立存在，后者也不能脱离前者而独立存活，体用一如文体观的特点就是强调它的整体性，不离不弃，如同手掌之有左右。中国在现代西方科学不断引入以后，学人们惊叹于、艳羡于西方科学知识的思辨性、逻辑性、严密性、探求世界的具体性、可操作性与实用性，中国传统以人文为主流的知识与价值系统霎时间大厦将倾。随着西方科学的传入与西方分科的教育体制的建立，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在西方科学理念下成长并完全接受西方逻辑分析式的思维方式，中国特有的体用一如思维方式反而消失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成为主潮;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基本被归纳为文、史、哲，并在新的实用主义的理念下退化为边缘学科而日益受到冷落;同时这三者还被赋予上现代分科理念而且一再细分，古代文学专业被纯文学的观念所套定，把属于事实层面的东西都归结于历史，把属于思想方面的东西归结于思想史或是哲学，在这种情况下，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不仅是消失了，而是很难再找到它能够滋生的土壤。
如上所述，由于近现代以来古代文类文体观念的淡退、个体文体观念的淡退与体用一如思维方式的淡退，使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从全民的观念里淡退，那曾经是古代士人皓首一生、孜孜以求的东西，在今昔变得是那么的遥远。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二）·〈沈氏音书序〉》，中华书局，1989年。
[2]胡适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
[3]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吕聚周：《现代中国文学沉思录》，齐鲁书社，2007年。
（作者介绍：吕红光，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关键词：文体 体裁 观念 淡退
“文体”的概念在近现代以来不断被缩小，很多时候被等同于“体裁”。其实，在古人的观念中，“文体”是个非常立体性的概念，“文体”如同“人体”，乃是强调文章整体的风采，而不是单指文章体裁。这种现象极为严重，在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本文要探究关于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在近现代不断缩小的原因。
一.诗文界限的弥失
诗文界限的弥失造成作品在语言与形式上界限的弥失。鸦片战争以后，梁启超等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企图拯救民族危亡，他们认为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智愚钝：“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开启民智的先行条件就是要全民都能读书认字。但是中国文言文太难学了，古代文人几乎用一生的精力去学习文言文，这对于村夫野妇是不实际的，于是他们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文言文，主张文言合一，废弃百姓们读不懂、文人也要耗费毕生心血的文言文，采用简单明了、易学易懂的白话文，这样才能让民众学习更多的有用的科学知识。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干将更是积极号召推崇白话文，对古代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样式的种种限定进行突破，他们主张不再受诗歌中的韵律、对仗、平仄、字数等“脚镣”的束缚，要比较自由的表达情感，胡适在《谈新诗》中说：“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此时期倡导的诗体解放，以突破束缚为主，但并不完全摒弃与排斥艺术手法，如对韵律的要求：“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诗歌从此走上白话道路，诗与散文的界限逐渐弥失。在新时代以追求自由和个性为主导观念的洪流中，新诗朝向颠覆和摒弃一切旧有传统的诗体特征，从80年代起的新中国第二代诗人的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新潮流对诗体进行了彻底的瓦解，他们彻底的摒弃韵律、平仄、字数等一切格律要求，完全随着自我意识跳动而为诗，写作完全个人化，在他们手中，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入诗，没有什么形式不可以称为诗。完全打破了旧有的诗文界限。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新学子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几乎超出前辈的想象，他们对新诗的接受与认可几乎如洪水一般迅猛。我们不否认中国传统诗歌在新中国里仍然不乏爱好者甚至创作团体，但那毕竟只是很小很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它们对新时代的学子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诗乃是中国古代有韵之文的总称，包含了古代韵文的所有创作技巧，诗文界限的弥失造成作品在语言与形式上界限的淡退。
二.文类文体观念的淡退
古代在杂文学的概念中所形成的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文类文体，随着古代国家制度的消失而大量失去其在生活中的实际的社会功能意义，现代化专业分工的细腻使起草不同的专业文件有不同的专业人士处理，人们不需要像古代文人那样全盘掌握每种文类的实际意义。18世纪末以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兴盛起来，即纯以艺术审美为核心的纯文学理念，并在20世纪全面占领中国文学观念市场，从此，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学被呼之为“杂文学”，古代杂文学被分为应用型与纯文学两大类，纯文学观念在中国逐渐确立起来，实用性的应用文字被踢出文学领域，不再属于文学创作。“文学”二字從古代的各体文章之学缩小为纯美文学（现代学者一般只承认古代的诗赋两种类别比较典型符合现代西方文学理念，于是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于诗赋为相当繁盛，远胜其他各体。而对于其他各体的研究如政论文、散文等也是在古人的字句中竭力寻找符合纯文学理念的各种因素）。剩下纯文学的创作样式被囊括为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四种。明清以来，由于社会物质世俗生产与传播途径的进步，小说与戏曲成为市民娱乐消费，但二者长时期被列入低俗之流，不被士大夫以文学目之。近代以来，由于梁启超等学者认识到可利用小说、戏曲的广泛的传播力激发民众的救国热情，小说与戏曲才逐渐进入文学行列。特别是小说，以其故事情节的吸引力迅速成为最为流行、最受欢迎、最为有影响力的文学文体，而传统的文学正统诗赋，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气息日渐微弱，反而成为影响力较小的文学文体。在实际创作中，如前所述，由于白话文的兴起与诗文界限的弥失，这四种文学样式在语言表述与形式上的区别已经日趋模糊;近现代以来，作家们追求自我个性，他们似乎是有意识的甚至是故意的要对既成的体裁框架要素进行消解或融合，比如抒情性是诗歌的主要特征，第三代诗人如周伦佑等人却提出了“反抒情”主张并形成潮流;再如在近现代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小说，人物与情节本是小说的必备要素，而后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小说通过弱化情节与意识跳动的手段将其完全解构。同时，只要作家需要，不管是原来哪种文学样式的要素他都可以肆意毫无顾忌的用到他所需要的体裁中，如20世纪中期袁可嘉等九叶派诗人提出“新诗戏剧化”，就是将戏剧的分幕、对白、戏剧性等因素运用于诗歌中，90年代出现的叙述体诗歌就是将小说的叙述性因素融入到诗歌中，新生代的追求就是要破坏掉一切固有的条框。美国学者查尔斯·纽曼在其《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模式》一针见血第指出：“语言的碎裂和体裁的消亡是现代主义特有的陈言套语，其特征在于抗拒和以任何与形式的成规与定势化的行为相关的先在真理来进行分类。”这导致文类文体（体裁）观念在人们头脑中逐渐淡化并退却，吕周聚将此称为“无体裁写作”的“文体狂欢时代”。当作家群体进入了体裁的狂欢时代，广大的非作家群体日益趋向不创作，一代又一代学子们受到西方分类方法的影响，完全接受教科书中按照性质将文章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大类，将文学体裁分为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四大类，新的概括性极强的分类法迅速进入人们的观念中使多数人们不再细究其类别，对文类文体的细致的分法成为少数学者研究者的事情;在现代教育中，由于现代科学的分科与全球工业化的趋势，语言文学学科不仅只是众多专业之一，而且日益沦落为边缘学科，语文学科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作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失去了在古代那样的核心地位，现代教育并不注重文体界限，中小学试卷上作文部分基本上写的都是“文体不限”，这无法不导致人们的体裁观念的日趋淡化。 三.个体文体观念的淡退
在古代，由于文章乃是广大士子通向仕途之路的必要工具，士子们为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体文体而耗尽一生的心血，五四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西方专业分科教育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以及科学学术研究观念的转型，创作不再成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追求的事情，而只成为相关专业或相关职业人员的事情。大学里所设置的语言文学专业是以学术研究为核心事业的团体，这一庞大而又有力的团体进入学术研究，力求学术语言的科学性欲严肃性，不再追求个体文体，文体不再像古代那样成为精英们竞相追求的目标，创作成为少数职业作家以及爱好者的事情。在现代工业化的转型中，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角，人文科学的地位在不断消褪。文章创作，不再成为仕途的工具，甚至在90年代以前市场经济未兴起之前，职业作家贫困潦倒，基本生存都很难维持;市场经济兴起之后，职业作家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创作，创作日趋世俗化与市场化，陷于媚俗主义。文章失去了昔日作为权力话语的辉煌时代，结束了其作为士子进入上层社会的手段，是使知识分子阶层不再追求个体文体的根本动因。同时，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创作理念与欣赏创作理念的消退。在古代，文章写作不仅是仕途手段，还是人们生活交际或是娱乐手段，比如临别赠诗或是宴席行酒令等。其实，一直到近代到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由于文学救国论的影响，文学创作虽然没有仕途之利，但仍有其在政治上的实际意义，仍有大量文学作品出现，无论是出于自愿或非自愿，创作或欣赏创作尚仍是一种全民之举;文革之后，一方面文学急切的要摆脱政治干扰，要走纯美文学道路，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使人们没有时间去阅读;现代工业娱乐方式，转移与遮蔽了人们的阅读视线。文学不再成为全民之举，无论是创作意义还是欣赏意义都极大消退了。创作意义与欣赏意义的同时消退，使个体文体在国家社会生活层面上几乎失去了生存空间。
四.体用一如思维方式的淡退
由于中国特有的体用一如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古代形成了特有的以文类文体为体、以个体文体为用的体用一如的文体观念。也许从现代文学理论角度看来，今之所谓体裁大致对应古代的文类文体，今之所谓风格大致对应古代的个体文体，其实不然。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自有其与他国不同的思维方式，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思维方式，为他国所无。西方为逻辑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一切事物都可以像钟表一样拆成若干零件，一切事物都由原子、分子构成。而中国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强调事物的整体性，一只被砍下来的手就不是手了，它已经失去了手的功能，不能像钟表一样重新安装上。中国古代文体观亦如是。文类文体必然外顯为某个作家的个体文体，作家的个体文体也必须以文类文体为载体，前者不能脱离后者独立存在，后者也不能脱离前者而独立存活，体用一如文体观的特点就是强调它的整体性，不离不弃，如同手掌之有左右。中国在现代西方科学不断引入以后，学人们惊叹于、艳羡于西方科学知识的思辨性、逻辑性、严密性、探求世界的具体性、可操作性与实用性，中国传统以人文为主流的知识与价值系统霎时间大厦将倾。随着西方科学的传入与西方分科的教育体制的建立，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在西方科学理念下成长并完全接受西方逻辑分析式的思维方式，中国特有的体用一如思维方式反而消失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成为主潮;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基本被归纳为文、史、哲，并在新的实用主义的理念下退化为边缘学科而日益受到冷落;同时这三者还被赋予上现代分科理念而且一再细分，古代文学专业被纯文学的观念所套定，把属于事实层面的东西都归结于历史，把属于思想方面的东西归结于思想史或是哲学，在这种情况下，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不仅是消失了，而是很难再找到它能够滋生的土壤。
如上所述，由于近现代以来古代文类文体观念的淡退、个体文体观念的淡退与体用一如思维方式的淡退，使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从全民的观念里淡退，那曾经是古代士人皓首一生、孜孜以求的东西，在今昔变得是那么的遥远。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二）·〈沈氏音书序〉》，中华书局，1989年。
[2]胡适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
[3]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吕聚周：《现代中国文学沉思录》，齐鲁书社，2007年。
（作者介绍：吕红光，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