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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拐”十三年，张宝艳和志愿者们以“宝贝回家”网站为圆心，沿着蛛丝马迹寻找到3338个走失、被拐儿童（截至5月28日）。 今年两会上，她关于“对人贩子实行终身追责”“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等议案再次引发热议。
“大姐”和“代表”
两会期间，“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宝艳随时在人大代表和“大姐”之间切换身份。
会场上，她要参与议案、讨论;会后的休息时间、用餐时间，甚至乘电梯时间，则用来“消灭”手机上的小红点。
尽管提前做了交待，两会期间如果没有要紧的事尽量不要找她，但未读消息还是一條接一条地涌到她的手机里。因循平日里的习惯，大家都称呼58岁的张宝艳“大姐”。
有家长来和她讨论今年的议案，也有家长说，好像发现了自家孩子的线索;有警察发来消息说，DNA比对有了新线索，希望志愿者核实……
“打拐”十三年，无数个寻子的家庭、寻家的孩子聚集在“宝贝回家”网站，他们分布在近千个QQ群、微信群、讨论组里，根据功能不同，这些群又被分成“寻家群（帮孩子找家）”“家寻群（帮家长找孩子）”“民政工作群”“接待群”“编辑部”等等，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也有不同的群，加上临时创建的讨论组，每当张宝艳和志愿者们的鼠标光标滑过电脑右下角的QQ、微信图标，便跳出长长一排未读消息。
从2018年起，张宝艳开始履职人大代表，她的议案大多围绕被拐儿童的权益，今年，她的议案中有两条继续关注这一群体：建议对人贩子实行终身追责、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
张宝艳说，目前对拐卖儿童犯罪最长的诉讼时效设定为20年，但在现实中，很多被拐儿童直到二三十岁才知道怎么去找家，往往因为过了诉讼时效无法追究、伤害无法补偿。
另一条“建议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议案也是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买入地，很多被拐的孩子来了之后，全村都知道他是买来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没有村干部去干预、去解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宝艳说，因此希望通过奖惩机制和考核机制，让这些基层干部敢担当敢作为。
“能找到一个就行”
现在，“宝贝回家”的规模和名气越来越大。不断有亲友或媒体追问张宝艳做这件事的初衷和契机，她把答案指向20世纪90年代。
当时，在银行工作的张宝艳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超越谋杀的罪恶》，讲述了几个家庭儿童被拐后，父母寻找的过程。那一年张宝艳的儿子4岁，她觉得“挺可怕”，总担心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没想到同一年，她的孩子在商场走丢了。当母亲告诉她时，张宝艳“头发都竖起来了，一边找一边哭”，直到晚上，父亲把孩子送回了家——发现找不到外婆后，孩子自己跑去社区活动室找到了外公。
虚惊一场过后，张宝艳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还会打电话去安慰丢子家长，很多人表示，此前他们从不知道“人贩子”的存在。
2007年，“宝贝回家”正式“出生”，起初只有张宝艳和爱人两个人打理网站，打电话给丢失孩子的家庭，劝说他们在网站登记信息。那时候他们没有什么野心，“能找到一个就行”。过程也确实坎坷，有人怀疑他们是骗子，有人说他们为了作秀，还有人认为他们肯定有所图。没别的办法，只能耐着性子解释，“长途加漫游”，电话费动不动就几百元。
那一年，张宝艳的儿子读高三。高考前，学校放了一周假，让考生们回家改善伙食。张宝艳夫妇忙着鼓捣网站的事，最后儿子抄起锅碗瓢盆，给他俩做了一星期饭。
一晃十三年。如今儿子已经毕业、工作，成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张宝艳夫妇依然没日没夜地鼓捣网站的事。
十三年里，志愿者队伍已有34万人。
“跟死神赛跑”
2007年“宝贝回家”网站刚刚创立的时候，“当时有人说我是为了骗钱，我就想，要是接受捐助了，人家一看果然是为了钱。所以有点自证清白，谁给钱我也不要。”张宝艳说。
但随着网站规模越来越大，办公室房租水电需要钱，宽带上网需要钱，志愿者培训需要钱，对困难家庭提供救助也需要钱。张宝艳自掏腰包支撑不住了，有人劝她：“你应该考虑的是怎么能持续发展，怎么帮更多孩子，你就算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
2009年“宝贝回家”开始接受社会捐助。
网站刚刚创建时，张宝艳想：能找到一个就行;通过网站找到第一个孩子后，她想，要是一年能找到一个就好了;愿望达成后，她又“变本加厉”：要是一个月能找到一个就好了;慢慢地，“欲望”越来越强烈，逐渐成了“要是一周能找到一个就好了”“要是一天能找到一个就好了”。
到2015年，这个“狮子大开口”的愿望实现了，那一年，“宝贝回家”帮助找回400多个走失、被拐儿童;到2019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02。
张宝艳和志愿者们都觉得，规模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高。但紧迫感也如影随形。
有孩子DNA比对成功当天得知，母亲在一天前去世了，计划里的认亲变成了送终。
“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丢失孩子的父母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很可能找到孩子时已经天人永隔了。”志愿者依依说，“大姐就经常和我们讲，我们就是跟死神赛跑。” （摘自《新京报》6.3）
“大姐”和“代表”
两会期间，“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宝艳随时在人大代表和“大姐”之间切换身份。
会场上，她要参与议案、讨论;会后的休息时间、用餐时间，甚至乘电梯时间，则用来“消灭”手机上的小红点。
尽管提前做了交待，两会期间如果没有要紧的事尽量不要找她，但未读消息还是一條接一条地涌到她的手机里。因循平日里的习惯，大家都称呼58岁的张宝艳“大姐”。
有家长来和她讨论今年的议案，也有家长说，好像发现了自家孩子的线索;有警察发来消息说，DNA比对有了新线索，希望志愿者核实……
“打拐”十三年，无数个寻子的家庭、寻家的孩子聚集在“宝贝回家”网站，他们分布在近千个QQ群、微信群、讨论组里，根据功能不同，这些群又被分成“寻家群（帮孩子找家）”“家寻群（帮家长找孩子）”“民政工作群”“接待群”“编辑部”等等，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也有不同的群，加上临时创建的讨论组，每当张宝艳和志愿者们的鼠标光标滑过电脑右下角的QQ、微信图标，便跳出长长一排未读消息。
从2018年起，张宝艳开始履职人大代表，她的议案大多围绕被拐儿童的权益，今年，她的议案中有两条继续关注这一群体：建议对人贩子实行终身追责、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
张宝艳说，目前对拐卖儿童犯罪最长的诉讼时效设定为20年，但在现实中，很多被拐儿童直到二三十岁才知道怎么去找家，往往因为过了诉讼时效无法追究、伤害无法补偿。
另一条“建议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议案也是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买入地，很多被拐的孩子来了之后，全村都知道他是买来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没有村干部去干预、去解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宝艳说，因此希望通过奖惩机制和考核机制，让这些基层干部敢担当敢作为。
“能找到一个就行”
现在，“宝贝回家”的规模和名气越来越大。不断有亲友或媒体追问张宝艳做这件事的初衷和契机，她把答案指向20世纪90年代。
当时，在银行工作的张宝艳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超越谋杀的罪恶》，讲述了几个家庭儿童被拐后，父母寻找的过程。那一年张宝艳的儿子4岁，她觉得“挺可怕”，总担心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没想到同一年，她的孩子在商场走丢了。当母亲告诉她时，张宝艳“头发都竖起来了，一边找一边哭”，直到晚上，父亲把孩子送回了家——发现找不到外婆后，孩子自己跑去社区活动室找到了外公。
虚惊一场过后，张宝艳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还会打电话去安慰丢子家长，很多人表示，此前他们从不知道“人贩子”的存在。
2007年，“宝贝回家”正式“出生”，起初只有张宝艳和爱人两个人打理网站，打电话给丢失孩子的家庭，劝说他们在网站登记信息。那时候他们没有什么野心，“能找到一个就行”。过程也确实坎坷，有人怀疑他们是骗子，有人说他们为了作秀，还有人认为他们肯定有所图。没别的办法，只能耐着性子解释，“长途加漫游”，电话费动不动就几百元。
那一年，张宝艳的儿子读高三。高考前，学校放了一周假，让考生们回家改善伙食。张宝艳夫妇忙着鼓捣网站的事，最后儿子抄起锅碗瓢盆，给他俩做了一星期饭。
一晃十三年。如今儿子已经毕业、工作，成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张宝艳夫妇依然没日没夜地鼓捣网站的事。
十三年里，志愿者队伍已有34万人。
“跟死神赛跑”
2007年“宝贝回家”网站刚刚创立的时候，“当时有人说我是为了骗钱，我就想，要是接受捐助了，人家一看果然是为了钱。所以有点自证清白，谁给钱我也不要。”张宝艳说。
但随着网站规模越来越大，办公室房租水电需要钱，宽带上网需要钱，志愿者培训需要钱，对困难家庭提供救助也需要钱。张宝艳自掏腰包支撑不住了，有人劝她：“你应该考虑的是怎么能持续发展，怎么帮更多孩子，你就算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
2009年“宝贝回家”开始接受社会捐助。
网站刚刚创建时，张宝艳想：能找到一个就行;通过网站找到第一个孩子后，她想，要是一年能找到一个就好了;愿望达成后，她又“变本加厉”：要是一个月能找到一个就好了;慢慢地，“欲望”越来越强烈，逐渐成了“要是一周能找到一个就好了”“要是一天能找到一个就好了”。
到2015年，这个“狮子大开口”的愿望实现了，那一年，“宝贝回家”帮助找回400多个走失、被拐儿童;到2019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02。
张宝艳和志愿者们都觉得，规模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高。但紧迫感也如影随形。
有孩子DNA比对成功当天得知，母亲在一天前去世了，计划里的认亲变成了送终。
“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丢失孩子的父母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很可能找到孩子时已经天人永隔了。”志愿者依依说，“大姐就经常和我们讲，我们就是跟死神赛跑。” （摘自《新京报》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