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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学院，我最先学会的是弹“哆”。因为这是第一个音，更因为要用第一根手指弹。按下琴键，“哆”勉强发出“哆——”的音。为了记住刚才的“哆”，我又一次按下琴键。“哆”好像有些慌张地发出“哆”音，然后注视着自己的名字经过的轨迹。我坐在声音彻底消失之后的地方，挺直小指，僵住不动。午后的阳光透过绿色的玻璃窗贴膜，浑浊地照射进来。寂静流过钢琴和初次触摸钢琴的我之间。我像是吐出一个慎重挑选的单词，低声地喃喃自语。哆……
手放在键盘上的方法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老师让我放松，做出轻轻抓握的手形。当时我不相信在不用力的情况下可以抓握某件东西，也不相信世界上会存在这样的事。我从早到晚用两只手指练习“哆来——哆来”。同时按下低音和高音，低音持续更久。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钢琴的琴键形状都一模一样。颜色或黑或白，又有相同的尺寸和质感。我常常忘记“哆”的位置。这个不是“来”，是“哆”。这个不是“咪”，是“发”。触摸琴键之前我无法确信。我要找的“哆”位于从左侧边缘开始的第24个琴键。每当我在琴键上迷路时，我就从1数到24。这样就找到了“哆”，然后我能做的就是再弹一下“哆”。我喜欢这个身躯庞大，性格内向的乐器发出的第一个声音，顽固而平静的“哆——”的震颤。庆幸的是，只要找到“哆”，弹“来”就容易多了。“来”就在“哆”旁边。“咪”在“来”旁边，“发”是“咪”的下一个。最重要的是找到“哆”。
练琴室的门上写着已故音乐家的名字。我坐在贝多芬室里练习“哆来——哆来”。我在李斯特室里弹奏“哆来来”，在亨德尔室里弹奏 “哆来咪发唆”。只用两根手指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用三根手指时扬扬得意地以为很简单。直到要用五根手指了，我才大呼太难了，学不会。我所在的小镇只有一家音乐学院。那里简单地教钢琴，教长笛，也教演讲。幸好没人报名学习小提琴或长笛。如果有人想学，院方首先就会劝阻。附近会拉小提琴的只有音乐学院院长的女儿。每当学校有才艺表演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身穿带翅膀的连衣裙弹奏连小学生都听不下去的小提琴曲。听着她蹩脚的演奏，我第一次产生了想要打人的冲动。我不知道为什么音乐学院要教演讲。演讲又不是音乐。不过，好像也有人在这里学演讲。有的是即将参加演讲比赛的学生，有的是因为性格内向而被父母拉来学习的孩子。我在练琴房里享受第一个音干净消失的感觉，别处常常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声。贝多芬耳朵聋、听不见，我却第二次产生了打人的冲动。总之，这是没有亨德尔的亨德尔室，没有李斯特的李斯特室。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练琴累了的时候，我就描画各个声音的表情。“来”是眼角斜视，“唆”是踮起脚跟。“咪”擅长装糊涂，“发”比“唆”低，好像更快活。我渐渐适应了这五个音，也理解了钢琴不是键盘本身发声，而是通过“打击”内部的什么东西来制造声音。同时我也明白，越是高音消失得越快，每个音都有自己的时间。不同的音符汇聚起来成为音乐，或许就是不同的时间相遇，从而导致某个事件的发生。
问题开始于“拉”。遇到“拉”之前，我就一直犯愁。五個手指弹奏五个音，这没有问题，也符合常识。当五个手指弹奏六个以上的音时，我就不知所措了，好像只懂五进制的文明人遇到了十二进制。我想遇到“拉”，却又觉得一旦和“拉”遭遇会有麻烦，所以我感到恐惧。我不喜欢困难，很多曲子就是用五声音阶谱成的。一辈子只弹五个音不行吗？学习“拉”那天，我屏住呼吸，注视着老师手上的动作。老师在我旁边弹了“哆”，和我弹的方式一样。老师弹了“来”，也和我一样。老师不出所料地弹了“咪”。我有些焦急。紧接着，老师弹下“发”的瞬间，感觉有什么东西掠过我的眼前。她没有用无名指弹奏，而是迅速把拇指移到“发”的位置，然后用第二根指弹了“唆”。其他的手指自然而然地触摸“拉”和“西”。哆来咪发唆拉西哆！完整的七音阶。我看着老师手上的动作，感叹似的喃喃自语。现在，我似乎知道音乐是什么了。
我不知道经营饺子馆的妈妈怎么会想到让我学钢琴。她不贪心，也不会强求什么。妈妈没有学问，常常对自己的教育选择没有信心。当时的妈妈是在追随某种“普通”的标准，就像去游乐园，去博览会，某个时期都流行着当时该做的事。回忆起来，小时候去博览会、去博物馆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送我参加博览会之后，妈妈会陪我去游乐园，这让我对妈妈心生感激。虽然这只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普通的童年程序，可是我会想起流露出无知的眼神，冲着时代潮流点头的妈妈，想起她带着包好的紫菜寿司踏上旅游车时疲惫的脸孔。偶尔我会想起我在旋转木马上面尖叫的时候，一手遮着脸躺在长椅上的妈妈。脱掉鞋子，小憩片刻的妈妈，她的面孔不正像“哆”一样低沉而宁静？我模仿妈妈的样子，躺在琴凳上。老师看着我，是不是像“拉”一样惊讶？那时我觉得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妈妈，请给我100块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却坐在没有亨德尔的亨德尔室里学音乐。妈妈像贝多芬一样披散着头发包饺子。恰好在那个时候，我们镇上开了家音乐学院，而妈妈的饺子生意也很红火。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学音乐。
妈妈给我买了钢琴。蓝色卡车从镇上掀起尘土飞驰而来，停在我家门前的时候，我记得妈妈特别开心。不是洗衣机，不是冰箱，竟然是钢琴。这让我莫名地以为我们家的生活质量顿时变得时尚起来。钢琴是用淡黄色的原木制成，看上去要比音乐学院的钢琴更好。原木上刻着优雅的藤蔓浮雕，金属踏板泛着淡淡的光泽，盖在键盘上的红色防尘罩的颜色又是那么煽情。单从色泽来说，就截然不同于我们家原有的家具了。唯一尴尬的是钢琴没有放在普通人家的客厅，而是放在饺子馆里。我们家的生活起居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进行。这个房子在白天属于客人，晚上才是我们家人铺上被子睡觉。钢琴放在我和姐姐住的小房间里。大卧室对着厨房，小卧室对着大厅。
整个下午，我就待在店里弹钢琴。我踩着具有强音效果的右踏板，装模作样地弹奏《少女的祈祷》和《水边的阿狄丽娜》。蒸笼里呼呼冒着热气，商贩和农夫们穿着沾满泥土的长靴在大厅里吧唧吧唧吃饺子。在这样的空间里，我的演奏会让人在吃完饺子后哭着离开饺子馆；虽然简单又好听，其实很土气，所以有人从门前经过时，我会感到脸红。如果遇到直性子的人，可能会掀翻饺子盘，大喊：“够了！”有一次，我弹完钢琴，听到有人鼓掌。转头看去，只见大厅里有个白人男子拍着手大喊“Wonderful”。我和外国人之间流过尴尬的沉默。我很惭愧，却还是羞涩地说，Thank you……面粉颗粒在阳光下纷纷飞舞，触摸键盘的手指下埋藏着白色的指纹。 我在学院里学习了大约两年。这期间我学完了两本《拜厄》，开始接触《车尔尼》和《哈农》。车尔尼，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从异国吹来的风，带给我不同于肥猪肉和甜萝卜的共鸣。与其说我想学车尔尼，不如说我想听到《车尔尼》这三个字。
生意结束后，妈妈躺在小卧室里听我弹钢琴。我跟随妈妈用脚打的拍子演奏《朱鹮》和《思念哥哥》。妈妈的脚在半空里打着拍子，袜子前尖浸透了洗碗水。那只脚就像妈妈飘浮在半空的内心一角。爸爸更擅长唱歌，然而想听我弹琴的常常是妈妈。爸爸负责送外卖。他把烤水饺、蒸饺和水饺送到小镇各处，经常多管闲事，开些无趣的玩笑。那时店里特别忙，可是经常找不到爸爸的人影，要么是送完外賣顺便跟人赌起了钱，要么就是在小商店门前玩娃娃机。有一次，爸爸整整一天没来饺子馆，妈妈为此大发雷霆。外卖订单全部取消。妈妈在蒸笼和电话间不停地穿梭。日落时分，爸爸悄悄打开店门，走到大厅，因为打不开卧室门而来回踱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喊出正在小卧室玩耍的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难得见到爸爸这么温柔，我们都很开心，乖乖地从小卧室里爬出来。爸爸把推拉门打开一半，开始唱歌。爸爸唱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爸爸低沉的嗓音在傍晚的小镇上空回荡。“故乡有多远，蔚蓝的天空，可是同一片天……”奇怪啊！爸爸的故乡明明就是这里，可是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凄凉，仿佛他还有另一个故乡。“白色洋槐花在风中飞舞……”三个探出门外的脑袋唱着同样的歌曲，卧室里阒寂无声。也许妈妈在想，早在很久以前，从她喜欢上这个歌声动听的男人时，她的不幸就开始了。
当时我九岁，弹琴的时间不如捣乱的时间多。每次听到玻璃哗啦啦破碎的声音或者姐姐的尖叫声，妈妈都会放下手中的饺子皮，飞快地跑过来揍我们一顿，再箭一般冲出去蒸饺子。妈妈总是很忙。孩子要快快地打，快快地长大，饺子要更快地蒸熟。妈妈的擀面杖打在我身上的时候，面粉扑簌簌地飞溅到四面八方。虽说我懂点儿音乐，可是面对毒打，我仍然只是张大嘴巴，发出“呜呜”的哭声。有一次谱架断了，便代替擀面杖打在我身上。稍微长大些之后，我不再“呜呜”地哭，而是“嘤嘤”啜泣。那时，我第一次觉得乐器好可怕。
音乐学院有很多钢琴弹得好的孩子，不过弹得不好的孩子更多。没有定期调音的钢琴全都患上了鼻窦炎。相框里的贝多芬和莫扎特坐在小学生们制造出的噪声中间，流露出无比厌倦的神情。孩子们懒懒散散，老师也是例行公事，我却觉得学钢琴很有意思。指关节下冒出的声音律动令人愉悦，内心深处荡漾着某种情感，促使我心生思念。这种感觉我也很喜欢。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要把钢琴弹“好”的念头。我只想适当地弹琴。妈妈彻底还清钢琴的分期付款的时候，我放弃了在学院里继续学习。当然，也不一定是这个原因。我没有厌倦，只是觉得学到这个程度就够了。我这么容易满足，可见也没什么才华。
吃着饺子馅儿长大的我，乳房开始漂亮地隆起，向全身发出奇怪的信息。我穿着75A的文胸上了中学。钢琴也不如以前弹得多了。我在不好不坏的水准之内挑选差不多的乐谱，弹奏流行歌曲，都是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歌曲。弹琴时，我总会记得使用踏板，让声音变得夸张。嗡嗡的振动声中有着某种梦幻感带给我的悲伤，还有对无法继续深入的车尔尼世界的不舍和思念。我没有继续接受培训，就这样上了高中。当我问及自己的前途，爸爸和妈妈面面相觑，好像出了什么差错。我们只能相信当时的“传言”，什么理科毕业容易找工作，什么女孩子做老师最好，什么与其上首尔的三流学校不如读地方的国立学校。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会表现得很严肃，仿佛得到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不过转头就忘了。我的月考成绩毫无规律，然而文胸的钩扣却在一格一格地放大。钢琴被遗忘在饺子馆的角落里，蒙上了灰尘。我不再弹钢琴。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背着行囊离开了家，手插在口袋里走过拥挤的人群，一个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房间，这条街道，这座市场和那间工厂，这条胡同和那条走廊，树荫下，汽车里，人们是不是偶尔也会发出“哆——哆——”的声音。每个人出生时会不会带着属于自己的音节，一个可以不由自主、毫无来由就会发出的音节。小时候我学了点儿音乐，知道了这种声音的名字，因此我或多或少地欠下时代潮流一笔债。
饺子馆里进了些萝卜干。萝卜干泡水之后，妈妈再用粗布包起来，放进“脱水机”里旋转，就是只有脱水功能的苗条的金星牌甩干机。甩干机的水管很长，从库房连到厨房下水口。每隔两三天，妈妈去库房转一次甩干机。只要妈妈进库房，水管里就会涌出大量的水。我还以为那就是哭声发出的房间。懂事之后，我知道自己理解错了。然而几年后，妈妈真的在库房里抱着膝盖哭泣。那是我去首尔之前，高三的寒假。妈妈和往常一样正在挤压萝卜干，电话铃响了，她去了厨房。妈妈好像对着话筒解释和恳求什么。我在卫生间里看到了这一幕。中午的生意刚刚结束，饺子馆里只听得见甩干机的轻微震动声。妈妈又回到库房，蹲在甩干机旁，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爸爸去雪岳山赏枫叶了，姐姐写了休学申请。望着水从通向黑暗的水管里流出，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家完了。
那段时间我考上了首尔的大学，四年制的计算机系本科。关于计算机，我也只是会打字，但是我心里怀着茫然的期待，觉得毕业后或许能找到好工作。当时，我的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这样上的大学——茫然地考上国语系，茫然地去了私立大学；带着茫然的自卑感或优越感毕业，上大学。尽管我们通常不是根据“专长”，而是根据“成绩”填报志愿。我们大都不知道什么是人生规划，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年长我两岁的姐姐在首尔某专科大学学习“口腔技工”，主要学习假牙的制作技术。姐姐说，直到填报志愿的前一天，她都没想过要一辈子为别人做牙齿模型。很长一段时间，我连自己考上大学的消息都没来得及说，只是练习迎新会上演唱的歌曲。
妈妈决定在贴封条之前变卖值钱的物品。爸爸和我点头，努力寻找值钱的东西。不过十分钟，我们就发现家里能够卖上价钱的只有钢琴，而且也只能卖上80万韩元。妈妈想了想，决定不卖钢琴。我摆摆手说，如果是因为我，那大可不必。我已经很久不弹琴了，而且真的没有任何留恋。钢琴上的玩偶睁着圆圆的眼睛。那都是爸爸从娃娃机里抓来的。经过深思熟虑，妈妈还是决定先把钢琴留下。 “怎么留下？”
妈妈慢慢地开口了，她说我可以把钢琴带到首尔。
“……”
“那是半地下啊，妈妈。”
妈妈不可能不知道。我继续劝说妈妈卖掉钢琴。其实对我们来说，钢琴已经毫无用处了。妈妈好像把钢琴当成了某种纪念碑，说不定情况会好转呢，所以……说到这里就含糊了。最后我不得不带着钢琴去首尔。我离家那天，爸爸把摩托车的减震调到最大幅度，一边在路上飞驰一边哭泣。车速达到最快的时候，爸爸抬起前轮哽咽着说，孩子们，千万不要给人做担保！爸爸在塑料大棚旁边点头哈腰地被开了罚单。罚单如数送到在饺子馆干活的妈妈手里。
姐姐很不情愿的樣子，趁着舅舅抽烟的工夫，我努力解释清楚。我以为妈妈都告诉姐姐了，没想到姐姐什么都不知道。她郁闷地说：
“这里，是半地下。”
我小声回答：
“我也知道的。”
我们坐在卡车前面，抬头看着钢琴。钢琴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自始至终保持着体面，优雅而淡定地站在那里。舅舅的卡车挡在路中间。我们急忙戴上棉手套。舅舅抓住钢琴一角，我和姐姐抓住另一角。舅舅发出信号。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猛然抬起了钢琴。20世纪80年代产的钢琴在世纪末的城市上空短暂地飞翔。那个场面太美了。我几乎要赞叹出声。我们一步步挪动。双腿瑟瑟发抖，身体直冒冷汗。人们对我们指指点点。一辆轿车在后面鸣笛，似乎在催我们让路。不一会儿，住在二楼的房东穿着运动服走了下来。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圆滚滚的身材，看长相是那种按部就班做晨练的人。他站在门前哑然失色，似乎很难相信眼前的一幕。我托着钢琴，尴尬地点头微笑。姐姐也用眼神向男人问好。钢琴慢慢地把头探到又窄又陡的楼梯下面。不是洗衣机，不是冰箱，竟然是钢琴。我们的尴尬又多了三分。突然，咣的一声！可能是舅舅没抓住，钢琴唧里咣当地滚下楼梯。我和姐姐急忙抓住钢琴的腿。在嗡嗡的共鸣中，发出多个同时在乐器里重叠的声音。钢琴上面的藤蔓图案在摇摆，像坏掉的弹簧，好像是撞掉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以为的浮雕其实是用胶水粘上去的图案。我们看了看舅舅的脸色。舅舅做个手势，示意没关系，然后继续下楼。我并不担心舅舅受伤，也不担心钢琴的状态。相比之下，那个“咣——”的声音，回荡在我初到的城市里，这个真实、巨大而露骨的声音让我红了脸。房东明显看不惯，却又很无奈，轮番打量着姐姐、我、钢琴和舅舅，最后又去看钢琴。
“同学。”
房东叫住姐姐，姐姐麻利地上楼。我看到姐姐在出口方向，方形的阳光下努力解释着什么。姐姐同时向轿车司机寻求谅解。最后我们多付了管理费，并以绝对不弹钢琴为条件打发走了房东。房东转身离开时又说，既然不打算弹，为什么要带来呢？
那天晚饭我们吃的是饺子。妈妈放在冰桶里带给我们的。热腾腾的饺子滑入食道，姐姐说，终于感觉身体安定下来了。她说每咽下一个饺子，感觉都像是在吞咽妈妈。我用双手掰开一个大饺子。粉丝、韭菜、豆腐和猪肉做成的馅儿像爆竹似的弹出来，吐出白茫茫的热气。突然，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二十多岁的姐姐和我，我们的肉体会不会是用妈妈卖过的几千个饺子做成的呢？
“可是爸爸，为什么会那样呢？”
姐姐喝了口雪碧，问道。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简单做了回答。爸爸的朋友要开自助烤肉店，贷款时请求爸爸做担保。从几年前开始，小镇周边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工厂。爸爸的朋友自信地说，只要这些人在我这里聚餐一两次，盈利就不成问题。那段时间，爸爸的前辈也开了一家练歌房。他的说法是，人们聚餐的时候，难道吃完烤肉就回家吗？爸爸做了双重担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工厂接二连三地关门，自助烤肉店倒闭了，练歌房也摘了牌子。担保，担保的担保，担保的担保的担保，犹如多米诺骨牌似的坍塌，一环扣一环，最终停在饺子馆前。整个小镇都彼此欠债，可是这笔债就像谁也不曾碰过的幽灵。姐姐吮着筷子问道：
“那是谁的错呢？”
我说不知道，只感觉这像某种极度透明的不幸。我又补充说，让人感觉不真实。就好像我从明天开始就要出去打工，忍受巨大的疲劳，现在却无法想象多米诺骨牌的尽头，也不能埋怨什么。
“姐姐，你为什么休学？”
姐姐望着气泡渐渐消失的雪碧，说道：
“家里的情况在那儿摆着，我也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
我对于这种情况下还在考虑“专长”的姐姐感到失望。我希望有人快点儿找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姐姐说她后悔因为听说好找工作而匆忙填报志愿，后悔没能考虑好自己的天分以及职业环境。学习室发生煤气爆炸事故后，她就开始感到恐惧，腰间盘和咳嗽也让她受了很多苦。我对姐姐心生歉疚。
“我听学校里的前辈们说，现在划分阶层的不是房子和汽车，而是皮肤和牙齿。”
“真的吗？”我反问。不过转念一想，似乎也有道理。
“不过，是不是有点儿恶心啊？牙齿代表阶层。”
我怔怔地在脑海里想象着上等牛在市场上张大嘴巴的情景。
“自从听到这个说法以后，我会不由自主地看别人的牙齿。一方面是专业的原因，还有就是明星艺人的牙齿都洁白整齐，所以我误以为这就是普通的标准。”
我摇了摇头，“完全整齐”的牙齿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吧。姐姐说起了她的男朋友。因为年龄差距太大，直到他们分手，妈妈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几天前那人喝得酩酊大醉，来找姐姐。他们彼此的情分没有断，心里应该很痛苦。姐姐一开门，他就跌倒在地了。
“然后呢？”
“我帮他脱掉鞋子，想把他挪进房间，可是他一动也不动。我只好蹲在他面前。突然，我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到他的脸上，掰开他的嘴唇。我在观察他的牙齿。”
“牙齿？”
“嗯，我讨厌自己的做法，也很抱歉，可是我真的想看看他的牙齿。我认识他两年多了，还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观察他呢。从张开的嘴唇间，可以看到十几颗小小的牙齿，黄色，不整齐，又小又旧的牙齿。” 我盯着姐姐的脸。
“我蹲在他面前，盯着他三十年来嚼东西用的牙齿。那个瞬间，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悲伤。”
“失望吗？”
“不是。”
姐姐迟疑着，像是在选择合适的说法。
“有时候在学校做假牙，我会觉得人和动物真的没有区别。那天，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拥抱的不是恋人，而是和自己最亲近的动物。”
“……”
我们铺开被子躺下。地板上的空间勉强容得下两个人。电吹风、收音机和电熨斗等杂物摆到了钢琴上。房间像个二手店。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地上的路像电线一样长长地铺开。每当行人的脚后跟碰触地面，路面就会轻轻颤抖，像落下的鸟儿突然飞走。猛然间，我觉得自己的天空还不如别人的天花板高。我翻了个身，小声对姐姐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这里，不像首尔。”
姐姐睡意沉沉地回答：
“首尔都这样，你知道的首尔只是其中几个地方。”
姐姐很快就睡着了。我平躺在城市的地下。汽车灯光朦朦胧胧地映在窗户上，钢琴的影子在我头上忽隐忽现。我不时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牙齿，迷迷糊糊睡着了。
姐姐的电脑是妈妈送的大学入学礼物。她跟随同班同学去龙山买组装电脑。朋友和电子商家职员说了些类似暗号的话，最后让姐姐挑选主机外壳。店铺角落里堆放着各种外壳。姐姐腼腆地伸手指了指。那是个外表简陋，像战斗机器人的盔甲一样闪闪发光的外壳。朋友惊讶地问，女孩子为什么选这种？姐姐红着脸回答说，这个最有二十一世纪的感觉……姐姐和最有二十一世纪感觉的电脑一起住在半地下。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二十一世纪是个多么“苗条”的东西，它鼓溜溜地占据了房间一角。
我开始打工了，工作是和印刷厂合作，制作辅导教材和试卷。起先我想到咖啡厅或酒吧做服务生。根据刚满二十岁的我的常识，所谓打工无非就是这些。不过对于招聘广告中提到的“外貌俊秀”，我没能理解真正的含义。我是那种“可爱型”，不知算不算得上俊秀。我就去跳蚤市场找别的工作。在无缘无故给很多钱的地方和给钱少到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方之间，有个地方每张A4纸给1500元。我不知道这算多还是算少，只是觉得我可以操作好word。
姐姐在准备专升本考试。姐姐说她想读四年制本科的英文系，一边学语言，一边工作。不是“复读”，不是“转学”，而是“专升本”，我觉得这个词给人某种奇妙的贫困感。姐姐教训我说，只要会说英语，就业机会就会很多很多，你知道吗？姐姐说的“只要会说英语，就业机会就会很多”，我大概是在二十多岁以后才明白。姐姐拿回一大摞习题集，又是背单词，又是听磁带。我疯狂打字的时候，姐姐把习题集放在钢琴上，叽里咕噜地说着外国语。每个夜晚，在透出微弱灯光的半地下室，敲打键盘的声音和背英语单词的声音从未停息。有一天，姐姐不可理喻地扔掉圆珠笔，大声嚷道：
“哎呀，‘未来’怎么会‘完成’呢？”
我贴完地层断面图，趴在键盘上喊道：
“啊！我最讨厌的是科学！”
初夏。雨停停歇歇，断断续续地下着。窗外，人行道上的雨滴画出许多圆圈，优美地漂浮在我的头顶。雨，仿佛不是从天上，而是从屋顶降落。我把葡萄干塞进口中，望着窗外。葡萄干是我最爱吃的零食。吃着葡萄干，就像在咀嚼又黑又干的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姐姐在繁华街区的连锁餐厅里当收银员。每天凌晨，姐姐都要扛着一袋子的困倦去辅导班，周末则用双腿夹着困倦袋子睡得又深又长。她经常和前男友通电话，前男友好像还哭哭啼啼地到家门前来找过姐姐。偶尔会下雨，断断续续。我坐在电视前看天气预报。姐姐不在家的时候，我打扫卫生，做些简单的小菜，用据说含有阳光粒子的合成洗涤剂洗衣服。电视里说雨季马上要来了。我买来塑料筒装的除湿剂，放在橱柜、衣柜和鞋柜里。手里有些积蓄，小小的灾难还是可以应付的。
我想快点儿上学。一学期的学费攒得差不多了。我也想和人交流，感受“疲劳”和“紧张”。穿着紧张的衣服，做出紧张的表情，在意别人的评价，热爱、吹捧、玩笑、诬陷，我也想试着做个有心计或有政治性的人。有人觉得我可能是好人，有人觉得我可能是坏人，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包围着我的只有家用电器。我不想表现给冰箱看，也不想诬陷电饭锅。我不知道领到第一笔工资后该和谁见面，该怎样花这笔钱，为此我惊慌失措。我不能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着谁也不知道的工作，不能这样到老死去。我觉得我不能像每天扛着椅子上学的孩子那样做零工。偶尔我会梦见自己的手指变得像树枝一样细长，变成只有手指得以进化的人肉打字手，不停地敲打着“请从下列选项中选出正确的一项”。然后我拿着一大堆试卷去了印刷厂，可是印刷厂的人让我完成所有的试卷。我嚼着葡萄干，安慰自己说秋天就快来了。等到八月我得去东大门买衣服，跟姐姐学化妆，一定找个需要出门的工作。正如“哆”之后会有“来”，夏天过去了秋天一定会来。季节缓慢走过，我们的青春太过明亮，明亮得近乎苍白。
房间里湿漉漉的。打了一会儿字，我环顾四周，因为潮湿而皱巴巴的空气像海带一样飘忽。壁纸上接二连三地生出霉点。钢琴后面的壁纸尤其严重。仿佛只要按下琴键，霉点就会像声音的波动般飞起，把孢子分散到各个角落。我担心这样下去钢琴会不会腐烂。我用干抹布擦了几次，还是无济于事。我只能撕下几张日历，贴在钢琴后面，然后立刻冒出检查琴键的念头。毕竟是从镇上背到这里来的，这么坏掉就太委屈了。有一天，我下定决心坐到钢琴前，双手打开琴盖，熟悉的重量感傳递到手指——这是我了解的重量感。紧接着，八十八个干净的琴键进入视野。乐器有乐器特有的安静。我把手指放在琴键上，放松手腕，做出轻握的手形。凉爽光滑的感觉蔓延开来。只要稍微用力，就能发出我想要的声音。外面传来施工的声音。几天前房东家里开始装修。我突然很想弹钢琴。这是搬家以来第一次有这种冲动。这个念头一旦产生，无法抑制的情绪从心底油然而生。一个音没事吧？声音很快就消失了，谁都不会知道。我鼓起勇气，手指用力。 “哆——”
“哆”像关在房间里的飞蛾，划出长线飘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美。内心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轻轻荡漾，渐渐平息。“哆——”持续的时间比想象中更长。我闭上眼睛，享受着一个声音彻底消失的感觉。外面传来敲门声。咚咚咚咚，用拳头，敲四下。我急忙合上钢琴盖子。咚咚声再次响起。开门一看，是房东一家。身穿运动服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并排站在那里。男孩长得像爸爸，女孩像妈妈。大概是从外面吃饭回来，他们嘴里都叼着牙签。男人开口说道：
“同学，刚才是不是弹钢琴了？”
我一臉无辜地说：
“没有啊。”
房东摇着头问道：
“好像是弹了啊……”
我再次否认。房东男人面露怀疑，听我说到发霉的事，他说地下本来就这样，然后急忙上楼去了。我回到房间，靠坐在钢琴旁，无意中打开手机，手机的每个数字都有固定的声音，可以进行简单的演奏。1是哆，2是来，高音可以同时按星号或零。我摸索着按下数字键。咪，唆咪，来哆西哆发，咪，唆咪，来哆西哆，来来来，咪……本来就这样，这样的说法让我感到莫名的讨厌。
傍晚开始下起了暴雨。姐姐说要晚些回来。下班时间已经过了，也许她还没完成结算。姐姐先要从头到尾看一遍账单，哪里对不上，就要敲打计算器重新计算。同样的工作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看来要熬通宵了。我吃着拉面饺子，看连续剧。音量已经放到最大了，还是听不见演员说话。手里握着遥控器，我感觉摸到了什么湿乎乎的东西，盯着掌心看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是雨水。我猛地站起来。水从玄关门漏进来。掺杂着大量异物的黑色雨滴弄脏了壁纸，沿着窗户流下来。墙壁就像流着黑色眼泪的人脸。我慌忙给姐姐打电话。姐姐很长时间才接起电话。她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平静，姐姐说这种事已经不止一次了，拿抹布擦擦就行，说完就挂了电话，好像很忙的样子。听姐姐说完，我有点儿失落，不过也放心下来。我呆呆地站着，脱掉袜子，绾起裤腿儿，把玄关门前的鞋子全部收进鞋柜，拔掉电脑和电视等家用电器的电源，在钢琴四周严严实实地围上几条干毛巾，再拿抹布擦掉地板上的水就可以了。我用抹布擦地，再把抹布拧干，再擦，这几个动作反复进行。脏水倒进马桶，用干毛巾擦掉水分。按顺序做下来，真像姐姐说的那样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点儿感觉自己长大了。收拾一通之后，我松了口气，挺起腰来，轻松地打量四周。刚刚擦干的地方又积了雨水，比刚才更多。我大惊失色，给姐姐打电话。
“姐姐。”
姐姐似乎在看周围人的脸色，小声回答说：
“怎么了？”
我哽咽着说：
“漏雨了。”
姐姐叹息着说：
“知道了，刚才你不是告诉过我了吗？”
我像小孩子似的啜泣起来。
“嗯，雨水不停地漏进来。”
姐姐轻声安慰，说她很快就回来，让我先坚持一会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
姐姐说不知道。她只是反复说着一会儿就回来。我挂断电话，用手背抹了把眼泪。水已经没过了脚背。雨水散发出刺鼻又腥臭的城市味道。我想过向房东寻求帮助，可是天太晚了。无论如何，我还是重新开始干活吧。首先，我束好电脑线，放在抽屉柜上面，然后用垃圾铲清理雨水。水沿着台阶和窗户流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我放下垃圾铲，用水舀子取代。我的手在机械地移动，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雨水流遍了全身。外面雷声阵阵。我觉得自己在做鲁莽的事情，无法打起精神，可是又不能什么都不做。房间里传来手机铃声，我急忙跑过去，打开手机盖。
“姐姐？”
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
“是爸爸。”
我不知所措。爸爸很少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回答说：
“哦？哦……”
爸爸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想了想说，还算凑合吧。不善言辞的爸爸每次打电话都只问同样的问题，下一句恐怕会是“吃晚饭了吗”。
“吃晚饭了吗？”
我说吃了。爸爸沉默片刻，又问吃的什么？我敷衍着回答之后，就陷入了沉默。爸爸问我工作做得怎么样，姐姐过得好不好，什么时候回家。我略显尴尬，恭恭敬敬地回答了爸爸的问题。沉默。需要有人尽快说再见，或者抛出新的话题。爸爸先开口了。他提到了钱。虽然没有直接要求帮忙，可就是要求帮忙的意思。我静静地听着爸爸说话。金额和我的学费差不多。我在地板上蹭着沾了雨水的脚，跟爸爸说，我会想想办法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世界充斥着雨声。我拿着水舀子，呆呆地站着，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跑到门口，开心地喊道：
“姐姐吗？”
一个影子忽地掠过。一个神情恐怖的男人。我摔了个屁股蹲儿，手背上沾满雨水。男人目光游离地看着我。我颤抖着说，你是谁？暴雨，欠债，还有可能被抢劫。我的人生怎么会这样？想想就觉得委屈。正在这时，男人瞪了我一眼，朝着鞋柜倒了下去。一边往鞋柜上蹭自己的脸，男人一边自言自语。
“美英……”
姐姐的名字。我猜到了，他可能是姐姐的前男友。他个子不高，长着乖巧的脸。仔细一看，还有点儿可爱。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用指尖碰了碰他的肩膀。男人没有发出“哆——”音，而是吧唧着嘴巴翻过身去。
“喂。”
男人一动不动。我继续呼唤。
“喂。”
男人瞪大眼睛，傻傻地盯着我，好像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是谁。
“你不能这样躺在这里，快起来。”
男人被雨水淋透了全身。他点了点头，又闭上眼睛。我想把他挪走，可到处都是水，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要不就别管他？”
他躺在门口，我就没法舀水。想给姐姐打电话，转念又想到刚才姐姐察言观色，不敢大声说话的样子。姐姐都说很快回来了，她回来就会有办法，我还是先把这个男人挪走吧。我看了看四周，钢琴凳进入视野。只要房间里不灌满雨水，那上面就应该是安全的。我把他扶起来。男人像八爪鱼似的摇摇摆摆。他的胳膊放在我肩头，一步步地挪动。男人倒地，昏厥，瘫倒。
“大叔！”
男人感觉到地上的凉意，身体抖了几下，又打起了呼噜。
“喂！”
“哆——”
“哆”发出长音，在房间里飞舞。我按了“来”。
“来——”
男人扭动身体，躺着的身体又变成了镰刀状。我开始放松地弹钢琴。指尖冒出的音符也都湿漉漉的。
“唆……咪……哆来……咪发唆拉唆……”吃水的踏板冒出湿漉漉的气泡。声音缓缓升起，交融，消失。
“咪咪……唆……哆拉……唆……”
男人的身体像饺子似的热气腾腾。雨时强时弱。我在黑雨荡漾的半地下室里弹钢琴。他的脚踝泡在水里，不知做了什么梦，脸上带着笑容。
责任编辑 李嘉平
手放在键盘上的方法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老师让我放松，做出轻轻抓握的手形。当时我不相信在不用力的情况下可以抓握某件东西，也不相信世界上会存在这样的事。我从早到晚用两只手指练习“哆来——哆来”。同时按下低音和高音，低音持续更久。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钢琴的琴键形状都一模一样。颜色或黑或白，又有相同的尺寸和质感。我常常忘记“哆”的位置。这个不是“来”，是“哆”。这个不是“咪”，是“发”。触摸琴键之前我无法确信。我要找的“哆”位于从左侧边缘开始的第24个琴键。每当我在琴键上迷路时，我就从1数到24。这样就找到了“哆”，然后我能做的就是再弹一下“哆”。我喜欢这个身躯庞大，性格内向的乐器发出的第一个声音，顽固而平静的“哆——”的震颤。庆幸的是，只要找到“哆”，弹“来”就容易多了。“来”就在“哆”旁边。“咪”在“来”旁边，“发”是“咪”的下一个。最重要的是找到“哆”。
练琴室的门上写着已故音乐家的名字。我坐在贝多芬室里练习“哆来——哆来”。我在李斯特室里弹奏“哆来来”，在亨德尔室里弹奏 “哆来咪发唆”。只用两根手指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用三根手指时扬扬得意地以为很简单。直到要用五根手指了，我才大呼太难了，学不会。我所在的小镇只有一家音乐学院。那里简单地教钢琴，教长笛，也教演讲。幸好没人报名学习小提琴或长笛。如果有人想学，院方首先就会劝阻。附近会拉小提琴的只有音乐学院院长的女儿。每当学校有才艺表演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身穿带翅膀的连衣裙弹奏连小学生都听不下去的小提琴曲。听着她蹩脚的演奏，我第一次产生了想要打人的冲动。我不知道为什么音乐学院要教演讲。演讲又不是音乐。不过，好像也有人在这里学演讲。有的是即将参加演讲比赛的学生，有的是因为性格内向而被父母拉来学习的孩子。我在练琴房里享受第一个音干净消失的感觉，别处常常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声。贝多芬耳朵聋、听不见，我却第二次产生了打人的冲动。总之，这是没有亨德尔的亨德尔室，没有李斯特的李斯特室。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练琴累了的时候，我就描画各个声音的表情。“来”是眼角斜视，“唆”是踮起脚跟。“咪”擅长装糊涂，“发”比“唆”低，好像更快活。我渐渐适应了这五个音，也理解了钢琴不是键盘本身发声，而是通过“打击”内部的什么东西来制造声音。同时我也明白，越是高音消失得越快，每个音都有自己的时间。不同的音符汇聚起来成为音乐，或许就是不同的时间相遇，从而导致某个事件的发生。
问题开始于“拉”。遇到“拉”之前，我就一直犯愁。五個手指弹奏五个音，这没有问题，也符合常识。当五个手指弹奏六个以上的音时，我就不知所措了，好像只懂五进制的文明人遇到了十二进制。我想遇到“拉”，却又觉得一旦和“拉”遭遇会有麻烦，所以我感到恐惧。我不喜欢困难，很多曲子就是用五声音阶谱成的。一辈子只弹五个音不行吗？学习“拉”那天，我屏住呼吸，注视着老师手上的动作。老师在我旁边弹了“哆”，和我弹的方式一样。老师弹了“来”，也和我一样。老师不出所料地弹了“咪”。我有些焦急。紧接着，老师弹下“发”的瞬间，感觉有什么东西掠过我的眼前。她没有用无名指弹奏，而是迅速把拇指移到“发”的位置，然后用第二根指弹了“唆”。其他的手指自然而然地触摸“拉”和“西”。哆来咪发唆拉西哆！完整的七音阶。我看着老师手上的动作，感叹似的喃喃自语。现在，我似乎知道音乐是什么了。
我不知道经营饺子馆的妈妈怎么会想到让我学钢琴。她不贪心，也不会强求什么。妈妈没有学问，常常对自己的教育选择没有信心。当时的妈妈是在追随某种“普通”的标准，就像去游乐园，去博览会，某个时期都流行着当时该做的事。回忆起来，小时候去博览会、去博物馆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送我参加博览会之后，妈妈会陪我去游乐园，这让我对妈妈心生感激。虽然这只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普通的童年程序，可是我会想起流露出无知的眼神，冲着时代潮流点头的妈妈，想起她带着包好的紫菜寿司踏上旅游车时疲惫的脸孔。偶尔我会想起我在旋转木马上面尖叫的时候，一手遮着脸躺在长椅上的妈妈。脱掉鞋子，小憩片刻的妈妈，她的面孔不正像“哆”一样低沉而宁静？我模仿妈妈的样子，躺在琴凳上。老师看着我，是不是像“拉”一样惊讶？那时我觉得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妈妈，请给我100块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却坐在没有亨德尔的亨德尔室里学音乐。妈妈像贝多芬一样披散着头发包饺子。恰好在那个时候，我们镇上开了家音乐学院，而妈妈的饺子生意也很红火。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学音乐。
妈妈给我买了钢琴。蓝色卡车从镇上掀起尘土飞驰而来，停在我家门前的时候，我记得妈妈特别开心。不是洗衣机，不是冰箱，竟然是钢琴。这让我莫名地以为我们家的生活质量顿时变得时尚起来。钢琴是用淡黄色的原木制成，看上去要比音乐学院的钢琴更好。原木上刻着优雅的藤蔓浮雕，金属踏板泛着淡淡的光泽，盖在键盘上的红色防尘罩的颜色又是那么煽情。单从色泽来说，就截然不同于我们家原有的家具了。唯一尴尬的是钢琴没有放在普通人家的客厅，而是放在饺子馆里。我们家的生活起居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进行。这个房子在白天属于客人，晚上才是我们家人铺上被子睡觉。钢琴放在我和姐姐住的小房间里。大卧室对着厨房，小卧室对着大厅。
整个下午，我就待在店里弹钢琴。我踩着具有强音效果的右踏板，装模作样地弹奏《少女的祈祷》和《水边的阿狄丽娜》。蒸笼里呼呼冒着热气，商贩和农夫们穿着沾满泥土的长靴在大厅里吧唧吧唧吃饺子。在这样的空间里，我的演奏会让人在吃完饺子后哭着离开饺子馆；虽然简单又好听，其实很土气，所以有人从门前经过时，我会感到脸红。如果遇到直性子的人，可能会掀翻饺子盘，大喊：“够了！”有一次，我弹完钢琴，听到有人鼓掌。转头看去，只见大厅里有个白人男子拍着手大喊“Wonderful”。我和外国人之间流过尴尬的沉默。我很惭愧，却还是羞涩地说，Thank you……面粉颗粒在阳光下纷纷飞舞，触摸键盘的手指下埋藏着白色的指纹。 我在学院里学习了大约两年。这期间我学完了两本《拜厄》，开始接触《车尔尼》和《哈农》。车尔尼，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从异国吹来的风，带给我不同于肥猪肉和甜萝卜的共鸣。与其说我想学车尔尼，不如说我想听到《车尔尼》这三个字。
生意结束后，妈妈躺在小卧室里听我弹钢琴。我跟随妈妈用脚打的拍子演奏《朱鹮》和《思念哥哥》。妈妈的脚在半空里打着拍子，袜子前尖浸透了洗碗水。那只脚就像妈妈飘浮在半空的内心一角。爸爸更擅长唱歌，然而想听我弹琴的常常是妈妈。爸爸负责送外卖。他把烤水饺、蒸饺和水饺送到小镇各处，经常多管闲事，开些无趣的玩笑。那时店里特别忙，可是经常找不到爸爸的人影，要么是送完外賣顺便跟人赌起了钱，要么就是在小商店门前玩娃娃机。有一次，爸爸整整一天没来饺子馆，妈妈为此大发雷霆。外卖订单全部取消。妈妈在蒸笼和电话间不停地穿梭。日落时分，爸爸悄悄打开店门，走到大厅，因为打不开卧室门而来回踱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喊出正在小卧室玩耍的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难得见到爸爸这么温柔，我们都很开心，乖乖地从小卧室里爬出来。爸爸把推拉门打开一半，开始唱歌。爸爸唱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爸爸低沉的嗓音在傍晚的小镇上空回荡。“故乡有多远，蔚蓝的天空，可是同一片天……”奇怪啊！爸爸的故乡明明就是这里，可是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凄凉，仿佛他还有另一个故乡。“白色洋槐花在风中飞舞……”三个探出门外的脑袋唱着同样的歌曲，卧室里阒寂无声。也许妈妈在想，早在很久以前，从她喜欢上这个歌声动听的男人时，她的不幸就开始了。
当时我九岁，弹琴的时间不如捣乱的时间多。每次听到玻璃哗啦啦破碎的声音或者姐姐的尖叫声，妈妈都会放下手中的饺子皮，飞快地跑过来揍我们一顿，再箭一般冲出去蒸饺子。妈妈总是很忙。孩子要快快地打，快快地长大，饺子要更快地蒸熟。妈妈的擀面杖打在我身上的时候，面粉扑簌簌地飞溅到四面八方。虽说我懂点儿音乐，可是面对毒打，我仍然只是张大嘴巴，发出“呜呜”的哭声。有一次谱架断了，便代替擀面杖打在我身上。稍微长大些之后，我不再“呜呜”地哭，而是“嘤嘤”啜泣。那时，我第一次觉得乐器好可怕。
音乐学院有很多钢琴弹得好的孩子，不过弹得不好的孩子更多。没有定期调音的钢琴全都患上了鼻窦炎。相框里的贝多芬和莫扎特坐在小学生们制造出的噪声中间，流露出无比厌倦的神情。孩子们懒懒散散，老师也是例行公事，我却觉得学钢琴很有意思。指关节下冒出的声音律动令人愉悦，内心深处荡漾着某种情感，促使我心生思念。这种感觉我也很喜欢。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要把钢琴弹“好”的念头。我只想适当地弹琴。妈妈彻底还清钢琴的分期付款的时候，我放弃了在学院里继续学习。当然，也不一定是这个原因。我没有厌倦，只是觉得学到这个程度就够了。我这么容易满足，可见也没什么才华。
吃着饺子馅儿长大的我，乳房开始漂亮地隆起，向全身发出奇怪的信息。我穿着75A的文胸上了中学。钢琴也不如以前弹得多了。我在不好不坏的水准之内挑选差不多的乐谱，弹奏流行歌曲，都是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歌曲。弹琴时，我总会记得使用踏板，让声音变得夸张。嗡嗡的振动声中有着某种梦幻感带给我的悲伤，还有对无法继续深入的车尔尼世界的不舍和思念。我没有继续接受培训，就这样上了高中。当我问及自己的前途，爸爸和妈妈面面相觑，好像出了什么差错。我们只能相信当时的“传言”，什么理科毕业容易找工作，什么女孩子做老师最好，什么与其上首尔的三流学校不如读地方的国立学校。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会表现得很严肃，仿佛得到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不过转头就忘了。我的月考成绩毫无规律，然而文胸的钩扣却在一格一格地放大。钢琴被遗忘在饺子馆的角落里，蒙上了灰尘。我不再弹钢琴。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背着行囊离开了家，手插在口袋里走过拥挤的人群，一个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房间，这条街道，这座市场和那间工厂，这条胡同和那条走廊，树荫下，汽车里，人们是不是偶尔也会发出“哆——哆——”的声音。每个人出生时会不会带着属于自己的音节，一个可以不由自主、毫无来由就会发出的音节。小时候我学了点儿音乐，知道了这种声音的名字，因此我或多或少地欠下时代潮流一笔债。
饺子馆里进了些萝卜干。萝卜干泡水之后，妈妈再用粗布包起来，放进“脱水机”里旋转，就是只有脱水功能的苗条的金星牌甩干机。甩干机的水管很长，从库房连到厨房下水口。每隔两三天，妈妈去库房转一次甩干机。只要妈妈进库房，水管里就会涌出大量的水。我还以为那就是哭声发出的房间。懂事之后，我知道自己理解错了。然而几年后，妈妈真的在库房里抱着膝盖哭泣。那是我去首尔之前，高三的寒假。妈妈和往常一样正在挤压萝卜干，电话铃响了，她去了厨房。妈妈好像对着话筒解释和恳求什么。我在卫生间里看到了这一幕。中午的生意刚刚结束，饺子馆里只听得见甩干机的轻微震动声。妈妈又回到库房，蹲在甩干机旁，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爸爸去雪岳山赏枫叶了，姐姐写了休学申请。望着水从通向黑暗的水管里流出，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家完了。
那段时间我考上了首尔的大学，四年制的计算机系本科。关于计算机，我也只是会打字，但是我心里怀着茫然的期待，觉得毕业后或许能找到好工作。当时，我的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这样上的大学——茫然地考上国语系，茫然地去了私立大学；带着茫然的自卑感或优越感毕业，上大学。尽管我们通常不是根据“专长”，而是根据“成绩”填报志愿。我们大都不知道什么是人生规划，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年长我两岁的姐姐在首尔某专科大学学习“口腔技工”，主要学习假牙的制作技术。姐姐说，直到填报志愿的前一天，她都没想过要一辈子为别人做牙齿模型。很长一段时间，我连自己考上大学的消息都没来得及说，只是练习迎新会上演唱的歌曲。
妈妈决定在贴封条之前变卖值钱的物品。爸爸和我点头，努力寻找值钱的东西。不过十分钟，我们就发现家里能够卖上价钱的只有钢琴，而且也只能卖上80万韩元。妈妈想了想，决定不卖钢琴。我摆摆手说，如果是因为我，那大可不必。我已经很久不弹琴了，而且真的没有任何留恋。钢琴上的玩偶睁着圆圆的眼睛。那都是爸爸从娃娃机里抓来的。经过深思熟虑，妈妈还是决定先把钢琴留下。 “怎么留下？”
妈妈慢慢地开口了，她说我可以把钢琴带到首尔。
“……”
“那是半地下啊，妈妈。”
妈妈不可能不知道。我继续劝说妈妈卖掉钢琴。其实对我们来说，钢琴已经毫无用处了。妈妈好像把钢琴当成了某种纪念碑，说不定情况会好转呢，所以……说到这里就含糊了。最后我不得不带着钢琴去首尔。我离家那天，爸爸把摩托车的减震调到最大幅度，一边在路上飞驰一边哭泣。车速达到最快的时候，爸爸抬起前轮哽咽着说，孩子们，千万不要给人做担保！爸爸在塑料大棚旁边点头哈腰地被开了罚单。罚单如数送到在饺子馆干活的妈妈手里。
姐姐很不情愿的樣子，趁着舅舅抽烟的工夫，我努力解释清楚。我以为妈妈都告诉姐姐了，没想到姐姐什么都不知道。她郁闷地说：
“这里，是半地下。”
我小声回答：
“我也知道的。”
我们坐在卡车前面，抬头看着钢琴。钢琴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自始至终保持着体面，优雅而淡定地站在那里。舅舅的卡车挡在路中间。我们急忙戴上棉手套。舅舅抓住钢琴一角，我和姐姐抓住另一角。舅舅发出信号。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猛然抬起了钢琴。20世纪80年代产的钢琴在世纪末的城市上空短暂地飞翔。那个场面太美了。我几乎要赞叹出声。我们一步步挪动。双腿瑟瑟发抖，身体直冒冷汗。人们对我们指指点点。一辆轿车在后面鸣笛，似乎在催我们让路。不一会儿，住在二楼的房东穿着运动服走了下来。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圆滚滚的身材，看长相是那种按部就班做晨练的人。他站在门前哑然失色，似乎很难相信眼前的一幕。我托着钢琴，尴尬地点头微笑。姐姐也用眼神向男人问好。钢琴慢慢地把头探到又窄又陡的楼梯下面。不是洗衣机，不是冰箱，竟然是钢琴。我们的尴尬又多了三分。突然，咣的一声！可能是舅舅没抓住，钢琴唧里咣当地滚下楼梯。我和姐姐急忙抓住钢琴的腿。在嗡嗡的共鸣中，发出多个同时在乐器里重叠的声音。钢琴上面的藤蔓图案在摇摆，像坏掉的弹簧，好像是撞掉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以为的浮雕其实是用胶水粘上去的图案。我们看了看舅舅的脸色。舅舅做个手势，示意没关系，然后继续下楼。我并不担心舅舅受伤，也不担心钢琴的状态。相比之下，那个“咣——”的声音，回荡在我初到的城市里，这个真实、巨大而露骨的声音让我红了脸。房东明显看不惯，却又很无奈，轮番打量着姐姐、我、钢琴和舅舅，最后又去看钢琴。
“同学。”
房东叫住姐姐，姐姐麻利地上楼。我看到姐姐在出口方向，方形的阳光下努力解释着什么。姐姐同时向轿车司机寻求谅解。最后我们多付了管理费，并以绝对不弹钢琴为条件打发走了房东。房东转身离开时又说，既然不打算弹，为什么要带来呢？
那天晚饭我们吃的是饺子。妈妈放在冰桶里带给我们的。热腾腾的饺子滑入食道，姐姐说，终于感觉身体安定下来了。她说每咽下一个饺子，感觉都像是在吞咽妈妈。我用双手掰开一个大饺子。粉丝、韭菜、豆腐和猪肉做成的馅儿像爆竹似的弹出来，吐出白茫茫的热气。突然，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二十多岁的姐姐和我，我们的肉体会不会是用妈妈卖过的几千个饺子做成的呢？
“可是爸爸，为什么会那样呢？”
姐姐喝了口雪碧，问道。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简单做了回答。爸爸的朋友要开自助烤肉店，贷款时请求爸爸做担保。从几年前开始，小镇周边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工厂。爸爸的朋友自信地说，只要这些人在我这里聚餐一两次，盈利就不成问题。那段时间，爸爸的前辈也开了一家练歌房。他的说法是，人们聚餐的时候，难道吃完烤肉就回家吗？爸爸做了双重担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工厂接二连三地关门，自助烤肉店倒闭了，练歌房也摘了牌子。担保，担保的担保，担保的担保的担保，犹如多米诺骨牌似的坍塌，一环扣一环，最终停在饺子馆前。整个小镇都彼此欠债，可是这笔债就像谁也不曾碰过的幽灵。姐姐吮着筷子问道：
“那是谁的错呢？”
我说不知道，只感觉这像某种极度透明的不幸。我又补充说，让人感觉不真实。就好像我从明天开始就要出去打工，忍受巨大的疲劳，现在却无法想象多米诺骨牌的尽头，也不能埋怨什么。
“姐姐，你为什么休学？”
姐姐望着气泡渐渐消失的雪碧，说道：
“家里的情况在那儿摆着，我也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
我对于这种情况下还在考虑“专长”的姐姐感到失望。我希望有人快点儿找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姐姐说她后悔因为听说好找工作而匆忙填报志愿，后悔没能考虑好自己的天分以及职业环境。学习室发生煤气爆炸事故后，她就开始感到恐惧，腰间盘和咳嗽也让她受了很多苦。我对姐姐心生歉疚。
“我听学校里的前辈们说，现在划分阶层的不是房子和汽车，而是皮肤和牙齿。”
“真的吗？”我反问。不过转念一想，似乎也有道理。
“不过，是不是有点儿恶心啊？牙齿代表阶层。”
我怔怔地在脑海里想象着上等牛在市场上张大嘴巴的情景。
“自从听到这个说法以后，我会不由自主地看别人的牙齿。一方面是专业的原因，还有就是明星艺人的牙齿都洁白整齐，所以我误以为这就是普通的标准。”
我摇了摇头，“完全整齐”的牙齿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吧。姐姐说起了她的男朋友。因为年龄差距太大，直到他们分手，妈妈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几天前那人喝得酩酊大醉，来找姐姐。他们彼此的情分没有断，心里应该很痛苦。姐姐一开门，他就跌倒在地了。
“然后呢？”
“我帮他脱掉鞋子，想把他挪进房间，可是他一动也不动。我只好蹲在他面前。突然，我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到他的脸上，掰开他的嘴唇。我在观察他的牙齿。”
“牙齿？”
“嗯，我讨厌自己的做法，也很抱歉，可是我真的想看看他的牙齿。我认识他两年多了，还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观察他呢。从张开的嘴唇间，可以看到十几颗小小的牙齿，黄色，不整齐，又小又旧的牙齿。” 我盯着姐姐的脸。
“我蹲在他面前，盯着他三十年来嚼东西用的牙齿。那个瞬间，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悲伤。”
“失望吗？”
“不是。”
姐姐迟疑着，像是在选择合适的说法。
“有时候在学校做假牙，我会觉得人和动物真的没有区别。那天，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拥抱的不是恋人，而是和自己最亲近的动物。”
“……”
我们铺开被子躺下。地板上的空间勉强容得下两个人。电吹风、收音机和电熨斗等杂物摆到了钢琴上。房间像个二手店。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地上的路像电线一样长长地铺开。每当行人的脚后跟碰触地面，路面就会轻轻颤抖，像落下的鸟儿突然飞走。猛然间，我觉得自己的天空还不如别人的天花板高。我翻了个身，小声对姐姐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这里，不像首尔。”
姐姐睡意沉沉地回答：
“首尔都这样，你知道的首尔只是其中几个地方。”
姐姐很快就睡着了。我平躺在城市的地下。汽车灯光朦朦胧胧地映在窗户上，钢琴的影子在我头上忽隐忽现。我不时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牙齿，迷迷糊糊睡着了。
姐姐的电脑是妈妈送的大学入学礼物。她跟随同班同学去龙山买组装电脑。朋友和电子商家职员说了些类似暗号的话，最后让姐姐挑选主机外壳。店铺角落里堆放着各种外壳。姐姐腼腆地伸手指了指。那是个外表简陋，像战斗机器人的盔甲一样闪闪发光的外壳。朋友惊讶地问，女孩子为什么选这种？姐姐红着脸回答说，这个最有二十一世纪的感觉……姐姐和最有二十一世纪感觉的电脑一起住在半地下。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二十一世纪是个多么“苗条”的东西，它鼓溜溜地占据了房间一角。
我开始打工了，工作是和印刷厂合作，制作辅导教材和试卷。起先我想到咖啡厅或酒吧做服务生。根据刚满二十岁的我的常识，所谓打工无非就是这些。不过对于招聘广告中提到的“外貌俊秀”，我没能理解真正的含义。我是那种“可爱型”，不知算不算得上俊秀。我就去跳蚤市场找别的工作。在无缘无故给很多钱的地方和给钱少到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方之间，有个地方每张A4纸给1500元。我不知道这算多还是算少，只是觉得我可以操作好word。
姐姐在准备专升本考试。姐姐说她想读四年制本科的英文系，一边学语言，一边工作。不是“复读”，不是“转学”，而是“专升本”，我觉得这个词给人某种奇妙的贫困感。姐姐教训我说，只要会说英语，就业机会就会很多很多，你知道吗？姐姐说的“只要会说英语，就业机会就会很多”，我大概是在二十多岁以后才明白。姐姐拿回一大摞习题集，又是背单词，又是听磁带。我疯狂打字的时候，姐姐把习题集放在钢琴上，叽里咕噜地说着外国语。每个夜晚，在透出微弱灯光的半地下室，敲打键盘的声音和背英语单词的声音从未停息。有一天，姐姐不可理喻地扔掉圆珠笔，大声嚷道：
“哎呀，‘未来’怎么会‘完成’呢？”
我贴完地层断面图，趴在键盘上喊道：
“啊！我最讨厌的是科学！”
初夏。雨停停歇歇，断断续续地下着。窗外，人行道上的雨滴画出许多圆圈，优美地漂浮在我的头顶。雨，仿佛不是从天上，而是从屋顶降落。我把葡萄干塞进口中，望着窗外。葡萄干是我最爱吃的零食。吃着葡萄干，就像在咀嚼又黑又干的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姐姐在繁华街区的连锁餐厅里当收银员。每天凌晨，姐姐都要扛着一袋子的困倦去辅导班，周末则用双腿夹着困倦袋子睡得又深又长。她经常和前男友通电话，前男友好像还哭哭啼啼地到家门前来找过姐姐。偶尔会下雨，断断续续。我坐在电视前看天气预报。姐姐不在家的时候，我打扫卫生，做些简单的小菜，用据说含有阳光粒子的合成洗涤剂洗衣服。电视里说雨季马上要来了。我买来塑料筒装的除湿剂，放在橱柜、衣柜和鞋柜里。手里有些积蓄，小小的灾难还是可以应付的。
我想快点儿上学。一学期的学费攒得差不多了。我也想和人交流，感受“疲劳”和“紧张”。穿着紧张的衣服，做出紧张的表情，在意别人的评价，热爱、吹捧、玩笑、诬陷，我也想试着做个有心计或有政治性的人。有人觉得我可能是好人，有人觉得我可能是坏人，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包围着我的只有家用电器。我不想表现给冰箱看，也不想诬陷电饭锅。我不知道领到第一笔工资后该和谁见面，该怎样花这笔钱，为此我惊慌失措。我不能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着谁也不知道的工作，不能这样到老死去。我觉得我不能像每天扛着椅子上学的孩子那样做零工。偶尔我会梦见自己的手指变得像树枝一样细长，变成只有手指得以进化的人肉打字手，不停地敲打着“请从下列选项中选出正确的一项”。然后我拿着一大堆试卷去了印刷厂，可是印刷厂的人让我完成所有的试卷。我嚼着葡萄干，安慰自己说秋天就快来了。等到八月我得去东大门买衣服，跟姐姐学化妆，一定找个需要出门的工作。正如“哆”之后会有“来”，夏天过去了秋天一定会来。季节缓慢走过，我们的青春太过明亮，明亮得近乎苍白。
房间里湿漉漉的。打了一会儿字，我环顾四周，因为潮湿而皱巴巴的空气像海带一样飘忽。壁纸上接二连三地生出霉点。钢琴后面的壁纸尤其严重。仿佛只要按下琴键，霉点就会像声音的波动般飞起，把孢子分散到各个角落。我担心这样下去钢琴会不会腐烂。我用干抹布擦了几次，还是无济于事。我只能撕下几张日历，贴在钢琴后面，然后立刻冒出检查琴键的念头。毕竟是从镇上背到这里来的，这么坏掉就太委屈了。有一天，我下定决心坐到钢琴前，双手打开琴盖，熟悉的重量感傳递到手指——这是我了解的重量感。紧接着，八十八个干净的琴键进入视野。乐器有乐器特有的安静。我把手指放在琴键上，放松手腕，做出轻握的手形。凉爽光滑的感觉蔓延开来。只要稍微用力，就能发出我想要的声音。外面传来施工的声音。几天前房东家里开始装修。我突然很想弹钢琴。这是搬家以来第一次有这种冲动。这个念头一旦产生，无法抑制的情绪从心底油然而生。一个音没事吧？声音很快就消失了，谁都不会知道。我鼓起勇气，手指用力。 “哆——”
“哆”像关在房间里的飞蛾，划出长线飘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美。内心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轻轻荡漾，渐渐平息。“哆——”持续的时间比想象中更长。我闭上眼睛，享受着一个声音彻底消失的感觉。外面传来敲门声。咚咚咚咚，用拳头，敲四下。我急忙合上钢琴盖子。咚咚声再次响起。开门一看，是房东一家。身穿运动服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并排站在那里。男孩长得像爸爸，女孩像妈妈。大概是从外面吃饭回来，他们嘴里都叼着牙签。男人开口说道：
“同学，刚才是不是弹钢琴了？”
我一臉无辜地说：
“没有啊。”
房东摇着头问道：
“好像是弹了啊……”
我再次否认。房东男人面露怀疑，听我说到发霉的事，他说地下本来就这样，然后急忙上楼去了。我回到房间，靠坐在钢琴旁，无意中打开手机，手机的每个数字都有固定的声音，可以进行简单的演奏。1是哆，2是来，高音可以同时按星号或零。我摸索着按下数字键。咪，唆咪，来哆西哆发，咪，唆咪，来哆西哆，来来来，咪……本来就这样，这样的说法让我感到莫名的讨厌。
傍晚开始下起了暴雨。姐姐说要晚些回来。下班时间已经过了，也许她还没完成结算。姐姐先要从头到尾看一遍账单，哪里对不上，就要敲打计算器重新计算。同样的工作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看来要熬通宵了。我吃着拉面饺子，看连续剧。音量已经放到最大了，还是听不见演员说话。手里握着遥控器，我感觉摸到了什么湿乎乎的东西，盯着掌心看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是雨水。我猛地站起来。水从玄关门漏进来。掺杂着大量异物的黑色雨滴弄脏了壁纸，沿着窗户流下来。墙壁就像流着黑色眼泪的人脸。我慌忙给姐姐打电话。姐姐很长时间才接起电话。她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平静，姐姐说这种事已经不止一次了，拿抹布擦擦就行，说完就挂了电话，好像很忙的样子。听姐姐说完，我有点儿失落，不过也放心下来。我呆呆地站着，脱掉袜子，绾起裤腿儿，把玄关门前的鞋子全部收进鞋柜，拔掉电脑和电视等家用电器的电源，在钢琴四周严严实实地围上几条干毛巾，再拿抹布擦掉地板上的水就可以了。我用抹布擦地，再把抹布拧干，再擦，这几个动作反复进行。脏水倒进马桶，用干毛巾擦掉水分。按顺序做下来，真像姐姐说的那样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点儿感觉自己长大了。收拾一通之后，我松了口气，挺起腰来，轻松地打量四周。刚刚擦干的地方又积了雨水，比刚才更多。我大惊失色，给姐姐打电话。
“姐姐。”
姐姐似乎在看周围人的脸色，小声回答说：
“怎么了？”
我哽咽着说：
“漏雨了。”
姐姐叹息着说：
“知道了，刚才你不是告诉过我了吗？”
我像小孩子似的啜泣起来。
“嗯，雨水不停地漏进来。”
姐姐轻声安慰，说她很快就回来，让我先坚持一会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
姐姐说不知道。她只是反复说着一会儿就回来。我挂断电话，用手背抹了把眼泪。水已经没过了脚背。雨水散发出刺鼻又腥臭的城市味道。我想过向房东寻求帮助，可是天太晚了。无论如何，我还是重新开始干活吧。首先，我束好电脑线，放在抽屉柜上面，然后用垃圾铲清理雨水。水沿着台阶和窗户流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我放下垃圾铲，用水舀子取代。我的手在机械地移动，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雨水流遍了全身。外面雷声阵阵。我觉得自己在做鲁莽的事情，无法打起精神，可是又不能什么都不做。房间里传来手机铃声，我急忙跑过去，打开手机盖。
“姐姐？”
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
“是爸爸。”
我不知所措。爸爸很少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回答说：
“哦？哦……”
爸爸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想了想说，还算凑合吧。不善言辞的爸爸每次打电话都只问同样的问题，下一句恐怕会是“吃晚饭了吗”。
“吃晚饭了吗？”
我说吃了。爸爸沉默片刻，又问吃的什么？我敷衍着回答之后，就陷入了沉默。爸爸问我工作做得怎么样，姐姐过得好不好，什么时候回家。我略显尴尬，恭恭敬敬地回答了爸爸的问题。沉默。需要有人尽快说再见，或者抛出新的话题。爸爸先开口了。他提到了钱。虽然没有直接要求帮忙，可就是要求帮忙的意思。我静静地听着爸爸说话。金额和我的学费差不多。我在地板上蹭着沾了雨水的脚，跟爸爸说，我会想想办法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世界充斥着雨声。我拿着水舀子，呆呆地站着，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跑到门口，开心地喊道：
“姐姐吗？”
一个影子忽地掠过。一个神情恐怖的男人。我摔了个屁股蹲儿，手背上沾满雨水。男人目光游离地看着我。我颤抖着说，你是谁？暴雨，欠债，还有可能被抢劫。我的人生怎么会这样？想想就觉得委屈。正在这时，男人瞪了我一眼，朝着鞋柜倒了下去。一边往鞋柜上蹭自己的脸，男人一边自言自语。
“美英……”
姐姐的名字。我猜到了，他可能是姐姐的前男友。他个子不高，长着乖巧的脸。仔细一看，还有点儿可爱。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用指尖碰了碰他的肩膀。男人没有发出“哆——”音，而是吧唧着嘴巴翻过身去。
“喂。”
男人一动不动。我继续呼唤。
“喂。”
男人瞪大眼睛，傻傻地盯着我，好像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是谁。
“你不能这样躺在这里，快起来。”
男人被雨水淋透了全身。他点了点头，又闭上眼睛。我想把他挪走，可到处都是水，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要不就别管他？”
他躺在门口，我就没法舀水。想给姐姐打电话，转念又想到刚才姐姐察言观色，不敢大声说话的样子。姐姐都说很快回来了，她回来就会有办法，我还是先把这个男人挪走吧。我看了看四周，钢琴凳进入视野。只要房间里不灌满雨水，那上面就应该是安全的。我把他扶起来。男人像八爪鱼似的摇摇摆摆。他的胳膊放在我肩头，一步步地挪动。男人倒地，昏厥，瘫倒。
“大叔！”
男人感觉到地上的凉意，身体抖了几下，又打起了呼噜。
“喂！”
“哆——”
“哆”发出长音，在房间里飞舞。我按了“来”。
“来——”
男人扭动身体，躺着的身体又变成了镰刀状。我开始放松地弹钢琴。指尖冒出的音符也都湿漉漉的。
“唆……咪……哆来……咪发唆拉唆……”吃水的踏板冒出湿漉漉的气泡。声音缓缓升起，交融，消失。
“咪咪……唆……哆拉……唆……”
男人的身体像饺子似的热气腾腾。雨时强时弱。我在黑雨荡漾的半地下室里弹钢琴。他的脚踝泡在水里，不知做了什么梦，脸上带着笑容。
责任编辑 李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