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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耶鲁的学生,很多人都以为一定个个出自豪门,钱财不愁,所以才能付得出那么高昂的学费。这句话用在耶鲁的本科生身上,还有一定的正确率,那些学生中的确有不少祖父曾祖父辈就世代常春藤。可是研究生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依靠自己力量来念书的,家境不见得有多宽裕。念自然科学的常常有奖学金做后盾,商学院的学生则通常靠自己本科毕业后工作的那几年的积蓄,另外再借学生贷款。精打细算的不光只有我们这些外国学生,美国学生中也有不少紧衣缩食的。
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大多数人指望的都是有朝一日能苦尽甘来,飞黄腾达。但也有不少人即使在毕业后的计划中,也没有把赚钱作为一种理想。
我的邻屋是美国大高个丹尼。丹尼是国际关系学院东亚文化的研究生。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学中文,大学毕业还曾经在山东小城里当过一年中学外教。丹尼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使他又回到了校园捧起了中文课本。他跟我一样,也打着白练口语的主意,一见我就坚持结结巴巴地讲中文。我呢,一乘他卡词就改英文,两个人很辛苦地针锋相对,互占便宜。说着说着还常常对中美关系进行辩论。他的中文不够表达时政,我初到美国,英文上也常常词不达意。两个人说起本国语言都是很雄辩的人,也都自负思想深邃。如今操着幼儿程度的他国语言艰难地表达各自的博大精深,常常急得一头大汗。
丹尼毕业后的理想是加入和平军(Peace Corp)去中国穷困山区造福人类,等过几年后再为中美贸易出力。“等我做贸易的时候就可以赚钱还学生贷款了。前几年我还是想乘年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丹尼跟我解释。那么一大笔学生贷款即使在面对高尚理想时,也时时揪心。
丹尼的个头大约有1.9米,体重过200磅,那么大的一个人蜗居在和我的一样的斗室里。晚上在公共厨房里做饭时,丹尼也常常是一点通心粉拌番茄酱,加上罐头玉米或青豆了事。“吃得饱吗?”我有时会问。他就马上顺着杆子爬:“那么,你做中国饭给我吃吧。”
有一次,我们约好了一起去吃匹萨(Pizza)。吃完了算账时我客气客气:“我付好了。”丹尼伸出去拿账单的手马上缩了回来。我心里自嘲在中国时出去吃饭沾了太多中国男同学的光,到这里贴给美国男同学也算是冤冤相报。丹尼在我付账时感慨地说:“我喜欢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你们吃饭从来不让客人付账,抢的话还要生气。”我哭笑不得:“同志,这里是你的国家。”看他不好意思贼兮兮的样子,干脆连剩下打包的两块饼也塞给了他。
丹尼在小事上占占便宜,大事上无私付出的性格我后来还在另外几个美国人身上看到过。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以我的价值观来说常有不可解之处,但相处久了以后常常为他们对理想的执着而感动。我既不能如丹尼那样献身为人类谋福利,那么费几餐饭赞助他的追求路程,也是理所应当。
在我们商学院里也不乏像丹尼这样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耶鲁商学院的公益事业管理课程在全美排名第一。许多来念MBA的人就是冲着这块金字招牌来的,学成之后也常常选择从事报酬不高的公益行业。我的朋友克里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克里斯是个棕发棕眼,很精神的小伙子。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在MBA班里算是比较小的。他遗传了欧美人早秃发的基因,常常为他日渐凋零的头顶发愁。很多选择从事公益行业的人大都家世良好,衣食无忧之余想到为社会付出。克里斯则不同,他家境一般,大学毕业就在公益机构做事,然后来念MBA。一年4万美金有余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他来说是个非常明显的负担。节衣缩食之余,他还在宿舍底楼做值班的工作,来赚取些补贴。
我第一次跟克里斯说话,是在活动室的乒乓台边。那时我刚到校园,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他和另一个男生打乒乓的时候,我刚睡醒,懵懵懂懂披头散发地走出来站在一边看。打了一会儿,那个男生走了。克里斯转过头问我:“你要打吗?”我抓起球拍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围上来看,说是中国女孩子打乒乓一定厉害。我的乒乓技术是非常的不好,被提高到代表国家的高度,直担心给十几亿人民丢脸。发第一个球的时候手就发抖。克里斯不动声色地高吊回来,我一板抽过去,居然拿了一分。“中国女孩子到底厉害。”旁边的人啧啧有声。我精神大振之余,抽打之间也明白克里斯有意容让,从此对这个男同学好感大增。
克里斯值班的办公桌就在宿舍刚进门的地方,走出走进总能碰上。我有时从香港店买了零食回来,常常在他值班桌边站一会儿,让他尝尝鲜。克里斯对中国食物一窍不通,所以每每以疑惑的眼光审视半天。
一次,我递给他一颗话梅。他疑神疑鬼地端详着那颗灰灰白白干瘪瘪的东西:“是什么?”
“晒干了,用盐腌过的梅子。”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学会了眼睛不眨地为一些过去从来不需要解释的东西飞快地下定义。
克里斯放到鼻子前闻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抽出一张白纸,把话梅放在上面:“我等一会儿再吃。”
我过了两个小时走出宿舍大门的时候,那颗话梅还原封不动地在他桌上。我自习回来时,克里斯已经下班了,桌子理得干干净净,话梅也不见了,一定是被这个小子扔掉了。
一年级夏天是MBA学生去公司进行暑期实习的时候。找到的实习工作好不好,实习结束后能不能得到公司的正式聘用对于二年级时的毕业求职非常重要。大多数的学生都向往投资银行或管理咨询业这样高报酬的工作,但也有一些人选择了公益事业。克里斯就是其中之一。不少这样的公益事业公司地处纽约,夏天的房租和生活费用远远超过学生实习所得的报酬,所以我们商学院放暑假前总会举行一次慈善拍卖活动,把拍卖所得的钱赞助那些去公益机构实习的同学。千奇百怪的拍卖品都是学生们自己捐出来的。我和另外三个中国女孩子捐的是一顿我们自己下厨的4人份中式晚餐。为了拍多一点的钱,我在校园里到处拉人竞拍。看见克里斯,也不放过:“记得去竞拍啊。”
“一定的。你做的饭,我决不放过。”克里斯朝我笑笑。
那顿饭几经报价,最后由克里斯和另外三个男孩子竞得。我后来突然意识到,竞拍的目的原是为了“劫富济贫”,大概只有我这种没有脑子的人才会让捐助对象花了大价钱去参加竞拍。
暑假回来后,付学费和找工作的压力更大了。克里斯在楼下值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第一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在新泽西一家小型的咨询公司找到了毕业工作。
“不做公益事业了?”我很吃惊地问他。
“贷款太重了。”他告诉我,想想又笑一下:“我还是决定像你一样,专找工资高的工作。”
他笑着,眼睛里却有一丝迷惘闪过。
“过几年有钱了,你还是可以再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我安慰他。
“是啊,发了财,我还能自己建一个基金会呢。”克里斯自嘲。
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话来说,就转过头去看窗外远处的绿地,一大群胖胖的鸽子随着风呼啦啦地飞过。■
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大多数人指望的都是有朝一日能苦尽甘来,飞黄腾达。但也有不少人即使在毕业后的计划中,也没有把赚钱作为一种理想。
我的邻屋是美国大高个丹尼。丹尼是国际关系学院东亚文化的研究生。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学中文,大学毕业还曾经在山东小城里当过一年中学外教。丹尼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使他又回到了校园捧起了中文课本。他跟我一样,也打着白练口语的主意,一见我就坚持结结巴巴地讲中文。我呢,一乘他卡词就改英文,两个人很辛苦地针锋相对,互占便宜。说着说着还常常对中美关系进行辩论。他的中文不够表达时政,我初到美国,英文上也常常词不达意。两个人说起本国语言都是很雄辩的人,也都自负思想深邃。如今操着幼儿程度的他国语言艰难地表达各自的博大精深,常常急得一头大汗。
丹尼毕业后的理想是加入和平军(Peace Corp)去中国穷困山区造福人类,等过几年后再为中美贸易出力。“等我做贸易的时候就可以赚钱还学生贷款了。前几年我还是想乘年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丹尼跟我解释。那么一大笔学生贷款即使在面对高尚理想时,也时时揪心。
丹尼的个头大约有1.9米,体重过200磅,那么大的一个人蜗居在和我的一样的斗室里。晚上在公共厨房里做饭时,丹尼也常常是一点通心粉拌番茄酱,加上罐头玉米或青豆了事。“吃得饱吗?”我有时会问。他就马上顺着杆子爬:“那么,你做中国饭给我吃吧。”
有一次,我们约好了一起去吃匹萨(Pizza)。吃完了算账时我客气客气:“我付好了。”丹尼伸出去拿账单的手马上缩了回来。我心里自嘲在中国时出去吃饭沾了太多中国男同学的光,到这里贴给美国男同学也算是冤冤相报。丹尼在我付账时感慨地说:“我喜欢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你们吃饭从来不让客人付账,抢的话还要生气。”我哭笑不得:“同志,这里是你的国家。”看他不好意思贼兮兮的样子,干脆连剩下打包的两块饼也塞给了他。
丹尼在小事上占占便宜,大事上无私付出的性格我后来还在另外几个美国人身上看到过。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以我的价值观来说常有不可解之处,但相处久了以后常常为他们对理想的执着而感动。我既不能如丹尼那样献身为人类谋福利,那么费几餐饭赞助他的追求路程,也是理所应当。
在我们商学院里也不乏像丹尼这样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耶鲁商学院的公益事业管理课程在全美排名第一。许多来念MBA的人就是冲着这块金字招牌来的,学成之后也常常选择从事报酬不高的公益行业。我的朋友克里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克里斯是个棕发棕眼,很精神的小伙子。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在MBA班里算是比较小的。他遗传了欧美人早秃发的基因,常常为他日渐凋零的头顶发愁。很多选择从事公益行业的人大都家世良好,衣食无忧之余想到为社会付出。克里斯则不同,他家境一般,大学毕业就在公益机构做事,然后来念MBA。一年4万美金有余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他来说是个非常明显的负担。节衣缩食之余,他还在宿舍底楼做值班的工作,来赚取些补贴。
我第一次跟克里斯说话,是在活动室的乒乓台边。那时我刚到校园,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他和另一个男生打乒乓的时候,我刚睡醒,懵懵懂懂披头散发地走出来站在一边看。打了一会儿,那个男生走了。克里斯转过头问我:“你要打吗?”我抓起球拍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围上来看,说是中国女孩子打乒乓一定厉害。我的乒乓技术是非常的不好,被提高到代表国家的高度,直担心给十几亿人民丢脸。发第一个球的时候手就发抖。克里斯不动声色地高吊回来,我一板抽过去,居然拿了一分。“中国女孩子到底厉害。”旁边的人啧啧有声。我精神大振之余,抽打之间也明白克里斯有意容让,从此对这个男同学好感大增。
克里斯值班的办公桌就在宿舍刚进门的地方,走出走进总能碰上。我有时从香港店买了零食回来,常常在他值班桌边站一会儿,让他尝尝鲜。克里斯对中国食物一窍不通,所以每每以疑惑的眼光审视半天。
一次,我递给他一颗话梅。他疑神疑鬼地端详着那颗灰灰白白干瘪瘪的东西:“是什么?”
“晒干了,用盐腌过的梅子。”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学会了眼睛不眨地为一些过去从来不需要解释的东西飞快地下定义。
克里斯放到鼻子前闻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抽出一张白纸,把话梅放在上面:“我等一会儿再吃。”
我过了两个小时走出宿舍大门的时候,那颗话梅还原封不动地在他桌上。我自习回来时,克里斯已经下班了,桌子理得干干净净,话梅也不见了,一定是被这个小子扔掉了。
一年级夏天是MBA学生去公司进行暑期实习的时候。找到的实习工作好不好,实习结束后能不能得到公司的正式聘用对于二年级时的毕业求职非常重要。大多数的学生都向往投资银行或管理咨询业这样高报酬的工作,但也有一些人选择了公益事业。克里斯就是其中之一。不少这样的公益事业公司地处纽约,夏天的房租和生活费用远远超过学生实习所得的报酬,所以我们商学院放暑假前总会举行一次慈善拍卖活动,把拍卖所得的钱赞助那些去公益机构实习的同学。千奇百怪的拍卖品都是学生们自己捐出来的。我和另外三个中国女孩子捐的是一顿我们自己下厨的4人份中式晚餐。为了拍多一点的钱,我在校园里到处拉人竞拍。看见克里斯,也不放过:“记得去竞拍啊。”
“一定的。你做的饭,我决不放过。”克里斯朝我笑笑。
那顿饭几经报价,最后由克里斯和另外三个男孩子竞得。我后来突然意识到,竞拍的目的原是为了“劫富济贫”,大概只有我这种没有脑子的人才会让捐助对象花了大价钱去参加竞拍。
暑假回来后,付学费和找工作的压力更大了。克里斯在楼下值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第一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在新泽西一家小型的咨询公司找到了毕业工作。
“不做公益事业了?”我很吃惊地问他。
“贷款太重了。”他告诉我,想想又笑一下:“我还是决定像你一样,专找工资高的工作。”
他笑着,眼睛里却有一丝迷惘闪过。
“过几年有钱了,你还是可以再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我安慰他。
“是啊,发了财,我还能自己建一个基金会呢。”克里斯自嘲。
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话来说,就转过头去看窗外远处的绿地,一大群胖胖的鸽子随着风呼啦啦地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