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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 23日中午，我们乘坐的瓦利基航空公司客机降落在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一出机场，一位中年男士迎着我们走来。“我是何安，欢迎你们！”他自我介绍道。哈，正是替我们在圣保罗安排公务活动的旅巴华人何安先生！只见他：个子不高却很结实，衣着简朴但很得体，敦厚中含着几分精明，沉稳中透出些许跃动，基本标准的普通话中分明带有福建乡音。由于他与中国外文局在书刊业务上有合作关系，加之在圣保罗畅通的人脉，外文局领导委托他为我们的公务活动牵线搭桥，一见面，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一委托是非常正确的。此后三天的所有活动证明，正是因为何安的精心安排，使我们此行不但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公务活动，而且有幸结识了何氏兄弟一家，了解了他们在巴西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为我们巴西之行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和绚丽的色彩。
何安与他的书店
用过午饭，我们先到何安先生的书店“文昌影视书局”参观拜访。书店位于市中心华人聚居区，楼上楼下共500平米面积，楼上充作库房，楼下对外营业，在当地应该算是不小的规模了。其中约三分之一的面积用于陈列、出售和出租大陆和港台的影视光盘，碰巧有一位华人前来还盘、租盘，只听他对何安说道：“张国立演的这部片子我看完了，我已经熟悉他了！不过我还想多看一点他的片子。” 看来，影视光盘基本上能较快反映中国两岸三地影视光盘近期的生产和输出状况，据何安介绍，也是书店赢利的主要商品。
而书店里书籍的状况却让我们扼腕叹息，各类书架约占去书店三分之二的营业面积，仔细察看，不仅绝大部分书籍的出版日期距今十分遥远，而且内容涉及面相当狭窄，大多是一些简单介绍中华文化、医药、武术、生活常识的书，以及为数不少的现代言情小说袖珍读本。在书店逗留期间，我看到两个青少年读者先后到书架前翻阅言情小说，看来这类书对青少年有相当吸引力。而这类书似乎大多出自港台，因而我们大陆利用这类书来施加影响的回旋余地几近为零，这是很可惜的。对比之下，介绍当代中国的书籍则少而又少，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等的书籍几乎难觅踪迹。整个书籍的陈旧状况令我们有恍如隔世之感。巴西有20多万华人，其中有18万住在圣保罗，中文书店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而且，如果将业务对象进而扩大到巴西主流社会人群的话，经营规模还能得到扩张，我深感我们今后应改进向书店的供货工作，尽快协助何安摆脱目前这种境况。同时，我不免在心中嘀咕：“开这样的书店能赚多少钱？还能维持多久？”此后，在一次与何安聊天时我把我的疑虑说了出来。何安坦然言道：“赚不了多少钱，只够维持生计。”“那你为何不另外选择其他更能赚钱的行当去做？”听到我的问话，何安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庄重，随后一字一顿地回答道：“这是遵照我父亲的遗愿！”
何安的父亲及其遗愿
随之，何安做了以下的一段叙述：
“我们旧居福建邵武，父亲何德光1958年转道香港来到巴西艰苦创业，办起中文书店——文昌书局。由于远离祖国，更由于当时中西尚未建交，因而历尽艰辛，惨淡经营。但老人家始终以赤子之心，心向祖国，20世纪60年代，曾为解救在巴西蒙难的中国贸易代表而四处奔波、活动。此后，又为中西建交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馆揭幕礼上，父亲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他曾先后7次回国参加各类政经活动，1980年，他率领巴西贸易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父亲获得旅巴华人的普遍尊重，成为侨界领袖，是巴西华人协会第一任会长。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不幸患上癌症，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动员父亲回国治疗，但终因病毒扩散于1983年回巴西后病逝。
“我是1970年代来到父亲身边的，深受父亲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感染。父亲生前一直叮嘱我们，我们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要把书店办下去。所以，我接手书店业务后，尽管惨淡经营，但我就是坚持一个信念，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店办下去！这可是南美唯一的中文书店呀，是沟通祖国和华侨的重要文化渠道呀！”
听着何安父子的故事和何安庄严的誓言，我不由得对他们父子肃然起敬。
“可是，你们看得出来，世代相传，到我们的下一代恐怕就会出现问题，我的孩子接替书店事业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好在这些年，中国外文局和国内有关部门给予我的书店很多支持，让我对未来又增添了信心。所以我想如果国内有关方面如外文局能够更好地利用我的书店，或者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书店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我父亲在地下有知，就更加安心、放心了！”
何安的声音似乎有点哽咽，我也觉得眼帘开始湿润起来……
何安的两个侄子
傍晚，结束了在圣保罗大学的公务活动，我们就应何安先生之邀前往他家中，
“我太太为你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路上，何安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显然，他对于能够顺利地把我们请到家里，感到非常高兴，更使他高兴的是，我们答应改变原定于明天进行的游览计划，而去郊区一个开发区参观他哥哥及其儿子开办的工厂。
亮灯时分，我们到达何安家。漂亮的别墅小楼显示出这是一个中产家庭的居所，窗明几净，简洁而不奢华。何安说，他和家人因为忙于工作，也为了方便孩子们上学，一般住在城里的简易寓所，周末或节假日才回到这里。今天则是为了招待我们这些来自祖国的“贵客”。
小坐片刻，见先后进来两对风度翩翩的年轻夫妇，何安介绍说，这是他的两个侄子和他们的太太，年长一些的叫何易，小点的叫何如，都不满40岁的样子。何易何如看到我们，显得特别兴奋，一面和我们紧紧握手，一面不住地说：“祖国来人，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他们真挚热情的情绪感染了我们，大家顿时就放弃了拘谨，很快热络起来，一如老友重逢。何如还赶紧向我们做了一番解释：“我爸我妈原本也要来的，临时有点事不能赶过来了，好在你们明天要去厂里，就明天见面吧！”
在交谈中，我发现何如带有中国北方口音，不禁发问。何如笑道：“我从小随父母在内蒙古乌海市生活，以后在上海铁道学院学习，毕业后才到巴西。”何安插进来介绍说，何如到巴西后，很快学会了葡萄牙文，逐步融入了巴西社会，并开始从事汽车音响的进出口业务。这一经历使他积累了汽车音响经销方面的经验，为日后创办汽车音响企业奠定了基础。而他哥哥何易则走了另外一条成长道路。1979年，何德光回国时将何行的大儿子（现在墨西哥发展）和二儿子何易带到了巴西，当年何易才12岁，在爷爷和叔叔（何安）的带领和照顾下，摸爬滚打，成长起来。他在巴西的成长历程中，充满了坎坷与搏斗，但正因为此，他深入地了解了巴西、巴西人，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公司从事销售业务，掌握了巴西的销售渠道，也为日后家族事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2005年，何易作为唯一一名南美洲华人青年入选中国国务院侨办评选出的世界100位华人青年企业家。何易还与巴西女子爱丽塔结为连理。“爱丽塔更熟知巴西和巴西人，她经常为家族的事业长袖善舞，展开公关，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何安向我们介绍道。何易将叔叔的话翻译给爱丽塔，爱丽塔开心地笑起来。
“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又能吃苦耐劳，在巴西这块资源丰富的土地上，我们这些在内蒙古沙漠和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人，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事业都能做成！”何易何如兄弟自豪地说。新一代华人似乎比老一代少了些矜持、含蓄，多了些豪情、胆略，同他们的前辈一样能够让世人刮目相看。
晚宴开始，富有福建风味的菜肴一道道上桌，在异国他乡尝到如此地道的中国菜，真让我们赏心悦目、大快朵颐。难怪何安刚才如此夸奖他太太的厨艺，名不虚传哪！品尝着美味佳肴，看着这乐融融的一家人，尤其是看着两对年轻人，我内心更急于想见到他们的父亲、何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何行。
何安的兄长何行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驱车前往位于圣保罗市郊的圣约瑟工业园区，何安的哥哥、何易何如的父亲何行领头创办的汽车音响工厂就在这工业园区内。
何行与夫人已站在公司（工厂）大楼门厅内等候我们，我和他们欣赏似的互相端详，何行果然气度不凡，言行举止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了，在他身上依旧保留着国内领导干部的那种气质啊：沉稳、大度，亲切而含蓄，温和而不失权威。我还隐约感到其中似有军人的影子。总之，一见到何行，就能找到答案：他确实是这个家族目前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在会议室内一坐定，何行就开门见山为我们介绍工厂的情况：这是一座制造汽车音响的工厂，总厂400名员工，在亚马孙那边的马瑙斯还设有分厂，另有员工100名。其中包含管理和技术人员60余名（有6名高级技术人员聘自中国）。工厂生产汽车扬声器、CD、DVD等设备。“巴西人非常喜欢音乐，他们可以买二手汽车，但一定要在车内装上一流音响，因此，1998年以前，我的孩子们就开始从事汽车音响设备的营销业务，那时基本上是从美、日、韩等国进口。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我们减少了从以上国家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奠定了与中国的贸易基础。但巴西对进口控制很严，发展受到限制，于是我们就考虑从北京进口零部件，在巴西建厂组装。这样做，既有利于中国增加外汇，也有利于解决巴西的就业问题，一举两得，中巴可以实现双赢。”何行说。
何如插话：“公司员工500人，按一个巴西工人供养4个人计算，我们办厂解决了2000人的衣食问题。”
何行接着说：“我们和中国北京电子进出口公司一谈，他们非常支持，还派专家前来帮助筹备建厂，和我们合作的还有香港临高（东莞）公司。目前公司产品已经打开市场，去年销售额达到4500万美元，仅CD一项每月就可以销出好几万套。”
何如又插话道：“公司一开始就把赶超日本产品作为目标，由于我们的产品价廉物美，服务周到，能为所有巴西车型配套，所以深受巴西驾车者喜爱和欢迎，目前我们的品牌BUSTER已经在巴西家喻户晓，过去巴西市场基本上被日本产品占领，现在有50%～60%是我们的产品了，全国各大超市都有我们的产品。待到占有70%份额时，我们打算进军家庭音响市场，再过2～3年，准备引进中国电视机和家庭影院……”
对公司取得的辉煌业绩和光明前景，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齐声祝贺，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时，我长期以来养成的记者职业习惯驱使我发问：“何主席（何行系公司董事会主席），听说你60岁退休后才从中国来到巴西进行第二次创业？”“是啊。”何行答道。我的提问显然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娓娓道出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
“1951年我15岁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5年被授予少尉军衔，然而1958年我因为有‘海外关系’被转业到内蒙古乌达车站，从扳道员做起，什么都干过，‘文革’中又被下放到吉兰泰做列车货运员，在沙漠中跑车整8年，差点被人遗忘了。‘文革’结束，父亲回国探亲，我的命运开始转变，被调回呼和浩特铁路局担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1979年，父亲希望我随他出国，我对父亲说，我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还要尽我的职责，我没有出去。1995年退休后，我觉得我已经实践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完成了对革命应尽职责，而孩子们又因为事业发展需要我掌舵，一再劝我出国，最后我和太太下决心一起到巴西来重新创业。不知不觉10年过去了，终于实现了再次创业的梦想。回过头来看，过去的经历虽然坎坷，但对自己是不小的锻炼，使我在60岁后仍然能够有底气去应付这里的各种困难。”
“您觉得你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又问道。
“天时、地利、人和。”
“怎么说？” “天时，是祖国的支持，没有祖国有关方面的鼎力相助，我们有天大本事也搞不起来，记得那年贾庆林同志到厂里来，对我说，在巴西有事找大使，在中国有事找贾庆林，我就觉得祖国真是我们的靠山，祖国繁荣昌盛了，我们感到很自豪，自己成功了，不忘来自祖国的支持，这是真诚和深切的感受，到了外边，真的是希望祖国一天比一天好，什么都能好。地利，是巴西的需要，我们只有适应巴西的实际需要才能生存和发展。人和，家人的齐心奋斗，你看得出来，我父亲为我们今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的儿子儿媳妇各有其长，且能互补，各种困难经过他们的努力和调节最后都能摆平。”何行把脸转向他的弟弟何安，“就说我弟弟吧，除了办书店——其实不怎么赚钱，但这是华人的一个文化上的寄托和纽带——他还被推举为福建同乡总会会长，协助中国使领馆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处理移民（包括合法、非法）的种种复杂事务，耗去他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也是对我们事业的间接支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秉承了一个宗旨：为祖国增加财富作贡献，为巴西创造就业尽力量。所以，尽管比我们来得早的有的是，比我们有钱的也有的是，但像我们这样做得大做得好的却凤毛麟角。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个企业，是中巴商贸的一根纽带。”
中午就餐时，我和何行继续讨论。我请教他：“现在国际上对中国产品有一种担心，认为挤占了他们的市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你创办的企业给我一个启发，今后国内可不可以改变单纯的商品输出的方式，改为到国外（依托华人的背景和优势）投资创办企业的方式，是否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摩擦和压力？”何行想了想答道：“这是个很好的想法，但要慎重。例如巴西这个地方，政府、工会、白道、黑道，很难对付，但都需要摆平，创业的艰辛非常人能够体会，我们在这里也要经常变换策略，一步一步探索着往前走，搞不好，大量的投资就会被折腾得无影无踪，这并非没有先例呀！要慎重！慎重！”
听到这里，我不禁频频点头。同时也从心里佩服了何行和他的家人。我不由得掏出笔来，为何行写下两行句子：
远涉三大洋，体念先人游子情，情真势必薪火传；
创业一甲子，凝结两代中华功，功到自然硕果成。
我为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以及他们创造的业绩而感到光荣！衷心祝愿他们万里长波，一帆风顺！
责编： 雷向晴
何安与他的书店
用过午饭，我们先到何安先生的书店“文昌影视书局”参观拜访。书店位于市中心华人聚居区，楼上楼下共500平米面积，楼上充作库房，楼下对外营业，在当地应该算是不小的规模了。其中约三分之一的面积用于陈列、出售和出租大陆和港台的影视光盘，碰巧有一位华人前来还盘、租盘，只听他对何安说道：“张国立演的这部片子我看完了，我已经熟悉他了！不过我还想多看一点他的片子。” 看来，影视光盘基本上能较快反映中国两岸三地影视光盘近期的生产和输出状况，据何安介绍，也是书店赢利的主要商品。
而书店里书籍的状况却让我们扼腕叹息，各类书架约占去书店三分之二的营业面积，仔细察看，不仅绝大部分书籍的出版日期距今十分遥远，而且内容涉及面相当狭窄，大多是一些简单介绍中华文化、医药、武术、生活常识的书，以及为数不少的现代言情小说袖珍读本。在书店逗留期间，我看到两个青少年读者先后到书架前翻阅言情小说，看来这类书对青少年有相当吸引力。而这类书似乎大多出自港台，因而我们大陆利用这类书来施加影响的回旋余地几近为零，这是很可惜的。对比之下，介绍当代中国的书籍则少而又少，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等的书籍几乎难觅踪迹。整个书籍的陈旧状况令我们有恍如隔世之感。巴西有20多万华人，其中有18万住在圣保罗，中文书店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而且，如果将业务对象进而扩大到巴西主流社会人群的话，经营规模还能得到扩张，我深感我们今后应改进向书店的供货工作，尽快协助何安摆脱目前这种境况。同时，我不免在心中嘀咕：“开这样的书店能赚多少钱？还能维持多久？”此后，在一次与何安聊天时我把我的疑虑说了出来。何安坦然言道：“赚不了多少钱，只够维持生计。”“那你为何不另外选择其他更能赚钱的行当去做？”听到我的问话，何安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庄重，随后一字一顿地回答道：“这是遵照我父亲的遗愿！”
何安的父亲及其遗愿
随之，何安做了以下的一段叙述：
“我们旧居福建邵武，父亲何德光1958年转道香港来到巴西艰苦创业，办起中文书店——文昌书局。由于远离祖国，更由于当时中西尚未建交，因而历尽艰辛，惨淡经营。但老人家始终以赤子之心，心向祖国，20世纪60年代，曾为解救在巴西蒙难的中国贸易代表而四处奔波、活动。此后，又为中西建交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圣保罗总领事馆揭幕礼上，父亲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他曾先后7次回国参加各类政经活动，1980年，他率领巴西贸易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父亲获得旅巴华人的普遍尊重，成为侨界领袖，是巴西华人协会第一任会长。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不幸患上癌症，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动员父亲回国治疗，但终因病毒扩散于1983年回巴西后病逝。
“我是1970年代来到父亲身边的，深受父亲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感染。父亲生前一直叮嘱我们，我们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要把书店办下去。所以，我接手书店业务后，尽管惨淡经营，但我就是坚持一个信念，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店办下去！这可是南美唯一的中文书店呀，是沟通祖国和华侨的重要文化渠道呀！”
听着何安父子的故事和何安庄严的誓言，我不由得对他们父子肃然起敬。
“可是，你们看得出来，世代相传，到我们的下一代恐怕就会出现问题，我的孩子接替书店事业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好在这些年，中国外文局和国内有关部门给予我的书店很多支持，让我对未来又增添了信心。所以我想如果国内有关方面如外文局能够更好地利用我的书店，或者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书店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我父亲在地下有知，就更加安心、放心了！”
何安的声音似乎有点哽咽，我也觉得眼帘开始湿润起来……
何安的两个侄子
傍晚，结束了在圣保罗大学的公务活动，我们就应何安先生之邀前往他家中，
“我太太为你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路上，何安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显然，他对于能够顺利地把我们请到家里，感到非常高兴，更使他高兴的是，我们答应改变原定于明天进行的游览计划，而去郊区一个开发区参观他哥哥及其儿子开办的工厂。
亮灯时分，我们到达何安家。漂亮的别墅小楼显示出这是一个中产家庭的居所，窗明几净，简洁而不奢华。何安说，他和家人因为忙于工作，也为了方便孩子们上学，一般住在城里的简易寓所，周末或节假日才回到这里。今天则是为了招待我们这些来自祖国的“贵客”。
小坐片刻，见先后进来两对风度翩翩的年轻夫妇，何安介绍说，这是他的两个侄子和他们的太太，年长一些的叫何易，小点的叫何如，都不满40岁的样子。何易何如看到我们，显得特别兴奋，一面和我们紧紧握手，一面不住地说：“祖国来人，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他们真挚热情的情绪感染了我们，大家顿时就放弃了拘谨，很快热络起来，一如老友重逢。何如还赶紧向我们做了一番解释：“我爸我妈原本也要来的，临时有点事不能赶过来了，好在你们明天要去厂里，就明天见面吧！”
在交谈中，我发现何如带有中国北方口音，不禁发问。何如笑道：“我从小随父母在内蒙古乌海市生活，以后在上海铁道学院学习，毕业后才到巴西。”何安插进来介绍说，何如到巴西后，很快学会了葡萄牙文，逐步融入了巴西社会，并开始从事汽车音响的进出口业务。这一经历使他积累了汽车音响经销方面的经验，为日后创办汽车音响企业奠定了基础。而他哥哥何易则走了另外一条成长道路。1979年，何德光回国时将何行的大儿子（现在墨西哥发展）和二儿子何易带到了巴西，当年何易才12岁，在爷爷和叔叔（何安）的带领和照顾下，摸爬滚打，成长起来。他在巴西的成长历程中，充满了坎坷与搏斗，但正因为此，他深入地了解了巴西、巴西人，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公司从事销售业务，掌握了巴西的销售渠道，也为日后家族事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2005年，何易作为唯一一名南美洲华人青年入选中国国务院侨办评选出的世界100位华人青年企业家。何易还与巴西女子爱丽塔结为连理。“爱丽塔更熟知巴西和巴西人，她经常为家族的事业长袖善舞，展开公关，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何安向我们介绍道。何易将叔叔的话翻译给爱丽塔，爱丽塔开心地笑起来。
“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又能吃苦耐劳，在巴西这块资源丰富的土地上，我们这些在内蒙古沙漠和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人，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事业都能做成！”何易何如兄弟自豪地说。新一代华人似乎比老一代少了些矜持、含蓄，多了些豪情、胆略，同他们的前辈一样能够让世人刮目相看。
晚宴开始，富有福建风味的菜肴一道道上桌，在异国他乡尝到如此地道的中国菜，真让我们赏心悦目、大快朵颐。难怪何安刚才如此夸奖他太太的厨艺，名不虚传哪！品尝着美味佳肴，看着这乐融融的一家人，尤其是看着两对年轻人，我内心更急于想见到他们的父亲、何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何行。
何安的兄长何行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驱车前往位于圣保罗市郊的圣约瑟工业园区，何安的哥哥、何易何如的父亲何行领头创办的汽车音响工厂就在这工业园区内。
何行与夫人已站在公司（工厂）大楼门厅内等候我们，我和他们欣赏似的互相端详，何行果然气度不凡，言行举止让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了，在他身上依旧保留着国内领导干部的那种气质啊：沉稳、大度，亲切而含蓄，温和而不失权威。我还隐约感到其中似有军人的影子。总之，一见到何行，就能找到答案：他确实是这个家族目前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在会议室内一坐定，何行就开门见山为我们介绍工厂的情况：这是一座制造汽车音响的工厂，总厂400名员工，在亚马孙那边的马瑙斯还设有分厂，另有员工100名。其中包含管理和技术人员60余名（有6名高级技术人员聘自中国）。工厂生产汽车扬声器、CD、DVD等设备。“巴西人非常喜欢音乐，他们可以买二手汽车，但一定要在车内装上一流音响，因此，1998年以前，我的孩子们就开始从事汽车音响设备的营销业务，那时基本上是从美、日、韩等国进口。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我们减少了从以上国家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奠定了与中国的贸易基础。但巴西对进口控制很严，发展受到限制，于是我们就考虑从北京进口零部件，在巴西建厂组装。这样做，既有利于中国增加外汇，也有利于解决巴西的就业问题，一举两得，中巴可以实现双赢。”何行说。
何如插话：“公司员工500人，按一个巴西工人供养4个人计算，我们办厂解决了2000人的衣食问题。”
何行接着说：“我们和中国北京电子进出口公司一谈，他们非常支持，还派专家前来帮助筹备建厂，和我们合作的还有香港临高（东莞）公司。目前公司产品已经打开市场，去年销售额达到4500万美元，仅CD一项每月就可以销出好几万套。”
何如又插话道：“公司一开始就把赶超日本产品作为目标，由于我们的产品价廉物美，服务周到，能为所有巴西车型配套，所以深受巴西驾车者喜爱和欢迎，目前我们的品牌BUSTER已经在巴西家喻户晓，过去巴西市场基本上被日本产品占领，现在有50%～60%是我们的产品了，全国各大超市都有我们的产品。待到占有70%份额时，我们打算进军家庭音响市场，再过2～3年，准备引进中国电视机和家庭影院……”
对公司取得的辉煌业绩和光明前景，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齐声祝贺，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时，我长期以来养成的记者职业习惯驱使我发问：“何主席（何行系公司董事会主席），听说你60岁退休后才从中国来到巴西进行第二次创业？”“是啊。”何行答道。我的提问显然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娓娓道出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
“1951年我15岁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5年被授予少尉军衔，然而1958年我因为有‘海外关系’被转业到内蒙古乌达车站，从扳道员做起，什么都干过，‘文革’中又被下放到吉兰泰做列车货运员，在沙漠中跑车整8年，差点被人遗忘了。‘文革’结束，父亲回国探亲，我的命运开始转变，被调回呼和浩特铁路局担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1979年，父亲希望我随他出国，我对父亲说，我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还要尽我的职责，我没有出去。1995年退休后，我觉得我已经实践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完成了对革命应尽职责，而孩子们又因为事业发展需要我掌舵，一再劝我出国，最后我和太太下决心一起到巴西来重新创业。不知不觉10年过去了，终于实现了再次创业的梦想。回过头来看，过去的经历虽然坎坷，但对自己是不小的锻炼，使我在60岁后仍然能够有底气去应付这里的各种困难。”
“您觉得你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又问道。
“天时、地利、人和。”
“怎么说？” “天时，是祖国的支持，没有祖国有关方面的鼎力相助，我们有天大本事也搞不起来，记得那年贾庆林同志到厂里来，对我说，在巴西有事找大使，在中国有事找贾庆林，我就觉得祖国真是我们的靠山，祖国繁荣昌盛了，我们感到很自豪，自己成功了，不忘来自祖国的支持，这是真诚和深切的感受，到了外边，真的是希望祖国一天比一天好，什么都能好。地利，是巴西的需要，我们只有适应巴西的实际需要才能生存和发展。人和，家人的齐心奋斗，你看得出来，我父亲为我们今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的儿子儿媳妇各有其长，且能互补，各种困难经过他们的努力和调节最后都能摆平。”何行把脸转向他的弟弟何安，“就说我弟弟吧，除了办书店——其实不怎么赚钱，但这是华人的一个文化上的寄托和纽带——他还被推举为福建同乡总会会长，协助中国使领馆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处理移民（包括合法、非法）的种种复杂事务，耗去他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也是对我们事业的间接支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秉承了一个宗旨：为祖国增加财富作贡献，为巴西创造就业尽力量。所以，尽管比我们来得早的有的是，比我们有钱的也有的是，但像我们这样做得大做得好的却凤毛麟角。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个企业，是中巴商贸的一根纽带。”
中午就餐时，我和何行继续讨论。我请教他：“现在国际上对中国产品有一种担心，认为挤占了他们的市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你创办的企业给我一个启发，今后国内可不可以改变单纯的商品输出的方式，改为到国外（依托华人的背景和优势）投资创办企业的方式，是否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摩擦和压力？”何行想了想答道：“这是个很好的想法，但要慎重。例如巴西这个地方，政府、工会、白道、黑道，很难对付，但都需要摆平，创业的艰辛非常人能够体会，我们在这里也要经常变换策略，一步一步探索着往前走，搞不好，大量的投资就会被折腾得无影无踪，这并非没有先例呀！要慎重！慎重！”
听到这里，我不禁频频点头。同时也从心里佩服了何行和他的家人。我不由得掏出笔来，为何行写下两行句子：
远涉三大洋，体念先人游子情，情真势必薪火传；
创业一甲子，凝结两代中华功，功到自然硕果成。
我为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以及他们创造的业绩而感到光荣！衷心祝愿他们万里长波，一帆风顺！
责编： 雷向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