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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贪生怕死,但必须深潜”
“我们那批人都没有联系了,退休的退休,离散的离散,只剩下我一个人成了‘活字典’。”“我们”,是60年前和黄旭华一起被选中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人,共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历经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从始至今还在研究所“服役”的就剩黄旭华一个。
这句话听起来伤感。然而庆幸的是,“活字典”黄旭华和1988年共同进行核潜艇深潜试验的100多人还有联系。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由于北方的水浅,中国核潜艇在问世18年后,一直没能进行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直到1988年在南海才有了第一次深潜。至此中国核潜艇才算走完它研制的全过程。
这个试验有多危险呢?“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入水下数百米后,承受的水的压力是1吨多。100多米長的艇体,上面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有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当时已是总设计师,知道许多人对深潜试验提心吊胆:“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比我们的好得多,设计的深度是水下300米。结果1963年进行深潜试验时,不到190米就沉掉了,原因找不出来,艇上129个人也全未找到。而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样东西是进口,全部是自主研制,一旦下潜到极限深度,是不是会像美国的一样回不来?大家的思想负担很重。”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测量和记录着各种数据。核潜艇到达了极限深度,然后开始上升,等上升到安全深度,艇上顿时沸腾了。人们握手,拥抱,哭泣。有人奔向黄旭华:“总师,写句诗吧!”黄旭华心想,我又不是诗人,怎么会写?然而激情难抑,“我就写了4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一生痴迷核潜艇工作,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您当时不怕死吗?”
“怎么不怕!我也贪生怕死,但当时只有这一个选择,顾不得了。”
“那么多人哭了,您没哭吗?”
“没有,没哭,就是松了一口气:太好了,没出事!眼睛里有点湿润。”
玩具、算盘和磅秤
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有一个说法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
黄旭华用了个好玩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一样定时上浮。如此循环往复,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有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且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正因如此,1958年,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同时,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计划。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毛泽东闻言,愤怒地站了起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他挥舞着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此后,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谈话时发誓道:“核潜艇1万年也要搞出来!”
就是这句话,决定了黄旭华的人生方向。中央组建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其中大部分是海洋技术方面的代表,黄旭华则作为技术骨干入选。苏联专家撤走了,全国没人懂核潜艇是什么,黄旭华也只接触过苏联的常规潜艇。“没办法,只能骑驴找马。我们想了个笨办法,从国外的报刊上搜罗有关核潜艇的信息。我们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黄旭华至今保留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当年还没有计算机,他们就分成两三组,分别拿着算盘计算核潜艇的各项数据,若有一组的结果不一样,就从头再算,直到各组数据完全一致。
还有一个“土工具”,就是磅秤。黄旭华在船台上放了一个磅秤,每个设备进艇时,都得过秤,记录在册。施工完成后,拿出来的管道、电缆、边角余料,也要过磅,登记准确。黄旭华称之为“斤斤计较”。就靠着磅秤,数千吨的核潜艇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交付海军使用。作为被祖国挑选出来的其中一人——黄旭华从34岁走到了“知天命”之年,把最好的年华铭刻在大海利器核潜艇上。
回想起那段岁月,黄旭华别有一份达观。他会笑着说,最“舒服”的是“文革”时下放养猪的那两年,白天与猪同食,晚上与猪同眠,但常有“访客”趁着月色来猪圈找他求教技术问题。他把图纸铺在泥地上,借着月光悄声讲解。告别时,“访客”会偷偷说一句:“明天要斗你,不要紧张,是我们几个来斗。”黄旭华很感动,忙说:“谢谢!”
“那是我人生中唯一轻松的时候,没什么责任,也没有负担,把猪养好就行了。”
“也没有牵挂吗?”
“有,我放心不下核潜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
“为什么连读书的地方都没有”
准确地来说,黄旭华是把最好的年华隐姓埋名地刻在核潜艇上。
“别的科技人员,是有一点成就就抢时间发表。你去搞秘密课题,是越有成就越得把自己埋得更深,你能承受吗?”老同学曾这样问过他。
“你不能泄露自己的单位、自己的任务,一辈子都在这个领域,一辈子都当无名英雄,你若评了劳模都不能发照片,你若犯了错误只能留在这里扫厕所。你能做到吗?”这是刚参加核潜艇工作时,领导跟他的谈话。 93岁的黄旭华回忆起这些,总是笑:“有什么不能的?比起我们经历过的,隐姓埋名算什么?”
他所经历的那些——一个广东海丰行医之家的三儿子,在上初中时遇到日寇入侵,附近的学校关闭了,14岁的他在大年初四辞别父母兄妹,走了整整4天崎岖的山路,找到聿怀中学。但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这所躲在甘蔗林旁边、用竹竿和草席搭起来的学校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继续寻找学校,“慢慢越走越远,梅县、韶关、坪石、桂林……”。1941年,黄旭华辗转来到桂林中学。
1944年,豫湘桂会战打响,中国守军节节败退,战火烧到桂林。黄旭华问了老师三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疯狂?想登陆就登陆,想轰炸就轰炸,想屠杀就屠杀?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好好生活,而要到处流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么中国这么大,我却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老师沉重地告诉他:“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欺凌。”黄旭华下了决心:“我不能做医生了,我要学科学,科学才能救国,我要学航空学和造船,不让日本人再轰炸、再登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收到了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造船系的录取通知书。他想了想:“我是海边长大的,对海有感情,那就学造船吧!”
交通大学造船系是中国第一个造船系。在这里,黄旭华遇到了辛一心、王公衡等一大批从英美学成归国的船舶学家。一代名师荟萃,点燃了黄旭华心中的火种。
时至今日,年轻人在面对黄旭华时,很容易以为,像他这样天赋过人、聪明勤奋的佼佼者,是国家和时代选择了他。然而走近他的人才会懂得,是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1945年“弃医从船”的选择,1958年隐姓埋名的选择,1988年极限深潜的选择,共同组成了一条連续的因果链。
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相向而行。
是母亲的信箱、妻子的“客家人”
人生是一场“舍得”,有选择就有割舍。被尊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他的割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从1938年离家求学,到1957年出差广东时回家,这19年的离别,母亲没有怨言,只是叮嘱他:“你小时候,四处打仗,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了,交通方便了,母亲老了,希望你常回来看看。”
黄旭华满口答应,怎料这一别竟是30年。“我既然从事了这样一份工作,就只能淡化跟家人的联系。他们总会问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回答呢?”于是,对母亲来说,他成了一个遥远的信箱号码。
直到1987年,广东海丰的老母亲收到了一本三儿子寄回来的《文汇月刊》。她仔细翻看,发现其中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工作,虽然没说名字,但提到了“他的妻子李世英”。这不是三儿媳的名字吗?哎呀,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不回家的三儿子呀!老母亲赶紧召集一家老小,郑重地告诉他们:“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这句话传到黄旭华耳中时,他哭了。
第二年,黄旭华去南海参加深潜试验,抽时间匆匆回了趟家,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母亲。父亲早已去世了,他只能在父亲的坟前,默默地说:“爸爸,我来看您了。我相信您也会像妈妈一样谅解我。”
提及这30年的分离,黄旭华的眼眶红了。我们轻声问:“忠孝不能两全,您后悔吗?”他轻声但笃定地回答:“对国家尽忠,是我对父母最大的孝。”
幸运的是,他和妻子李世英同在一个单位。他虽然什么也不能说,但妻子都明白。没有误解,但有心酸:从上海举家迁往北京,是妻子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搬过去的;从北京迁居气候条件恶劣的海岛,冬天几百斤煤球,妻子和女儿一点点往楼上扛;地震了,还是妻子一手抱一个孩子拼命跑。她管好了这个家,却不得不放弃原本同样出色的工作,事业归于平淡。妻子和女儿有时会跟他开玩笑:“你呀,真是个客家人,回家做客的人!”
聚少离多中,也有甘甜的默契。“很早时,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来看我,见我没时间去理发店,头发都长到肩膀了,就借来推子,给我理发。直到现在,仍是她给我理。这两年,她说自己年纪大了,叫我行行好,去理发店。我呀,没答应,习惯了。”黄旭华笑着说。结果是,李世英一边嗔怪着他,一边细心地帮他理好每一缕白发。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词作家阎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我很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对您来说,祖国是什么?”
“列宁说过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性流光血液,是很伟大的举动,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这样。更关键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下去吗?国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3年,这血还是热的?”
“因为祖国需要,就应该这样热。”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环球人物》
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