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是金融业发展中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中国券商业踏入第三个十年的发展时期，管理层倡导创新的思想在近期上升到更高的战略意义上来。从中央领导的讲话，到郭树清主席雷厉风行的新政，无一不显示了行业处在一个深刻的变革窗口期。
　　 与此同时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及西南证券董事长翁振杰三位券商业老人，均从不同的角度，鲜见得在公开场合谈到券商业未来改革及发展的方向。这也被不少券商业内人士看成是监管层松绑投行业务，改革中国投行业的决心。
　　
　　缺失的“狼性”
　　 狼性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样态，在市场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金融业中体现得分外明显。纵观中国金融机构的狼性发展，以截至2011年的数据为准，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达113万亿，保险业总资产规模达6万亿，即便以往是金融业的小板块信托业，近年来风生水起，总资产也达到了4.5万亿。总资产大幅上升，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客户资产管理需求的扩大。
　　 证券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子系统，理应也一同分享到中国居民财富的增长，然而，总资产规模1.6万亿的数据，显得颇为尴尬。有券商业内人士感慨，中国证券行业的问题是监管过严，创新不足。现状是109家券商的总资产不及高盛的1/3，全行业净利润与摩根士丹利相当。而国际投行在金融危机前的财务杠杆达到了30倍,目前也有13倍，而在中国全行业平均只有1.3倍。
　　 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认为，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投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狼性”不足，业务范围没有随经济的发展、客户需求的增加而扩大，丧失了投行的本原属性。
　　 “狼性”的缺失与国际上对投行的定义大不相符。
　　
　　风险资本准备金比例降低
　　 2004年是一轮券商洗牌年，出于限制券商的买方业务，加强各大业务之间的防火墙，证监会建立了颇为严格的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全行业也进入到综合治理阶段。
　　 王东明指出，当前我国的证券公司使用净资产经营，扩大投入只能动用资本金，没有负债没有贷款，和“小卖部”的操作模式类似。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但是证券公司的业务则被严格限定在经纪、承销、自营、资产管理四张牌照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许多业务让与银行、信托等机构。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券商的净资本管理极大得束缚了券商业务的开展。
　　 证监会在4月13日宣布修改证券公司的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标准，适当降低证券公司部分业务风险资本准备的计算比例，放大业务空间，鼓励行业创新发展。
　　 根据修改细则，自营权益类证券、固定收益类证券的风险资本准备基准计算比例从20%、10%降低到15%、8%；专项、集合、限额特定、定向资产管理业务风险资本准备金计算比例从8%、5%、5%、5%降低到4%、3%、2%、2%；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为基础的风险资本准备基准计算比例从3%降低到2%；证券营业部的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比例从每家500万降低到300万元。同时，连续3年为A类的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比例从0.6倍降低到基准比例的0.4倍。根据之前的大致估算，此次调低标准将释放400亿的资本金。
　　 当然，相对于整个社会的膨胀财富，400亿的资本金，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但是这对于我国当前证券公司的经营模式是一个重大利好。而且也只是监管层放松资本管制的第一步。各个公司开展业务的规模水平的扩大，也将扩充券商对产品开发的研发力度。
　　
　　服务实体经济大有可为
　　 金融中介机构本应是作为服务实体经济而存在的一个重要桥梁，券商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大力服务实体经济。然而监管层的管制极大得制约了金融产品的生产，更谈不上创新和发展。
　　 王东明举了更为详细的例子来证明券商服务实体经济的不可或缺性，他以近年来颇受管理层关注的小微企业发展为例，指出微型企业由于规模小，往往达不到“嫌贫爱富”的银行授信条件。但是券商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而且这类公司中也不乏现金流较好的资产，那么券商可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设立一个SPV，将这部分优质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卖给其他人获得融资，即资产证券化将帮助这类小微企业的发展。
　　 另外诸如高收益债等近期频繁被提到将要启动的消息，同样是券商服务小微企业的可行渠道。
　　 相比起银行及其他类银行金融机构，券商作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纽带，业务拓展的空间和创新能力，将更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