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疯传着两则关于中西方慈善的内容:一个是名为《中国部分富豪怕被“劝捐” 拒赴盖茨慈善晚宴》的视频,一个是题为《世界捐赠指数国家排名:中国排名倒数第7位》的文章。
　　仔细一看,两者有一个共同点:用西方的标杆丈量中国的国情。
　　这个“中国排名倒数第7位”的所谓“捐赠指数国家排名”,最初是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于今年9月8日报道的,而其提供者是总部设在英国的慈善援助基金。在这个名为“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的榜单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列第一,加拿大和爱尔兰并列第三,瑞士和美国并列第五,中国大陆排名倒数第7——第147位。而它的原始来源方式是:慈善援助基金会委托盖洛普调查机构对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5万人进行了调查,询问这些人是否曾向慈善机构捐款,或者自愿帮助过陌生人。
　　什么叫慈善?慈善在这里只被定义为两个方面:一是向慈善机构捐款,二是自愿帮助陌生人。换句话说,如果捐款而“不向慈善机构”,如果帮助而“不相互陌生”,那就一切行善全都归结为“零”!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恰恰是“慈善机构”发展得少的国家,中国人的慈善往往见于日常言行,即便捐钱,也不是把钱直接交给慈善机构,而是交给单位;中国恰恰又是农村人口占主体的社会,他们的慈善更多地实践在“熟人社会”里,这是农业社会固有的特征;中国恰恰还是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的国度,我们往往以团队、组织、单位的“版本”行善,较少以个人的“版本”行善……
　　由此可见,西方“排行榜”按照其狭义标杆得出“中国人不慈善”的结论,显然有失公允,甚至动机可疑。
　　中西方企业应该怎么比慈善?笔者认为,不能静态比,而要动态比;不能孤立比,而要联系比。
　　第一,原罪比。西方诸如英国、美国的公司,起步阶段都曾掠夺过中国等第三世界,这时候,他们不仅少善,反而多罪。今天,如果有他們的后人率先偿还这笔“原罪”,尽管值得肯定,但也不应该成为在我们面前炫耀的资本。
　　第二,阶段比。应按成长阶段进行“一一对应”式的比较。从产生真正意义的公司(有限责任,产权自由转让,独立法人)来看,英国诞生公司的历史有三四百年,美国诞生公司的历史有两百多年,中国产生真正意义的公司的时间非常晚:如果从新中国算起,国有企业存在了60年,创办真正意义公司的时间大概也就是最近30年。中国企业在最近30年里,在公益慈善的天地里,总体上不仅远远优于西方企业的“学步期”,而且在向当前的世界水平看齐。
　　第三,程度比。美国人的捐款数占美国人总财富的比例,如果与中国人的捐款数占中国人总财富的比例相当,那么,二者在慈善排行榜上的位置其实是一致的。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捐款不比美国企业家差,眼下某些媒体借着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的“裸捐”,强行给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渲染”上了“怕捐”的“底色”,这恐怕是没有道理的:若论“裸捐”,中国大陆的牛根生是“全球捐股第一人”,比美国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裸”得都要早。尽管绝对值不在一个量级上,但他们“裸捐”的相对意义具有同等价值。据老牛基金会网站显示,牛根生“裸捐”出的股份市值目前大约为45亿港元,在牛根生有生之年,小部分红利用于维持家庭生活;天年之后,家人只领取少量生活费。另外,在中国,以企业或企业家名义设立的基金会已有很多,如李宁公司的李宁基金会,远洋地产旗下的“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等。
　　第四,同位比。真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比慈善的话,与其拿比尔·盖茨来比,不如用“微软中国”与中国的其他先锋企业来比,用所有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来比,看看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捐款数”、“纳税数”与“取得的财富总数”之间的比值——这几乎不用怎么算,大家就会知道:中国企业家,无愧!
　　2008年的时候,全球最大的通讯社之一路透社曾援引著名投资银行的调查指出,中国排名前50位的慈善人士绝大部分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在过去的三年中,其捐赠额已经增长了8倍(2007年,这50位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总额已达109亿美元),这样的一种增长速度,绝对可以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相媲美。照此速度计算,当中国企业“200岁”的时候,不光是慈善程度,就连慈善捐款的绝对值,都有可能远远超过今天——甚至那时——的美国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