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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信用周期下半场，在金融监管加强和信贷条件紧缩的压力下，M2持续回落是紧信用的客观表现。金融监管的信用紧缩效应凸显，对信贷投放造成冲击，导致银行信用扩张速度持续放缓，货币派生能力弱化，进而引起货币层次的流动性持续收缩。
经过几年的信贷高速扩张，中国金融体系导致信用创造加速，资金空转现象严重，而信贷扩张遗留的风险不容小觑，包括房地产、政府平台贷款和过剩产能等。2017年以来，管理层选择“紧信贷”重要原因就是清理信贷扩张的风险。
针对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银监会用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指标织成了一张监管的高压网，剑指国内商业银行粗放式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风险隐患，旨在抑制信贷扩张速度，进一步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使融资活动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央行下调M2增速，并向部分商业银行发出信贷额度调控通知，要求其不同程度地收缩投放规模，以缩紧信用创造。
信贷政策逐渐收紧
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自2012年以来持续增加，于2015年大面积爆发，不良贷款的规模与比例节节攀升，且屡创新高，并在2016年第三季度升至峰值。尽管2016年四季度末的不良贷款率出现了自2012年二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但由于名义不良率与真实不良率之间的差距难以把控，市场仍对银行的不良风险持谨慎态度。
造成银行不良贷款额上升的原因较为复杂，从外部影响因素看，首先，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经营承压导致其资金链紧张，偿债能力下降；其次，产业结构调整造成行业分化，其中，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凸显；第三，技术进步引发互联网经济及电子商务的兴起，进而冲击制造、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第四，民间借贷、互保链引发的连锁风险也不容忽视。而从内部影响因素看，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的信贷结构、授信范围、风险化解能力、不良资产清收能力及保全能力等均会对其资产质量造成一定的风险。
从行业分布上看，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依旧是银行不良贷款分布最多的行业，由于商品价格疲弱和一些制造业相关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其产生大量不良贷款，成为不良贷款的重灾区；不良贷款率较低的行业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水利、环境和社会公共设施管理业。由此可见，与公用事相关的行业不良率较低。
在强监管的背景下，银行主动停止各类业务是目前紧信用的核心与主因。为治理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上升等现象，避免资金空转套利，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央行开始采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MPA），旨在紧信贷、去杠杆、防风险、抑泡沫。从表面上看，金融监管加强的背景是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风险和问题；从深层次看，是利率市场化和大资管环境下金融机构监管套利与监管部门博弈的必然结果。
2016年以来，随着金融监管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强，各类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业务和杠杆机制成为监管的重点，监管趋严带来放贷压力，抑制信贷扩张过快。短期而言，金融监管的加强将成为2017年中国货币和信贷收紧的主要推手。
目前，金融杠杆过高，房地产泡沫已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阻碍，因此，去杠杆、抑制房地产泡沫势在必行。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了2017年中国楼市发展的方向，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并通过收紧信贷为高杠杆且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由此可见，2017年，货币信贷增速整体将稳中趋缓。
此外，从2015年年底到2017年6月，美联储共加息四次，每次加息上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25个基点，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已升至1.0 %-1.25%。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将宣布开始缩表，12月再加息一次。
美元加息意味着美元收益将会上升，相比于投资美国市场，中国市场的利润更低。由此，中国市场对国际热钱的吸引力变弱，从而导致更多资金从中国流出进入美国。资金外流势必造成人民币贬值，将对中国的基础货币形成、国际收支、金融稳定产生较大的不良冲击。
因此，为了控制资金外流，稳定资产收益，央行势必不敢轻易降息，甚至有可能出现加息的情况。央行不降息，则市场的流动性就会紧张，这极可能推动贷款利上升。
此外，除了实体经济有所回暖之外，国家积极引导资金流向也将造成融资需求增加。一方面，2017年的信贷政策偏紧，信贷机构的资金受限制；另一方面，實体经济需求上升将导致供不应求，从而提升融资的成本。
紧信用周期下半场已至
中国正处于紧信用周期，为紧缩信用创造、降低不良增速、规范银行各类业务、为市场降温去杠杆、控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资金外流等，中国信贷政策逐渐收紧。中信建投以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划分信用期间，得到自2008年以来信用松紧切换时期共计六个，即宽信用：2008年10月-2009年10月；紧信用：2009年10月-2011年9月；宽信用：2011年9月-2012年9月；紧信用：2012年9月-2014年7月；宽信用：2014年7月-2015年7月；紧信用：2015年7月至今。
在M2、社会融资规模及金融体系杠杆中，将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作为中国信用期间的划分依据最合理。首先，在去杠杆的大环境下，金融体系的杠杆将会越来越低，已不再适用于识别周期性波动。其次，自MPA考核体系出台，中国信贷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货币总量已无法反映广义信贷的真实情况，且M2增速、GDP增速及物价增速间存在“遗失的货币”缺口，在货币总量概念下，信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无法准确衡量。
因此，划分信用期间应以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为准，反映广义信贷的真实情况，从信用总量（资产）的角度而非货币总量（负债）的角度刻画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 中国正处于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紧信用”阶段，即“中性偏紧”阶段。这一阶段，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通过宏观审慎措施来控制信贷增速和金融风险，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2017年以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继续推进，“一行三会“多部门金融整肃施压，成为金融周期下半场治理的题中之义。
其中，“中性偏紧”又将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紧货币（2016年四季度-2017年一季度，央行净资产注入下降）；紧信用（2017年二季度至今，监管推动商业银行总资产下降）、紧利率（央行净资产注入增加）。目前，中国去杠杆已进入紧信用阶段。
紧信用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MPA考核体系，它旨在约束广义信贷增速、控制银行资产规模增速、抑制理财和同业业务套利。
MPA考核体系是央行提出的对商业银行考核的监管体系，主要分为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与信贷政策执行七大类，其中，要求最严的是资本和杠杆类与定价行为，两者都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
MPA体系的核心就是通过资本充足率和广义信贷这两个指标建立起针对广义信贷增长的约束机制，并利用广义信贷的增速来约束银行资产的增速。广义信贷基本涵盖了各项贷款、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等当前商业银行扩张的主要业务品种。从2017 年一季度开始，表外理财资产扣除现金和存款之后也纳入到广义信贷的范围，从而抑制监管套利。
在政策的引导下，商业银行必然会加大对于广义信贷规模增速的控制，这对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发展模式将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从合意信贷管理升级为广义信贷管理，口径扩大之后，过去众多银行所采取的、产生于原监管软约束环境下的粗放式资产扩张的发展方将受到直接冲击，信贷规模腾挪成为过去式。银行对资产的主动管理能力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用通道进行监管套利。受到MPA体系内广义信贷规模增长率的限制，以及同业负债占总负债比例的限制，今后银行依靠同业业务进行高速扩张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小。
2015年年底出台的MPA考核体系，约束了广义信贷增速及银行资产规模增速，近一年来，央行、银监会通过各类文件及会议强调对银行业资产质量、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和表外业务的重点关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紧信用、去杠杆、严监管”将会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除去MPA考核体系，央行、银监会还通过“三三四”文件、全国金融工作议等，将“紧信用、去杠杆、严监管”政策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约束银行广义信贷增长及资产增速；2.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3.针对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风险和突出问题，重点关注银行业资产质量、信用风险、流动性、同业业务、银行理财和表外业务；4.大力治理金融乱象、切实弥补监管短板；5.引导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脱虚向实；6.引导银行业转变经营理念，加强改革创新等。
银行资产增长受MPA约束
从宏观指标上来看，在金融监管加强和信贷条件紧缩的压力下，M2持续回落是紧信用的客观表现。金融监管的信用紧缩效应明显呈现，对信贷投放造成冲击，导致银行信用扩张速度持续放缓，货币派生能力弱化，进而引起货币层次的流动性持续收缩。
截至2017年7月末，中国M2余额为162.9万亿元，M2同比增速持续回落至9.2%，M2增速已基本触底。
在金融强监管的背景下，银行理财产品收缩，债券融资和表外融资受阻转表内，将拉动银行表内信贷的上涨，促使银行加大信贷投放。
2017年6月，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大幅升至1.54万亿元，同比增长1600亿元，环比增长4300亿元，远高于市场平均预期水平。新增信贷大幅上涨超预期，是紧信用时期金融去杠杆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的结果。
从新增贷款种类上看，非金融企业中长期新增贷款同比上升，这是因为在强监管下，金融机构逐步增加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脱虚向实”取得效果，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在提升；而个人中长期新增贷款同比下降，这是由于房地产限贷政策成效的显现。此外，非金融性企业新增贷款与个人贷款分别占总新增人民币贷款的53.37%和46.63%，两者差别不大。
自2015年年末MPA体系出台以来，中国信用派生工具发生了显著的切换，从以往的常规信贷扩张到了广义信贷。因此，观察中国信用派生情况，不能再单纯地考察常规信贷，还需要用社会融资总量指标进行刻画。在紧信用时期内，随着宏观审慎考核系统的完善与实施，以及银监会一系列抑制“影子银行”的政策，在监管趋严和抑制杠桿的压力下，银行通道业务受限，表外非标业务规模被压缩，其资产呈现表外转内、非标转标的变化，拉动表内信贷上涨，进而将导致社会融资规模超预期增加。
在信贷收紧的压力下，各商业银行放款速度减缓，额度从严。按照以往规律，银行放款的流程大多在5-7个工作日左右，由于监管趋严，如今商业银行的放款速度都出现了明显减缓，即使办理速度最快的银行，放款的周期也要在20-25个工作日左右。信贷趋势整体从紧，各家商业银行的放贷额度也趋于严格。
其中，又以房地产贷款收紧为甚。2016年下半年以来，监管部门已多次内部发文或召集银行开会，要求全面控制房地产融资业务增速及相关贷款风险。5月8日，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押品管理指引》，对房屋抵押贷款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以防银行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紧信用与强监管双管齐下，房地产“去杠杆”全面升级。
由此，商业银行对住房按揭贷款“挑肥拣瘦”，并开始从利率折扣、审批速度、贷款期限等几个层面收紧住房贷款。2017年，住房贷款大幅度下行，企业融资更加困难，而信贷政策收紧也将在短期内对地产板块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MPA体系通过资本充足率和广义信贷这两个指标建立起针对广义信贷增长的约束机制，进而约束银行资产的增速。在政策的引导下，商业银行必然会加大对于资产规模增速的控制。 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自2016年10月份以来持续下跌。2017年6月，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为236.54万亿元，同比增速由4月份的14.6%跌至13.5%，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受限，表明严监管的政策效应已经体现。
分银行类型看，国有大行的资产同比增速下跌较慢，由2016年10月的10.3%减至2017年6月的9.7%；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资产同比增速回落较快，分别由2016年10月的15.7%和23.8%下降至2017年6月的11.5%和19.7%。
在紧信用时期下，银监会针对金融去杠杆发布了一系列监管方针，借助收缩同业、将表外理财纳入MPA监管、限制通道业务等手段，调整表内和表外资产规模，从而达到降低杠杆率、减缓银行资产增速（尤其是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资产增速）的目标。
在MPA考核体系下，信贷规模扩张面临严格约束，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受到严格监管，对此，银行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同业、理财规模，促使表外业务逐渐回归表内，防止资金空转套利，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紧信用利好银行基本面改善
一直适用到2015年年底的合意贷款规模管理，使影子银行在过去几年疯狂扩张。根据穆迪官网采用的口径测算中国“影子银行”的总规模可知：中国“影子银行”规模自2011年起一路飙涨，截至2016年年底，“影子银行”规模将近96万亿元，是 2016年国内GDP的1.3倍。
一方面， 银行监管套利活动催生了表外和通道等“影子银行”业务；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监管放松、货币放水又促进“影子银行”的繁荣。其中，银信理财产品是“影子银行”产品的主要存在形式之一。为了少占用信贷规模，银行创新出各种通道，把实质上的信贷资产通过这些通道转变为理财业务、同业业务和资管业务等。
总体而言，中国“影子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表外理财产品和银行同业，资金主要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两高一剩”行业，以及资金短缺的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
“影子银行”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存在监管套利行为，会引发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和高杠杆等系统性风险，也掩盖了投向实体经济的真实信贷增速。央行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旨在捕捉实体经济的全部资金来源。随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非信贷资产、表外理财等占比越来越高，由于影子信贷类型的翻新和嵌套，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子信贷占比不断上升，简单合意贷款管理已经过时，无法掌握银行的实质性风险。
随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和监管协调的加强，未来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将按照统一标准、消除套利、穿透监管、打破刚兑、逐步整改、规范统计等方向开展，在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的结合下，影子银行全面监管的时代就此到来。各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影子信贷产品加强监管，有望遏制影子信贷和金融杠杆的过快扩张，降低金融系统的中长期风险。
与此同时，影子银行有望正本清源，以规范、专业的资产证券化服务来盘活存量信贷资金。此外，引导影子银行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可使金融系统中空转的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从而提升实体经济的回报率。
从影子银行资金来源来看，理财和同业业务逐渐受到约束，这将从资金源头收缩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并对影子银行机构间层层嵌套的交易模式产生抑制作用，此前一些银行通过各类影子银行业务来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的行为可能反转，而影子信贷萎缩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实体经济的整体信贷增速以及金融机构间信用扩张的速度。
MPA体系通过资本充足率和广义信贷这两个指标建立起针对广义信贷增长的约束机制，进而约束银行的资产增速。从2017年一季度开始，表外理财资产扣除现金和存款之后纳入到广义信贷的范围，抑制监管套利。
受到MPA体系对广义信贷及资产增速的限制，依靠同业、理财业务高速扩张的机会将越来越小。过去几年，特别是中小银行，由于网点较少，靠传统的吸收存款进行规模扩张变得很困难，转而依靠影子銀行业务来高速扩张成为其最佳选择（以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和平安银行为甚）。但在MPA体系内，受到广义信贷规模增长率的限制，将很难再现这种依靠同业、理财业务带动银行高速发展的模式。
2017年3月末以来，银监会密集下发“三三四”文件，掀起一场监管风暴。这七份文件主要涉及的监管政策被总结为“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即“违法、违规、违章”，“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这些政策直指影子银行业务灰色地带，重点检查银行同业、银行理财及信托业务中是否有“不当交易”的行为。银监会的“三三四”金融风险检查从4月初启动，在合规压力下，从4月起，银行业开始控制理财、同业产品的资产扩张。原本依赖理财、非标等影子银行体系融资的信贷需求在二季度转向传统信贷业务。
此外， 银监会已经启动的理财产品监管原则和即将出台的资管统一方案，会进一步降低金融产品间相互嵌套的程度，抑制通道业务的发展。银行将更多地受到资本和流动性等要求的制约，其他金融机构也越来越难以绕开各种限制和规则。7月初，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也要求重点关注银行业资产质量、流动性、同业业务、银行理财和表外业务等领域的风险。
因此，在紧信用的条件下，银行业的基本面将会发生显著变化：首先，银行信用扩张速度持续放缓，货币派生能力弱化，M2增速触底；其次，去杠杆压力致银行表外转表内、非标转标，理财、同业增速下降，新增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超预期；第三，MPA考核约束下银行资产规模增速放缓；第四，不良贷款增速放缓，信贷投向得到改善；第五，表内信贷需求旺盛，各类贷款利率回升，预计净息差将得到改善。
中信建投认为，面对紧信用，银行应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以降低不良、回归业务本质以优化资管、加强改革创新以增加盈利，以及推进城商行向零售方向转型。在严监管、紧信贷、去杠杆的压力下，银行不良增速放缓、资产质量优化、风控能力增强、基本面得到改善，这将有利于银行板块估值的进一步提升。此外，表外转表内致传统信贷需求增长，净息差改善则有利于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
考察中国近五年内的紧信用期间以及美联储加息期间，除去中国经济转型致增速下滑以及大股灾的情况，信用收紧皆带动了银行板块股价的上涨。目前，中国PMI指数环比回升、GDP增速维稳、前瞻性经济指标走势较为强劲，经济发展仍保持稳定向好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期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变化将为紧信用推动银行股价上涨提供有利的条件。
经过几年的信贷高速扩张，中国金融体系导致信用创造加速，资金空转现象严重，而信贷扩张遗留的风险不容小觑，包括房地产、政府平台贷款和过剩产能等。2017年以来，管理层选择“紧信贷”重要原因就是清理信贷扩张的风险。
针对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银监会用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指标织成了一张监管的高压网，剑指国内商业银行粗放式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风险隐患，旨在抑制信贷扩张速度，进一步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使融资活动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央行下调M2增速，并向部分商业银行发出信贷额度调控通知，要求其不同程度地收缩投放规模，以缩紧信用创造。
信贷政策逐渐收紧
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自2012年以来持续增加，于2015年大面积爆发，不良贷款的规模与比例节节攀升，且屡创新高，并在2016年第三季度升至峰值。尽管2016年四季度末的不良贷款率出现了自2012年二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但由于名义不良率与真实不良率之间的差距难以把控，市场仍对银行的不良风险持谨慎态度。
造成银行不良贷款额上升的原因较为复杂，从外部影响因素看，首先，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经营承压导致其资金链紧张，偿债能力下降；其次，产业结构调整造成行业分化，其中，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凸显；第三，技术进步引发互联网经济及电子商务的兴起，进而冲击制造、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第四，民间借贷、互保链引发的连锁风险也不容忽视。而从内部影响因素看，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的信贷结构、授信范围、风险化解能力、不良资产清收能力及保全能力等均会对其资产质量造成一定的风险。
从行业分布上看，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依旧是银行不良贷款分布最多的行业，由于商品价格疲弱和一些制造业相关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其产生大量不良贷款，成为不良贷款的重灾区；不良贷款率较低的行业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水利、环境和社会公共设施管理业。由此可见，与公用事相关的行业不良率较低。
在强监管的背景下，银行主动停止各类业务是目前紧信用的核心与主因。为治理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上升等现象，避免资金空转套利，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央行开始采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MPA），旨在紧信贷、去杠杆、防风险、抑泡沫。从表面上看，金融监管加强的背景是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风险和问题；从深层次看，是利率市场化和大资管环境下金融机构监管套利与监管部门博弈的必然结果。
2016年以来，随着金融监管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强，各类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业务和杠杆机制成为监管的重点，监管趋严带来放贷压力，抑制信贷扩张过快。短期而言，金融监管的加强将成为2017年中国货币和信贷收紧的主要推手。
目前，金融杠杆过高，房地产泡沫已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阻碍，因此，去杠杆、抑制房地产泡沫势在必行。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了2017年中国楼市发展的方向，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并通过收紧信贷为高杠杆且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由此可见，2017年，货币信贷增速整体将稳中趋缓。
此外，从2015年年底到2017年6月，美联储共加息四次，每次加息上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25个基点，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已升至1.0 %-1.25%。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将宣布开始缩表，12月再加息一次。
美元加息意味着美元收益将会上升，相比于投资美国市场，中国市场的利润更低。由此，中国市场对国际热钱的吸引力变弱，从而导致更多资金从中国流出进入美国。资金外流势必造成人民币贬值，将对中国的基础货币形成、国际收支、金融稳定产生较大的不良冲击。
因此，为了控制资金外流，稳定资产收益，央行势必不敢轻易降息，甚至有可能出现加息的情况。央行不降息，则市场的流动性就会紧张，这极可能推动贷款利上升。
此外，除了实体经济有所回暖之外，国家积极引导资金流向也将造成融资需求增加。一方面，2017年的信贷政策偏紧，信贷机构的资金受限制；另一方面，實体经济需求上升将导致供不应求，从而提升融资的成本。
紧信用周期下半场已至
中国正处于紧信用周期，为紧缩信用创造、降低不良增速、规范银行各类业务、为市场降温去杠杆、控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资金外流等，中国信贷政策逐渐收紧。中信建投以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划分信用期间，得到自2008年以来信用松紧切换时期共计六个，即宽信用：2008年10月-2009年10月；紧信用：2009年10月-2011年9月；宽信用：2011年9月-2012年9月；紧信用：2012年9月-2014年7月；宽信用：2014年7月-2015年7月；紧信用：2015年7月至今。
在M2、社会融资规模及金融体系杠杆中，将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作为中国信用期间的划分依据最合理。首先，在去杠杆的大环境下，金融体系的杠杆将会越来越低，已不再适用于识别周期性波动。其次，自MPA考核体系出台，中国信贷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货币总量已无法反映广义信贷的真实情况，且M2增速、GDP增速及物价增速间存在“遗失的货币”缺口，在货币总量概念下，信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无法准确衡量。
因此，划分信用期间应以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为准，反映广义信贷的真实情况，从信用总量（资产）的角度而非货币总量（负债）的角度刻画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 中国正处于金融周期下半场的“紧信用”阶段，即“中性偏紧”阶段。这一阶段，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通过宏观审慎措施来控制信贷增速和金融风险，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2017年以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继续推进，“一行三会“多部门金融整肃施压，成为金融周期下半场治理的题中之义。
其中，“中性偏紧”又将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紧货币（2016年四季度-2017年一季度，央行净资产注入下降）；紧信用（2017年二季度至今，监管推动商业银行总资产下降）、紧利率（央行净资产注入增加）。目前，中国去杠杆已进入紧信用阶段。
紧信用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MPA考核体系，它旨在约束广义信贷增速、控制银行资产规模增速、抑制理财和同业业务套利。
MPA考核体系是央行提出的对商业银行考核的监管体系，主要分为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与信贷政策执行七大类，其中，要求最严的是资本和杠杆类与定价行为，两者都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
MPA体系的核心就是通过资本充足率和广义信贷这两个指标建立起针对广义信贷增长的约束机制，并利用广义信贷的增速来约束银行资产的增速。广义信贷基本涵盖了各项贷款、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等当前商业银行扩张的主要业务品种。从2017 年一季度开始，表外理财资产扣除现金和存款之后也纳入到广义信贷的范围，从而抑制监管套利。
在政策的引导下，商业银行必然会加大对于广义信贷规模增速的控制，这对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发展模式将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从合意信贷管理升级为广义信贷管理，口径扩大之后，过去众多银行所采取的、产生于原监管软约束环境下的粗放式资产扩张的发展方将受到直接冲击，信贷规模腾挪成为过去式。银行对资产的主动管理能力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用通道进行监管套利。受到MPA体系内广义信贷规模增长率的限制，以及同业负债占总负债比例的限制，今后银行依靠同业业务进行高速扩张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小。
2015年年底出台的MPA考核体系，约束了广义信贷增速及银行资产规模增速，近一年来，央行、银监会通过各类文件及会议强调对银行业资产质量、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和表外业务的重点关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紧信用、去杠杆、严监管”将会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除去MPA考核体系，央行、银监会还通过“三三四”文件、全国金融工作议等，将“紧信用、去杠杆、严监管”政策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约束银行广义信贷增长及资产增速；2.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3.针对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风险和突出问题，重点关注银行业资产质量、信用风险、流动性、同业业务、银行理财和表外业务；4.大力治理金融乱象、切实弥补监管短板；5.引导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脱虚向实；6.引导银行业转变经营理念，加强改革创新等。
银行资产增长受MPA约束
从宏观指标上来看，在金融监管加强和信贷条件紧缩的压力下，M2持续回落是紧信用的客观表现。金融监管的信用紧缩效应明显呈现，对信贷投放造成冲击，导致银行信用扩张速度持续放缓，货币派生能力弱化，进而引起货币层次的流动性持续收缩。
截至2017年7月末，中国M2余额为162.9万亿元，M2同比增速持续回落至9.2%，M2增速已基本触底。
在金融强监管的背景下，银行理财产品收缩，债券融资和表外融资受阻转表内，将拉动银行表内信贷的上涨，促使银行加大信贷投放。
2017年6月，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大幅升至1.54万亿元，同比增长1600亿元，环比增长4300亿元，远高于市场平均预期水平。新增信贷大幅上涨超预期，是紧信用时期金融去杠杆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的结果。
从新增贷款种类上看，非金融企业中长期新增贷款同比上升，这是因为在强监管下，金融机构逐步增加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脱虚向实”取得效果，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在提升；而个人中长期新增贷款同比下降，这是由于房地产限贷政策成效的显现。此外，非金融性企业新增贷款与个人贷款分别占总新增人民币贷款的53.37%和46.63%，两者差别不大。
自2015年年末MPA体系出台以来，中国信用派生工具发生了显著的切换，从以往的常规信贷扩张到了广义信贷。因此，观察中国信用派生情况，不能再单纯地考察常规信贷，还需要用社会融资总量指标进行刻画。在紧信用时期内，随着宏观审慎考核系统的完善与实施，以及银监会一系列抑制“影子银行”的政策，在监管趋严和抑制杠桿的压力下，银行通道业务受限，表外非标业务规模被压缩，其资产呈现表外转内、非标转标的变化，拉动表内信贷上涨，进而将导致社会融资规模超预期增加。
在信贷收紧的压力下，各商业银行放款速度减缓，额度从严。按照以往规律，银行放款的流程大多在5-7个工作日左右，由于监管趋严，如今商业银行的放款速度都出现了明显减缓，即使办理速度最快的银行，放款的周期也要在20-25个工作日左右。信贷趋势整体从紧，各家商业银行的放贷额度也趋于严格。
其中，又以房地产贷款收紧为甚。2016年下半年以来，监管部门已多次内部发文或召集银行开会，要求全面控制房地产融资业务增速及相关贷款风险。5月8日，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押品管理指引》，对房屋抵押贷款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以防银行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紧信用与强监管双管齐下，房地产“去杠杆”全面升级。
由此，商业银行对住房按揭贷款“挑肥拣瘦”，并开始从利率折扣、审批速度、贷款期限等几个层面收紧住房贷款。2017年，住房贷款大幅度下行，企业融资更加困难，而信贷政策收紧也将在短期内对地产板块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MPA体系通过资本充足率和广义信贷这两个指标建立起针对广义信贷增长的约束机制，进而约束银行资产的增速。在政策的引导下，商业银行必然会加大对于资产规模增速的控制。 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自2016年10月份以来持续下跌。2017年6月，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为236.54万亿元，同比增速由4月份的14.6%跌至13.5%，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受限，表明严监管的政策效应已经体现。
分银行类型看，国有大行的资产同比增速下跌较慢，由2016年10月的10.3%减至2017年6月的9.7%；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资产同比增速回落较快，分别由2016年10月的15.7%和23.8%下降至2017年6月的11.5%和19.7%。
在紧信用时期下，银监会针对金融去杠杆发布了一系列监管方针，借助收缩同业、将表外理财纳入MPA监管、限制通道业务等手段，调整表内和表外资产规模，从而达到降低杠杆率、减缓银行资产增速（尤其是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资产增速）的目标。
在MPA考核体系下，信贷规模扩张面临严格约束，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受到严格监管，对此，银行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同业、理财规模，促使表外业务逐渐回归表内，防止资金空转套利，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紧信用利好银行基本面改善
一直适用到2015年年底的合意贷款规模管理，使影子银行在过去几年疯狂扩张。根据穆迪官网采用的口径测算中国“影子银行”的总规模可知：中国“影子银行”规模自2011年起一路飙涨，截至2016年年底，“影子银行”规模将近96万亿元，是 2016年国内GDP的1.3倍。
一方面， 银行监管套利活动催生了表外和通道等“影子银行”业务；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监管放松、货币放水又促进“影子银行”的繁荣。其中，银信理财产品是“影子银行”产品的主要存在形式之一。为了少占用信贷规模，银行创新出各种通道，把实质上的信贷资产通过这些通道转变为理财业务、同业业务和资管业务等。
总体而言，中国“影子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表外理财产品和银行同业，资金主要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两高一剩”行业，以及资金短缺的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
“影子银行”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存在监管套利行为，会引发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和高杠杆等系统性风险，也掩盖了投向实体经济的真实信贷增速。央行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旨在捕捉实体经济的全部资金来源。随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非信贷资产、表外理财等占比越来越高，由于影子信贷类型的翻新和嵌套，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子信贷占比不断上升，简单合意贷款管理已经过时，无法掌握银行的实质性风险。
随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和监管协调的加强，未来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将按照统一标准、消除套利、穿透监管、打破刚兑、逐步整改、规范统计等方向开展，在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的结合下，影子银行全面监管的时代就此到来。各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影子信贷产品加强监管，有望遏制影子信贷和金融杠杆的过快扩张，降低金融系统的中长期风险。
与此同时，影子银行有望正本清源，以规范、专业的资产证券化服务来盘活存量信贷资金。此外，引导影子银行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可使金融系统中空转的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从而提升实体经济的回报率。
从影子银行资金来源来看，理财和同业业务逐渐受到约束，这将从资金源头收缩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并对影子银行机构间层层嵌套的交易模式产生抑制作用，此前一些银行通过各类影子银行业务来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的行为可能反转，而影子信贷萎缩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实体经济的整体信贷增速以及金融机构间信用扩张的速度。
MPA体系通过资本充足率和广义信贷这两个指标建立起针对广义信贷增长的约束机制，进而约束银行的资产增速。从2017年一季度开始，表外理财资产扣除现金和存款之后纳入到广义信贷的范围，抑制监管套利。
受到MPA体系对广义信贷及资产增速的限制，依靠同业、理财业务高速扩张的机会将越来越小。过去几年，特别是中小银行，由于网点较少，靠传统的吸收存款进行规模扩张变得很困难，转而依靠影子銀行业务来高速扩张成为其最佳选择（以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和平安银行为甚）。但在MPA体系内，受到广义信贷规模增长率的限制，将很难再现这种依靠同业、理财业务带动银行高速发展的模式。
2017年3月末以来，银监会密集下发“三三四”文件，掀起一场监管风暴。这七份文件主要涉及的监管政策被总结为“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即“违法、违规、违章”，“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这些政策直指影子银行业务灰色地带，重点检查银行同业、银行理财及信托业务中是否有“不当交易”的行为。银监会的“三三四”金融风险检查从4月初启动，在合规压力下，从4月起，银行业开始控制理财、同业产品的资产扩张。原本依赖理财、非标等影子银行体系融资的信贷需求在二季度转向传统信贷业务。
此外， 银监会已经启动的理财产品监管原则和即将出台的资管统一方案，会进一步降低金融产品间相互嵌套的程度，抑制通道业务的发展。银行将更多地受到资本和流动性等要求的制约，其他金融机构也越来越难以绕开各种限制和规则。7月初，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也要求重点关注银行业资产质量、流动性、同业业务、银行理财和表外业务等领域的风险。
因此，在紧信用的条件下，银行业的基本面将会发生显著变化：首先，银行信用扩张速度持续放缓，货币派生能力弱化，M2增速触底；其次，去杠杆压力致银行表外转表内、非标转标，理财、同业增速下降，新增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超预期；第三，MPA考核约束下银行资产规模增速放缓；第四，不良贷款增速放缓，信贷投向得到改善；第五，表内信贷需求旺盛，各类贷款利率回升，预计净息差将得到改善。
中信建投认为，面对紧信用，银行应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以降低不良、回归业务本质以优化资管、加强改革创新以增加盈利，以及推进城商行向零售方向转型。在严监管、紧信贷、去杠杆的压力下，银行不良增速放缓、资产质量优化、风控能力增强、基本面得到改善，这将有利于银行板块估值的进一步提升。此外，表外转表内致传统信贷需求增长，净息差改善则有利于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
考察中国近五年内的紧信用期间以及美联储加息期间，除去中国经济转型致增速下滑以及大股灾的情况，信用收紧皆带动了银行板块股价的上涨。目前，中国PMI指数环比回升、GDP增速维稳、前瞻性经济指标走势较为强劲，经济发展仍保持稳定向好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期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变化将为紧信用推动银行股价上涨提供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