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划分。排斥应用文章表面是为了文学的独立,实际是借西方文学观念反对"文以载道"的中国文章传统。然而,对无功利的文学美文的提倡与对骈文华而不实的批判是有矛盾的,读者借此为文言张目逼得陈独秀不得不进一步划清二者界线,继美感与伎俩之后提出了情与理的对立,旋即遭到方孝岳和刘半农来自文章内部的置疑。决意切断旧文学、旧伦理与新社会关联的陈独秀干脆把笼统的文学、应用之分落实到具体的文类上来,把承载世用功能的文章统统排除在"文学"之外。与其说散文在中西资源的共同滋养下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性转换,不如说中国传统文章在强劲的西方文明冲击下发生了剧烈的裂变。一部分文章经过改造过渡到现代散文中来,大部分文章在漏不过西方文学筛眼的情况下被遗弃。从古代文章到现代散文,被改变的不仅是语言的形式,更有文章的基本格局和主体精神,乃至文学的性质和命运。对待文章的态度绝非无关宏旨,文体类型也并非简单地仅仅属于文章,它涉及到重大的文明转型,中国现代文学在被迫按照西方标准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