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地方旅游，无非是去发现那里的优点。但渐渐地，去发现缺点也成了旅游的重要内容，虽然有时是被动的。我去香港，通行证上毫不含糊地注明了行程性质：个人旅游。定位是准确的，但我还是想强调自己是去会友，我不大愿意有一个“大陆游客”的身份。
　　周围的人都劝我最好不去。关于香港，近来全是负面消息。这个中国的特区，似乎正在发酵一种城市情绪：排外。不，是排大陆人。据说港人的不满或不屑，已经写在服务行业人员的脸上了。朋友的劝阻同样以情绪结束：犯贱啊？给人“送钱”还叫人骂。
　　在国际上是“中国人”，在特区香港，我们则被进一步细分定位，叫“大陆人”或“陆客”。大陆人到香港干什么呢？买房子，据说炒高了房价；生孩子，据说港人的福利大锅里伸进来许多筷子勺子；买奶粉，据说香港幼儿都得凭票供应了；破坏那里百年来英国人训练出来的文明习惯，比如不排队，横穿马路，小孩在公共场所小便、进食、大嗓门吵闹。我的列举不全面，种种不堪都在那首《蝗虫歌》中。
　　陆客确实不堪吗？
　　我1994年到珠海工作，仅在1996年年底去了澳门。香港虽然相距仅36海里（合67多公里），但一直以来感觉并不容易于出国。还有，那里确实不吸引我。
　　我们从中港城下船出境，一开始“大陆”味道浓烈：普通话的喧哗，满眼都是与国内无区别的服饰和旅行包；步行去地铁站，走出几百米，忽然间就消散难寻了。一路走，没有人围上来对我们唱歌；问路，回答者都匆忙，但也文明、耐心。我怀疑是妻子的广东话的效果——她是广东人，又在一家澳门老板手下做事，早已学得一口港澳味的好鸟语。
　　其实只需步行三五分钟，香港之所以是香港而不是内地繁华城市，就能感受得到。不过，我已是中年人，我怀疑自己的阅历和心境会让视听迟钝，从而将感受性降格，于是询问不满五岁的女儿，“香港和珠海哪里不一样啊？”她立即答道，“我发现有很多外国人。”她是对的，所谓“国际化”确实是第一感。又走了一会，她悄悄对我说，“爸爸，我发现很多女人打扮得很奇怪。”这就有点让我惊奇了。她所说的，是包着头巾的伊斯兰马来或印尼女子。“奇怪”这一判断，以及她的谨慎语调，在我看来都有丰富的意味。之后我也开始留意这些“奇怪”的人，才发现她们的头巾分粉、红、黑三种，应当各有内涵。以前确实没有发现。
　　我在街头行走，近乎苛刻地观察，目的仅在于验证陆客的不堪。确实存在，但都是轻微得不值得一提的“不文明”。要知道，中国人出门在外，其实都带着身处异乡时的谨小慎微，这是掩饰不住的。相反的是，在我的有色眼镜中，“表叔们”还都差强人意，倒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港人，让我嘴角露出坏笑——“中国式过马路”的，其实更多的是土著。不奇怪，为三餐奔忙的快节奏都市人，不逾矩就没法生存；在步行街，一家经营日本电器的小店门口，有一个店员两次走出来倚在墙角抽烟。我就坐在离他十米外的长椅上等购物的妻子，而“此场所禁止吸烟”的警示语随处可见。
　　每家药店门外都是小山般堆积的洋奶粉，也不见有陆客蝇争血般涌过去。让洋奶粉短缺的，固然是大陆的市场需求，但从事掮客生意赚点小钱的，恐怕更多的还是能自由往来两地的港人吧；一家牛腩小店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们站着排队，就在我们身旁，店门口临时搭的一张圆桌上，几个香港底层劳动者在抽烟，在旁若无人地聊天说笑。而邻座的西装男子没有嫌厌之色，更别说起身制止了。
　　地铁有点旧，但确实很干净。不过，唯一一个手持面包咬嚼吞咽的是香港男子。30岁不到，混血，略有白人血统。那是在尖东站，他跳进车厢的动作吓了我妻子一跳，她一直拿肘捅我，示意我别漏了这一令人瞠目的细节；香港似乎开车不禁鸣，所以经常听到催促前面的车、提醒过路行人的喇叭声。有一辆车好像要小小地逆行一下，它在等红灯，堵住了后面的车，而后面要左转正常行驶的车的喇叭声一点不客气。
　　只不过我在旅游，又事不关己，所以听不出有太多的气急败坏或狂躁愤怒；在么地道，有五六个南亚男子频频拦截过往的白种男子，简单地聊和撩，优雅地塞小卡片。不知道他们为哪种生意揽客，但我立即就想到了内地卖毛片的和给桑拿房拉客的小弟。当然，他们的衣衫整洁得多。警车开过时，他们会坦荡地停止动作，看来双方都心照不宣；哦，警察，刚走出码头就碰到了四个，步巡警，腰间挂着“点38”，只是，队形那叫一个随意。最重要的是，有三个人穿着春秋外套（其中两个敞着怀），另一个大肚腩的，居然穿的是衬衫。我盯着与我擦肩而过佩枪的一位看了一眼，他有点吃惊，似乎想跟我“聊聊”，但最终还是一扭头，追随大部队前进了。这副潦草画面，在珠海街头出现的可能性都相当低。
　　“蝗虫歌”内在的愤闷
　　留意生活中的细节，一直是我刻意训练的一种能力。以上记录下来的，跟“蝗虫歌”放大似地列举的大陆人的不文明程度，其实在伯仲之间。我并不是在找平衡，并不是强调“人之所有我亦有”的普世哲理。它们确实是我对香港的印象，但写下来或许不太厚道。特别是我可能隐隐抱着对“负面信息”进行反驳的小小冲动。
　　我当然愿意发现并存留美好的记忆。有，有不少。就算我将以上记录放大一百倍，也难以改变香港繁荣、整洁、规矩的固有面貌，也难以改变港人文明、礼貌、友善的整体气质。我承认，没能邂逅街头“唱歌班”，没能撞上举着米字旗游行的人群，使我有小小的居心不良的不满足。
　　从政治设计而论，17年前，港澳被赋予特区的意义，我以为，仅仅在于让其带动广东、继而全国走向经济的富裕，它应当不包含让香港以其整洁、规矩、文明、礼貌反哺大陆的良好用心。很简单，北京的政治家，不会认为香港原有的政体优越，起码不会承认这一优越很重要。在他们看来，只需50年，也许根本不需要这么久，只要大陆的经济与香港持平，政体差异乃至文明礼貌等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对香港人来说，“制度50年不变”则很重要。他们可信赖的，唯有制度文明而已。至于50年之后，那是孙子辈的事。 　　但是，仅仅16年之后，大陆人就来香港撒钱了！仿佛乾坤倒转了一样。或者，就像16年间人民币和港币的汇率掉了个一样。
　　“蝗虫歌”内在的愤闷和诉求，绝不仅仅缘于陆客的不文明让人不堪，让人难以容忍。那都是表象，是一种更容易煽惑群体非理性情绪的简单而又直截的由头。这里容不得含糊了，包括那些政治诉求，比如要求普选，比如拒绝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宣教等等，其实都是枝叶而非根由。很简单，歌的结尾，着落在“港英的繁华光景，再没有保证”这一句。没法证明他们留恋的是“港英政体”，因为那个政体的“特首”，别说普选了，连选委会都不需要，直接由英皇任命。说到意识形态，“祖国和人民”是，“皇家香港警察”也是。并且，我们这些共和观念一百余年的大陆人，完全有理由认为那是另一种更糟糕的意识形态。
　　但香港确曾繁华过，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繁华，会写在人们的脸上言谈举止上精气神上，在珠海的20年间，我印象深刻。还有，在其毗邻的深圳、珠海，不管是行政气质还是市民言行，即所谓的文明化，确实来自与香港的交流，来自港澳卓有成效的反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本来，我曾对回归的港澳寄予厚望，被西风重度熏染过的这哥俩，还可以、且应该继续扩大气场，让更多的国人感觉得到。
　　无力的言说
　　但是，眨眼之间，乾坤倒转了。
　　不需要深刻的解释。就是经济的反转，让港人优越感丧夫，然后方寸大乱，然后对前途茫然。“繁华”的丧失，其实又只是相对而言的黯淡。——想当年，大陆人在香港产子即获居留权，基本法曾不想承认，但香港人以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坚持了这一做法。现在，港人放弃普世文明，让人理解但更让人遗憾。
　　我现在有点后悔。我应该在16年前香港依旧繁华时去看看。
　　在回归之前及其后不久，香港能提供给国人的正能量，显然不仅仅是影视名星鸡零狗碎，不仅仅是投资客、金庸、港产片和灯红酒绿。在国家叙事中，比如保钓，比如反击菲律宾，比如赈济内地灾民等等，香港人发出的声音响亮又而有力。但现在呢？有一些人在政协插科打诨，有一些明星在到处捞金，如是而已。总之，香港的言说越来越无力。
　　当然，还有几场游行、抗议。但深究下去，港人的躁动，其实仍是整个国家民众躁动情绪的一个区域性表述。它不比内地的某处更狭隘，但也不比内地更高明。它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在整个亚洲经济体上，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在财大气粗、文明落伍、叫人不爽的大陆人面前，港人沉不住气完全正常。
　　蝗虫、黄虫、黄祸，对这些词进行考据，便不难推演出其言说立场和情感取向。3月20日，我回到珠海两天，末代港督彭定康访港。内部的政治博弈我们不得而知，在娱乐层面，倒是看到了二三十个人，举着米字殖民旗，对其诚挚地表达欢迎，甚至还喊出了希望回归英国统治的口号。向前走很迷茫，走回头路，也是群体思维之一种。
　　看着他们的七荤八素，我突然就想到在香港时的一件事：我入住的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午睡时，一位朋友在总台打电话到我房间。我大为震惊：我并没有告诉他房间号。我没有问原因，我现在只能猜测，因为这位朋友是一个年高德卲讲英语的白种人。——我这是小人忖度吗？不一定吧。因为，晚上，我又在房间内接了服务台打来的电话，她说有一位中国朋友来找，问我是否愿意接听。这是五星级酒店应当有的服务。但为什么要让白人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