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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前言
中国海关关徽。由商神手杖与金色钥匙交叉而成。商神手杖代表国际贸易，钥匙则象征着海关为祖国把关。改革开放前，海关是由“钥匙”把守，把钥匙装进自己口袋里；改革开放后，商神手杖则用贸易把中国引向了世界。
开放的成果无需赘言，“世界”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每一天，普通的中国人关注着国际金价的潮起潮落，惦记着道琼斯指数和“两房”股票大涨，消费着来自全球各地的特产和名牌，而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经济复杂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全球化的印记触手可及。
有句名言被反复引用：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冒着流俗的风险在此引用，是因为这句话确实能正本清源地梳理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从开发区，到国家战略、自由贸易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仿佛在湖面投进一颗石子。涟漪轮次展开，半径越来越大，而石子也沉得越来越深……开放让中国人看世界时不再充满惊诧和焦虑，而是从容地观察两个市场，捕捉机会带来的财富和快乐。
眺望未来，故事一定会愈加精彩。
1984年，中国一口气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当时这14座城市总人口不到全国的8%，工业产值则占全国20%，并且自古以来就有广泛的对外联系。这些城市很快便开始了各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首秀”。零星的合资合作后，“开发区时代”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承接产业转移，深化对外开放最重要阵地，带来了沿海的崛起。
沿海。是这样崛起的
“开发区”热交织着功绩与流弊。到21世纪初，中国批复了6800多个开发区。尽管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7月起大规模清理名不副实的开发区，有七成左右开发区遭到摘牌或合并，开发区中的“精英区”则确实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并逐步发展为“城”，实现了由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某种程度上说，开发区和工业园等园区经济带来了中国沿海的“神起”。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曙光，一直从事世界经济与区域创新研究，常年奔走于国内外，研究区域经济创新体系。刘曙光较早注意到全球产业转移与开发区热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深刻影响，宏观地梳理了外资的流向，以及对迁入地的持续带动。
“发达国家一般通过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全球战略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20世纪最后20年，伴随全球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发展，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发展了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在纺织、化工、造船、汽车等传统产业或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
“在产业转移中，外资考虑的重点是‘植活率’，确保产业、企业在异国能继续保持活力。产业转移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国家，另一类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刘曙光说。
为广泛迎接产业转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992年国家先后批准了32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3个保税区，开放了34个口岸，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苏州、青岛、宁波等城市纷纷坐拥国家级开发区，值得一提的苏州并非沿海或沿江城市，但其日后的开放速度则令沿海城市侧目。
1994年5月苏州工业园启动，此工业园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重要合作项目。苏州的工业园有一明显特征，就是从一开始就紧盯500强，通过引进居产业核心地位的大项目，吸收关联度大、上下游延伸配套紧密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中国的园区典范。相比之下，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青岛的几股投资则以我国港台地区和东亚的韩国为主，差距从一开始就存在。金融危机成为园区经济的分水岭。
’
“金融危机促成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向中国转移，也倒逼日本、韩国的再次战略调整”，刘曙光说，“但这一轮有点像应急性转移，多是造纸、服装等低端产业，跟地方黏着度低。”
与此同时，韩国的重化工业、日本的家电业开始向中国转移。韩国在危机后开始产业调整，韩国国内一种说法是重化工业“转可能死，不转肯定死”，其工业出现小型化、轻型化，文化体现出娱乐化，所谓“韩流”，才有了今天销量完败苹果的智能手机。山东也曾打出过“迎接日韩产业转移”的口号。
“山东吸引到了数量不少韩资如威海的大宇造船和一些日资，但总体质量不高，绝大多数是一些总部进不了首都的小型企业，经济学将它们称为‘松脚型’企业，与当地经济融合度低，随时可以离开。但总体来说不论韩资还是日资，重点都不在青岛，也不在山东。这与其在亚洲的价值链密切相关。”
青岛市经信委一位工作人员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一家知名的日本汽车品牌来青岛考察的情况：“日方希望青岛能有一条整车生产线，但当时位于黄岛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只有一个组装车间，设备相当落后，无法满足日方需求，最终这家企业选择了别地。”
这位工作人员分析道，跟中国企业不同，外企并不喜欢跑马圈地投资建厂，无论日韩还是欧美的企业，看重的都是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带，如长三角的“苏锡常产业带”，这是结构偏轻的青岛以及山东沿海半岛城市群所欠缺的。大连软件园在服务类似于IBM这样的企业时也发现，外商根本不打算投资建设，而是提供了一份详细图纸，让园方按照自己的要求施工建设，然后再把办公楼租下来。
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产业转移，日资的重点南在长三角、珠三角，北在渤海湾，与造船、软件相关产业转移到大连，而家电业到了浙江和苏锡常工业带，一些汽车品牌则选择了珠三角，如广州花都。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日本的价值链早就嵌入东亚、东南亚诸国和地区，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州工业园就是日本对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投资，后又转移至中国。而有些企业从名称就能看出与日本的联系，如台湾的富士康。四小龙企业有日企的“根”，这个“根”包含配件、研发以及中日两国交往、交战时形成的复杂感情和历史等等因素。刘曙光说：“日本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其海外经济总量有7万亿美元，相当海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日本’。所以日本看似离山东很近，但其价值链从韩国过来，从新加坡过来，甚至从中国台湾过来，这叫做雁行模式，日本是第一批雁，四小龙是第二批雁，东盟则是第三批，而500强企业也比较喜欢选择前两批雁的迁入地，都是因为配套比较好，异地植活率高”。 三批雁与其他国家的外资，以及本土企业的努力，共同成就了中国沿海的崛起。但这种发展并不均衡，而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些地区的开发区或工业园成为了人口密集、总部云集的新兴城区，如苏州工业园；有为数众多的开发区内根本无高新技术产业，因为名不副实而遭到摘牌清理；而还有一些以承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的开发区，则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临深层调整。
危机，是可以趟过的
不管园区在各地书写了怎样的历史，狭义的园区时代已经过去。发展主题有了全新的模式：以省和地区为单位的国家战略时代。
继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批复后，每个地区都有了自己的国家战略，有些省份如山东甚至拥有两个国家级战略。地方可以以此作为营销手段来招商，做旅游或开发，搞建设。“园区变为泛园区，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级发展战略”，刘曙光分析道。
但和园区时代不同的是，国家级战略在批复时并不十分严苛，也没有土地、税收优惠，更没有财政支持。而且地方发现，得到国家战略相对容易，但落实实施细则时却非常严苛，明松暗紧，更别指望拿着国家战略的牌子在国际获得影响力。刘曙光曾撰文指出，这是中国另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2008年提出10大产业振兴之后，又兴起了新区振兴，充分调动地方的责任与积极性。
国家级战略尤其是中国沿海与海洋经济相关的国家战略，本身就包含着高度的外向性，应该是中国沿海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但新区热带来的隐忧也不小，“地方实际可能没那么多钱来投资新区，而前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经过投入也不一定很快变成财富，银行杠杆化会带来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为规避风险而带来的更大风险。
根据世界经验与区域开发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家们把趟过危机带来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企业身上，有实验田，有苗圃，关键还要有种苗在里面生长。刘曙光认为，要有一批企业冲出重围，做高端的东西，“如果不这样，过去一些有良好积淀的开放城市，很可能要面临被对手赶超的局面。”
世界经济处于经济危机后期艰难的转型调整期，依然没有见到真正的光明。危机向复苏的转型交替地带，就看谁能占据高点。今天这样的高点已经依稀可见，云计算、3D打印、航天航海、页岩气……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这样的高点，找到的人也许会看到光明，而等待光明的人只能眼看着别人坐享繁荣。
美国经过三四年的危机调整，很可能已经找到了经济再平衡战略的目标——积极推进服务的可贸易化，用服务贸易换取巨额贸易顺差。而美国的制造业亦出现了调整全球布局的迹象，主要表现页岩气革命给传统工业工业体系带来的冲击、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开始越来越深刻的改变制造文明。
话题回到中国，中国的大型企业需要高端转型，而新兴产业也需要有人付出拼搏。企业越到发展后期，其金融属性就会越发明显。大型跨国公司都有与之匹配的产业联盟和投行，帮助其全球融资。如美国GE集团在曼哈顿有金控板块，其制造板块低端可做家电，高端可做航天发动机，是世界新能源领域的领军企业。
而中国的大型企业在高端转型上普遍遇到天花板，没有高盛一类的金融机构与之战略联盟，只做产品不做金融；而研创能力也有局限，偏重做设计而非研发。“不解决高端融资与核心技术，这是中国企业的通病”，刘曙光说。甚至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局限性也显现出来。印度注重人力资源与知识产权保护，重视CEO的培养。在亚洲，日本与印度产生世界500强企业的CEO最多，中国极少，即使在大型企业中，企业领导人的能力局限也普遍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缺乏工艺层面的精工精神，缺少在德国制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程师队伍。在前一个时代的开放中，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了开放的优势，如海尔引进欧洲技术，植入日本管理所获得的巨大的成功，这样的领袖型企业依然为时代所渴望。开放就是要把世界上最好的阳光雨露引向一个个苗圃，把具有未来感的企业放进苗圃，创造它们可以成长壮大的环境。
山东拥有蓝黄两大国家战略，青岛也规划处蓝色硅谷、西海岸经济新区等区域发展战略，并且在积极地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这都是一个个发展的“苗圃”，如果有一批成熟的企业在此演习高端转型，一批破坏式创新企业在此演习破坏式创新，还有一批企业在不断的试验硅谷模式、意大利中小企业模式，也许能出现新“五朵金花”。与开发区时代相比，这个时代的开放更需要大智慧，更需要企业家精神与领袖型企业。
青岛，需要一个“升级版”
中国2013上半年年报出炉，GDP同比增长7.6%。因为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国内舆论并没有对这个数据表现出失望或恐慌。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先前一次国际会议上表示，中国不会通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国内竞争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虽说中国的出口产业不依赖货币贬值来获得优势，高外贸依存度的城市如青岛，也务必要开始自己的深度转型之旅了。
从今年上半年城市GDP增速可以看出，西部和中部一些城市如武汉、成都、长沙的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州、大连、杭州等部分沿海城市增速也没有明显放缓。想弄明白这些城市是如何保持增速的，就要看它们做了哪些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事情。
成都武汉两座城市以超好的创业氛围闻名，成都具有围绕人的创业环境，成功引进了英特尔、任天堂和阿尔卡特等外资大项目。武汉具有中国遥感测绘领域的“国家队”，离深圳仅3.5个小时动车车程。与青岛海洋科研“国家队”不同的是，武汉的遥感测绘已经开足了拉动产业的马达，武汉光谷汇聚了一批科技型企业，模式十分接近硅谷。成都与武汉，一个被称为中国的孟菲斯，一个被称为中国的芝加哥，汇聚商气财气和人气，在服务业大发展与产业高端升级中十分有后劲。
而另外两座和青岛有几分相似的沿海城市大连、宁波，也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大连有一批敢想敢干的“王健林们”，拼搏进取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符号。而经过lO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大连形成了造船高端产业链，驶出了中国第一艘航母。而宁波更是人文荟萃，与上海的关系就像以色列与美国。宁波既有包玉刚这样的大商人，也有如童第周这样近百名宁波籍院士，宁波拥有的院士数量在中国排名第二，仅次于苏州。更为重要的是，宁波商人掌握着千亿级规模的民间资本，当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资本开始回流，对浙江的实体经济投资时，将产生惊人的拉动力。
最近两年青岛出现的增速放缓，部分原因是产业周期使然。青岛的优势产业如家电、化工、橡胶、纺织、初级产品的加工贸易等，都是低进入门槛的充分竞争行业，亟需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二次创业，比如橡胶、化工行业向航空航天以及新材料领域进军，家电业向娱乐化、消费电子转型，外贸业向渠道下沉或创建品牌。而对于新兴产业，究竟哪种药能救命，现在谁都没有拿到解药。不少人认为，青岛今天最需要的是如改革开放之初那种干事创业的决心，和行政上创新的勇气。
美国苹果公司拥有上千亿美元现金储备，谷歌手中的现金也将近500亿美元。能为国家泵出源源不断现金的不是超发货币，不是土地财政，更不是银行空转，而是实体经济。至于如何收拾金融危机剩下的烂摊子？也许该重读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经济创新理论》一书，能带领国家摆脱危机重建光明的是企业和企业家，它们冒着风险摸索新模式，循此往复，周而复始，人类历史上经过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是如此。
高层对上海自贸区寄予厚望，其将成为中国内地为开放跨境商品和资本流动，从而推进重大政策改革的试验场。这是一个信号，未来的开放不再着眼于几个大外资，几场大合作，而在于资本、商品和服务以更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分配，在于各地如何顺应这种改革，创造性的进行本土开放实验，以及引导企业利用好更大的开放利器。
在前一个时代，几乎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开发区，工业园，在今天，每个省市有了自己的国家战略，有了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但正如园区经济给各地带来的迥异发展成果一样，城市的未来走向依然取决于各自的体质如何。
中国海关关徽。由商神手杖与金色钥匙交叉而成。商神手杖代表国际贸易，钥匙则象征着海关为祖国把关。改革开放前，海关是由“钥匙”把守，把钥匙装进自己口袋里；改革开放后，商神手杖则用贸易把中国引向了世界。
开放的成果无需赘言，“世界”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每一天，普通的中国人关注着国际金价的潮起潮落，惦记着道琼斯指数和“两房”股票大涨，消费着来自全球各地的特产和名牌，而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经济复杂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全球化的印记触手可及。
有句名言被反复引用：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冒着流俗的风险在此引用，是因为这句话确实能正本清源地梳理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从开发区，到国家战略、自由贸易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仿佛在湖面投进一颗石子。涟漪轮次展开，半径越来越大，而石子也沉得越来越深……开放让中国人看世界时不再充满惊诧和焦虑，而是从容地观察两个市场，捕捉机会带来的财富和快乐。
眺望未来，故事一定会愈加精彩。
1984年，中国一口气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当时这14座城市总人口不到全国的8%，工业产值则占全国20%，并且自古以来就有广泛的对外联系。这些城市很快便开始了各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首秀”。零星的合资合作后，“开发区时代”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承接产业转移，深化对外开放最重要阵地，带来了沿海的崛起。
沿海。是这样崛起的
“开发区”热交织着功绩与流弊。到21世纪初，中国批复了6800多个开发区。尽管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7月起大规模清理名不副实的开发区，有七成左右开发区遭到摘牌或合并，开发区中的“精英区”则确实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并逐步发展为“城”，实现了由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某种程度上说，开发区和工业园等园区经济带来了中国沿海的“神起”。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曙光，一直从事世界经济与区域创新研究，常年奔走于国内外，研究区域经济创新体系。刘曙光较早注意到全球产业转移与开发区热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深刻影响，宏观地梳理了外资的流向，以及对迁入地的持续带动。
“发达国家一般通过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全球战略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20世纪最后20年，伴随全球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发展，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发展了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在纺织、化工、造船、汽车等传统产业或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
“在产业转移中，外资考虑的重点是‘植活率’，确保产业、企业在异国能继续保持活力。产业转移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国家，另一类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刘曙光说。
为广泛迎接产业转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992年国家先后批准了32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3个保税区，开放了34个口岸，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苏州、青岛、宁波等城市纷纷坐拥国家级开发区，值得一提的苏州并非沿海或沿江城市，但其日后的开放速度则令沿海城市侧目。
1994年5月苏州工业园启动，此工业园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重要合作项目。苏州的工业园有一明显特征，就是从一开始就紧盯500强，通过引进居产业核心地位的大项目，吸收关联度大、上下游延伸配套紧密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中国的园区典范。相比之下，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青岛的几股投资则以我国港台地区和东亚的韩国为主，差距从一开始就存在。金融危机成为园区经济的分水岭。
’
“金融危机促成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向中国转移，也倒逼日本、韩国的再次战略调整”，刘曙光说，“但这一轮有点像应急性转移，多是造纸、服装等低端产业，跟地方黏着度低。”
与此同时，韩国的重化工业、日本的家电业开始向中国转移。韩国在危机后开始产业调整，韩国国内一种说法是重化工业“转可能死，不转肯定死”，其工业出现小型化、轻型化，文化体现出娱乐化，所谓“韩流”，才有了今天销量完败苹果的智能手机。山东也曾打出过“迎接日韩产业转移”的口号。
“山东吸引到了数量不少韩资如威海的大宇造船和一些日资，但总体质量不高，绝大多数是一些总部进不了首都的小型企业，经济学将它们称为‘松脚型’企业，与当地经济融合度低，随时可以离开。但总体来说不论韩资还是日资，重点都不在青岛，也不在山东。这与其在亚洲的价值链密切相关。”
青岛市经信委一位工作人员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一家知名的日本汽车品牌来青岛考察的情况：“日方希望青岛能有一条整车生产线，但当时位于黄岛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只有一个组装车间，设备相当落后，无法满足日方需求，最终这家企业选择了别地。”
这位工作人员分析道，跟中国企业不同，外企并不喜欢跑马圈地投资建厂，无论日韩还是欧美的企业，看重的都是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带，如长三角的“苏锡常产业带”，这是结构偏轻的青岛以及山东沿海半岛城市群所欠缺的。大连软件园在服务类似于IBM这样的企业时也发现，外商根本不打算投资建设，而是提供了一份详细图纸，让园方按照自己的要求施工建设，然后再把办公楼租下来。
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产业转移，日资的重点南在长三角、珠三角，北在渤海湾，与造船、软件相关产业转移到大连，而家电业到了浙江和苏锡常工业带，一些汽车品牌则选择了珠三角，如广州花都。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日本的价值链早就嵌入东亚、东南亚诸国和地区，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州工业园就是日本对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投资，后又转移至中国。而有些企业从名称就能看出与日本的联系，如台湾的富士康。四小龙企业有日企的“根”，这个“根”包含配件、研发以及中日两国交往、交战时形成的复杂感情和历史等等因素。刘曙光说：“日本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其海外经济总量有7万亿美元，相当海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日本’。所以日本看似离山东很近，但其价值链从韩国过来，从新加坡过来，甚至从中国台湾过来，这叫做雁行模式，日本是第一批雁，四小龙是第二批雁，东盟则是第三批，而500强企业也比较喜欢选择前两批雁的迁入地，都是因为配套比较好，异地植活率高”。 三批雁与其他国家的外资，以及本土企业的努力，共同成就了中国沿海的崛起。但这种发展并不均衡，而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些地区的开发区或工业园成为了人口密集、总部云集的新兴城区，如苏州工业园；有为数众多的开发区内根本无高新技术产业，因为名不副实而遭到摘牌清理；而还有一些以承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的开发区，则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临深层调整。
危机，是可以趟过的
不管园区在各地书写了怎样的历史，狭义的园区时代已经过去。发展主题有了全新的模式：以省和地区为单位的国家战略时代。
继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批复后，每个地区都有了自己的国家战略，有些省份如山东甚至拥有两个国家级战略。地方可以以此作为营销手段来招商，做旅游或开发，搞建设。“园区变为泛园区，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级发展战略”，刘曙光分析道。
但和园区时代不同的是，国家级战略在批复时并不十分严苛，也没有土地、税收优惠，更没有财政支持。而且地方发现，得到国家战略相对容易，但落实实施细则时却非常严苛，明松暗紧，更别指望拿着国家战略的牌子在国际获得影响力。刘曙光曾撰文指出，这是中国另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2008年提出10大产业振兴之后，又兴起了新区振兴，充分调动地方的责任与积极性。
国家级战略尤其是中国沿海与海洋经济相关的国家战略，本身就包含着高度的外向性，应该是中国沿海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但新区热带来的隐忧也不小，“地方实际可能没那么多钱来投资新区，而前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经过投入也不一定很快变成财富，银行杠杆化会带来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为规避风险而带来的更大风险。
根据世界经验与区域开发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家们把趟过危机带来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企业身上，有实验田，有苗圃，关键还要有种苗在里面生长。刘曙光认为，要有一批企业冲出重围，做高端的东西，“如果不这样，过去一些有良好积淀的开放城市，很可能要面临被对手赶超的局面。”
世界经济处于经济危机后期艰难的转型调整期，依然没有见到真正的光明。危机向复苏的转型交替地带，就看谁能占据高点。今天这样的高点已经依稀可见，云计算、3D打印、航天航海、页岩气……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这样的高点，找到的人也许会看到光明，而等待光明的人只能眼看着别人坐享繁荣。
美国经过三四年的危机调整，很可能已经找到了经济再平衡战略的目标——积极推进服务的可贸易化，用服务贸易换取巨额贸易顺差。而美国的制造业亦出现了调整全球布局的迹象，主要表现页岩气革命给传统工业工业体系带来的冲击、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开始越来越深刻的改变制造文明。
话题回到中国，中国的大型企业需要高端转型，而新兴产业也需要有人付出拼搏。企业越到发展后期，其金融属性就会越发明显。大型跨国公司都有与之匹配的产业联盟和投行，帮助其全球融资。如美国GE集团在曼哈顿有金控板块，其制造板块低端可做家电，高端可做航天发动机，是世界新能源领域的领军企业。
而中国的大型企业在高端转型上普遍遇到天花板，没有高盛一类的金融机构与之战略联盟，只做产品不做金融；而研创能力也有局限，偏重做设计而非研发。“不解决高端融资与核心技术，这是中国企业的通病”，刘曙光说。甚至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局限性也显现出来。印度注重人力资源与知识产权保护，重视CEO的培养。在亚洲，日本与印度产生世界500强企业的CEO最多，中国极少，即使在大型企业中，企业领导人的能力局限也普遍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缺乏工艺层面的精工精神，缺少在德国制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程师队伍。在前一个时代的开放中，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了开放的优势，如海尔引进欧洲技术，植入日本管理所获得的巨大的成功，这样的领袖型企业依然为时代所渴望。开放就是要把世界上最好的阳光雨露引向一个个苗圃，把具有未来感的企业放进苗圃，创造它们可以成长壮大的环境。
山东拥有蓝黄两大国家战略，青岛也规划处蓝色硅谷、西海岸经济新区等区域发展战略，并且在积极地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这都是一个个发展的“苗圃”，如果有一批成熟的企业在此演习高端转型，一批破坏式创新企业在此演习破坏式创新，还有一批企业在不断的试验硅谷模式、意大利中小企业模式，也许能出现新“五朵金花”。与开发区时代相比，这个时代的开放更需要大智慧，更需要企业家精神与领袖型企业。
青岛，需要一个“升级版”
中国2013上半年年报出炉，GDP同比增长7.6%。因为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国内舆论并没有对这个数据表现出失望或恐慌。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先前一次国际会议上表示，中国不会通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国内竞争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虽说中国的出口产业不依赖货币贬值来获得优势，高外贸依存度的城市如青岛，也务必要开始自己的深度转型之旅了。
从今年上半年城市GDP增速可以看出，西部和中部一些城市如武汉、成都、长沙的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州、大连、杭州等部分沿海城市增速也没有明显放缓。想弄明白这些城市是如何保持增速的，就要看它们做了哪些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事情。
成都武汉两座城市以超好的创业氛围闻名，成都具有围绕人的创业环境，成功引进了英特尔、任天堂和阿尔卡特等外资大项目。武汉具有中国遥感测绘领域的“国家队”，离深圳仅3.5个小时动车车程。与青岛海洋科研“国家队”不同的是，武汉的遥感测绘已经开足了拉动产业的马达，武汉光谷汇聚了一批科技型企业，模式十分接近硅谷。成都与武汉，一个被称为中国的孟菲斯，一个被称为中国的芝加哥，汇聚商气财气和人气，在服务业大发展与产业高端升级中十分有后劲。
而另外两座和青岛有几分相似的沿海城市大连、宁波，也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大连有一批敢想敢干的“王健林们”，拼搏进取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符号。而经过lO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大连形成了造船高端产业链，驶出了中国第一艘航母。而宁波更是人文荟萃，与上海的关系就像以色列与美国。宁波既有包玉刚这样的大商人，也有如童第周这样近百名宁波籍院士，宁波拥有的院士数量在中国排名第二，仅次于苏州。更为重要的是，宁波商人掌握着千亿级规模的民间资本，当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资本开始回流，对浙江的实体经济投资时，将产生惊人的拉动力。
最近两年青岛出现的增速放缓，部分原因是产业周期使然。青岛的优势产业如家电、化工、橡胶、纺织、初级产品的加工贸易等，都是低进入门槛的充分竞争行业，亟需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二次创业，比如橡胶、化工行业向航空航天以及新材料领域进军，家电业向娱乐化、消费电子转型，外贸业向渠道下沉或创建品牌。而对于新兴产业，究竟哪种药能救命，现在谁都没有拿到解药。不少人认为，青岛今天最需要的是如改革开放之初那种干事创业的决心，和行政上创新的勇气。
美国苹果公司拥有上千亿美元现金储备，谷歌手中的现金也将近500亿美元。能为国家泵出源源不断现金的不是超发货币，不是土地财政，更不是银行空转，而是实体经济。至于如何收拾金融危机剩下的烂摊子？也许该重读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经济创新理论》一书，能带领国家摆脱危机重建光明的是企业和企业家，它们冒着风险摸索新模式，循此往复，周而复始，人类历史上经过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是如此。
高层对上海自贸区寄予厚望，其将成为中国内地为开放跨境商品和资本流动，从而推进重大政策改革的试验场。这是一个信号，未来的开放不再着眼于几个大外资，几场大合作，而在于资本、商品和服务以更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分配，在于各地如何顺应这种改革，创造性的进行本土开放实验，以及引导企业利用好更大的开放利器。
在前一个时代，几乎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开发区，工业园，在今天，每个省市有了自己的国家战略，有了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但正如园区经济给各地带来的迥异发展成果一样，城市的未来走向依然取决于各自的体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