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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形式论是20世纪四大支柱理论体系之一，在方法论方面辐射了哲学社会科学多个领域，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形泛文化批评逐渐被重视，而形式论则慢慢式微。文章对形式主义方法论特征和其所面临的困境进行梳理、辨析，并借助针对性的理论推演和近年来相关理论成果的发展现状来展现形式主义方法论流变的全新方向。
关键词：形式论 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方法论
综观整个20世纪西方文论，形式论的发展趋向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繁杂的线索，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经历了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述学、符号学，直到后来的解构主义。即使是形式论体系之外的其他文论，也或多或少与这条线索有所联系。只是，形式论发展到今天已经在逐渐式微，而围绕文本外部展开论述的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等新兴模式依靠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却在文学批评界风起云涌，西方文论所侧重的方法论视点正在从文本内部逐渐过渡到文本外部。
那么形式论将会何去何从？值得强调的是，无论后人对形式论的表现与发展评判如何，其方法论意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形式论的方法论特征
形式论发端于康德对“美在形式”的判断，并伴随19世纪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思潮形成、发展，终于在二十世纪“至少掀起了三次高潮”[1]：首先是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思潮，随后是“四、五十年代占据美国文坛主导地位的新批评派”[2]，第三次是六十年代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结构主义文论。在我看来，形式论还有第四次高潮，就是八十年代后开始的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反拨”，这里把站在结构主义对面立场的解构主义文论作为结构主义文论体系的一部分来看待，可以更好地把握今后形式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尽管形式论在二十世纪影响巨大，但这些影响已经正在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减小，然而其在方法论领域给人们的启迪却是永恒的。
冯黎明先生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中认为，“形式化方法成形于数理逻辑的希尔伯特方案”[3]，那么，形式化方法论特征无非就是“简化存在形态、约定表述符号、设立抽象公理、构建逻辑模型”[4]。把这套法则特征迁移到文学研究领域中，简单地说，就是能指化、逻辑化、普遍化。然而要达到形式化的目的，具体体现为构建三道方法论策略：其一是受美学启发，“建立封闭自足的‘文学场’”[5]，以保证“能指化”得以纯净；其二是“从文学现象中提取非指涉性的结构元素并将其抽象化为符号”[6]，即为能指化，并切断能指与所指的关联，以强调能指的非指涉性；其三是“用基本概念构建普遍性的逻辑模型并以之为文学定义”[7]，即通过逻辑模型推导，并让这套逻辑法则适用于普遍的文学现象，即逻辑化、普遍化。
二.形式论的多重困境理论辨析
同时，冯先生也看到了形式论在方法论上的困境，即美学与语言学的矛盾、审美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矛盾、技艺论者与结构论者的矛盾以及各自内部的悖论。简而言之，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为主观审美主义与客观科学主义的矛盾，前者强调主观个体差异，强调文学技艺和形式的随意性、历时性，后者强调客观共同规律，强调语言结构和形式的准确性、共时性。这样的内部纷争确实使当时的形式论举步维艰，最后被文化批评所代替。
如何结合形式论内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斗争也纳入近来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时期形式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方法论框架的自我封闭、双中心模式的堅持和对文本普适性的执着，这三个方面互相决定、互相影响。
首先，方法论框架的自我封闭指的是为保证模型纯净而把“文学现象限定在一个自律的系统中”[8]，这样便于使逻辑模型和文学现象之间一一对应，更便于逻辑模型推演的继续。但强调文本自足性而与其他现实因素割离，就会忽略用同一套文本结构来表现不同文本意义的情况。同时，对文学自律性比较重视的美学传统赋予了形式论以文本为中心的客观科学主义理念，然而美学同时还给它带来了主观审美色彩，让形式论频繁陷入了双中心模式的困境。
同时，日新月异的文本外部变迁也逐渐向文本内部渗透，坚持文本中心主义的行为也正变得越来越艰难。著名形式论研究者赵毅衡认为，与原本各大洲理论研究互不联系、并行发展的古老研究方式有所不同，现在的理论家总是参考多个理论体系并多线作战。“文论各派争夺真理的解释权，可以势同水火，但是争论的过程却让它们在世纪末融合汇通”[9]，再加上泛文化主义大潮的流行和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向文本外部“叛逃”的行为，这种硬性划分文本系统的内外界限而固守纯净“文学场”的方式就显得越来越僵硬、迂腐和蒙昧。
第二，方法论上的双中心模式使得形式论研究者们分成离心离德的两大阵营——技艺论者派与结构论者派，而两派对技艺、形式的模式化呈完全相反的态度，这样是绝对不利于形式论的发展与完善的。在笔者看来，结构主义思潮无疑是结构论者占据了上风，而解构主义的兴起有一部分原因也许是技艺论者对结构论者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其中，解构主义论者对差异性、不稳定性的追求都带有些诸如崇尚个人解读、反常规等技艺论者的影子。某种意义上，解构主义的兴起正是对技艺论者主导的审美主义思潮的回归。这些内斗正说明了形式论方法论上的问题，缺乏一种可包容双中心模式并能发挥其内部合力的一种整体性框架。
第三，对于形式论在文本普适性的追求，比较文学美国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韦勒克曾批评道：“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就越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也就越多。”[10]形式论追求的普遍化实际上为作品的阅读、分析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同时也很难达到真正普遍的效果，不能切实揭示共同特征与文学规律。
虽然形式论有重重弊病，但在方法论意义上，其分析内核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当今热门的任何文化、社会、伦理意义也都是借助于形式结构表现出来的，所以，把握住形式结构即是把握住意义解读的关键。
关键词：形式论 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方法论
综观整个20世纪西方文论，形式论的发展趋向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繁杂的线索，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经历了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述学、符号学，直到后来的解构主义。即使是形式论体系之外的其他文论，也或多或少与这条线索有所联系。只是，形式论发展到今天已经在逐渐式微，而围绕文本外部展开论述的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等新兴模式依靠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却在文学批评界风起云涌，西方文论所侧重的方法论视点正在从文本内部逐渐过渡到文本外部。
那么形式论将会何去何从？值得强调的是，无论后人对形式论的表现与发展评判如何，其方法论意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形式论的方法论特征
形式论发端于康德对“美在形式”的判断，并伴随19世纪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思潮形成、发展，终于在二十世纪“至少掀起了三次高潮”[1]：首先是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思潮，随后是“四、五十年代占据美国文坛主导地位的新批评派”[2]，第三次是六十年代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结构主义文论。在我看来，形式论还有第四次高潮，就是八十年代后开始的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反拨”，这里把站在结构主义对面立场的解构主义文论作为结构主义文论体系的一部分来看待，可以更好地把握今后形式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尽管形式论在二十世纪影响巨大，但这些影响已经正在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减小，然而其在方法论领域给人们的启迪却是永恒的。
冯黎明先生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中认为，“形式化方法成形于数理逻辑的希尔伯特方案”[3]，那么，形式化方法论特征无非就是“简化存在形态、约定表述符号、设立抽象公理、构建逻辑模型”[4]。把这套法则特征迁移到文学研究领域中，简单地说，就是能指化、逻辑化、普遍化。然而要达到形式化的目的，具体体现为构建三道方法论策略：其一是受美学启发，“建立封闭自足的‘文学场’”[5]，以保证“能指化”得以纯净；其二是“从文学现象中提取非指涉性的结构元素并将其抽象化为符号”[6]，即为能指化，并切断能指与所指的关联，以强调能指的非指涉性；其三是“用基本概念构建普遍性的逻辑模型并以之为文学定义”[7]，即通过逻辑模型推导，并让这套逻辑法则适用于普遍的文学现象，即逻辑化、普遍化。
二.形式论的多重困境理论辨析
同时，冯先生也看到了形式论在方法论上的困境，即美学与语言学的矛盾、审美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矛盾、技艺论者与结构论者的矛盾以及各自内部的悖论。简而言之，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为主观审美主义与客观科学主义的矛盾，前者强调主观个体差异，强调文学技艺和形式的随意性、历时性，后者强调客观共同规律，强调语言结构和形式的准确性、共时性。这样的内部纷争确实使当时的形式论举步维艰，最后被文化批评所代替。
如何结合形式论内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斗争也纳入近来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时期形式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方法论框架的自我封闭、双中心模式的堅持和对文本普适性的执着，这三个方面互相决定、互相影响。
首先，方法论框架的自我封闭指的是为保证模型纯净而把“文学现象限定在一个自律的系统中”[8]，这样便于使逻辑模型和文学现象之间一一对应，更便于逻辑模型推演的继续。但强调文本自足性而与其他现实因素割离，就会忽略用同一套文本结构来表现不同文本意义的情况。同时，对文学自律性比较重视的美学传统赋予了形式论以文本为中心的客观科学主义理念，然而美学同时还给它带来了主观审美色彩，让形式论频繁陷入了双中心模式的困境。
同时，日新月异的文本外部变迁也逐渐向文本内部渗透，坚持文本中心主义的行为也正变得越来越艰难。著名形式论研究者赵毅衡认为，与原本各大洲理论研究互不联系、并行发展的古老研究方式有所不同，现在的理论家总是参考多个理论体系并多线作战。“文论各派争夺真理的解释权，可以势同水火，但是争论的过程却让它们在世纪末融合汇通”[9]，再加上泛文化主义大潮的流行和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向文本外部“叛逃”的行为，这种硬性划分文本系统的内外界限而固守纯净“文学场”的方式就显得越来越僵硬、迂腐和蒙昧。
第二，方法论上的双中心模式使得形式论研究者们分成离心离德的两大阵营——技艺论者派与结构论者派，而两派对技艺、形式的模式化呈完全相反的态度，这样是绝对不利于形式论的发展与完善的。在笔者看来，结构主义思潮无疑是结构论者占据了上风，而解构主义的兴起有一部分原因也许是技艺论者对结构论者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其中，解构主义论者对差异性、不稳定性的追求都带有些诸如崇尚个人解读、反常规等技艺论者的影子。某种意义上，解构主义的兴起正是对技艺论者主导的审美主义思潮的回归。这些内斗正说明了形式论方法论上的问题，缺乏一种可包容双中心模式并能发挥其内部合力的一种整体性框架。
第三，对于形式论在文本普适性的追求，比较文学美国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韦勒克曾批评道：“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就越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也就越多。”[10]形式论追求的普遍化实际上为作品的阅读、分析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同时也很难达到真正普遍的效果，不能切实揭示共同特征与文学规律。
虽然形式论有重重弊病，但在方法论意义上，其分析内核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当今热门的任何文化、社会、伦理意义也都是借助于形式结构表现出来的，所以，把握住形式结构即是把握住意义解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