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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是一个景观社会，而学校是景观社会的一个存在。学校的师生群体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校园的建筑风格也有不同于其他之地的特色。学校里特定的师生群体、人工建筑和自然景物构成学校的独特景观。18世纪，规训社会逐渐形成，规训与监视无处不在，学校也成为具有规训性的教育机构。规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给人准确定位。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运用思想史的知识解读文本可以为文学接受提供新的角度和路径。
关键词：学校 景观 身份 规训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景观社会，而学校是景观社会的一个存在。学校是有组织地专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机构，通俗地说，就是教师教书育人、学生成人成才的地方。学校的师生群体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校园的建筑风格也有不同于其他之地的特色，师生所处学校的学习生活也不同于居家的日常生活。由教师的教育与学生的学习构成的教学活动成为学校特有的“景观”。当然，学校的其他基础设施也是学校景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校根据受教育的主体和社会的具体需求而设为小学、中学、大学，虽然传授的知识技能有层次和类型的差別，但不同层次的学校景观是相似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单一的。现代社会的学校数量众多，要做系统的考察是项繁琐的工程，不如把目光放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一所学校——湖南第一师范，深入细致地了解一所学校的“景观”。
《恰同学少年》主要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青年学生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五年即1913——1918年的读书求学生活。通过校长孔昭绶，教师杨昌济、方维夏、袁仲谦、黎锦熙等人的精心教育，这批优秀的青年逐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此书全面反映了青年学生在学校的集体生活，也对校园景观有多方位的展现。
一、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与功能
批评家本雅明和伯曼的研究提出将城市作为文本来解读是可能的：将城市解读为全体市民可以通过视觉获得的、富有意义的符号。城市里众多的建筑可以作为城市的外观展示，其标志性建筑不仅体现着城市的整体风格，还蕴含着文化特征。比如说，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提到四合院，就会想到北京，提到北京，又会想起紫禁城，这是很自然的。学校的建筑与城市众多的建筑相比，数量是极其有限的，这些为数不多的建筑体现着学校教育和管理人员的身份主张和欲望，当然也符合学生群体的身份。学校是一个专门化的教育机构，教师主张教育的权利，学生主张受教育的权利。这两个群体主张权利是在校长等管理者有效维持学校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的。校长、教师和学生加强各自的特权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建筑的展示。
从校长的管理者角度来看，学校的建筑除了教学的实用功能外，还要便于监督。在校长看来，建设良好有序的校园需要对学生和教师进行有效的监视与控制。学生是受到行为规范要求的，教师也有职工管理守则，只是具体的管理内容或严格程度有别。本质上，他们都处在校长的严密规范的管理之下。因此，学校的建筑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为学校的管理者（机构的统治者）服务的。学校建筑不一定绝对是“全景敞式建筑”，但它或多或少具有其监视的特点和规训的性质。更确切地说，学校的建筑应该成为一个监视机构。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有着形象化的描述：“各个房间沿着一个走廊排开，宛如一系列小囚室”。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教学楼里的教室、宿舍楼里的寝室就是沿走廊一个个并排分隔开来的单位区间。从教师的角度看，教师这个群体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学校建筑的要求只是要与做学问、教书育人的行为活动相一致。如果教学楼的外观过于花哨，办公室或寝室过于富丽，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学生大概是最注重校园建筑外观形式的，他们希望自己在一所美丽的学校读书学习，学校建筑也最好是与众不同，有其特色。他们对学校建筑的实用功能有很高的要求。由此看来，学校的建筑设计，从整体外观到具体的实用功能应该得到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者、教师、学生三个群体的心理认同和接受。
学校的选址及建筑景观的设计都不是随意的，有很多讲究。学校的建筑风格以及校内景观的布局是这所学校最直观的显现。一师建在妙高峰上，前临湘江，与岳麓书院隔水相望。一师的整体建筑风格仿照日本青山师范学校，以黑白线条为主，等角三角形的深黑色瓦顶，映衬素白的拱形顶百叶窗，墨蓝色方形墙面，整个建筑是典型欧式风格，典雅庄重。但学校的整体布局设计是具有中国古典园林韵味的。一师的建筑和自然景观是中西结合的，可以体现出这所学校的办学特色：中西互融、开明自由。一师的综合教学楼是学校的主要建筑，校长室、教务室、教室和阅览室都在这栋楼上。除综合教学楼外，还有学生寝室、食堂以及一些亭台小井。校园内梧桐、老槐树、草坪和知名的花卉也为一师增添了厚重的文化气息。
二、作为人物符号的师生群像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专门学校，招生对象是男青年学生。因而这所学校展现的是男青年师范生的校园学习生活。一师的教师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乃至校长对学校的管理主要是以青年毛泽东为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的青年形象自然是着重塑造的，但我不想把他神圣特殊化，只想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当时的青年人和现今的青年人是一样的，他们有理想、有行动，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成为伟人，所以他们不是高大全的完美人物，而是和众多普通的有血有肉青年一样，在成长、求学之路上也存在许多困惑和迷惘。因此，我想以他的学生身份和学习生活来观看成为一种常态的学校景观。
（一）师生身份的确认
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两大主要群体。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身份是确定的，人们很容辨别出。身份是分析权利不平等的三个基本范畴之一。教师和学生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有各自的权利，必须在各自群体范围内行使。根据社会经验有这样一种认识，用“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来描述青年学生，是合适的，若用来描述教师显然欠妥当。马克斯·韦伯谈及身份时，这样解释：身份指的是生活方式，它还指社会尊重，也就是依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赋予他或她以尊重和仰慕。具体来看，一师的师生身份是如何确认的呢？ 首先服饰是识别一个人身份的最直观之物。在一师里区分教师与学生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服装。学生有两套校服和校帽，学生在学校，必须统一穿校服，戴校帽，胸前别校徽。教师的服饰也是类型化的，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留学西方或日本的有先进教育理念和现代教育知识的教师，如孔昭绶、杨昌济、黎锦熙等，他们经常穿着西装、皮鞋，拿着文件包，胸前挂着怀表。另一类是以袁吉六老先生为代表的传统守旧的教育者，他们身着长衫，戴着瓜皮小帽，手里拿着水壶烟，出行往往乘坐黄包车或轿子。乘车出行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标识。传统的老教育者思想保守，有着严格的等级意识，出门会以车代步，以此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来。
其次，通常情况下，年龄也可以确认学生和教师的身份。学校是青年学生集中展现青春活力、张扬个性的场所。一师的青年学生大多数在18-20岁，经过五年的磨炼和成长，走向社会也就是23-25岁。在一师的校园里，何叔衡先生是个特殊的学生，说他特殊，是因为他的年龄要比自己的老师还要大许多。何先生原在宁乡办学，是长沙教育界的前辈。为了求取新知，他在37岁辞去工作，主动报考一师，成为一师校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他从教育者的身份变为了一师的一名普通的学生。在他身上，青春与年龄的相关性不再表现得那么明显。年龄在不同的人中有不同的意义。在何叔衡看来，与青年的年龄差距不是他求学的阻碍，更不会成为他与青年人的隔阂。他认为正是因为年龄大了，才更要抓紧时间学习，以期赶上青年人的步伐。何叔衡是一个“矮矮壮壮、留着粗粗的八字胡、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脸上都已经有了皱纹”。从自然年龄上和外貌上看，很难把他与青年人等同，但是他身上所显现的独立个性、进取之心不正与青年人的精神活力相通吗？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写道：“人的品格中的蓬勃活力被看作青春本身，不是年龄所起的一种作用，而是心理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个人真正自觉，从而具有为进步效力的更新的力量。”这句话正好可以解释何叔衡先生这位中年人身上缘何具有青春气质。
此外，教师与学生的所处的具体空间和位置是确定的。比如说，教室里，每个人在各自的座位上专心听讲台上的一个人讲课。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做出判断：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人是教师，台下课桌上做笔记的人是学生。潜意识里我们认为教师就应该在讲台上，或者说，讲台这个位置是专属于教师的，这在我们来看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换言之，教师与学生的專属权利不同。教师的权利是教授学生知识，学生的权利是享受教育。
（二）教室文化景观
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学校就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学校内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以及教师与学生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学校学生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一天的日常安排不外乎是从寝室早起、去食堂吃饭、到教室上课或去阅览室和图书馆看书、去操场上进行体育活动。在这些安排中，学生在教室听老师讲课是最主要的事情。
教室里，除了教师和学生，墙上的黑板、讲台上的粉笔、整齐的课桌和座椅、堆积如山的学习资料、明净的窗台、乃至照明的灯光、前后门都成为教室的小景。课堂上，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师与学生对知识的探讨、学生与学生的交流形成了课堂的文化景观。
教室里的课堂文化景观最能真实地表现学生和教师的个性。我想提两个教师：一个是袁吉六，一个是杨昌济。毛泽东是他们二人非常欣赏的学生，但二人对毛泽东的教育方式是不同的。在一次写作课上，毛泽东不满教师袁吉六给他批的作文分数，与老师公然起了冲突，最后摔门而出。这其实是典型的一个教师与学生发生冲突的课堂事件。毛泽东此刻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不受约束和管教。他的个性很强，但在老师看来是思想认识上有了问题。袁吉六对毛泽东的作文要求是很严格的，想通过修正他的写作方法改变他锋芒毕露的性格。他采取的是强硬的严厉的教育手段。与之相比，杨昌济的手段则较为高明。他能进行换位思考，从毛泽东的角度出发，引导他认识到自己写作上的最大不足和思想上的误区。从袁吉六和杨昌济对待学生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二人的性格。袁吉六脾气暴躁、固执倔强，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杨昌济留学日本、还去过西欧考察学习，思想开明，更能走近学生。他们是一师两种不同的教师群体的代表，虽然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有差别，但对学生的关爱和教育的重视是一样的。
三、学校的规训性
（一）分层监视的机构：校长室——教务室——教室
规训与监视无处不在。在17世纪和18世纪，规训逐渐扩展了，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的规训社会（姑且名之）形成了。现代社会里的医院、工厂、军营都有各自的管理制度，但本质上的规训性是相同的。学校也是一个规训的机构。景观之根就植于最古老的社会专门化——权利的专门化之中。景观就是一种代表其他活动而表现的专门化活动。不同的景观其实也是权利专门化的表现者。学校景观展现的是学校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从文化景观更能看出学校教育权利的专门化。
规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给人准确定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和具体的存在空间。入学时，一师学生的位置是被安排好的。每位学生所处的班级、在教室里的座位、寝室房间甚至床位都是贴好标签、由校方确定的。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见如故，想做同班同学甚至同桌，但不能如愿，因为毛泽东被分在了本科八班，蔡和森被分在了本科六班。这是学校制定的规范和纪律。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学校逐渐采取了修道院的模式，寄宿制变成了即是不是最普遍也是最完美的教育制度。一师也是寄宿制教育。寄宿制教育制度下，学生不仅在学校读书学习，吃住的日常活动也在学校完成。将学生束缚在固定的场所，把他们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是学校为了维持稳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监督而采取的管理模式。
巴尔塔尔把监狱称作“彻底而严厉的制度”，监狱是一种彻底的规训机构，为了实现它的惩罚和改造人的功能，它必须是与外界绝对隔离的。监狱是全面规训的。学校与之相比，只能说是半规训的，远远达不到前者的规训程度。“规训”既不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学校”的特定意义被用来支持学校如何运作的特定理解。学校的各个部门如何运作实际上是权力如何运作。学校有明显的分层监视机构；校长室——教务室——教室。校长室是决策机构，教务室的老师负责监督执行，学生必须严格落实行动，这类似于现代企业公司制的管理方式。一师里的所有文件、信息都是从校长室签署颁布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需要加盖校长的印章，这是校长身份和权威的显现，也是文件决策有效的形式保障。初拟的文件从校长室出来后会被送到教务处，有问题会送到校长室重新修改。之后写好的文件会被张贴到一师的公告栏.让所有学生明白知晓，最后才由学生具体贯彻执行。文件从制定、颁布到落实需要经历三个机构三个不同的身份群体。 校长室——教务室——教室，这三个分层的机构体现着处于其间的活动主体的身份层次。校长——教师——学生是一级监视管理一级的。“规训机构里暗含着一种类似用于观察行为的显微镜的控制。这些机制所创造的分工精细的部门围绕着人形成了一个观察、记录和训练的机构”。自下而上看，学生每天会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是记录个人生活的观察行为。作为一个班级的管理者的教师会写下班级日志，记录班级的日常事务。同样地，校长会记录下学校发生的大事件，载人校史。在《恰同学少年》第二十九章“男儿蔚为万夫雄”中，一师校长孔昭绶于《第一师范校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毛泽东率领一师学生军出其不意制服了湖南督军傅佐良的溃兵，使长沙城免遭兵祸。他在事件后又写了这样一句话：“全校师生皆曰：‘毛泽东通身是胆’”。
（二）军训的场面
现代学校教育是德智音体美课程全面开设的，旨在培养健康的、全面發展的新世纪人才。民国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风严谨开放，注重实践，充分体现了民国政府以通才教育为目标。野蛮其精神，文明其体魄，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一师师生的关注和重视。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成为一师的重要一课。孔校长和教师为了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和担当意识，开始组织学生进行常规的军事训练。由于毛泽东在人一师前（1911年-1912年期间）曾当过半年的兵，接受过军队的正规操练，还扛过枪，所以由他带队训练学生。
一师的操场上，毛泽东训练学生军的场面成为校园的奇特景观。学生们统一穿着仿制军服戴着“第一师范学生军”袖标，肩头扛着木头假枪在列队操练。列队是学生军进行的第一项也是最基本的训练项目。此外，学生们还接受着军营里的其他训练项目：越野、格斗、拼刺、障碍等。他们最大程度地模仿军营里的常规项目训练。在这里，似乎身体已经成为了一种需要特殊培养的物体，是可以被塑造的。学生们渴望在军训后成为具有勇武精神和强健体魄的“军人”。“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的、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在学生军训的过程中，学生的身体（肉体）是驯顺的，受到一系列动作程式的规范和制约。世界上军队的训练项目大致上也是相同的。
四、结语
现代社会的景观丰富多样，各有特色，但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训性。学校里的建筑有不同于他处的风格和美感，也有服务于学校管理和教学的实用功能。从学校的分层监视机构可以看出学校权力的专门化。校园里师生群体有明显的身份标识，课堂教学也成为独特的文化景观。校长、教师、学生无不受到校规校纪的制约和规范。操场上的学生军训的鲜活场面成为学校规训性的最佳例证。
关键词：学校 景观 身份 规训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景观社会，而学校是景观社会的一个存在。学校是有组织地专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机构，通俗地说，就是教师教书育人、学生成人成才的地方。学校的师生群体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校园的建筑风格也有不同于其他之地的特色，师生所处学校的学习生活也不同于居家的日常生活。由教师的教育与学生的学习构成的教学活动成为学校特有的“景观”。当然，学校的其他基础设施也是学校景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校根据受教育的主体和社会的具体需求而设为小学、中学、大学，虽然传授的知识技能有层次和类型的差別，但不同层次的学校景观是相似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单一的。现代社会的学校数量众多，要做系统的考察是项繁琐的工程，不如把目光放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一所学校——湖南第一师范，深入细致地了解一所学校的“景观”。
《恰同学少年》主要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青年学生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五年即1913——1918年的读书求学生活。通过校长孔昭绶，教师杨昌济、方维夏、袁仲谦、黎锦熙等人的精心教育，这批优秀的青年逐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此书全面反映了青年学生在学校的集体生活，也对校园景观有多方位的展现。
一、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与功能
批评家本雅明和伯曼的研究提出将城市作为文本来解读是可能的：将城市解读为全体市民可以通过视觉获得的、富有意义的符号。城市里众多的建筑可以作为城市的外观展示，其标志性建筑不仅体现着城市的整体风格，还蕴含着文化特征。比如说，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提到四合院，就会想到北京，提到北京，又会想起紫禁城，这是很自然的。学校的建筑与城市众多的建筑相比，数量是极其有限的，这些为数不多的建筑体现着学校教育和管理人员的身份主张和欲望，当然也符合学生群体的身份。学校是一个专门化的教育机构，教师主张教育的权利，学生主张受教育的权利。这两个群体主张权利是在校长等管理者有效维持学校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的。校长、教师和学生加强各自的特权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建筑的展示。
从校长的管理者角度来看，学校的建筑除了教学的实用功能外，还要便于监督。在校长看来，建设良好有序的校园需要对学生和教师进行有效的监视与控制。学生是受到行为规范要求的，教师也有职工管理守则，只是具体的管理内容或严格程度有别。本质上，他们都处在校长的严密规范的管理之下。因此，学校的建筑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为学校的管理者（机构的统治者）服务的。学校建筑不一定绝对是“全景敞式建筑”，但它或多或少具有其监视的特点和规训的性质。更确切地说，学校的建筑应该成为一个监视机构。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有着形象化的描述：“各个房间沿着一个走廊排开，宛如一系列小囚室”。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教学楼里的教室、宿舍楼里的寝室就是沿走廊一个个并排分隔开来的单位区间。从教师的角度看，教师这个群体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学校建筑的要求只是要与做学问、教书育人的行为活动相一致。如果教学楼的外观过于花哨，办公室或寝室过于富丽，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学生大概是最注重校园建筑外观形式的，他们希望自己在一所美丽的学校读书学习，学校建筑也最好是与众不同，有其特色。他们对学校建筑的实用功能有很高的要求。由此看来，学校的建筑设计，从整体外观到具体的实用功能应该得到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者、教师、学生三个群体的心理认同和接受。
学校的选址及建筑景观的设计都不是随意的，有很多讲究。学校的建筑风格以及校内景观的布局是这所学校最直观的显现。一师建在妙高峰上，前临湘江，与岳麓书院隔水相望。一师的整体建筑风格仿照日本青山师范学校，以黑白线条为主，等角三角形的深黑色瓦顶，映衬素白的拱形顶百叶窗，墨蓝色方形墙面，整个建筑是典型欧式风格，典雅庄重。但学校的整体布局设计是具有中国古典园林韵味的。一师的建筑和自然景观是中西结合的，可以体现出这所学校的办学特色：中西互融、开明自由。一师的综合教学楼是学校的主要建筑，校长室、教务室、教室和阅览室都在这栋楼上。除综合教学楼外，还有学生寝室、食堂以及一些亭台小井。校园内梧桐、老槐树、草坪和知名的花卉也为一师增添了厚重的文化气息。
二、作为人物符号的师生群像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专门学校，招生对象是男青年学生。因而这所学校展现的是男青年师范生的校园学习生活。一师的教师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乃至校长对学校的管理主要是以青年毛泽东为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的青年形象自然是着重塑造的，但我不想把他神圣特殊化，只想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当时的青年人和现今的青年人是一样的，他们有理想、有行动，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成为伟人，所以他们不是高大全的完美人物，而是和众多普通的有血有肉青年一样，在成长、求学之路上也存在许多困惑和迷惘。因此，我想以他的学生身份和学习生活来观看成为一种常态的学校景观。
（一）师生身份的确认
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两大主要群体。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身份是确定的，人们很容辨别出。身份是分析权利不平等的三个基本范畴之一。教师和学生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有各自的权利，必须在各自群体范围内行使。根据社会经验有这样一种认识，用“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来描述青年学生，是合适的，若用来描述教师显然欠妥当。马克斯·韦伯谈及身份时，这样解释：身份指的是生活方式，它还指社会尊重，也就是依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赋予他或她以尊重和仰慕。具体来看，一师的师生身份是如何确认的呢？ 首先服饰是识别一个人身份的最直观之物。在一师里区分教师与学生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服装。学生有两套校服和校帽，学生在学校，必须统一穿校服，戴校帽，胸前别校徽。教师的服饰也是类型化的，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留学西方或日本的有先进教育理念和现代教育知识的教师，如孔昭绶、杨昌济、黎锦熙等，他们经常穿着西装、皮鞋，拿着文件包，胸前挂着怀表。另一类是以袁吉六老先生为代表的传统守旧的教育者，他们身着长衫，戴着瓜皮小帽，手里拿着水壶烟，出行往往乘坐黄包车或轿子。乘车出行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标识。传统的老教育者思想保守，有着严格的等级意识，出门会以车代步，以此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来。
其次，通常情况下，年龄也可以确认学生和教师的身份。学校是青年学生集中展现青春活力、张扬个性的场所。一师的青年学生大多数在18-20岁，经过五年的磨炼和成长，走向社会也就是23-25岁。在一师的校园里，何叔衡先生是个特殊的学生，说他特殊，是因为他的年龄要比自己的老师还要大许多。何先生原在宁乡办学，是长沙教育界的前辈。为了求取新知，他在37岁辞去工作，主动报考一师，成为一师校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他从教育者的身份变为了一师的一名普通的学生。在他身上，青春与年龄的相关性不再表现得那么明显。年龄在不同的人中有不同的意义。在何叔衡看来，与青年的年龄差距不是他求学的阻碍，更不会成为他与青年人的隔阂。他认为正是因为年龄大了，才更要抓紧时间学习，以期赶上青年人的步伐。何叔衡是一个“矮矮壮壮、留着粗粗的八字胡、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脸上都已经有了皱纹”。从自然年龄上和外貌上看，很难把他与青年人等同，但是他身上所显现的独立个性、进取之心不正与青年人的精神活力相通吗？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写道：“人的品格中的蓬勃活力被看作青春本身，不是年龄所起的一种作用，而是心理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个人真正自觉，从而具有为进步效力的更新的力量。”这句话正好可以解释何叔衡先生这位中年人身上缘何具有青春气质。
此外，教师与学生的所处的具体空间和位置是确定的。比如说，教室里，每个人在各自的座位上专心听讲台上的一个人讲课。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做出判断：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人是教师，台下课桌上做笔记的人是学生。潜意识里我们认为教师就应该在讲台上，或者说，讲台这个位置是专属于教师的，这在我们来看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换言之，教师与学生的專属权利不同。教师的权利是教授学生知识，学生的权利是享受教育。
（二）教室文化景观
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学校就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学校内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以及教师与学生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学校学生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一天的日常安排不外乎是从寝室早起、去食堂吃饭、到教室上课或去阅览室和图书馆看书、去操场上进行体育活动。在这些安排中，学生在教室听老师讲课是最主要的事情。
教室里，除了教师和学生，墙上的黑板、讲台上的粉笔、整齐的课桌和座椅、堆积如山的学习资料、明净的窗台、乃至照明的灯光、前后门都成为教室的小景。课堂上，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师与学生对知识的探讨、学生与学生的交流形成了课堂的文化景观。
教室里的课堂文化景观最能真实地表现学生和教师的个性。我想提两个教师：一个是袁吉六，一个是杨昌济。毛泽东是他们二人非常欣赏的学生，但二人对毛泽东的教育方式是不同的。在一次写作课上，毛泽东不满教师袁吉六给他批的作文分数，与老师公然起了冲突，最后摔门而出。这其实是典型的一个教师与学生发生冲突的课堂事件。毛泽东此刻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不受约束和管教。他的个性很强，但在老师看来是思想认识上有了问题。袁吉六对毛泽东的作文要求是很严格的，想通过修正他的写作方法改变他锋芒毕露的性格。他采取的是强硬的严厉的教育手段。与之相比，杨昌济的手段则较为高明。他能进行换位思考，从毛泽东的角度出发，引导他认识到自己写作上的最大不足和思想上的误区。从袁吉六和杨昌济对待学生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二人的性格。袁吉六脾气暴躁、固执倔强，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杨昌济留学日本、还去过西欧考察学习，思想开明，更能走近学生。他们是一师两种不同的教师群体的代表，虽然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有差别，但对学生的关爱和教育的重视是一样的。
三、学校的规训性
（一）分层监视的机构：校长室——教务室——教室
规训与监视无处不在。在17世纪和18世纪，规训逐渐扩展了，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的规训社会（姑且名之）形成了。现代社会里的医院、工厂、军营都有各自的管理制度，但本质上的规训性是相同的。学校也是一个规训的机构。景观之根就植于最古老的社会专门化——权利的专门化之中。景观就是一种代表其他活动而表现的专门化活动。不同的景观其实也是权利专门化的表现者。学校景观展现的是学校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从文化景观更能看出学校教育权利的专门化。
规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给人准确定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和具体的存在空间。入学时，一师学生的位置是被安排好的。每位学生所处的班级、在教室里的座位、寝室房间甚至床位都是贴好标签、由校方确定的。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见如故，想做同班同学甚至同桌，但不能如愿，因为毛泽东被分在了本科八班，蔡和森被分在了本科六班。这是学校制定的规范和纪律。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学校逐渐采取了修道院的模式，寄宿制变成了即是不是最普遍也是最完美的教育制度。一师也是寄宿制教育。寄宿制教育制度下，学生不仅在学校读书学习，吃住的日常活动也在学校完成。将学生束缚在固定的场所，把他们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是学校为了维持稳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监督而采取的管理模式。
巴尔塔尔把监狱称作“彻底而严厉的制度”，监狱是一种彻底的规训机构，为了实现它的惩罚和改造人的功能，它必须是与外界绝对隔离的。监狱是全面规训的。学校与之相比，只能说是半规训的，远远达不到前者的规训程度。“规训”既不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学校”的特定意义被用来支持学校如何运作的特定理解。学校的各个部门如何运作实际上是权力如何运作。学校有明显的分层监视机构；校长室——教务室——教室。校长室是决策机构，教务室的老师负责监督执行，学生必须严格落实行动，这类似于现代企业公司制的管理方式。一师里的所有文件、信息都是从校长室签署颁布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需要加盖校长的印章，这是校长身份和权威的显现，也是文件决策有效的形式保障。初拟的文件从校长室出来后会被送到教务处，有问题会送到校长室重新修改。之后写好的文件会被张贴到一师的公告栏.让所有学生明白知晓，最后才由学生具体贯彻执行。文件从制定、颁布到落实需要经历三个机构三个不同的身份群体。 校长室——教务室——教室，这三个分层的机构体现着处于其间的活动主体的身份层次。校长——教师——学生是一级监视管理一级的。“规训机构里暗含着一种类似用于观察行为的显微镜的控制。这些机制所创造的分工精细的部门围绕着人形成了一个观察、记录和训练的机构”。自下而上看，学生每天会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是记录个人生活的观察行为。作为一个班级的管理者的教师会写下班级日志，记录班级的日常事务。同样地，校长会记录下学校发生的大事件，载人校史。在《恰同学少年》第二十九章“男儿蔚为万夫雄”中，一师校长孔昭绶于《第一师范校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毛泽东率领一师学生军出其不意制服了湖南督军傅佐良的溃兵，使长沙城免遭兵祸。他在事件后又写了这样一句话：“全校师生皆曰：‘毛泽东通身是胆’”。
（二）军训的场面
现代学校教育是德智音体美课程全面开设的，旨在培养健康的、全面發展的新世纪人才。民国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风严谨开放，注重实践，充分体现了民国政府以通才教育为目标。野蛮其精神，文明其体魄，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一师师生的关注和重视。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成为一师的重要一课。孔校长和教师为了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和担当意识，开始组织学生进行常规的军事训练。由于毛泽东在人一师前（1911年-1912年期间）曾当过半年的兵，接受过军队的正规操练，还扛过枪，所以由他带队训练学生。
一师的操场上，毛泽东训练学生军的场面成为校园的奇特景观。学生们统一穿着仿制军服戴着“第一师范学生军”袖标，肩头扛着木头假枪在列队操练。列队是学生军进行的第一项也是最基本的训练项目。此外，学生们还接受着军营里的其他训练项目：越野、格斗、拼刺、障碍等。他们最大程度地模仿军营里的常规项目训练。在这里，似乎身体已经成为了一种需要特殊培养的物体，是可以被塑造的。学生们渴望在军训后成为具有勇武精神和强健体魄的“军人”。“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的、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在学生军训的过程中，学生的身体（肉体）是驯顺的，受到一系列动作程式的规范和制约。世界上军队的训练项目大致上也是相同的。
四、结语
现代社会的景观丰富多样，各有特色，但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训性。学校里的建筑有不同于他处的风格和美感，也有服务于学校管理和教学的实用功能。从学校的分层监视机构可以看出学校权力的专门化。校园里师生群体有明显的身份标识，课堂教学也成为独特的文化景观。校长、教师、学生无不受到校规校纪的制约和规范。操场上的学生军训的鲜活场面成为学校规训性的最佳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