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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湘西情结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汉血统，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封建行伍之家。六岁时，沈岳焕开始入私塾读书。然而，时间一长，私塾里呆板而无生气的生活再也引不起他的半点兴趣。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开始支配着他，使他心里产生了躁动，屁股在学塾里再也坐不安宁了。于是他开始逃学，开始习读凤凰城内外由自然和人事写成的那本大书。青少年时代，他走遍湘西黔川边界，了解并体察苗、汉、土家各族的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与“湘西世界”中的风土人情结下了不解之缘。
“湘西世界”给沈从文开启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从中，可以窥见一个根源古老的民族身影。“湘西世界”让沈从文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以一份特殊的方式，承受了民族文化的宽泛熏陶。中国古代文明，开始了对这个“自然之子”精神荒野的耕耘。
永远只承认自己是“乡下人”的沈从文，两次回乡，切切实实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灾难深重的故土上抚今追昔，面对命运多舛的未来而“歌哭于斯”。他在二十二篇散文中集中反复抒写着他的一颗“湘西之心”。
对人性美的讴歌与表现，又是沈从文湘西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他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把表现人性美看成是美的至极，把它当作文学表现的重要思想，贯穿于他的湘西作品中。对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无论是地主、绅士，还是农民、士兵、小业主等各类湘西世界中的劳动者，都着力表现真、善、美的人性。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所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皆可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美丽……”
剪不断的湘西情结使沈从文以人性美反观“常”于“变”的湘西社会，构成了他特殊的文化思辨定式。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的统一，构成了“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在他看来，“人性美”是支撑这种“宗教”的基石。正是由于他对湘西世界所怀有的缠绵的乡土情结，才会发现湘西世界中的“美”（人性美），才会谱写出湘西人性美的一曲曲赞歌。
二、 人性美的赞歌
沈从文在《苗民问题》一文中指出：“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最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他的湘西作品中的有关人物，就像那不太惹眼，却感受着生命的律动，自由自在开放的美丽小花。
在短篇小说《箫箫》中，十二岁的箫箫嫁给了比自己小九岁的丈夫，但她有一颗花季少女渴望自由与爱情的心。她果然被那个在她家做工的名叫花狗的年轻人诱惑了，怀了身孕。按照当地封建宗法制的规矩，她或将被“沉潭”，或被“发卖”。因为婆家与娘家方面的族长都没有读过“子曰诗云”，故决定将她“发卖”。等到箫箫十月足胎分娩，也未曾将她卖了出去，侥幸逃过了惩罚。因她生了儿子，合家欢喜，她从此便堂而皇之地留在婆家，成了丈夫的媳妇。纯朴、善良的人性战胜了宗法“规矩”，表现了作者对纯朴、善良的人性美的肯定。
在中篇小说《边城》中，沈从文用人性美描绘了一个瑰丽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了“爱”与“美”的天国。这里人性皆真，人性皆善，人性皆美，每个人身上所焕发出的真、善、美，营造了这个世界。
如老船夫是“善”的化身，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在河边为来往过客摆渡。他把摆渡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即使硬要给，他还要退回去，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酒、茶再招待乡亲。他的“善”还通过对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地表现出来。在抚养孤雏长大之后，他最大的心愿是让翠翠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他把翠翠的婚事迫切地摆在垂暮生命的历程上，操心操劳。这位平凡的老人有着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广浩瀚的胸襟，是一个纯朴、善良、正直、完美的人性的生命个体。
又如，翠翠是边城世界中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翠翠在风日里长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她身上的美主要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来的。她对爱情忠贞专一。她谢绝天保的托媒求婚，傩送远走他乡，她苦恋着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在爱情挫折中，爷爷溘然长逝之时，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倒下，她谢绝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守住爷爷摆渡的岗位，准备接受种种磨难，坚强地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做持久的抗争。她貌美，纯真、善良、忠貞专一、坚强的人性更美。
边城世界里虽有贫贱之分，富人却乐善好施。如掌水码头船总顺顺不因家境富实而盛气凌人，而能够常常体恤穷苦人，送给老船夫鸭、粽子等。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这里未经商业文化的浸染，商人亦好义远利，如屠夫见老船夫前来买肉，特意切一块好肉给他，执意不收老人的钱。
边城世界中的老船夫、翠翠、顺顺、天保、傩送、商客、屠夫，各色人等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善良的土性乡风，同时他们又充满慈爱孝顺、恬静祥和、相濡以沫、同舟共济的和谐自然美，他们就是那朵朵绽放的小花，开得真美。
与《边城》相一致，沈从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依然以激情淋漓的笔触，描写了吕家坪的人性美和风俗美。小说主要人物滕长顺和夭夭的身上，依然保留着老船夫和翠翠的影子，作者试图通过这两个主要人物，表现湘西世界的自古不变的“常”，即人性永恒的美。夭夭的性格与翠翠有相似的一面，天真、单纯乖巧、活泼，她是姑娘中的“黑中俏”，“精灵灵的，九头鸟，穿山甲”，具有湘西少女纯情的天性。但夭夭又与翠翠有着明显的不同，她的形象有着鲜明的时代感。作者着重刻画她性格中的另一种气质，即适应“变”的社会环境的自由、开朗、敏捷、机警的个性特征，并赋予她明辨美丑、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她生命中已经生长起来与父亲一样的一种抵抗战乱与灾难的力量。如夭夭在虎视眈眈的色狼保安队长面前说：“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显然，夭夭已经具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与反抗性。 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与作者的小说一样，一如既往地表现湘西世界中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如《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中对那率众造反、与防军抵抗而死得镇定自若的煤矿工人的赞美，无一不倾注着作者对这些同族、乡亲饱含真情的赞美，对他们所表现出的人性美予以真诚的肯定。
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虽然有着美丽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水，往来的船只，吊脚楼支撑的茶峒小镇压，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但同时也是一个偏僻、蛮荒、原始落后的地方。这里的人性虽美，但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思想上的局限性。
如，《箫箫》中的那些没有读过“子曰诗云”的族长们，虽然他们纯朴、善良的人性美战胜了封建宗法规矩，但他们的思想还是受封建思想、宗法规矩、家族观念的束缚，愚昧、落后。如不是萧萧侥幸没买家，侥幸生下儿子，她的命运就是另一种结局。可是萧萧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
《边城》中以翠翠为中心人物的恋爱悲剧，同样表明边城世界里那些纯朴、善良的人们思想上的愚昧落后。正是他们受不同民族的落后思想的束缚，酿成了这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苗、汉两个民族不同的婚俗习惯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深根，世俗、落后的思想左右了他们。天保在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告败后，他反面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船总顺顺在天保死后，对前来探听傩送婚事的老船夫持冷淡的态度，对傩送欲娶翠翠的要求不予答应，还逼儿子接受王团总家的那座“碾坊”，使傩送气得离家出走，这些都是顺顺身上表现出汉族“父母之命”的封建世俗婚姻观念。当然，沈从文笔下这些人物思想上的局限掩饰不住他们勤劳、善良、纯朴的人性美的光芒。
三、 沈从文表现湘西世界人性美的原因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特殊“生命”形式，表现着湘西世界中乡下人的人性美。
首先，沈从文在关于湘西世界的作品中表现湘西世界的人性美，体现了他鲜明的本族性。湘西民族问题，一直是作为苗族作家的沈从文的内衷隐痛。因此，他很自觉地在作品中流露出其民族倾向，反复贯穿着这样的思想：为苗族人民仗义执言，洗雪强加在他们头上“苗蛮土匪”的罪名和耻辱。他在《苗民问题》一文中指苗民是“最勤苦、俭朴，能生产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沈从文把自己当成了本民族义不容辞的代言人。表现湘西世界中的人性美，倾注了作者的同族、乡亲之情，表明自己与他们气息相通、血脉相连，为生活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的人們喊出了自己的声音。《边城》与《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处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以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
其次，沈从文在其所创造的“边城”世界里，寄托着个人美好的社会理想。他以人性美、人情美的笔墨把“边城”描绘成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不仅仅是留恋故土的山水、人情、风俗，作者把一对少男少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此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题记），即对“边城”历史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辨与批判。作者在创作《边城》时虽宣称是创造“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实际上却正是针对湘西的“现在”与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粘附”起来，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的、美好的、人性美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此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他是在以“爱”与“美”的“边城”世界对照、反观黑暗罪恶的现实社会。
同时，沈从文用湘西世界人性的美来反观批判都市文明的世界，所以沈从文表现湘西世界人性美的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园之歌。他对乡村生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为参照的。他对乡村（湘西世界）人性美的表现，几乎都是都市人人性美失落的反拨。他从人性的角度暴露了都市社会的黑暗，他在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都市人生的荒谬。这种乡村人性美与都市人性失落的对立，积淀了沈从文的哲学思辨。从文化的构成看，是都市现代文明（即20世纪中国社会的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混合体）与原始民性（原始文化的遗存）的对立;从哲学角度看，则是“人性的扭曲”与“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对立。这种思辨的来源，是“五四”以后开始的人的独立与精神解放的思潮（西方文化的积极部分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反拨，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它更多地植根于南方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恰恰在沈从文所属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对儒家文化的惰性部分的反拨，是苗汉文化撞击的产物）相互渗透与融汇的结果。
总之，沈从文怀着对湘西故土的无限眷恋和热爱的情结，怀着对湘西乡亲无比同情和温爱的情感，怀着对完美人性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性思考，向我们描绘了湘西世界一幅幅优美的自然画卷和一曲曲人性美的赞歌。
（作者单位：南京市高淳区固城中学）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汉血统，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封建行伍之家。六岁时，沈岳焕开始入私塾读书。然而，时间一长，私塾里呆板而无生气的生活再也引不起他的半点兴趣。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开始支配着他，使他心里产生了躁动，屁股在学塾里再也坐不安宁了。于是他开始逃学，开始习读凤凰城内外由自然和人事写成的那本大书。青少年时代，他走遍湘西黔川边界，了解并体察苗、汉、土家各族的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与“湘西世界”中的风土人情结下了不解之缘。
“湘西世界”给沈从文开启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从中，可以窥见一个根源古老的民族身影。“湘西世界”让沈从文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以一份特殊的方式，承受了民族文化的宽泛熏陶。中国古代文明，开始了对这个“自然之子”精神荒野的耕耘。
永远只承认自己是“乡下人”的沈从文，两次回乡，切切实实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灾难深重的故土上抚今追昔，面对命运多舛的未来而“歌哭于斯”。他在二十二篇散文中集中反复抒写着他的一颗“湘西之心”。
对人性美的讴歌与表现，又是沈从文湘西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他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把表现人性美看成是美的至极，把它当作文学表现的重要思想，贯穿于他的湘西作品中。对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无论是地主、绅士，还是农民、士兵、小业主等各类湘西世界中的劳动者，都着力表现真、善、美的人性。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所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皆可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美丽……”
剪不断的湘西情结使沈从文以人性美反观“常”于“变”的湘西社会，构成了他特殊的文化思辨定式。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的统一，构成了“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在他看来，“人性美”是支撑这种“宗教”的基石。正是由于他对湘西世界所怀有的缠绵的乡土情结，才会发现湘西世界中的“美”（人性美），才会谱写出湘西人性美的一曲曲赞歌。
二、 人性美的赞歌
沈从文在《苗民问题》一文中指出：“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最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他的湘西作品中的有关人物，就像那不太惹眼，却感受着生命的律动，自由自在开放的美丽小花。
在短篇小说《箫箫》中，十二岁的箫箫嫁给了比自己小九岁的丈夫，但她有一颗花季少女渴望自由与爱情的心。她果然被那个在她家做工的名叫花狗的年轻人诱惑了，怀了身孕。按照当地封建宗法制的规矩，她或将被“沉潭”，或被“发卖”。因为婆家与娘家方面的族长都没有读过“子曰诗云”，故决定将她“发卖”。等到箫箫十月足胎分娩，也未曾将她卖了出去，侥幸逃过了惩罚。因她生了儿子，合家欢喜，她从此便堂而皇之地留在婆家，成了丈夫的媳妇。纯朴、善良的人性战胜了宗法“规矩”，表现了作者对纯朴、善良的人性美的肯定。
在中篇小说《边城》中，沈从文用人性美描绘了一个瑰丽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了“爱”与“美”的天国。这里人性皆真，人性皆善，人性皆美，每个人身上所焕发出的真、善、美，营造了这个世界。
如老船夫是“善”的化身，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在河边为来往过客摆渡。他把摆渡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即使硬要给，他还要退回去，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酒、茶再招待乡亲。他的“善”还通过对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地表现出来。在抚养孤雏长大之后，他最大的心愿是让翠翠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他把翠翠的婚事迫切地摆在垂暮生命的历程上，操心操劳。这位平凡的老人有着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广浩瀚的胸襟，是一个纯朴、善良、正直、完美的人性的生命个体。
又如，翠翠是边城世界中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翠翠在风日里长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她身上的美主要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来的。她对爱情忠贞专一。她谢绝天保的托媒求婚，傩送远走他乡，她苦恋着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在爱情挫折中，爷爷溘然长逝之时，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倒下，她谢绝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守住爷爷摆渡的岗位，准备接受种种磨难，坚强地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做持久的抗争。她貌美，纯真、善良、忠貞专一、坚强的人性更美。
边城世界里虽有贫贱之分，富人却乐善好施。如掌水码头船总顺顺不因家境富实而盛气凌人，而能够常常体恤穷苦人，送给老船夫鸭、粽子等。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这里未经商业文化的浸染，商人亦好义远利，如屠夫见老船夫前来买肉，特意切一块好肉给他，执意不收老人的钱。
边城世界中的老船夫、翠翠、顺顺、天保、傩送、商客、屠夫，各色人等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善良的土性乡风，同时他们又充满慈爱孝顺、恬静祥和、相濡以沫、同舟共济的和谐自然美，他们就是那朵朵绽放的小花，开得真美。
与《边城》相一致，沈从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依然以激情淋漓的笔触，描写了吕家坪的人性美和风俗美。小说主要人物滕长顺和夭夭的身上，依然保留着老船夫和翠翠的影子，作者试图通过这两个主要人物，表现湘西世界的自古不变的“常”，即人性永恒的美。夭夭的性格与翠翠有相似的一面，天真、单纯乖巧、活泼，她是姑娘中的“黑中俏”，“精灵灵的，九头鸟，穿山甲”，具有湘西少女纯情的天性。但夭夭又与翠翠有着明显的不同，她的形象有着鲜明的时代感。作者着重刻画她性格中的另一种气质，即适应“变”的社会环境的自由、开朗、敏捷、机警的个性特征，并赋予她明辨美丑、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她生命中已经生长起来与父亲一样的一种抵抗战乱与灾难的力量。如夭夭在虎视眈眈的色狼保安队长面前说：“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显然，夭夭已经具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与反抗性。 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与作者的小说一样，一如既往地表现湘西世界中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如《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中对那率众造反、与防军抵抗而死得镇定自若的煤矿工人的赞美，无一不倾注着作者对这些同族、乡亲饱含真情的赞美，对他们所表现出的人性美予以真诚的肯定。
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虽然有着美丽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水，往来的船只，吊脚楼支撑的茶峒小镇压，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但同时也是一个偏僻、蛮荒、原始落后的地方。这里的人性虽美，但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思想上的局限性。
如，《箫箫》中的那些没有读过“子曰诗云”的族长们，虽然他们纯朴、善良的人性美战胜了封建宗法规矩，但他们的思想还是受封建思想、宗法规矩、家族观念的束缚，愚昧、落后。如不是萧萧侥幸没买家，侥幸生下儿子，她的命运就是另一种结局。可是萧萧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
《边城》中以翠翠为中心人物的恋爱悲剧，同样表明边城世界里那些纯朴、善良的人们思想上的愚昧落后。正是他们受不同民族的落后思想的束缚，酿成了这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苗、汉两个民族不同的婚俗习惯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深根，世俗、落后的思想左右了他们。天保在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告败后，他反面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船总顺顺在天保死后，对前来探听傩送婚事的老船夫持冷淡的态度，对傩送欲娶翠翠的要求不予答应，还逼儿子接受王团总家的那座“碾坊”，使傩送气得离家出走，这些都是顺顺身上表现出汉族“父母之命”的封建世俗婚姻观念。当然，沈从文笔下这些人物思想上的局限掩饰不住他们勤劳、善良、纯朴的人性美的光芒。
三、 沈从文表现湘西世界人性美的原因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特殊“生命”形式，表现着湘西世界中乡下人的人性美。
首先，沈从文在关于湘西世界的作品中表现湘西世界的人性美，体现了他鲜明的本族性。湘西民族问题，一直是作为苗族作家的沈从文的内衷隐痛。因此，他很自觉地在作品中流露出其民族倾向，反复贯穿着这样的思想：为苗族人民仗义执言，洗雪强加在他们头上“苗蛮土匪”的罪名和耻辱。他在《苗民问题》一文中指苗民是“最勤苦、俭朴，能生产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沈从文把自己当成了本民族义不容辞的代言人。表现湘西世界中的人性美，倾注了作者的同族、乡亲之情，表明自己与他们气息相通、血脉相连，为生活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的人們喊出了自己的声音。《边城》与《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处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以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
其次，沈从文在其所创造的“边城”世界里，寄托着个人美好的社会理想。他以人性美、人情美的笔墨把“边城”描绘成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不仅仅是留恋故土的山水、人情、风俗，作者把一对少男少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此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题记），即对“边城”历史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辨与批判。作者在创作《边城》时虽宣称是创造“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实际上却正是针对湘西的“现在”与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粘附”起来，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的、美好的、人性美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此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他是在以“爱”与“美”的“边城”世界对照、反观黑暗罪恶的现实社会。
同时，沈从文用湘西世界人性的美来反观批判都市文明的世界，所以沈从文表现湘西世界人性美的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园之歌。他对乡村生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为参照的。他对乡村（湘西世界）人性美的表现，几乎都是都市人人性美失落的反拨。他从人性的角度暴露了都市社会的黑暗，他在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都市人生的荒谬。这种乡村人性美与都市人性失落的对立，积淀了沈从文的哲学思辨。从文化的构成看，是都市现代文明（即20世纪中国社会的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混合体）与原始民性（原始文化的遗存）的对立;从哲学角度看，则是“人性的扭曲”与“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对立。这种思辨的来源，是“五四”以后开始的人的独立与精神解放的思潮（西方文化的积极部分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反拨，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它更多地植根于南方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恰恰在沈从文所属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对儒家文化的惰性部分的反拨，是苗汉文化撞击的产物）相互渗透与融汇的结果。
总之，沈从文怀着对湘西故土的无限眷恋和热爱的情结，怀着对湘西乡亲无比同情和温爱的情感，怀着对完美人性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性思考，向我们描绘了湘西世界一幅幅优美的自然画卷和一曲曲人性美的赞歌。
（作者单位：南京市高淳区固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