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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宾：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姚先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穆光宗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高文书
人民论坛：如何看待在人口问题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新审视我国的人口问题和政府的人口战略？
穆光宗：过去对人口问题的最大误解就是将人口问题理解成人数问题，将人口效应理解成分母效应，将人口问题理解成生育问题。这是传承至今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计划经济思维。
历史上的人口战略是以人口数量为考虑中心的“一条腿走路”战略。但事实是，人口的数量控制通过“节流”的办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战略已经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譬如：我国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到了超低生育水平；中国面临着少子女老龄化、独子女老龄化和无子女老龄化的多重冲击；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年轻一代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
姚先国：新时期，我国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呢？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人口领域的根本矛盾在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要求与现有职工的知识能力水平相矛盾。自主创新的要求、国际竞争的压力与现有科技队伍的能力不足相矛盾。城市化推进中的劳动力非农化趋势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要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无谋生能力，变成城市贫民；要么滞留农村变成隐性失业人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根本上妨碍现代化进程。
人民论坛：新形势下的人口战略该如何制定，您有何建议？
姚先国：关键在于实施以积聚人力资本、提高人口质量为主旨的新的人口战略。这一战略需要实现四大转变：从人口的数量控制转为质量提升；从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转为培育人口的内生调节机制。实践证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在城市有效，在农村往往失灵，结果造成人口的“逆向选择”现象。实践也同样证明，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健全，生育率就越低，就越不需要强制手段控制。既然如此，何不转而采用发展农村教育、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手段来自动控制人口增长呢？从重物轻人的投资战略转向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重视高端人才培养转为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
高文书：首先要继续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思想，要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治理，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重点监测特定的人群，以提高政策有效性。同时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穆光宗：中国需要全力推行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只有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
未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确立三大目标：风险最小化、潜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就是：赋权于民，投资于民，发展于民。
中国人口发展需要确立凸现人的全面发展主导价值取向的战略大思路，具体表述如下：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民论坛：如何准确理解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姚先国：人口可持续发展可以表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均衡过程。”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均衡。如果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或者破坏了资源与环境，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就会危及人的生存基础。
这是一种动态均衡。人口战略也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好，都要立足现在，顾及将来，要考虑代际之间的均衡和种族、文明的延续。
这是一种积极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最终是着眼于发展，而不是为了消极的“持续”。发展的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
高文书：人口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实现适度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强调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它要求劳动适龄人口与就业手段、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协调发展等。
穆光宗：人口发展战略首先要关注的正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少生不是一切。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做法并没有包含生育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意思。从人口安全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战略”。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对“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的过分担忧是缺乏依据的。即便在一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农村，很多家庭主动放弃或者推迟了二胎生育，一方面是出于生养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育观念的转变。
人民论坛：新的形势下，如何建立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
姚先国：人口评价机制是否科学，关键在于这种评价是否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人口评价机制就不能仅看人口数量是否得到了控制，更应该体现人力资源全程管理的要求，从优生优育到培养成才，开发利用，直至退出劳动力市场，都应在评价机制中得到反映。与此同时，人口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指标也应纳入人口评价的视野，成为评价人口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穆光宗：只有从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出发，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所以考核的是人口发展的安全度、优化度和控制度。同时不能过分迷信一票否决行政考核的绩效。这一做法依然是以数为本，弊端日益显现。
人民论坛：如何看待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和面临的国内国际风险？
姚先国：以“大人口”的观点审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规模仍会进一步扩张。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关键在于应对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确和有效。
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国内，最根本的隐患在于现存的体制缺陷和机制扭曲。
长期存在的城乡隔绝体制和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造成大量兼具城乡二重身份的“农民工”进行“候鸟式”的迁徙，潜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另外，城市化加
速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将何以谋生？
就业始终是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有可能更为加剧。另外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靠老百姓自己投资，代价高昂，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即使就业也收入低廉，不足以补偿成本，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不仅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
上述问题应通过调整城市化战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的投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放松政府的产业管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措施予以化解。
高文书：我国面临的人口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人口承载能力问题，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压力加大，人口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人口健康的问题，人口流动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穆光宗：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大忧患是结构性风险：一是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规模过大、比例过高将构成一个高风险社会的基本细胞；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严重的升高和偏高问题。二是低素质人口的规模过大将制约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所以，有两大人口发展趋势是需要矫正的：一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失衡，二是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9年甚至12年的义务制教育必须确立，国家是第一责任，青少年受教育也存在着一个不可错过的“战略机遇期”，要确保适龄青少年受到良好的学校正规教育。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姚先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穆光宗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高文书
人民论坛：如何看待在人口问题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新审视我国的人口问题和政府的人口战略？
穆光宗：过去对人口问题的最大误解就是将人口问题理解成人数问题，将人口效应理解成分母效应，将人口问题理解成生育问题。这是传承至今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计划经济思维。
历史上的人口战略是以人口数量为考虑中心的“一条腿走路”战略。但事实是，人口的数量控制通过“节流”的办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战略已经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譬如：我国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到了超低生育水平；中国面临着少子女老龄化、独子女老龄化和无子女老龄化的多重冲击；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年轻一代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
姚先国：新时期，我国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呢？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人口领域的根本矛盾在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要求与现有职工的知识能力水平相矛盾。自主创新的要求、国际竞争的压力与现有科技队伍的能力不足相矛盾。城市化推进中的劳动力非农化趋势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要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无谋生能力，变成城市贫民；要么滞留农村变成隐性失业人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根本上妨碍现代化进程。
人民论坛：新形势下的人口战略该如何制定，您有何建议？
姚先国：关键在于实施以积聚人力资本、提高人口质量为主旨的新的人口战略。这一战略需要实现四大转变：从人口的数量控制转为质量提升；从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转为培育人口的内生调节机制。实践证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在城市有效，在农村往往失灵，结果造成人口的“逆向选择”现象。实践也同样证明，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健全，生育率就越低，就越不需要强制手段控制。既然如此，何不转而采用发展农村教育、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手段来自动控制人口增长呢？从重物轻人的投资战略转向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重视高端人才培养转为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
高文书：首先要继续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思想，要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治理，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重点监测特定的人群，以提高政策有效性。同时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穆光宗：中国需要全力推行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只有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
未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确立三大目标：风险最小化、潜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就是：赋权于民，投资于民，发展于民。
中国人口发展需要确立凸现人的全面发展主导价值取向的战略大思路，具体表述如下：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民论坛：如何准确理解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姚先国：人口可持续发展可以表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均衡过程。”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均衡。如果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或者破坏了资源与环境，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就会危及人的生存基础。
这是一种动态均衡。人口战略也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好，都要立足现在，顾及将来，要考虑代际之间的均衡和种族、文明的延续。
这是一种积极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最终是着眼于发展，而不是为了消极的“持续”。发展的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
高文书：人口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实现适度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强调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它要求劳动适龄人口与就业手段、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协调发展等。
穆光宗：人口发展战略首先要关注的正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少生不是一切。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做法并没有包含生育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意思。从人口安全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战略”。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对“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的过分担忧是缺乏依据的。即便在一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农村，很多家庭主动放弃或者推迟了二胎生育，一方面是出于生养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育观念的转变。
人民论坛：新的形势下，如何建立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
姚先国：人口评价机制是否科学，关键在于这种评价是否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人口评价机制就不能仅看人口数量是否得到了控制，更应该体现人力资源全程管理的要求，从优生优育到培养成才，开发利用，直至退出劳动力市场，都应在评价机制中得到反映。与此同时，人口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指标也应纳入人口评价的视野，成为评价人口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穆光宗：只有从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出发，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所以考核的是人口发展的安全度、优化度和控制度。同时不能过分迷信一票否决行政考核的绩效。这一做法依然是以数为本，弊端日益显现。
人民论坛：如何看待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和面临的国内国际风险？
姚先国：以“大人口”的观点审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规模仍会进一步扩张。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关键在于应对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确和有效。
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国内，最根本的隐患在于现存的体制缺陷和机制扭曲。
长期存在的城乡隔绝体制和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造成大量兼具城乡二重身份的“农民工”进行“候鸟式”的迁徙，潜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另外，城市化加
速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将何以谋生？
就业始终是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有可能更为加剧。另外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靠老百姓自己投资，代价高昂，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即使就业也收入低廉，不足以补偿成本，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不仅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
上述问题应通过调整城市化战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的投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放松政府的产业管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措施予以化解。
高文书：我国面临的人口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人口承载能力问题，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压力加大，人口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人口健康的问题，人口流动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穆光宗：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大忧患是结构性风险：一是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规模过大、比例过高将构成一个高风险社会的基本细胞；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严重的升高和偏高问题。二是低素质人口的规模过大将制约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所以，有两大人口发展趋势是需要矫正的：一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失衡，二是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9年甚至12年的义务制教育必须确立，国家是第一责任，青少年受教育也存在着一个不可错过的“战略机遇期”，要确保适龄青少年受到良好的学校正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