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演讲时，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他赞成提高高校学费：在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同时避免富人搭便车。
　　


　　茅于轼的上述说法立刻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老先生的出发点似乎是同情穷人孩子，想要帮助他们。但是，这是过于理想化了，在现有条件下提高高校学费，后果肯定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首先，穷人孩子比例只占到大学生的10%～20%，身边的常识是，在那些在剩下80%到90%“不穷”的学生中，绝大部分人出身普通工薪家庭，仅仅因为这些人家通过“挤和借”可以把高学费凑齐就判定他们富裕，就有些说不通了。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研究报告显示，86.1%的公众认为大学学费“太高”。而《“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称，大学学费在近20年上涨了约25倍，几乎10倍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实际上，社会上对前几年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早已经怨声载道，就连教育部自己也对此表示怀疑。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公开表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部门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张保庆认为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办学宗旨，违背了教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从财政投入看，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4％”，这个数字也被作为唯一的数字性指标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时至今日还没有达到。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我国甚至低于非洲穷国乌干达。在这种情况下再提高学费，还有什么道理？
　　其次，提高学费真的能让穷学生得到补助吗？我看未必。如果按照茅于轼的想法，穷学生要得到提高学费后的奖学金补贴，必须要有几个前提：
　　第一，学费提高后，穷人家的孩子都不辍学，还能拥有正常进大学校门争取奖学金的机会；
　　第二，富人的孩子大部分学习成绩都不值一提，永远不会或者基本不能得到奖学金，而穷人的孩子绝大部分学习成绩优秀，奖学金悉数被他们获得；
　　第三，多收的学费学校不会侵占，大学领导个个品德优良，会完好地以奖学金的形式发给穷人的孩子，而不会去炒股或者堵巨额欠债的大窟窿，天津大学炒股损失3750万只是个例外；
　　第四，所有富人都高高兴兴地接受学费上涨N倍的事实，无怨无悔；
　　等等。
　　只要这些前提条件出了一点纰漏，这种通过提高学费让穷人孩子上得起学的理论就会出现问题。
　　同时，所谓的搭便车的问题，经济学中是承认搭便车是难免的。由于公共物品具非排他性——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能排斥其他人对其同样的消费，所以有人就会有获得利益而逃避付费的行为，解决的办法是靠政府统一征税来购买公共物品。在完成税收征缴工作以后，政府就要全力以赴地去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享用公共物品方面，对于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并不针对穷人和富人分别对待——整个世界范围内皆如此。
　　福利经济学有个著名的“漏桶原理”，是说富人粥多人少，穷人粥少人多，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到穷人那里，遗憾的是那只桶下面有个洞，一路漏过去粥已经所剩无几，这就是执行的成本与无效率。在国家二次分配本身漏洞颇多、执行成本巨大的情况下，再凭空赋予高校 “调节贫富权”以期达到公平合理，只不过是多炮制了一批漏桶，要收的是大多数人的粥，而每只桶都有可能是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