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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信用建设的今天，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行业信用建设越来越重要。物流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信用建设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泽楷集团董事局主席孙国志先生特此撰文，就市场诚信建设问题作了深度剖析。
信用建設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度，有着悠久的信用史和雄厚的信用文化积淀。作为几千年基本社会道德的“仁、义、理、智、信”，就足以说明信用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被民众奉为普遍遵行的行为准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环境和“童叟无欺”的社会行为规范也早已成为美谈。但经过十年浩劫的社会灾难和道德破坏，以及近年来社会的急剧转型和经济形态的快速变化，与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建设需要逐步积累与适应的必然滞后，造成中国在社会环境、法治环境和微观信用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阻碍信用建设的问题。
信用体系发展
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的提出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和加入WTO后，经济发展要在更大程度上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对良好经济秩序的迫切需求。客观地讲，谈到中国现在的信用环境，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政府部门都是忧心重重，都已经充分认识到营造社会信用环境，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优化经济环境的重要基础。
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整肃信用秩序、建立严格的信用制度、依法惩处经济欺诈、逃废债务、不履行合同、侵犯知识产权等不法行为”。
2001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做出了《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要求在全社会进行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教育，第一次提出要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信用制度。朱_基同志在全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公平竞争经济，也是一种法治经济，还是一种信用经济。不健全公平竟竞争规则，不强化法治，不注重社会信用建设，整个经济大厦随时可能垮下来”。
2002年2月，朱基同志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是法制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证，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是现代经济金融正常运转的根基。”
2002年11月8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指出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温家宝总理郑重宣布，本届政府提出用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2003年9月，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司法部、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出台《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进一步提高全民诚信意识，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明确指出信用体系建立的十六字方针：“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同时指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确立了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统一规划，分布实施，重点带动，社会参与”的工作原则。
诚信建设概况
中国诚信建设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务院提出的清理“三角债”之后，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民间机构起步阶段。标志是以信用评价为代表的信用中介机构的出现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涌现出中国诚信、大公国际、上海远东等一批与企业发债和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信用评估机构。从此，信用意识开始逐步被企业和投资者所接受。特别是银行为控制企业贷款风险，引入贷款证管理模式，上海等地还要求申领贷款证企业必须进行信用评级，这些措施拉动了企业信用需求。与此同时，专业担保、信用调查、讨债追债等信用中介机构也开始出现，如华夏信用管理公司、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新华信公司、华安公司等。在民间，中国诚信、华安、华夏、大公、远东、联合、新华信以及中国联合信用网、中国企业信用网、中国信用信息网等社会信用中介机构也积极开拓业务领域，邓白氏、惠誉、科法斯等国外信用机构也积极发展中国市场。
政府机构起步阶段。2001年4月，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国经贸中小企[2001]368号）《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依法披露、合法征集、信用服务、失信惩戒、信用管理等推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各地涌现出一大批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信用担保机构。2001年底，全国已有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约360家，覆盖了全国近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个地市州、盟、区，拥有的担保资金已达100亿元，其中50%为民间投资，担保公司中注册资本超过10亿元的全国已有3家。而到2004年底，全国的信用担保机构已经超过了4000家，其中2004年新注册超过了1000家。近两年中新增的担保公司占到总数的76%。起步于上海、北京、浙江富阳、广东汕头等地的政府部门之间信用披露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正在由地方试点向全国发展，2004年5月17日长三角16城市共签“信用宣言”，这是中国第一份区域性政府间签署的信用宣言，迈出了探索建立区域统一征信体系的一大步。
法律法规起步阶段。其标志就是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信用信息披露系统和社会中介为主体的信用联合征集体系的起步和推进，社会各界对市场经济必须是信用经济的认识达到高度统一。上海、北京、甘肃、浙江、广东等省市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步伐，2002年3月28日，上海和北京在同一天开通了各自的城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甘肃和广东省分别于2001年9月和2002年4月下发了社会信用建设的省级人民政府文件。在中央，2001年4月1日十部委联合下发信用管理指导意见，2002年3月国务院开始启动企业和个人征信立法与实施方案起草工作，2002年4月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手进行全国信用担保机构全面调查，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将实现全国跨省市联网，2003年10月为加快推进证券行业诚信体系建设，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诚信信息管理暂行办法》。2004年底，央行在7个银行信用体系基础数据库在7个城市进行试点。
2006年8月31日，全国整规办、中宣部、发改委、商务部、卫生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货价总局、食品药品监督局、外汇局、中国企业联合委、中国消费者协会等13个部门在京联合召开2006年全国“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新闻发布会。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在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引导推动下已经开始起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市场诚信误区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相当广。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建立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然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又不能单纯地建立在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之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对市场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管理的整套法律、法规、准则、制度和有效的信用市场形式。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些国家普遍具有良好的全民信用教育和信用意识，有完善的管理信用立法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有发达的商业化、社会化运作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有信用管理行业的自律组织，共同构成了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而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还相当缺乏，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我们也应该重视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出现的误区和存在的问题。这里着重结合信用中介机构建设讨论几个问题。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诚信建设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社会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在中国，虽然诚实守信始终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备受推崇的美德。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信用经济发育较晚，市场信用交易不发达，建国后又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真正的社会信用关系十分淡薄，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个人，都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的培养。加上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导致社会上信用缺失行为盛行，使得很多企业对于信用关系其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体会不深、认识不足。不讲信用的企业照样可以生存和发展，坑蒙诈骗者也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在社会上没有树立起以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为耻的信用道德评价和约束机制，信用的失衡就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
——企业内部普遍缺乏基本的信用管理制度。作为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细胞”，中国企业内部普遍缺乏信用管理制度。企业内部办公室、人事部、销售部门似乎一个都不能少，但很少有企业设立专门进行内部信用管理的部门、机构或人员，因此，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的现象频繁发生，因对合作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了解也使许多企业受骗上当，导致经济纠纷大量出现。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是财务管理的一个专门组成部分，包括对应收账款和商品销售的管理；对与企业发生业务关系的所有主要客户信用状况的调查、征信和管理，是企业财务会计部门连接各业务部门的桥梁，也是企业筛选客户、“去伪存真”，并与诚信客户保持长期联系的纽带。这一重要管理环节的普遍缺乏，必然导致社会失信行为的大量发生。
——中国信用中介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状况令人忧虑。信用中介机构是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说，离开了信用中介机构，信用体系就无从谈起。从国外现有的经验看，一个国家信用体系的建成，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目前，信用体系建设尚在起步阶段，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也处在“初级阶段”。从发展情况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先后成立了一些民营征信公司，一些外资征信机构也在国内开展业务，许多会计师事务所和信息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实际从事征信业务。目前中国的征信机构大体可以分为3类：一是民营征信机构，如金诚国际信用管理公司、新华信公司、华夏国际信用咨询公司等。二是外资、合资征信机构，如邓白氏公司、TRANSUNION公司等。三是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建立的有关中介机构，如上海资信有限公司。总体上看，中国的信用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不少问题：
数量扩张快，机构发展不平衡。目前中国仍是“非征信国家”，信用社会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中国虽然也有一些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如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和信用产品，例如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等，但不仅市场规模很小，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导致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评估，市场不能发挥对信用状况的奖惩作用，企业也缺乏加强信用管理的动力。
目前在中国从事信用评估、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担保、信用咨询等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大约有500家左右，其中信用评估机构大约有40家左右、信用征集与调查机构大约50家左右、信用担保机构大约有400家左右。应该说，这些数据是较为保守的。事实上，目前中国的信用中介机构正呈“遍地开花”之势，现在出现很多规模很小（包括一些市县政府都要建立相应的信用公司）的信用评级公司、信用征集公司、信用管理公司。显然，靠数量的扩张将会带来许多问题。
从信用中介机构的分布看，80%以上是信用担保机构。能提供征信等服务的为数很少。而400左右的担保机构，绝大多数又是政府一肩挑起的，属于政府的政策性扶植机构。政府的推动固然有积极作用，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格局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从信用服务内容上看，发展很不平衡，商账追收行业基本上是空白，信用保险和国际保理等也才刚刚起步。
规模小，实力弱，自身素质差，竞争无序，作用与功效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与国外成熟的信用体系中的信用中介机构相比，中国的信用中介机构普遍规模不大，综合实力不强，缺乏竞争力；具有一定规模、运作规范、有广泛影响力信用中介机构很少，特别是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介机构。
从目前中国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和运行状况看，其服务市场规模偏小，经营分散，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难以发挥对信用行为的奖惩作用。信用中介往往容易受到政府和业务对象要求的影响，运作不规范，业务稳定性差；而由于信用信息的使用缺乏明确规范，中介机构利用非市场因素开展不适当竞争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中国信用中介机构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影响都还远远不够，其作用与功效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信息渠道分割，信用中介机构发展缺乏基础支持。中国信用中介服务市场还存在严重的供需双重不足的局面：一方面信用服务行业的社会需求不足，社会和企业对信用产品的需求还十分有限，企业普遍缺乏信用产品的意识；社会其他主体在经济交往中未能利用信用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国家有关部门对信用的需求不够，很多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在向公众公开发行时政府并不要求由公正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另一方面，从信用服务的供给来看，国内有实力提供高质量信用产品的机构或企业还很少。同时，中国整个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缺少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社会相关的信用数据的开放程度很低，很多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和资料服务企业无法得到，从而无法依靠商业化、社会化、具有客观公正性、独立性的信用调查信用数据的市场开放度低，缺乏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正常获取和检索途径
在征信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市场化运作是信用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通过相应的法律或法规对信用数据的开放做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征信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公开和正常的渠道取得和检索法律规定可以公开的信息。但中国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和一些专业机构掌握的可以公开的企业信息没有开放，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
拥有强大的数据库，形成自己完整的信用记录，是信用中介机构发展的基础。事实上，中国信用行业的发展中，信息的分割与垄断，已经构成信用评估的巨大障碍，联合征信等的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目前，除個别小范围的试点地区和企业外，信用中介机构很难从有关部门得到所需的征信数据。政府各部门之间信息不能共享，社会信用信息不透明，在资源利用上不尽科学合理。如中国对企业信用及其他经营行为的记录和监督分散在工商、税务、银行等不同部门中，数据是分割的，难以科学有效地利用和采集。很多的信用中介机构没有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建有数据库的规模也普遍偏小，信用信息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对企业的信用做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评估，导致了失信现象愈演愈烈。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市场更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领域，开放度更低。
约束差，缺乏一定的制度和法律环境。信用制度的建设中，一个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既包括立法和执法，也包括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管、对全社会信用教育的研究开发等。中国在这些方面显然存在着严重不足。在立法方面，中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虽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但这些仍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立法仍然滞后。而在对一些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处理中，还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失信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惩罚和道德惩罚。
——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征信国家大都有比较健全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国家关于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包括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非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和失信惩罚机制)；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政府对全社会的信用教育和信用管理的研究与开发。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在立法方面，中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虽然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但这些仍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针对信用方面的立法仍然滞后。同时，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在一些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审理中，还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社会上更是缺乏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失信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不讲信用的企业法人和个人也不能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薄弱，对从事企业信息服务的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审计、法律服务和征信中介、资信评估等)缺乏监管，造成虚假信息盛行、社会反映强烈。
法规建设进程迟缓，目前的草案尚不成熟。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运营全过程都需要法律法规支撑。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深圳出台过关于个人征信方面的地方法规，国家层面尚没有统一的有关社会征信体系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这使得构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薄弱。大量可以开放的信息封闭在行业主管部门手中，部门之间因缺乏法规约束而难以协调。 当前制约联合征信开展的瓶颈问题是缺乏强制公开信息、有限制披露信息和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法规，而不是限制中介机构（特别是一些市场自发成立的从事信用增值服务的机构）发展的问题。
——全国征信体系模式的选择众口不一。首先，在全国征信体系构建方面，有人认为，征信体系建设应当自上而下开展，除上海之外不再搞其他试点，主要依托银行信贷登记系统，建立全国数据中心。但地方同志和许多专家认为，全国统一建设起步慢、立法时间长，数据更新效率低，协调管理有难度，应当在条件好的中心城市扩大试点，然后横向联合、互联互通、上下结合。其次，在基础数据采集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与个人信用数据库并立，由一个机构管理运营。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与个人征信差别很大，应仿效发达国家的分立模式。再次，在征信体系的基础数据库平台建设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应由政府出资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来建设；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可以市场化商业运作。
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征信体系建设，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了本地区征信试点或法规起草、征信机构筹建等实质性工作，对宣传引导企业和公民诚信观念、整治市场秩序、树立本地区诚信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表明并未出现财政资金流失、重复建设和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后果。因此，地方积极性不应受到抑制。笔者认为扩大试点本身并无风险，基础数据库接口从技术上讲也没有大的障碍，应当保护地方积极性，稳步扩大试点，继续摸索经验。
出現上述诸多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起步阶段由于缺乏经验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的客观原因，也有认识上的误区：如有的地方地方政府谨慎过度，担心市场化运作“一放就乱”，在严格的市场准入时提出的条件不切合实际或显失公平；甚至主张自上而下、越俎代庖；还有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考虑，放任自流，甚至拔苗助长。同时一些社会信用中介机构经营理念扭曲，钻规则滞后的空隙，担心政策多变，蜂拥而上，重钱不重信誉等等。
信用建設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度，有着悠久的信用史和雄厚的信用文化积淀。作为几千年基本社会道德的“仁、义、理、智、信”，就足以说明信用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被民众奉为普遍遵行的行为准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环境和“童叟无欺”的社会行为规范也早已成为美谈。但经过十年浩劫的社会灾难和道德破坏，以及近年来社会的急剧转型和经济形态的快速变化，与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建设需要逐步积累与适应的必然滞后，造成中国在社会环境、法治环境和微观信用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阻碍信用建设的问题。
信用体系发展
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的提出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和加入WTO后，经济发展要在更大程度上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对良好经济秩序的迫切需求。客观地讲，谈到中国现在的信用环境，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政府部门都是忧心重重，都已经充分认识到营造社会信用环境，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优化经济环境的重要基础。
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整肃信用秩序、建立严格的信用制度、依法惩处经济欺诈、逃废债务、不履行合同、侵犯知识产权等不法行为”。
2001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做出了《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要求在全社会进行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教育，第一次提出要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信用制度。朱_基同志在全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公平竞争经济，也是一种法治经济，还是一种信用经济。不健全公平竟竞争规则，不强化法治，不注重社会信用建设，整个经济大厦随时可能垮下来”。
2002年2月，朱基同志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是法制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证，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是现代经济金融正常运转的根基。”
2002年11月8日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指出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温家宝总理郑重宣布，本届政府提出用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2003年9月，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司法部、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出台《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进一步提高全民诚信意识，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明确指出信用体系建立的十六字方针：“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同时指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确立了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统一规划，分布实施，重点带动，社会参与”的工作原则。
诚信建设概况
中国诚信建设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务院提出的清理“三角债”之后，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民间机构起步阶段。标志是以信用评价为代表的信用中介机构的出现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涌现出中国诚信、大公国际、上海远东等一批与企业发债和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信用评估机构。从此，信用意识开始逐步被企业和投资者所接受。特别是银行为控制企业贷款风险，引入贷款证管理模式，上海等地还要求申领贷款证企业必须进行信用评级，这些措施拉动了企业信用需求。与此同时，专业担保、信用调查、讨债追债等信用中介机构也开始出现，如华夏信用管理公司、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新华信公司、华安公司等。在民间，中国诚信、华安、华夏、大公、远东、联合、新华信以及中国联合信用网、中国企业信用网、中国信用信息网等社会信用中介机构也积极开拓业务领域，邓白氏、惠誉、科法斯等国外信用机构也积极发展中国市场。
政府机构起步阶段。2001年4月，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国经贸中小企[2001]368号）《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依法披露、合法征集、信用服务、失信惩戒、信用管理等推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各地涌现出一大批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信用担保机构。2001年底，全国已有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约360家，覆盖了全国近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个地市州、盟、区，拥有的担保资金已达100亿元，其中50%为民间投资，担保公司中注册资本超过10亿元的全国已有3家。而到2004年底，全国的信用担保机构已经超过了4000家，其中2004年新注册超过了1000家。近两年中新增的担保公司占到总数的76%。起步于上海、北京、浙江富阳、广东汕头等地的政府部门之间信用披露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正在由地方试点向全国发展，2004年5月17日长三角16城市共签“信用宣言”，这是中国第一份区域性政府间签署的信用宣言，迈出了探索建立区域统一征信体系的一大步。
法律法规起步阶段。其标志就是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信用信息披露系统和社会中介为主体的信用联合征集体系的起步和推进，社会各界对市场经济必须是信用经济的认识达到高度统一。上海、北京、甘肃、浙江、广东等省市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步伐，2002年3月28日，上海和北京在同一天开通了各自的城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甘肃和广东省分别于2001年9月和2002年4月下发了社会信用建设的省级人民政府文件。在中央，2001年4月1日十部委联合下发信用管理指导意见，2002年3月国务院开始启动企业和个人征信立法与实施方案起草工作，2002年4月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手进行全国信用担保机构全面调查，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将实现全国跨省市联网，2003年10月为加快推进证券行业诚信体系建设，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诚信信息管理暂行办法》。2004年底，央行在7个银行信用体系基础数据库在7个城市进行试点。
2006年8月31日，全国整规办、中宣部、发改委、商务部、卫生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货价总局、食品药品监督局、外汇局、中国企业联合委、中国消费者协会等13个部门在京联合召开2006年全国“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新闻发布会。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在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引导推动下已经开始起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市场诚信误区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相当广。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建立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然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又不能单纯地建立在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之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对市场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管理的整套法律、法规、准则、制度和有效的信用市场形式。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些国家普遍具有良好的全民信用教育和信用意识，有完善的管理信用立法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有发达的商业化、社会化运作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有信用管理行业的自律组织，共同构成了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而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还相当缺乏，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我们也应该重视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出现的误区和存在的问题。这里着重结合信用中介机构建设讨论几个问题。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诚信建设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社会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在中国，虽然诚实守信始终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备受推崇的美德。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信用经济发育较晚，市场信用交易不发达，建国后又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真正的社会信用关系十分淡薄，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个人，都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的培养。加上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导致社会上信用缺失行为盛行，使得很多企业对于信用关系其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体会不深、认识不足。不讲信用的企业照样可以生存和发展，坑蒙诈骗者也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在社会上没有树立起以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为耻的信用道德评价和约束机制，信用的失衡就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
——企业内部普遍缺乏基本的信用管理制度。作为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细胞”，中国企业内部普遍缺乏信用管理制度。企业内部办公室、人事部、销售部门似乎一个都不能少，但很少有企业设立专门进行内部信用管理的部门、机构或人员，因此，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的现象频繁发生，因对合作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了解也使许多企业受骗上当，导致经济纠纷大量出现。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是财务管理的一个专门组成部分，包括对应收账款和商品销售的管理；对与企业发生业务关系的所有主要客户信用状况的调查、征信和管理，是企业财务会计部门连接各业务部门的桥梁，也是企业筛选客户、“去伪存真”，并与诚信客户保持长期联系的纽带。这一重要管理环节的普遍缺乏，必然导致社会失信行为的大量发生。
——中国信用中介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状况令人忧虑。信用中介机构是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说，离开了信用中介机构，信用体系就无从谈起。从国外现有的经验看，一个国家信用体系的建成，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目前，信用体系建设尚在起步阶段，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也处在“初级阶段”。从发展情况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先后成立了一些民营征信公司，一些外资征信机构也在国内开展业务，许多会计师事务所和信息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实际从事征信业务。目前中国的征信机构大体可以分为3类：一是民营征信机构，如金诚国际信用管理公司、新华信公司、华夏国际信用咨询公司等。二是外资、合资征信机构，如邓白氏公司、TRANSUNION公司等。三是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建立的有关中介机构，如上海资信有限公司。总体上看，中国的信用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不少问题：
数量扩张快，机构发展不平衡。目前中国仍是“非征信国家”，信用社会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中国虽然也有一些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如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和信用产品，例如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等，但不仅市场规模很小，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导致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评估，市场不能发挥对信用状况的奖惩作用，企业也缺乏加强信用管理的动力。
目前在中国从事信用评估、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担保、信用咨询等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大约有500家左右，其中信用评估机构大约有40家左右、信用征集与调查机构大约50家左右、信用担保机构大约有400家左右。应该说，这些数据是较为保守的。事实上，目前中国的信用中介机构正呈“遍地开花”之势，现在出现很多规模很小（包括一些市县政府都要建立相应的信用公司）的信用评级公司、信用征集公司、信用管理公司。显然，靠数量的扩张将会带来许多问题。
从信用中介机构的分布看，80%以上是信用担保机构。能提供征信等服务的为数很少。而400左右的担保机构，绝大多数又是政府一肩挑起的，属于政府的政策性扶植机构。政府的推动固然有积极作用，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格局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从信用服务内容上看，发展很不平衡，商账追收行业基本上是空白，信用保险和国际保理等也才刚刚起步。
规模小，实力弱，自身素质差，竞争无序，作用与功效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与国外成熟的信用体系中的信用中介机构相比，中国的信用中介机构普遍规模不大，综合实力不强，缺乏竞争力；具有一定规模、运作规范、有广泛影响力信用中介机构很少，特别是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介机构。
从目前中国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和运行状况看，其服务市场规模偏小，经营分散，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难以发挥对信用行为的奖惩作用。信用中介往往容易受到政府和业务对象要求的影响，运作不规范，业务稳定性差；而由于信用信息的使用缺乏明确规范，中介机构利用非市场因素开展不适当竞争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中国信用中介机构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影响都还远远不够，其作用与功效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信息渠道分割，信用中介机构发展缺乏基础支持。中国信用中介服务市场还存在严重的供需双重不足的局面：一方面信用服务行业的社会需求不足，社会和企业对信用产品的需求还十分有限，企业普遍缺乏信用产品的意识；社会其他主体在经济交往中未能利用信用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国家有关部门对信用的需求不够，很多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在向公众公开发行时政府并不要求由公正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另一方面，从信用服务的供给来看，国内有实力提供高质量信用产品的机构或企业还很少。同时，中国整个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缺少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社会相关的信用数据的开放程度很低，很多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和资料服务企业无法得到，从而无法依靠商业化、社会化、具有客观公正性、独立性的信用调查信用数据的市场开放度低，缺乏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正常获取和检索途径
在征信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市场化运作是信用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通过相应的法律或法规对信用数据的开放做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征信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公开和正常的渠道取得和检索法律规定可以公开的信息。但中国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和一些专业机构掌握的可以公开的企业信息没有开放，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
拥有强大的数据库，形成自己完整的信用记录，是信用中介机构发展的基础。事实上，中国信用行业的发展中，信息的分割与垄断，已经构成信用评估的巨大障碍，联合征信等的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目前，除個别小范围的试点地区和企业外，信用中介机构很难从有关部门得到所需的征信数据。政府各部门之间信息不能共享，社会信用信息不透明，在资源利用上不尽科学合理。如中国对企业信用及其他经营行为的记录和监督分散在工商、税务、银行等不同部门中，数据是分割的，难以科学有效地利用和采集。很多的信用中介机构没有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建有数据库的规模也普遍偏小，信用信息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对企业的信用做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评估，导致了失信现象愈演愈烈。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市场更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领域，开放度更低。
约束差，缺乏一定的制度和法律环境。信用制度的建设中，一个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既包括立法和执法，也包括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管、对全社会信用教育的研究开发等。中国在这些方面显然存在着严重不足。在立法方面，中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虽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但这些仍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立法仍然滞后。而在对一些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处理中，还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失信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惩罚和道德惩罚。
——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征信国家大都有比较健全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国家关于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包括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非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和失信惩罚机制)；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政府对全社会的信用教育和信用管理的研究与开发。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在立法方面，中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虽然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但这些仍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针对信用方面的立法仍然滞后。同时，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在一些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审理中，还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社会上更是缺乏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失信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不讲信用的企业法人和个人也不能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薄弱，对从事企业信息服务的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审计、法律服务和征信中介、资信评估等)缺乏监管，造成虚假信息盛行、社会反映强烈。
法规建设进程迟缓，目前的草案尚不成熟。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运营全过程都需要法律法规支撑。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深圳出台过关于个人征信方面的地方法规，国家层面尚没有统一的有关社会征信体系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这使得构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薄弱。大量可以开放的信息封闭在行业主管部门手中，部门之间因缺乏法规约束而难以协调。 当前制约联合征信开展的瓶颈问题是缺乏强制公开信息、有限制披露信息和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法规，而不是限制中介机构（特别是一些市场自发成立的从事信用增值服务的机构）发展的问题。
——全国征信体系模式的选择众口不一。首先，在全国征信体系构建方面，有人认为，征信体系建设应当自上而下开展，除上海之外不再搞其他试点，主要依托银行信贷登记系统，建立全国数据中心。但地方同志和许多专家认为，全国统一建设起步慢、立法时间长，数据更新效率低，协调管理有难度，应当在条件好的中心城市扩大试点，然后横向联合、互联互通、上下结合。其次，在基础数据采集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与个人信用数据库并立，由一个机构管理运营。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与个人征信差别很大，应仿效发达国家的分立模式。再次，在征信体系的基础数据库平台建设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应由政府出资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来建设；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可以市场化商业运作。
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征信体系建设，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了本地区征信试点或法规起草、征信机构筹建等实质性工作，对宣传引导企业和公民诚信观念、整治市场秩序、树立本地区诚信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表明并未出现财政资金流失、重复建设和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后果。因此，地方积极性不应受到抑制。笔者认为扩大试点本身并无风险，基础数据库接口从技术上讲也没有大的障碍，应当保护地方积极性，稳步扩大试点，继续摸索经验。
出現上述诸多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起步阶段由于缺乏经验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的客观原因，也有认识上的误区：如有的地方地方政府谨慎过度，担心市场化运作“一放就乱”，在严格的市场准入时提出的条件不切合实际或显失公平；甚至主张自上而下、越俎代庖；还有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考虑，放任自流，甚至拔苗助长。同时一些社会信用中介机构经营理念扭曲，钻规则滞后的空隙，担心政策多变，蜂拥而上，重钱不重信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