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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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使在华西教成为有相对独立地位的民间团体，迫使官方对教会从查禁变为保护和治理。因长期禁教及缺乏对西教的清晰认知，清廷仍从异端角度笼统地处理基督教问题。道咸两朝官教渐有接触，双方关系因当时战局时松时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全面开放传教，民教冲突频发，多数官员同情反教、治理消极。天津教案后，教会迎合中国发展需要，改善自身形象，部分官员渐以务实态度处理民教事务。长江教案后，朝廷肯定教会“善举”，双方沟通加强，官方政策随内外形势的震荡，从过分向教会倾斜突变为激烈排教。庚子反教双方创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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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第八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会议论文,对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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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使在华西教成为有相对独立地位的民间团体，迫使官方对教会从查禁变为保护和治理。因长期禁教及缺乏对西教的清晰认知，清廷仍从异端角度笼统地处理基督教问题。道咸两朝官教渐有接触，双方关系因当时战局时松时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全面开放传教，民教冲突频发，多数官员同情反教、治理消极。天津教案后，教会迎合中国发展需要，改善自身形象，部分官员渐以务实态度处理民教事务。长江教案后，朝廷肯定教会“善举”，双方沟通加强，官方政策随内外形势的震荡，从过分向教会倾斜突变为激烈排教。庚子反教双方创巨痛深，促使官教双方合作治理寻求共识，建立起区分矛盾、各负其责的制度安排，尽管无法摆脱条约束缚，但从国家治理角度初步纾解基督教问题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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