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生活节奏快，所以手作总像是小众的兴趣，带点对抗纷扰世间的意思。而本期我们带来的手作职人，姿态不仅不够文艺，都市烟火气还颇浓烈。有的专爱给流行电影做花俏道具，有的把压抑了25年的话唠灵魂雕在了蛋壳上，还有的人因为昏迷前听到“神谕”醒来决定放下锄头做乐器。手作在他们这里不是情怀更不是复古，而是花式生活的新鲜玩趣。

杜瓦多·利马&米拉芙拉·敏娜 霍格沃茨道具师

　　这对夫妇设计了《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所有平面道具
　　从魁地奇球赛的海报、活点地图，到“韦斯莱的魔法整蛊店”里的包装纸，杜瓦多·利马（Eduardo Lima） 和米拉芙拉·敏娜（Miraphora Mina）夫妇为《哈利·波特》电影、美国“哈利·波特主题公园”设计并制作了绝大多数印刷道具。两人位于英国赫特福郡的神奇作坊是J.K .罗琳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间屋里，她笔下描写的千奇百怪的小物件，都变成了鲜活的存在。

速溶咖啡是秘密工具

　　这两位伦敦设计师担任过多部影片的平面道具设计，例如《模仿游戏》《星运里的错》等。作为设计师，一切需要通过视觉来传递信息的印刷类物件都是他们的工作。当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哈利·波特》系列。按照电影的需要，故事情节设定在历史感颇足的霍格沃茨，但考虑到观众的感受（没几个孩子能忍受一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中世纪电影），夫妻俩决定将视觉风格稍稍加以转换，把霍格沃茨定位成真实存在生活中的魔法世界。为了做到逼真， 传统的手工技术与现代技术需要齐齐上阵。


　　以不起眼的《魔药书》为例，当演员翻开这本书时，怎样能使他感觉自己是一名真正的魔法师？答案是没有空白页。换言之，这本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的书籍在电影中出现时，其实每页都有内容。制作这样一本书，设计师要先问自己一长串问题——如果是一本旧书，那么怎样做旧？是不是应该有污迹、批注？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字迹？二手货市集里的旧书和信件这时就被派上了用场，“旧书多是用打印机完成，留下的墨迹略显不均匀，与现代技术打印的效果完全不同。”丈夫利马说道。他们的严谨是有原因的，因为即使是最细微的差别，被摄像机放大时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夫妻俩的做法是将书页褪色、泛黄、黑线的部分全部扫描作为素材，接着“先手工绘出单片，然后通过数字手段把它们拼接起来，再用一台老式影印机印出来”，这不算太麻烦，有时为了求真两人甚至会搬出石板来进行人力印刷（据说1500本《唱唱反调》杂志就是这么出炉的），最后用砂纸或咖啡对作品进行手工做旧，如果电影需要，还要逐张做旧。 至于做旧的秘诀，妻子敏娜说，“雀巢金装速溶咖啡是我们用来做旧的秘密工具之一……剩下的我们不能泄露。”所以没有记者能拍摄到这对夫妻做道具时的样子——为了精准，绝大多数印刷品道具都不是电脑出图了事，而需要经过一道道手工再加工程序，这其中的过程都是工作室的商业秘密。

最耗时费力的道具单品

　　除了技术，在细节的精准把握与想象力间的平衡，也是道具设计师必不可少的素质。据丈夫利马透漏，《预言家日报》可能是整个电影系列里“最耗时费力的道具单品”。这种魔法小报每一期要花他们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制作出来（两人一共做了三十多期），通常情况下，一个镜头中的报纸只是个点缀作用，不算特别起眼。但就是这样，夫妻俩也得凭空编造许多好玩的广告，让报纸显得更真实。还有在制作韦斯莱的魔法整蛊店的道具时，敏娜考虑到这对兄弟放纵不羁的性格，所以抹去了所有可能的工业化设计痕迹。从后来的电影看，这部分道具图画笨拙、颜色冲突，式样搭配混乱，看起来确实像少年们胡乱拼凑出来的东西……
　　两人位于英国赫特福郡的神奇作坊，一度是J.K. 罗琳最喜欢逛的地方（电影拍摄期间她常来“交流”），有时还会被赠送几件精巧的小玩意儿。在这间屋里，她笔下描写的千奇百怪的小物件都变成了鲜活存在。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这大概是非常有趣的时刻，同时也是道具师的骄傲。不过在被问到最有成就感的瞬间时，利马和敏娜夫妇二人齐刷刷地表示，让孩子们对平面设计产生兴趣才是他们最骄傲的时刻，“有的年轻影迷告诉我们，是我们让他走上了如今的平面设计之路。”对于一个既需要新鲜血液又需要耐心的行业来说，兴趣是最恒久的耐力。 而利马和敏娜夫妇那些瑰丽又天马行空的作品，就是点亮少年们最初梦想的焰火。

埃德·斯蒂雷 花样琴师爷爷

　　上天说『你去做琴吧』，他就免费给孩子们做了二十多年制琴师。
　　2015年底，美国印第安夫妻组合“依然在山上”的弹唱视频在网上火了。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歌声有多么惊为天人，而是这曲《带我去另一边》所用的吉他和小提琴模样独一无二，但音色却堪称天籁。尤其是吉他，形状看上去很像一只蝴蝶，音色也和普通的大不一样。它们的制作者印第安人埃德·斯蒂雷（Ed Stilley）并不是专业的制琴师，却给当地的孩子们免费做了二十多年的弦乐器。

故事起源于一个神谕

　　斯蒂雷老爷爷出生于1930年，现已86岁高龄，是一名典型的奥扎克族印第安人。他至今仍过着纽约人常说的“慢生活”——有虔诚的信仰，一直靠务农、打猎和打零工抚养五个子女，耕耕田、唱唱歌、做点手工活就是他的日常。在他的家里，时光好像停在20世纪前半叶。 　　斯蒂雷之所以开始制作弦乐器，是出于一场意外的晕厥：1979年前后，斯蒂雷家的经济条件极度窘迫。他不得不靠加大劳力工作来赚钱。一次耕地时，他因疲惫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晕倒在泥土里，仅存的意识让他祈求老天保佑，就在陷入昏迷前斯蒂雷感觉自己听到了“神谕”——上天说，如果他愿意全身心投入弦乐器制作并免费送给孩子们，他们一家人将受到眷顾，他的身体也将恢复健康。事后，斯蒂雷被及时抢救了回来，出院后他立即将执行“神谕”的事情摆在了日程表。


　　尽管对乐器一窍不通，尽管以前他只会修理谷仓、鸡笼，尽管除了他当时所在的锯木厂里有一些碎木头外一无所有，但斯蒂雷依然相信这事一定能成。的确，在接下来的25年间，他凭着一双手，做出了超过200把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吉他和小提琴等弦乐器。而其中曲折的过程，几乎能写出一本《弦乐器手作入门—精通大全》。

出场自带环绕立体音

　　斯蒂雷家因为贫困所以没有电视机，更无法收看手作节目，就连镇上的公共图书馆也找不到这类书。所以他直接就用锯木厂里的厚木材做了把吉他，不出所料乐器根本没法用，没有孩子愿意要它。作为一名印第安人，斯蒂雷的乐理知识几乎为零，弦与弦之间的间隔也不太对，可他没有放弃，他坚信自己既然得到了神谕，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通过打听，斯蒂雷学会了软化木材以达到弯曲效果，在不断试错中他发现需要在吉他的脖子里嵌进金属避免折断。他还常常把橡木煮上一夜，到第二天再“因材施教”弯曲成合适的形状。这种自学成才的做法的结果是，没有两把弦乐器的形状是完全一样的，蝴蝶形、泪滴形、菱形……在孩子们眼里，它们缤纷有趣极了。
　　这些琴的音色或许不如市面上一把数千美元的琴正统，但“斯蒂雷牌”琴更有特点——它们能制造出天然的混音效果。因为里面藏着斯蒂雷捡来的生锈门铰链、牛骨头、硬币、空罐头、金属管道、玻璃瓶等等（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放进乐器里的），这是他在试验琢磨出来的秘诀。后来有人用X光拍下了这些乐器的内部，发现斯蒂雷嵌进乐器的物体在乐器制造出“声波循环”，所以当琴被撩拨出声时，你甚至能听出环绕立体音的效果。
　　从1979年到2004年，斯蒂雷共制作了两百多把乐器，有粗陋不堪的，也有精巧耐看的，还有小提琴和吉他的两用琴（听上去还蛮和谐）。为了让乐器能发出更加丰富的音色，斯蒂雷做过很多尝试。蝴蝶形状的琴音色温暖，低音沉郁，非常适合安静的孩子弹奏；泪滴型琴（里面藏着门上用的弹簧、锯片和一个粉色的锅盖）和声一流，很适合喜欢热闹的孩子弹奏；还有用黑胡桃木和橡木制成的漂亮琴器，上面镶嵌着玻璃弹珠，视觉系的孩子无法拒绝。至于斯蒂雷最满意的那把，当属给妻子独家定制的“爱意小提琴”——“我这把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提琴。”她说。
　　2004年后，因为健康原因，斯蒂雷不得不停下上天交给他的任务，但人们还在传唱他的传奇。最近，斯蒂雷的故事被写成了书出版，当年孩子们得到的免费乐器等他们成人后竟然变为昂贵的藏品。这大概是令斯蒂雷老爷子最意外的结局了。

吉尔·贝托 伪造者与蛋壳浮世绘

　　他用伪造支票、信用卡的技艺，在蛋壳上雕刻出精美绝伦的故事


　　在度过了25年的牢狱生涯后，出生于美国的吉尔·贝托（Gil Batle）搬到了菲律宾的某座小岛定居。那时候，有人给了他一个鸵鸟蛋，而这枚蛋永久地改变了贝托的生活。以蛋壳做基质，贝托在上面雕刻出了立体的、包含丰富细节的故事，它们讲述了他在狱中多年的伤怀和经受的痛苦。蛋壳外表光滑，雕刻的画面极其微小，以至于需要放大镜才能完全看清，而贝托在其中表现了帮派斗争、监狱暴动，以及重生的希望，这是一场真实的人生蜕变浮世绘。

监狱的艺术家

　　贝托入狱的故事并不曲折。在失去工作之后，他先后遭遇了家庭变故以及离婚。没有经济来源和亲人规劝的情况下，贝托想出一条糟糕的谋生方法——伪造支票、汇票、假身份证和信用卡。“我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把它们视为‘艺术’。伪造了太多的身份，以至于我后来甚至忘了自己到底是谁。”毫不意外地，贝托后来因欺诈和伪造罪被捕，判罚入狱25年，并轮流在加州五个不同的监狱中服刑。坐牢期间，贝托目睹了五场刺杀、两次暴乱，以及多次看到有人被扔出窗外（暴力或谋杀）。
　　为了保护自己，贝托开始帮犯人们文身。他从没干过这行，但多年来伪造假证的“经验”让他对绘图及雕刻并不陌生，这些技巧在他服刑期间保护了他。他拿一切监狱能找到的东西做作文身工具，比如CD机里取出的马达，他还把电动牙刷做成喷枪、用融化的棋子或者纸袋里搅拌出来的煤灰和乳液的混合物当墨水。他文身的技能（以及偶尔画些有图案的贺卡）帮助他避免了大部分囚犯都曾遭受过的暴力。贝托成了监狱里的艺术家，他说：“我像个魔术师。就算是最粗暴的罪犯，也会对艺术感到敬畏……我把文身叫作表演艺术，我就是这样靠着这门手艺在监狱的高墙之内生存下来的。”

蛋壳生命脆弱又坚强

　　在监狱里，什么东西最多？答案是——时间。每个不放弃希望的人都会用这些时间做点什么。有人投资在健身上，也有人拿来磨练自己的意志。贝托在狱中的时候还没开始打算做蛋雕。不过贝托开始有意记下周遭发生的事情，一步步打基础，他在头脑中构思着故事，并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存在了大脑里。直到出狱后，定居在菲律宾的小岛上，有位新朋友送了枚唤醒他创作灵感与倾诉欲的蛋。
　　贝托大部分雕刻在蛋壳上的作品都是关于监狱的。至于他为什么选择蛋壳雕刻而不是文身绘画或其他“讲故事”的途径，就连贝托在纽约的作品经纪人也不太清楚，不过这些圆形浮雕，颇有洛伦佐·吉贝尔蒂《天堂之门》（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雕塑家代表作）或弗兰克·米勒《罪恶之城》（电影版《罪恶之城》的原作漫画）的风格。贝托和这两位大师在对故事细节和表现细节上的把握上同样精确。有的蛋上表现了犯人们在用信件同外界联络时的黑话，还有犯人们在躲避狱警监视的目光偷运生活物品、脱衣接受检查的情形（避免犯人自杀或藏匿非法工具）。“那是一种曾经震撼又无法记录，直到被贝托雕刻所定格下来的真实的事件，贝托就生活在所有这些场景中。”这位经纪人说道。
　　在一件名为“蝉”的作品中，贝托用这种昆虫的图案象征了监狱的囚犯。蝉的幼虫在成为成虫之前，会在地下蛰伏13～17年，“在这些年里面地下的幼虫发生了什么变化没人知道，就像是囚禁在黑暗里的人们一样”。而如今蜕变的贝托则可以慢慢地、勤勤恳恳地、一步一步地把那些最黑暗、最沮丧又挣扎着不放弃的记忆都讲出来。贝托说，“当我再次审视那些蛋雕的时候，我充满感激之情——它们提醒着我，我永远不用再回到那种地方了。”
　　在贝托的手下，生命就像蛋壳一样，脆弱又坚强。可以光滑无痕也可以雕刻出独一无二的印记。但无论如何，只要心存意念，“人们永远不会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脆弱与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