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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9日，著名导演谢铁骊在北京逝世。谢铁骊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是第三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之一，其导演的《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海霞》等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梳理谢铁骊的艺术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至“文革”前是谢铁骊创作生涯的高峰，《暴风骤雨》《早春二月》就创作于这一阶段，这几部作品也是“文革”前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
“文革”期间，谢铁骊受命拍摄“革命京剧”。“革命京剧”全称“革命现代京剧”，是一种吸收和借鉴了传统京剧的表现形式但又有别于传统京剧的京剧剧种。“革命现代京剧”的内容不再是历史故事，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故事，所以在服装、道具、配乐等方面，均体现出全新的特点。1964年，全国各地排演的30多部“革命现代京剧”在北京的会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文革”期间，出现了“八亿人民同看八台样板戏”的“盛况”。
现在看来，“样板戏”这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进行的电影创作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倒退。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回头重新审视当时的中国电影人和他们的电影创作活动，除了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意义之外，或许也可以从这些尘封的历史中获得一些启发。
1968年9月底，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组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谢铁骊带领摄制组开始了筹拍工作。两个月后，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样板戏剧团在团长于会泳的带领下抵达北京，等待电影开拍。
与故事片剧组不同的是，样板戏电影的拍摄由两套相对独立的人马组成，一组是摄制组，也就是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非出镜人员；另一组是样板戏剧团，他们负责表演。在管理上，剧团和摄制组相互独立，各有各的管理人员，二者是合作关系。此外，由于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被释放出来的“黑线分子”，在政治地位上比剧团工作人员要卑微得多，待遇上摄制组与剧团也无法同日而语。譬如饮食，剧团享受的是全国文艺行业里的最高标准，巧克力、奶粉等一些当时的奇缺食物对剧团演员来说并不稀奇；而摄制组工作人员的用餐地是北影厂的大食堂，主要的菜肴是白菜或者萝卜。
就在谢铁骊准备开始拍摄时，主管全国文化事业的江青下了一道指令，要求摄制组暂时停下手头的准备工作，进行“业务观摩”。“业务观摩”主要是让摄制组观看一些新的外国影片，通过对影片的讨论来提高摄制组的业务水平。在进行长达半年的“业务观摩”之后，江青终于命令谢铁骊准备开机了。但是，红卫兵、工宣队、军宣队等各种造反组织各据一方，相互争斗，此时的北影厂，已经无法进行任何拍摄工作，摄制组陷入困境。
谢铁骊将情况报告给江青，江青迅速向毛泽东求助。在毛泽东的安排下，1969年5月，中共中央警卫团进驻北影厂，对北影厂施行军事管制，原有的各大造反组织被强行解散。《智取威虎山》终于获得了安静的拍摄空间，得以开机。
宣布开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电影分镜头。分镜头本应是导演的职责，但是，在“文革”中，电影界约定俗成的“导演中心制”已经不复存在，影片的分镜头剧本也不再完全由导演负责，而是由全体工作人员一同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否懂电影，每个人都有权对分镜头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是，在无休止的讨论中，影片的分镜头剧本历时半年才最终完成。
为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精神，完成分镜头剧本后，根据要求，剧本还必须通过制片厂里的普通师傅的考核，这种考核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工人师傅把门”。“把门”的程序大致如此：制片厂的电工、水暖工以及工宣队成员等工人师傅坐在一起，导演在一旁将分镜头剧本连比带划从头到尾进行详细讲解，直到工人师傅们点头认可，才算通过。
曲折的拍摄经历
接下来终于可以开机拍摄了。由于拍摄的是京剧样板戏电影，这种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影片样式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谢铁骊只好带领摄制组边摸索边拍摄。摸索的方法就是先拍一些“试验片”，试验片没问题之后，再进行正式拍摄。
试验片的拍摄在北影厂新建的摄影棚里进行。和当时所有的活动一样，在每天的拍摄工作开始前，剧团和摄制组全体成员都要站在毛泽东画像前，肃穆立正，学习一个小时左右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开始一天的拍摄工作。
对有着多年导演经验的谢铁骊来说，组织拍摄本来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他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难题。这就是如何在拍摄过程中贯彻“三突出”原则。
“三突出”原则是“文革”时期文艺创作的官方指导原则。这一原则最早是于会泳于1968年5月23日在《文汇报》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有三句话：“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后来，姚文元把这三句话概括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三突出”原则。“三突出”原则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迅速成为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
在谢铁骊看来，这种带有相当模式化色彩的“三突出”原则对于追求风格的电影创作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但是，他无法改变这种来自官方的“游戏规则”，他只能尽力去适应。
除了“三突出”原则之外，谢铁骊要解决的还有影片的拍摄手法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谢铁骊对《智取威虎山》原剧的一些场景、台词、调度甚至唱段作了调整和修改，并采用了“化入”“化出”等剪辑手法，使影片在遵循“三突出”原则的同时，看起来也更为电影化。
不过，当谢铁骊把完成后的第一批试验片交给江青审查时，得到的却是江青的彻底否定。她从镜头、景别、化妆、道具、灯光甚至角色的位置等方面对试验片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要求“拍样板戏，决不能走样！不走样！”
江青的审查结果让谢铁骊不知所措，回到摄影棚后，一连好几天，他和摄制组都没有再碰机器。谢铁骊又一次陷入困境。这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拍摄完成黑白舞台纪录片《智取威虎山》。这部电视片采用的是真实记录的拍摄手法，拍摄时把摄影机置于舞台前的中央位置，一路拍摄下去即可。这种“绝不走样”的拍摄方式让谢铁骊豁然开朗，他抛弃了那些“电影”的想法，选择了“倒退”。于是，在北影的摄影棚里，60多年前《定军山》的一幕又重现了。不过当年的任庆泰换成了谢铁骊，舞台上的谭鑫培换成了数十人的“革命京剧演员”。在历史面前，中国电影和自己开了一次严肃的玩笑。
很快，“绝不走样”的第二批试验片拍摄完成，送到了江青手中。
不料，试验片还是没有通过江青的审查，她的理由是，这种拍摄纯粹是“照搬舞台”，没有任何意义。生气的她留给了谢铁骊一句话：“拍样板戏，既要还原舞台，又要高于舞台。”
三番五次受到打击的谢铁骊开始有些泄气，但他想到一旦中途放弃，面对自己的又将是无止境的“牛棚”生活。他只能硬着头皮拍下去。这时，已经是1970年6月。
谢铁骊和同事们开始了又一轮的探讨。探讨结果是：走折中路线，在充分表现舞台效果的同时，尽可能使用电影手法增加艺术效果。具体拍摄时，谢铁骊吸取电视片的经验，以舞台正面角度为主，两侧为辅，尽可能营造影片的剧场效果。同时，运用镜头的运动和变化，在保持舞台调度和演出感的前提下，丰富画面层次，突出重点。在场面调度上，用摄影机的纵深运动弥补舞台的平面调度，尽量达到“既还原舞台，又高于舞台”。
摄制组的这些探索终于得到了江青的认可。摄制组也因此加快了拍摄速度，三个月后，1970年9月，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完成，并被指定在国庆节期间全国公映。
《智取威虎山》影响深远
《智取威虎山》的上映在全国引起轰动，样板戏电影从此深入人心。此后，以《智取威虎山》为样板，《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舞剧）《白毛女》（舞剧）等样板戏相继被搬上银幕，成为风行一时的“八大样板戏”电影。由于产生于“文革”期间，“样板戏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文革”电影的代名词。而谢铁骊在导演了《智取威虎山》之后，又导演了《红色娘子军》《龙江颂》和《海港》，成为当时最高产的电影导演。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高产更多的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政治任务，同时作为导演，所掌握的话语权并不多，但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谢铁骊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段历史。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安徽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
“文革”期间，谢铁骊受命拍摄“革命京剧”。“革命京剧”全称“革命现代京剧”，是一种吸收和借鉴了传统京剧的表现形式但又有别于传统京剧的京剧剧种。“革命现代京剧”的内容不再是历史故事，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故事，所以在服装、道具、配乐等方面，均体现出全新的特点。1964年，全国各地排演的30多部“革命现代京剧”在北京的会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文革”期间，出现了“八亿人民同看八台样板戏”的“盛况”。
现在看来，“样板戏”这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进行的电影创作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倒退。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回头重新审视当时的中国电影人和他们的电影创作活动，除了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意义之外，或许也可以从这些尘封的历史中获得一些启发。
1968年9月底，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组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谢铁骊带领摄制组开始了筹拍工作。两个月后，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样板戏剧团在团长于会泳的带领下抵达北京，等待电影开拍。
与故事片剧组不同的是，样板戏电影的拍摄由两套相对独立的人马组成，一组是摄制组，也就是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非出镜人员；另一组是样板戏剧团，他们负责表演。在管理上，剧团和摄制组相互独立，各有各的管理人员，二者是合作关系。此外，由于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被释放出来的“黑线分子”，在政治地位上比剧团工作人员要卑微得多，待遇上摄制组与剧团也无法同日而语。譬如饮食，剧团享受的是全国文艺行业里的最高标准，巧克力、奶粉等一些当时的奇缺食物对剧团演员来说并不稀奇；而摄制组工作人员的用餐地是北影厂的大食堂，主要的菜肴是白菜或者萝卜。
就在谢铁骊准备开始拍摄时，主管全国文化事业的江青下了一道指令，要求摄制组暂时停下手头的准备工作，进行“业务观摩”。“业务观摩”主要是让摄制组观看一些新的外国影片，通过对影片的讨论来提高摄制组的业务水平。在进行长达半年的“业务观摩”之后，江青终于命令谢铁骊准备开机了。但是，红卫兵、工宣队、军宣队等各种造反组织各据一方，相互争斗，此时的北影厂，已经无法进行任何拍摄工作，摄制组陷入困境。
谢铁骊将情况报告给江青，江青迅速向毛泽东求助。在毛泽东的安排下，1969年5月，中共中央警卫团进驻北影厂，对北影厂施行军事管制，原有的各大造反组织被强行解散。《智取威虎山》终于获得了安静的拍摄空间，得以开机。
宣布开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电影分镜头。分镜头本应是导演的职责，但是，在“文革”中，电影界约定俗成的“导演中心制”已经不复存在，影片的分镜头剧本也不再完全由导演负责，而是由全体工作人员一同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否懂电影，每个人都有权对分镜头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是，在无休止的讨论中，影片的分镜头剧本历时半年才最终完成。
为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精神，完成分镜头剧本后，根据要求，剧本还必须通过制片厂里的普通师傅的考核，这种考核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工人师傅把门”。“把门”的程序大致如此：制片厂的电工、水暖工以及工宣队成员等工人师傅坐在一起，导演在一旁将分镜头剧本连比带划从头到尾进行详细讲解，直到工人师傅们点头认可，才算通过。
曲折的拍摄经历
接下来终于可以开机拍摄了。由于拍摄的是京剧样板戏电影，这种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影片样式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谢铁骊只好带领摄制组边摸索边拍摄。摸索的方法就是先拍一些“试验片”，试验片没问题之后，再进行正式拍摄。
试验片的拍摄在北影厂新建的摄影棚里进行。和当时所有的活动一样，在每天的拍摄工作开始前，剧团和摄制组全体成员都要站在毛泽东画像前，肃穆立正，学习一个小时左右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开始一天的拍摄工作。
对有着多年导演经验的谢铁骊来说，组织拍摄本来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他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难题。这就是如何在拍摄过程中贯彻“三突出”原则。
“三突出”原则是“文革”时期文艺创作的官方指导原则。这一原则最早是于会泳于1968年5月23日在《文汇报》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有三句话：“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后来，姚文元把这三句话概括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三突出”原则。“三突出”原则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迅速成为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
在谢铁骊看来，这种带有相当模式化色彩的“三突出”原则对于追求风格的电影创作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但是，他无法改变这种来自官方的“游戏规则”，他只能尽力去适应。
除了“三突出”原则之外，谢铁骊要解决的还有影片的拍摄手法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谢铁骊对《智取威虎山》原剧的一些场景、台词、调度甚至唱段作了调整和修改，并采用了“化入”“化出”等剪辑手法，使影片在遵循“三突出”原则的同时，看起来也更为电影化。
不过，当谢铁骊把完成后的第一批试验片交给江青审查时，得到的却是江青的彻底否定。她从镜头、景别、化妆、道具、灯光甚至角色的位置等方面对试验片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要求“拍样板戏，决不能走样！不走样！”
江青的审查结果让谢铁骊不知所措，回到摄影棚后，一连好几天，他和摄制组都没有再碰机器。谢铁骊又一次陷入困境。这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拍摄完成黑白舞台纪录片《智取威虎山》。这部电视片采用的是真实记录的拍摄手法，拍摄时把摄影机置于舞台前的中央位置，一路拍摄下去即可。这种“绝不走样”的拍摄方式让谢铁骊豁然开朗，他抛弃了那些“电影”的想法，选择了“倒退”。于是，在北影的摄影棚里，60多年前《定军山》的一幕又重现了。不过当年的任庆泰换成了谢铁骊，舞台上的谭鑫培换成了数十人的“革命京剧演员”。在历史面前，中国电影和自己开了一次严肃的玩笑。
很快，“绝不走样”的第二批试验片拍摄完成，送到了江青手中。
不料，试验片还是没有通过江青的审查，她的理由是，这种拍摄纯粹是“照搬舞台”，没有任何意义。生气的她留给了谢铁骊一句话：“拍样板戏，既要还原舞台，又要高于舞台。”
三番五次受到打击的谢铁骊开始有些泄气，但他想到一旦中途放弃，面对自己的又将是无止境的“牛棚”生活。他只能硬着头皮拍下去。这时，已经是1970年6月。
谢铁骊和同事们开始了又一轮的探讨。探讨结果是：走折中路线，在充分表现舞台效果的同时，尽可能使用电影手法增加艺术效果。具体拍摄时，谢铁骊吸取电视片的经验，以舞台正面角度为主，两侧为辅，尽可能营造影片的剧场效果。同时，运用镜头的运动和变化，在保持舞台调度和演出感的前提下，丰富画面层次，突出重点。在场面调度上，用摄影机的纵深运动弥补舞台的平面调度，尽量达到“既还原舞台，又高于舞台”。
摄制组的这些探索终于得到了江青的认可。摄制组也因此加快了拍摄速度，三个月后，1970年9月，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摄制完成，并被指定在国庆节期间全国公映。
《智取威虎山》影响深远
《智取威虎山》的上映在全国引起轰动，样板戏电影从此深入人心。此后，以《智取威虎山》为样板，《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舞剧）《白毛女》（舞剧）等样板戏相继被搬上银幕，成为风行一时的“八大样板戏”电影。由于产生于“文革”期间，“样板戏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文革”电影的代名词。而谢铁骊在导演了《智取威虎山》之后，又导演了《红色娘子军》《龙江颂》和《海港》，成为当时最高产的电影导演。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高产更多的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政治任务，同时作为导演，所掌握的话语权并不多，但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谢铁骊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段历史。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安徽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