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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羌族是我国众多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自古到今，羌族人民不仅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绚丽的文化，并且和其他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为我们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汉书》和《通典》不仅对羌族尤其是西羌的历史变迁、社会组织、生活习俗和汉代时汉羌关系作详实记载，留下宝贵的资料；还以一个历史学家独特的眼光看汉羌关系，对后人有所启迪。本文就两书有关羌的若干问题进行校对分析，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学术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羌族 历史变迁 汉羌关系
一、两书有关析支和赐支的用语
《后汉书》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复之。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1]
《通典》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复。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众种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诸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牛种，越嶲羌是也；今越嶲地。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今梓橦、遂宁以西，德阳郡地。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2]
析支是古代西戎族名之一，又称鲜支、赐支、河曲羌，“后世便把它的所在摆在今青海积石山一带，而《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把赐支河曲定在今共和县曲沟地区”[3]。《书·禹贡》云：“织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孔颖达疏引王肃曰：“析支在河关西。”[4]《史记·五帝本纪》：“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5]南朝梁王僧孺《答江琰书》有云：“岂复能使一笥可轻，八厨斯引，且登清汉，乍弃黄污，望影析支，争涂再楫！”
据记载，析支大致在今青海东南境河曲之地，古西戎国名，亦作赐支。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东北流，迳于析支之一地，是为河曲羌。应劭曰，禹贡析支属雍州，在河关之西，东去河关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后汉书曰，羌地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运载得，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胡渭曰，汉人谓积石为河首，北音读析如赐，故云，其地后为党项所居。通典云，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北连吐谷浑也。
可见，析支和赐支是指代同一个事物，但是杜佑的《通典》用的是析支，范晔的《后汉书》用的是赐支。这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和时代背景有关。唐代和东汉在历史的沿袭中，汉文书写和语言表达也有发展变化，各有侧重。所以，杜佑的《通典》用了析支，虽然不同于《后汉书》中的赐支，也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进一步看，这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从中可以得出杜佑在引用《后汉书》时，在很多地方会受唐代的历史大背景的影响，小的地方如汉文书写、山川河流等表达，深层次可能会从唐代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对《后汉书》等引用材料进行选择性引用和解读。
二、两书有关兵不西行和兵务东向的记载
《后汉书》载：“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6]
《通典》载：“秦始皇时，兵务东向，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7]
《后汉书》中的“兵不西行”和《通典》中的“兵务东向”，表面看着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杜佑为何要与《后汉书》用不同的表达呢？笔者通过阅读分析，《后汉书》的侧重点是秦始皇的出发点是灭六国，着眼点是关东地区。《通典》在引用时，特意用“兵务东向”，结合当时唐代的内外环境，杜佑侧重的或许是为了向统治者进言，要重视内部，务外先务内。因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内部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才是政权的最大威胁者。所以，杜佑的此番心意是让唐朝统治者重视内部问题，而不要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四处向周边地区用兵。杜佑的阶级立场应该是对他编撰《通典》的用意走向的根本所在，毕竟《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
三、两书有关羌乱的原因和治理措施
《后汉书》载：“滇良者，烧当之玄孙也。时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領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及邯卒而职省。十年，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遣中郎将来歙等击之，大破。事已具《歙传》。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年，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传》。”[8]
《通典》载：“至王莽末，豪滇良内侵，烧当玄孙。及后汉初，遂寇金城、陇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郡，时凉州部，除三辅外，今安定、平凉郡之西，天水、陇西诸郡悉属焉。皆有降羌，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请依旧制，益州部今汉川、巴蜀川，即当时益州是。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今范阳、上谷、安边及渔阳、北平，即当时幽州。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导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9] 无论是《通典》还是《后汉书》，都给出了羌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吏治腐败，加上政策的不合理。所以，羌乱基本上在东汉一朝一直持续着。另外，治理羌乱用人不当，加上没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所以耗费巨大，成效甚微。
笔者认为，杜佑对这个问题很是重视。《通典》中有很多关于羌乱和治理的论断，“中心思想是要求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减少冗官，定定民生”[10]。杜佑以此用来借古喻今，用东汉羌乱的治理得失告诫唐朝统治者，对待周边民族关系和治理国内动乱隐患，要重视吏治，整顿吏治。从中不难看出，杜佑所在的唐朝时期，吏治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杜佑为了针砭时局，这也是他编撰《通典》的原因所在。
四、结语
以河湟地区为中心的诸羌，在东汉时期对汉羌关系的影响变迁，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较大影响。两书对此既有相同，也有不同，这和作者的出发点不同息息相关。不管怎样，这两部书都是研究羌的重要材料，都是优秀的文明成果。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不同，范晔和杜佑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但是他们的著作仍然给后世研究羌史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史观上对后人也有很大启发。
参考文献：
[1]（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75-2876.
[2]（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边防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8：5130.
[3]李文实.《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及三危地理考实[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1）：167.
[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6]（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76.
[7]（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邊防五[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5130.
[8]（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点较本，1965：2878-2879.
[9]（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边防五[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5131.
[10]陶（矛心）炳.杜佑和《通典》[J].史学史资料，1980（3）：15.
【关键词】羌族 历史变迁 汉羌关系
一、两书有关析支和赐支的用语
《后汉书》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复之。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1]
《通典》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复。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众种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诸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牛种，越嶲羌是也；今越嶲地。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今梓橦、遂宁以西，德阳郡地。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2]
析支是古代西戎族名之一，又称鲜支、赐支、河曲羌，“后世便把它的所在摆在今青海积石山一带，而《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把赐支河曲定在今共和县曲沟地区”[3]。《书·禹贡》云：“织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孔颖达疏引王肃曰：“析支在河关西。”[4]《史记·五帝本纪》：“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5]南朝梁王僧孺《答江琰书》有云：“岂复能使一笥可轻，八厨斯引，且登清汉，乍弃黄污，望影析支，争涂再楫！”
据记载，析支大致在今青海东南境河曲之地，古西戎国名，亦作赐支。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东北流，迳于析支之一地，是为河曲羌。应劭曰，禹贡析支属雍州，在河关之西，东去河关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后汉书曰，羌地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运载得，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胡渭曰，汉人谓积石为河首，北音读析如赐，故云，其地后为党项所居。通典云，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北连吐谷浑也。
可见，析支和赐支是指代同一个事物，但是杜佑的《通典》用的是析支，范晔的《后汉书》用的是赐支。这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和时代背景有关。唐代和东汉在历史的沿袭中，汉文书写和语言表达也有发展变化，各有侧重。所以，杜佑的《通典》用了析支，虽然不同于《后汉书》中的赐支，也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进一步看，这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从中可以得出杜佑在引用《后汉书》时，在很多地方会受唐代的历史大背景的影响，小的地方如汉文书写、山川河流等表达，深层次可能会从唐代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对《后汉书》等引用材料进行选择性引用和解读。
二、两书有关兵不西行和兵务东向的记载
《后汉书》载：“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6]
《通典》载：“秦始皇时，兵务东向，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7]
《后汉书》中的“兵不西行”和《通典》中的“兵务东向”，表面看着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杜佑为何要与《后汉书》用不同的表达呢？笔者通过阅读分析，《后汉书》的侧重点是秦始皇的出发点是灭六国，着眼点是关东地区。《通典》在引用时，特意用“兵务东向”，结合当时唐代的内外环境，杜佑侧重的或许是为了向统治者进言，要重视内部，务外先务内。因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内部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才是政权的最大威胁者。所以，杜佑的此番心意是让唐朝统治者重视内部问题，而不要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四处向周边地区用兵。杜佑的阶级立场应该是对他编撰《通典》的用意走向的根本所在，毕竟《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
三、两书有关羌乱的原因和治理措施
《后汉书》载：“滇良者，烧当之玄孙也。时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領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及邯卒而职省。十年，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遣中郎将来歙等击之，大破。事已具《歙传》。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年，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传》。”[8]
《通典》载：“至王莽末，豪滇良内侵，烧当玄孙。及后汉初，遂寇金城、陇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郡，时凉州部，除三辅外，今安定、平凉郡之西，天水、陇西诸郡悉属焉。皆有降羌，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请依旧制，益州部今汉川、巴蜀川，即当时益州是。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今范阳、上谷、安边及渔阳、北平，即当时幽州。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导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9] 无论是《通典》还是《后汉书》，都给出了羌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吏治腐败，加上政策的不合理。所以，羌乱基本上在东汉一朝一直持续着。另外，治理羌乱用人不当，加上没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所以耗费巨大，成效甚微。
笔者认为，杜佑对这个问题很是重视。《通典》中有很多关于羌乱和治理的论断，“中心思想是要求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减少冗官，定定民生”[10]。杜佑以此用来借古喻今，用东汉羌乱的治理得失告诫唐朝统治者，对待周边民族关系和治理国内动乱隐患，要重视吏治，整顿吏治。从中不难看出，杜佑所在的唐朝时期，吏治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杜佑为了针砭时局，这也是他编撰《通典》的原因所在。
四、结语
以河湟地区为中心的诸羌，在东汉时期对汉羌关系的影响变迁，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较大影响。两书对此既有相同，也有不同，这和作者的出发点不同息息相关。不管怎样，这两部书都是研究羌的重要材料，都是优秀的文明成果。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不同，范晔和杜佑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但是他们的著作仍然给后世研究羌史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史观上对后人也有很大启发。
参考文献：
[1]（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75-2876.
[2]（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边防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8：5130.
[3]李文实.《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及三危地理考实[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1）：167.
[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6]（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76.
[7]（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邊防五[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5130.
[8]（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M].北京：中华书局点较本，1965：2878-2879.
[9]（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边防五[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5131.
[10]陶（矛心）炳.杜佑和《通典》[J].史学史资料，198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