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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籍影印是对古籍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手段。因为古籍的特殊属性，古籍的影印出版也对编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笔者结合工作实践，提出编辑在古籍影印项目中需注意妥善处理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影印;古籍保护;古籍利用;编辑;传统文化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业内普遍认为辛亥革命以前的书籍都可以称为古籍。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标准，辛亥革命以后的书籍，依据具体内容，比如旧体诗文、对古籍进行的旧体校注等仍可被视为古籍。古籍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属性，因此在文物层面、文本资料层面和文化艺术层面都具有丰富的价值和内涵。对古籍的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个层面。而古籍影印就是再生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影印源于古代的誊抄和仿刻，解决了古籍原本使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许多人认为古籍影印是“拿来就印”，与点校、注释等整理方式相比耗时短、技术难度不高，因此价值也比点校、注释类古籍低。实际上，影印整理的方式高度再现文献原貌，与点校、注释更注重挖掘文本内涵和学术深度的特点不同，影印整理以其高度的真实性包含了非常珍贵的历史和时代信息，在文本之外赋予古籍独特的资料价值，甚至可以成为管窥当时社会和文化面貌的一面镜子。
因此，古籍影印是对古籍保护、利用的重要的手段，也是一项具有深远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工作。与“拿来就印”的刻板印象不同，古籍影印的特性对编辑出版工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笔者通过在古籍影印尤其是大型古籍整理影印方面的一些见闻和经验，提出编辑在工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选择完善底本
对前代典籍“广勘异本，择善而从”的学术传统古已有之，当代的古籍影印也不例外，底本的选择至关重要，决定着一个古籍影印出版项目的意义和价值，也是项目成败的基础。一般来说，有影印出版价值的是具备资料性、学术性和艺术性的古籍。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接触到的古籍以清代宫廷收藏或刊刻的殿本、内府刻本为主，也包括一定数量的抄本。这些书籍制作的主要目的是进呈皇帝、分赐群臣，作为国礼或以官方厘定的版本颁行天下，以达到统治教化的作用，所以往往精刊精校、舛误较少、书品考究、纸墨精良，有些还是难得一见的珍本孤本，非常有影印出版的价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会出现保存不完整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想办法补齐底本。2002年出版的《满文大藏经》，原经为《清文翻译全藏经》，共计108函，存世仅两部，一部藏于故宫博物院，一部藏于西藏布达拉宫。由于历史原因，故宫博物院存藏的《清文翻译全藏经》仅有72函，另外36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二部合璧的难度较大。但由于这部满文《大藏经》独特而珍貴的价值，经过多方协调，故宫博物院及故宫出版社抽调专人携带专业设备至布达拉宫，历时三个月完整扫描了另外36函的全部内容，才使这部珍贵古籍得以与大众读者见面。[1]
二、对内容进行核对精校
古籍影印的主要编辑对象是图像，一般情况下不对原籍中的文字进行编辑加工，但仍需对影印文件的内容进行悉心核对。首先，要保证古籍转化成图像文件时，二者一致，没有缺失错漏;其次，图像文件排版后也要逐一核对，避免缺失、顺序错乱、倒页等情况。另外，如果原籍因各种原因漫漶不清、缺漏的，视情况需补配、提清、修图或添加注释说明等。
除熟悉原籍内容、仔细核对每一页内容外，编辑还需要对古籍的版本情况和特点有深入了解。2017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影宋抄本营造法式》，底本为清初影宋抄本，是存世的最善本。其中多处收录的文字、图样都是其他版本中未见的已佚或修订后的内容。但对比多个版本发现，故宫藏《营造法式》第六卷二十二行脱简，后以《仿宋重刊营造法式》（陶本）的卷六第二页补全，以附录的形式附在上册卷末，弥补了这一缺憾。2016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年四体合璧大乘首楞严经》，采用故宫博物院藏雕版刷印，清点雕版时发现有缺失，多方协调后调取《首楞严经》文物，核查经页，根据经页重新雕刻补齐经版，再统一刷印，最后这部珍贵典籍才得以与读者见面。[2]
三、完整呈现原书细节
古籍中除文本之外，还有一些内容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比如批注、标抹、夹签、贴纸等，甚至是大范围的涂改，在抄本中较为常见。这些通常是抄书人或校对人员或藏书人对内容的修改批补，有时可能蕴含着大量的信息，也是学术研究和考证的重要资料，在编辑时不可忽视疏漏。
黄浮签是古籍尤其是档案中常见的一类修改痕迹，笔者编辑过的《清宫内务府奏销档》《故宫博物院藏清宫南府昇平署戏本》《故宫博物院藏蒙古托忒汇集》中都有这种情况。有的签条完全覆盖了原文字，不能掀起，有的则可以掀起，看到修改前的文字。遇到可以掀起的黄浮签，在排版时要将信息完整地传达给读者。笔者在编辑时的做法是将黄浮签掀起和放下时各拍摄一张影像，并在排版时加以说明。有黄浮签脱落不知原贴于何处时也要制作影像放于卷末并说明。
笔者在编辑《四库全书撤出本汇编》时遇到大量圈出、标抹、挖补的情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从中可以一窥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酷烈手段，以及对全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禁锢。因此不需要对此类修改痕迹做任何处理。
四、制作方便查阅检索的说明和索引
大型古籍或工具书类古籍影印项目为使读者能尽快搜索到要找的内容，必须编制完备的索引，并辅以清晰的说明文字，否则文献的使用难度大大增加，使读者陷入文献在手，使用却不得其法的尴尬境地。[3]
笔者多次参加大型古籍影印的编辑工作，如《清宫内务府奏销档》（300册）、《故宫博物院藏清宫南府昇平署戏本》（450册）、《故宫博物院藏版清乾隆满文大藏经》（109册）、《故宫旧藏藏文大藏经·北京版》（153册）等，在编辑过程中深感凡例、目录、索引等说明和辅助阅读文字的重要性。以《故宫博物院藏版清乾隆满文大藏经》为例，因为涉及多种语言，以及佛教术语艰深奥涩，编委会成员、故宫博物院宫廷宗教专业研究馆员罗文华和台北大学满文专家林士铉二位老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编写五部索引，分别为“梵文经目索引”“满文经目索引”“汉文经目索引”“汉文、梵文、满文经目三体对照表”“同经异名音序索引”，附于总目录后。一些因为文种和翻译产生的同经不同名等实际问题也得到解决。另外，编委会特制作“疑误表”，将整理文献过程中发现的疑误或缺失列出并做说明。这无疑为读者从不同角度分类查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大大提高了资料的实用性。
古籍影印不仅是古籍保护的重要手段，也为深入研究、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供重要的资料基础。做好珍本善本的影印出版工作对于梳理中华文化的整体脉络，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意义。做好每一本古籍的编辑工作，尽力为读者服务，为读者提供阅读和研究上的便利是古籍出版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参考文献：
〔1〕顾雷.古籍出版与古籍保护关系刍议[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04）：100-105.
〔2〕任晓亮.古籍影印出版浅谈[J].传播力研究，2018，2（30）：135.
〔3〕王应.古籍影印出版主要问题辨析[J].现代出版，2017，4（05）：55-56.
关键词：影印;古籍保护;古籍利用;编辑;传统文化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业内普遍认为辛亥革命以前的书籍都可以称为古籍。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标准，辛亥革命以后的书籍，依据具体内容，比如旧体诗文、对古籍进行的旧体校注等仍可被视为古籍。古籍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属性，因此在文物层面、文本资料层面和文化艺术层面都具有丰富的价值和内涵。对古籍的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个层面。而古籍影印就是再生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影印源于古代的誊抄和仿刻，解决了古籍原本使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许多人认为古籍影印是“拿来就印”，与点校、注释等整理方式相比耗时短、技术难度不高，因此价值也比点校、注释类古籍低。实际上，影印整理的方式高度再现文献原貌，与点校、注释更注重挖掘文本内涵和学术深度的特点不同，影印整理以其高度的真实性包含了非常珍贵的历史和时代信息，在文本之外赋予古籍独特的资料价值，甚至可以成为管窥当时社会和文化面貌的一面镜子。
因此，古籍影印是对古籍保护、利用的重要的手段，也是一项具有深远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工作。与“拿来就印”的刻板印象不同，古籍影印的特性对编辑出版工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笔者通过在古籍影印尤其是大型古籍整理影印方面的一些见闻和经验，提出编辑在工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选择完善底本
对前代典籍“广勘异本，择善而从”的学术传统古已有之，当代的古籍影印也不例外，底本的选择至关重要，决定着一个古籍影印出版项目的意义和价值，也是项目成败的基础。一般来说，有影印出版价值的是具备资料性、学术性和艺术性的古籍。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接触到的古籍以清代宫廷收藏或刊刻的殿本、内府刻本为主，也包括一定数量的抄本。这些书籍制作的主要目的是进呈皇帝、分赐群臣，作为国礼或以官方厘定的版本颁行天下，以达到统治教化的作用，所以往往精刊精校、舛误较少、书品考究、纸墨精良，有些还是难得一见的珍本孤本，非常有影印出版的价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会出现保存不完整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想办法补齐底本。2002年出版的《满文大藏经》，原经为《清文翻译全藏经》，共计108函，存世仅两部，一部藏于故宫博物院，一部藏于西藏布达拉宫。由于历史原因，故宫博物院存藏的《清文翻译全藏经》仅有72函，另外36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二部合璧的难度较大。但由于这部满文《大藏经》独特而珍貴的价值，经过多方协调，故宫博物院及故宫出版社抽调专人携带专业设备至布达拉宫，历时三个月完整扫描了另外36函的全部内容，才使这部珍贵古籍得以与大众读者见面。[1]
二、对内容进行核对精校
古籍影印的主要编辑对象是图像，一般情况下不对原籍中的文字进行编辑加工，但仍需对影印文件的内容进行悉心核对。首先，要保证古籍转化成图像文件时，二者一致，没有缺失错漏;其次，图像文件排版后也要逐一核对，避免缺失、顺序错乱、倒页等情况。另外，如果原籍因各种原因漫漶不清、缺漏的，视情况需补配、提清、修图或添加注释说明等。
除熟悉原籍内容、仔细核对每一页内容外，编辑还需要对古籍的版本情况和特点有深入了解。2017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影宋抄本营造法式》，底本为清初影宋抄本，是存世的最善本。其中多处收录的文字、图样都是其他版本中未见的已佚或修订后的内容。但对比多个版本发现，故宫藏《营造法式》第六卷二十二行脱简，后以《仿宋重刊营造法式》（陶本）的卷六第二页补全，以附录的形式附在上册卷末，弥补了这一缺憾。2016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年四体合璧大乘首楞严经》，采用故宫博物院藏雕版刷印，清点雕版时发现有缺失，多方协调后调取《首楞严经》文物，核查经页，根据经页重新雕刻补齐经版，再统一刷印，最后这部珍贵典籍才得以与读者见面。[2]
三、完整呈现原书细节
古籍中除文本之外，还有一些内容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比如批注、标抹、夹签、贴纸等，甚至是大范围的涂改，在抄本中较为常见。这些通常是抄书人或校对人员或藏书人对内容的修改批补，有时可能蕴含着大量的信息，也是学术研究和考证的重要资料，在编辑时不可忽视疏漏。
黄浮签是古籍尤其是档案中常见的一类修改痕迹，笔者编辑过的《清宫内务府奏销档》《故宫博物院藏清宫南府昇平署戏本》《故宫博物院藏蒙古托忒汇集》中都有这种情况。有的签条完全覆盖了原文字，不能掀起，有的则可以掀起，看到修改前的文字。遇到可以掀起的黄浮签，在排版时要将信息完整地传达给读者。笔者在编辑时的做法是将黄浮签掀起和放下时各拍摄一张影像，并在排版时加以说明。有黄浮签脱落不知原贴于何处时也要制作影像放于卷末并说明。
笔者在编辑《四库全书撤出本汇编》时遇到大量圈出、标抹、挖补的情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从中可以一窥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酷烈手段，以及对全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禁锢。因此不需要对此类修改痕迹做任何处理。
四、制作方便查阅检索的说明和索引
大型古籍或工具书类古籍影印项目为使读者能尽快搜索到要找的内容，必须编制完备的索引，并辅以清晰的说明文字，否则文献的使用难度大大增加，使读者陷入文献在手，使用却不得其法的尴尬境地。[3]
笔者多次参加大型古籍影印的编辑工作，如《清宫内务府奏销档》（300册）、《故宫博物院藏清宫南府昇平署戏本》（450册）、《故宫博物院藏版清乾隆满文大藏经》（109册）、《故宫旧藏藏文大藏经·北京版》（153册）等，在编辑过程中深感凡例、目录、索引等说明和辅助阅读文字的重要性。以《故宫博物院藏版清乾隆满文大藏经》为例，因为涉及多种语言，以及佛教术语艰深奥涩，编委会成员、故宫博物院宫廷宗教专业研究馆员罗文华和台北大学满文专家林士铉二位老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编写五部索引，分别为“梵文经目索引”“满文经目索引”“汉文经目索引”“汉文、梵文、满文经目三体对照表”“同经异名音序索引”，附于总目录后。一些因为文种和翻译产生的同经不同名等实际问题也得到解决。另外，编委会特制作“疑误表”，将整理文献过程中发现的疑误或缺失列出并做说明。这无疑为读者从不同角度分类查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大大提高了资料的实用性。
古籍影印不仅是古籍保护的重要手段，也为深入研究、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供重要的资料基础。做好珍本善本的影印出版工作对于梳理中华文化的整体脉络，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意义。做好每一本古籍的编辑工作，尽力为读者服务，为读者提供阅读和研究上的便利是古籍出版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参考文献：
〔1〕顾雷.古籍出版与古籍保护关系刍议[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04）：100-105.
〔2〕任晓亮.古籍影印出版浅谈[J].传播力研究，2018，2（30）：135.
〔3〕王应.古籍影印出版主要问题辨析[J].现代出版，2017，4（05）：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