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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老百姓经历了一段使用票证的岁月。
1955年初，我在部队当了几年译电员后退伍回九江，分配到港务局当内勤保卫干事，成为一名单身职工。那时刚刚进入票证年代，单位给我发了一个月的全国通用粮票，在食堂用餐，按定量以0.12元买1斤饭票，菜票则随意买，没有什么不便。虽然只有51.5元工资，但早餐只要2两饭票和0.08元菜票，就可以买到一份烧饼油条和一碗豆浆，如果要吃一碗肉丝面，也只要2两饭票和0.12元菜票。中餐和晚餐，只要3两饭票和0.05元或0.10元菜票，就可买到一份素菜或荤菜。一份米粉肉也只要0.15元（不是每天都有），生活很好过。一天，我们单位的一位医生，是从湘雅医学院分配来的，也是个单身汉，请我到湖边的浔庐餐厅吃鸡。那时，一只清蒸鸡，仅收1.56元，而且不收票证（诸如油票等），算是很实惠的了。有武汉大学的学生来九江实习，在我们食堂搭餐，4两饭票加0.05元或0.10元菜票即可吃一顿，有的学生买两份菜，也不受限制。他们高兴地说：“九江真好，可以买两份菜。”在武汉是有限量的，每人只能买一份菜。
在三年困难时期，不仅一般的食品要凭票供应，就是到商店买糕点如饼干等也要收粮票。1斤饼干要收0.34元钱和4两粮票。一天，有市民到环城路一家商店买饼干，称好后营业员补了一块给他，本是好意，可他却误以为少了秤，说：“你为什么少我的秤？”营业员说：“我没少秤。”对方说：“你明明是少了秤，不然为什么补一块给我。”就这样大吵起来，于是引来许多人围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看热闹的不知底细，也围了过来。为维护社会治安，公安局速派干警解围，疏散群众。事件平息后，我们的保卫科长说：“要查，看我们单位有谁去围观了？唯恐天下不乱还行！”他把这事看得严重了。实际上，此事就不了了之。
在物资短缺年代，为增加供应，改善生活，九江市相关部门在西大中路开了一家红薯餐厅。以红薯为原料，制成烤红薯和薯条、薯丁、薯饼、薯块等食品，供市民选购，一时引来许多食客。人们高兴地相互转告：“去红薯餐厅吃一餐，不要粮票。”这成为九江城区街头巷尾的一道新闻。不过，对许多市民来说，是不会常去品味红薯食品的。因为尽管花钱不多，却也用去了一家人一天的菜金。会过日子的市民，不得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口袋，过日子总得要精打细算，总得要有计划。
在那困难的年月，吃商品粮的人都有定量，人们必须按定量消费。我的口粮定量起初为23斤，两年后改为26斤，尚可满足需要。当时，为了给身体弱的职工增加营养，卫生所向一些职工发营养餐券，凭票可以在食堂吃一份营养餐（自己要付0.10元菜票）。所谓营养餐，只是一碗煮黄豆而已。这种营养餐，并不是免费的，也不是天天有，更不是餐餐有，只有到卫生所看病时，才由医生给一张餐券，方可在食堂用餐。这一时期，常有安徽省外流人口来九江周边或城区乞讨，向人们伸手：“同志！行行好，给我一毛钱二两票，救我一条命。”如此难以忘怀的状况，只有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才有所体会。
在物资供应短缺的年代，人们需要的日用品也要凭证供应。结婚成家的家具，诸如五斗柜、床架、方桌、方凳等，要凭结婚证购买，而且是松木的，既笨重又易变形。买个洗脸盆也要凭结婚证，并且要在结婚证开出日期后的一个月内购买，否则，过期不供。一天，我们科室分得一份购物券，大家都想要，最后只好给我了，我则凭券到百货商场买了一双元宝套鞋，以备雨天穿用。其时，常有一些江北老百姓来九江城区叫喊：“鸡蛋换粮票。”一个鸡蛋换一斤粮票。还有一宿松老百姓在九江码头附近，以一斤黄豆换一斤全国粮票。尽管市民口粮定量不高，也还是有人用粮票换鸡蛋。如此，票证虽然是无价证券，却成了可兑换的有价票证。
每逢年节，为了改善市民生活，增加节日气氛，商业部门早就投入人力，组织货源投放市场，以增加副食品供应量，并增设许多供应点。节前，市民都持商品供应证，到就近的供应点排队买年货。各年的年货，按4人以下和5人以上户供应，4人以下户的干货有：墨鱼半斤，香菇、木耳、黄花等各2两，封缸酒、四特酒（或李度高粱）各2瓶，茶饼、洋糖果、酥糖等糕点各1斤，香烟除日常凭票供应的“庐山”和“飞马”牌外，增加了5包“大前门”，花费不多，每户约需15.6元，就把过年的年货买回来了。
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除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和糖票外，还有煤票、柴票、盐票、烟票、肥皂票、豆腐票、火柴票、购货券等等，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让经历过的人难以忘记。？茭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1955年初，我在部队当了几年译电员后退伍回九江，分配到港务局当内勤保卫干事，成为一名单身职工。那时刚刚进入票证年代，单位给我发了一个月的全国通用粮票，在食堂用餐，按定量以0.12元买1斤饭票，菜票则随意买，没有什么不便。虽然只有51.5元工资，但早餐只要2两饭票和0.08元菜票，就可以买到一份烧饼油条和一碗豆浆，如果要吃一碗肉丝面，也只要2两饭票和0.12元菜票。中餐和晚餐，只要3两饭票和0.05元或0.10元菜票，就可买到一份素菜或荤菜。一份米粉肉也只要0.15元（不是每天都有），生活很好过。一天，我们单位的一位医生，是从湘雅医学院分配来的，也是个单身汉，请我到湖边的浔庐餐厅吃鸡。那时，一只清蒸鸡，仅收1.56元，而且不收票证（诸如油票等），算是很实惠的了。有武汉大学的学生来九江实习，在我们食堂搭餐，4两饭票加0.05元或0.10元菜票即可吃一顿，有的学生买两份菜，也不受限制。他们高兴地说：“九江真好，可以买两份菜。”在武汉是有限量的，每人只能买一份菜。
在三年困难时期，不仅一般的食品要凭票供应，就是到商店买糕点如饼干等也要收粮票。1斤饼干要收0.34元钱和4两粮票。一天，有市民到环城路一家商店买饼干，称好后营业员补了一块给他，本是好意，可他却误以为少了秤，说：“你为什么少我的秤？”营业员说：“我没少秤。”对方说：“你明明是少了秤，不然为什么补一块给我。”就这样大吵起来，于是引来许多人围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看热闹的不知底细，也围了过来。为维护社会治安，公安局速派干警解围，疏散群众。事件平息后，我们的保卫科长说：“要查，看我们单位有谁去围观了？唯恐天下不乱还行！”他把这事看得严重了。实际上，此事就不了了之。
在物资短缺年代，为增加供应，改善生活，九江市相关部门在西大中路开了一家红薯餐厅。以红薯为原料，制成烤红薯和薯条、薯丁、薯饼、薯块等食品，供市民选购，一时引来许多食客。人们高兴地相互转告：“去红薯餐厅吃一餐，不要粮票。”这成为九江城区街头巷尾的一道新闻。不过，对许多市民来说，是不会常去品味红薯食品的。因为尽管花钱不多，却也用去了一家人一天的菜金。会过日子的市民，不得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口袋，过日子总得要精打细算，总得要有计划。
在那困难的年月，吃商品粮的人都有定量，人们必须按定量消费。我的口粮定量起初为23斤，两年后改为26斤，尚可满足需要。当时，为了给身体弱的职工增加营养，卫生所向一些职工发营养餐券，凭票可以在食堂吃一份营养餐（自己要付0.10元菜票）。所谓营养餐，只是一碗煮黄豆而已。这种营养餐，并不是免费的，也不是天天有，更不是餐餐有，只有到卫生所看病时，才由医生给一张餐券，方可在食堂用餐。这一时期，常有安徽省外流人口来九江周边或城区乞讨，向人们伸手：“同志！行行好，给我一毛钱二两票，救我一条命。”如此难以忘怀的状况，只有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才有所体会。
在物资供应短缺的年代，人们需要的日用品也要凭证供应。结婚成家的家具，诸如五斗柜、床架、方桌、方凳等，要凭结婚证购买，而且是松木的，既笨重又易变形。买个洗脸盆也要凭结婚证，并且要在结婚证开出日期后的一个月内购买，否则，过期不供。一天，我们科室分得一份购物券，大家都想要，最后只好给我了，我则凭券到百货商场买了一双元宝套鞋，以备雨天穿用。其时，常有一些江北老百姓来九江城区叫喊：“鸡蛋换粮票。”一个鸡蛋换一斤粮票。还有一宿松老百姓在九江码头附近，以一斤黄豆换一斤全国粮票。尽管市民口粮定量不高，也还是有人用粮票换鸡蛋。如此，票证虽然是无价证券，却成了可兑换的有价票证。
每逢年节，为了改善市民生活，增加节日气氛，商业部门早就投入人力，组织货源投放市场，以增加副食品供应量，并增设许多供应点。节前，市民都持商品供应证，到就近的供应点排队买年货。各年的年货，按4人以下和5人以上户供应，4人以下户的干货有：墨鱼半斤，香菇、木耳、黄花等各2两，封缸酒、四特酒（或李度高粱）各2瓶，茶饼、洋糖果、酥糖等糕点各1斤，香烟除日常凭票供应的“庐山”和“飞马”牌外，增加了5包“大前门”，花费不多，每户约需15.6元，就把过年的年货买回来了。
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除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和糖票外，还有煤票、柴票、盐票、烟票、肥皂票、豆腐票、火柴票、购货券等等，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让经历过的人难以忘记。？茭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