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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邹韬奋与徐志摩的旅苏通讯各自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苏联社会，前者构建了礼赞的传播图景，后者则写满了质疑。传播图景的差别反映出两人不同的传播视角。这种差别背后不仅是单一的立场问题，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单一的从传播角度分析，两人的传播动机和报道行程相差甚大;从传播模式看，两种通讯的传播框架和刊发栽体亦为对立;从传播者个体看，不同的职业身份和报道视角影响着传播图景的建构。这种对立的传播图景既体现着多元看法，也给社会大众创造了更多认识苏联社会讨论革命的空间。
【关键词】旅苏通讯 传播图景 礼赞 质疑 视角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催生了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世界格局为之一新。与之毗邻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兴趣高涨，他们试图通过了解苏联及其革命，寻求一条中国的救亡之路。于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一股苏联考察热和旅苏通讯热由此涌现。
热潮中徐志摩与邹韬奋分别在20年代和30年代写下了自己的旅苏通讯。1925年3月，徐志摩取道欧亚铁路赴意大利，在途经莫斯科时停留三天。他依据自己的见闻撰写了13篇通讯，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之后编辑成册名为《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1934年7月到9月，邹韬奋在苏联考察两个月，他据此写成18万字的《萍踪寄语（三集）》（六十六一一三一）。
两份通讯反映的都是苏联的社会生活，但内容迥异，建构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图景。
邹韬奋的通讯建构了礼赞的传播图景：革命后的苏联一片繁荣，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未来却十分光明。与之相反，徐志摩却认为苏联革命的代价过大，他笔下的苏联经济状况回天乏术，政治高度集权专制，人民个个噤若寒蝉。徐志摩建构的传播图景中充满质疑和批驳。
同属一个时代，面对同一个国家，邹韬奋、徐志摩旅苏通讯的苏联书写为何截然相反，宛若天壤？在他们的通讯中，苏联形象有何差异？两人传播图景的建构机制如何？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何在？应该从历史维度出发，比较传播者的报道活动、传播模式和传播者个体差别，找到更多影响传播者传播视角的因素，进而分析出不同传播景观及其产生原因。
一、报道活动之别
（一）传播动机不同：救国与求证
邹韬奋、徐志摩分别心怀“救国”和“求证”的动机，不同的传播动机为两人划定了考察苏联的心理基准线。在两条不同基准线的驱使下，两人所见所感都相去甚远。
邹韬奋的传播动机就是“救国”。在《萍踪寄语（三集）》开头的《弁言》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邹韬奋的直接答案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斗争”，他经过对比西欧和苏联，认为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答案就在苏联：“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
在救国动机下，邹韬奋也曾试图寻找过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均以失望告终。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考察让邹韬奋感到极度失望，他在《萍踪寄语》初集、二集中对这些国家政治的虚伪性和社会管理的混乱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愤然写道：“谁也想像不到在这样繁华的伦敦，竞有这样的人间地狱！”
在“一拉一推”之下，邹韬奋的救国动机更加坚韧。他深刻观察苏联社会中的一草一木，尽可能地去展示社会生活中与西欧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设想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徐志摩写就苏联通讯的动机更多是“求证”。他曾于1925年赴意大利拜会泰戈尔，在途中路过苏联莫斯科。徐志摩曾对苏联革命抱有真诚谦虚的态度。苏联形象在徐志摩心中被拔得很高，甚至偏于理想化，他在《落叶》中曾盛赞苏联：“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
但在莫斯科看到的现实，却给了徐志摩一个极大的“反证”。此时的苏联成立不久，虽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社会比较稳定，但各种经济计划和社会建设活动还没有完全展开。徐志摩观察到的仍然是刚刚历经战火后的苏联社会。此时的苏联社会生活与其心中所想象的苏联完全不同，这导致他心中产生了对苏联的极度不满。徐志摩在《欧游漫录》第八篇《莫斯科》中写道：“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在徐志摩的“求证”下，他心中原本想象的苏联政治形象完全崩塌，社会秩序问题随即而来。在徐志摩看来，苏联是残酷的专制秩序而非解放后的秩序，他写道：“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一言以蔽之，他心中“美好的苏俄梦”被击碎了。
（二）报道行程不同：被安排与自由行
邹韬奋和徐志摩报道行程截然不同，这使得他们的所见所闻也天差地别。
邹韬奋的经费有限，他在前往苏联途中加入美国全国学生同盟，随后的考察实际上是由苏联官方进行统一安排。在两个月报道活动中，他在莫斯科和苏联南部一些城市进行了实地观察，并且亲身参与到了苏联群众的一些生活中，對苏联的各行各业都有了一定的接触，他看到了苏联一五计划后取得的广大成就。
考察中，“统一性”和“高效性”是邹韬奋对苏联的重要认识。在邹韬奋的通讯中，苏联的政治生活规划统一、协调高效，不止是苏联管理部门如此，甚至连工人、农民、看护妇等都有着系统的规划和相似的做事节奏，这种统一性体现在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相对而言，徐志摩的考察则是一种“自由采风”。他在莫斯科独自考察了三天，既没有特定规划，也没有特定的接待。因此在短短三天内，他没有试图探究整个国家的运行体制，不求面面俱到。徐志摩的思考极具发散性，他不断延伸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蕴涵的意义，直至他满怀悲痛，认为苏联所对外宣传展示的“国际和平”“人道主义”等都充满了谎言：“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徐志摩通讯中的部分描述带有夸张色彩，他把这些细节全部上升到了苏联政治、经济的国家体制，并以此作为对苏联整体评判的依据。不难发现，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徐志摩的表述融入了缺乏事实依据的主观情感。例如，关于苏联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他的描述略显刻薄，他用“在那样的人丛中，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和“但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忧郁、惨淡，见面时不露笑容”描述苏联人民的生活态度。徐志摩还认为苏维埃的革命和建设使得苏联的文明消失殆尽，首先是对与莫斯科城的毁坏“疑问这新来的色彩竟然大胆的侵占了古迹的中心，扰乱原来的调谐”。之后，徐志摩碰到形容枯槁的教授知识分子，认为这是苏联实行文化专制，扼杀多元和自由的结果。可以看出，他在认识上略显主观，在归因上缺乏依据。实际上这些所看所想，大部分是他理想破灭的自我映射。
二、传播模式之别
（一）传播框架不同：肯定与批驳
邹韬奋与徐志摩的访苏通讯有着完全不同的传播框架，在具体内容表现上亦是判若云泥。
邹韬奋的通讯体现出一种“社会为先，借鉴学习”的传播框架，偏向于肯定。从开始苏联之行到写就十八万字的通讯，邹韬奋的身上一直体现出一种“富有强烈政治责任感的士大夫”色彩，他以家国图存、民族救亡为己任，并以此精神指导实际工作。在考察活动和通讯写作中，鄒韬奋时刻不忘学习苏联、以求进步的使命。因此他的通讯，结构化地呈现出苏联的改革和建设情景，不断联系中国实际，谦虚地寻找能用于中国的经验。
相反，徐志摩的通讯体现出一种“自由为先，反对统一”的传播框架，偏向于批驳。徐志摩更关注文化自由的环境，苏联社会在统一管理体制下运行，这与徐志摩身上极为浓重的自由主义倾向格格不入。在徐志摩看来，这种管理完全就是专制，是钳制思想进步的手段。因此他的通讯中苏联饱受批驳、水深火热。
在肯定框架和批驳框架的不同建构下，同样问题的呈现大相径庭。最明显的例子是言论自由阐述。
关于言论自由问题，面对苏联官方的管理，两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和描述。邹韬奋将言论不完全自由看作苏联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在苏联的当局以及从事新闻事业者，坦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还不能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完全的言论自由，须等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实现之后才能办到。”而在徐志摩看来，言论自由的控制却是极大的罪恶，在描述托尔斯泰的书籍遭到焚毁时，他强调：“但同时杜洛茨基为做了《十月革命》那书上法庭，被软禁的消息又到了，又似乎不是假的，这样看来苏俄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只有郁达夫可以放心些，他教人家做贼。”
同样，在描述苏联经济生活的时候，邹韬奋的描述涵盖了不同年龄层和职业的人群经济生活，既包括工业、农业、商业、社会特殊服务产业等社会产业结构，还包括工资制度、医疗保障、教育体制、城市建设等社会各功能结构。邹韬奋通讯报道中的苏联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观念也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徐志摩的通讯中，通篇充斥着“残破”“凋敝”“窘迫”之类的词语。徐志摩花了很大篇幅描写苏联人民生活的疾苦，例如饥饿无奈的小孩子在乞讨，这些都与徐志摩理想中的苏联大相径庭，苏联的形象就在这种批驳框架下显得非常破败。
（二）报刊风格不同：新闻与文艺
邹韬奋和徐志摩通讯传播的载体虽然都是报刊，但是报刊的风格差异甚大，进而影响了具体的通讯传播，主要体现在语言运用和内容加工上。
具体而言，两人的语言运用分别侧重于新闻性和文艺性。
邹韬奋的通讯发表在具有极强救亡性的新闻报刊上。邹韬奋在国外考察了两年多，所写通讯大部分刊登在《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上，这些文章后来由生活书店结集出版。其中，《萍踪寄语（三集）》专门记录他在苏联的考察，这当中有十一篇在成集前已在《生活》周刊上发表。
邹韬奋发表的稿件新闻性语言风格较强，注重以事件作为依据。邹韬奋以其在苏联行程作为线索，选材时更多甄选具有国际借鉴意义的事件。例如，在介绍夜间疗养院时，邹韬奋先介绍疗养院的基本制度和创新思想，而后总结设立疗养院的重要意义。在整个描述中，邹韬奋述评结合，举出多种例证，又延伸到与之有关的其他制度，最后和同时期西欧的惨淡情境进行了对比。
徐志摩的通讯发表在文艺性刊物上。徐志摩将其访苏通讯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晨报副刊》于1921年10月改版并独立发行，其主要刊载内容为各类文艺作品，所面向的读者群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有很大差异。
徐志摩的通讯作品文学性很强，甚至带有浪漫色彩。徐志摩的奇幻描写、夸张比拟就是最生动的体现。例如，在描述观看犹太恐怖戏的场景时，他就写道：“但他的演说的精神不但是饱满，而且是剧烈的，像山谷里的乌云似的连绵的涌上来……满场都是嘘，骷髅先生没法再嚷，只得商量他的唇皮挂出一个解嘲的微笑，一鞠躬没了。”
三、传播者个体之别
（一）职业身份不同：职业新闻人和自由文人
邹韬奋和徐志摩有着不同的职业身份，这影响着他们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并产生了不同的写作特点和传播思维。
邹韬奋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前往苏联考察，尽可能地挖掘有指导意义的素材，重视考察的完整性、系统性，不断地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前途联系起来。他在《萍踪寄语（三集）》最后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苏联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阶级、党组织、工农商业等的特点。邹韬奋把社会制度的分析摆在重要位置，号召人们“我们研究苏联，须注意苏联所从产生的已往的现实，然后才不致忘却把新社会从这现实中所成功的事绩，以及消除以前缺点的趋势。”
徐志摩是一个兼具东西方思维的自由文人，他身上既具有英美自由主义，又具有保守性。在考察苏联前，他对苏联的认知建立在现实脱轨的理想之上。这种乌托邦式发展理想在与现实对应后，产生的破裂，使他对苏联的革命成果和发展现状提出了质疑。
不同的职业身份使得两人观察事物的切入视角也不同。在写文化生活时，徐志摩的文艺性更强，他看到的是各种滑稽：“胡子挂得老长的，手里拿着红布手巾不住擦眼的……可惜我没有司蒂文孙的雅趣，否则我真不该老是仰起头跟着戏台上做怖梦。”相反，邹韬奋将苏联的各种文化活动与政治、经济关联起来，并且有一个相同的主题：群众健全体格的塑造。他认为这是以更高效率推进社会建设、保卫国家的基本条件。他赞赏苏联“青年日”的“运动大检阅”，他认为：“增进健康，其主要目的不但在增加工作的精力，而且也在增加防卫新社会的实力。” （二）报道视角不同：左翼立场与个人主义
在不同的人生经历中，邹韬奋和徐志摩形成了两种报道视角，这直接影响了两人报道倾向和内容筛选。
在欧美通讯中，邹韬奋左翼立场体现得非常明显。他的立场形成于其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在早年求学中，邹韬奋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在新闻出版工作中，他以找寻国家救亡之路为己任。邹韬奋在年轻求学时受尽辛劳，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混乱。在这些苦难中，邹韬奋意识到了国内外的深刻危机，他逐渐接受了左翼思想。在国内开展《生活》周刊相关工作时，邹韬奋已是困难重重，之后被迫流亡欧美，这些经历让他对资产阶级思想更加厌恶。因此，邹韬奋在考察时，看到革命后苏联生机勃勃，国计民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他对此既有赞赏更有羡慕，这也更坚定了他的左翼立场。
徐志摩的通讯中体现着明显的个人主义视角。这种立场与其求学、生活的经历有着莫大关系。在出国求学前，徐志摩的生活条件比邹韬奋优渥很多。同时，国内实业救国思潮渐起，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对资产阶级的机器大生产表现出浓厚兴趣。徐志摩曾于1918年到1922年出洋留学，深受西方教育的感染，在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徐志摩先后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倫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在生活和学习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接触的都是欧洲和国内的精英阶层。
徐志摩先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受罗素思想感召前往英国求学。虽然最终没有能够跟随罗素学习，但在剑桥大学师从赖斯基访学的几年中，他深受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同时还接受了赖斯基关于资本主义演进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赖斯基主张应通过改变群众心理，缓慢地、逐渐地向着社会主义转变。徐志摩将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的心灵状态”。
体现报道视角差异的案例有很多，两人关于“社会平等”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在具有精英色彩的个人主义视角下，徐志摩还没能够完全接受平等观念，难以割舍当下拥有的不平等的物质资源。他在第八篇《莫斯科》中写道：“你们姑且想想你们现在北京的，至少总有几问屋子住，至少总有一个老妈子伺候……但假如有一天莫斯科的规矩行到了我们北京……你同你的太太就得另做人家，桌子得自己擦，地得自己扫，饭得自己烧，衣服得自己洗。”而在邹韬奋看来，生活平等非常宝贵，平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基层的工人都能住上好房子。
四、结语
历史地看，当时的苏联社会是经验和教训的共存体，但在邹韬奋、徐志摩通讯中，革命后的苏联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图景。礼赞和质疑的传播图景背后是两人的传播视角差异。这种差异源于多重因素，两人基于不同的传播动机参与了不同的报道活动。在风格迥异的传播载体上，邹韬奋、徐志摩的通讯有着相对立的传播框架。同时，在不同的人生经历影响下，邹韬奋、徐志摩凭借着不同的职业身份和报道视角访问苏联、采写通讯。这两种传播视角的形成因素和表达方式都不是单一的，两份通讯虽然各有偏颇，不能完全等于现实，但都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认识苏联打开了一个窗口，成为了苏联革命思想传播、讨论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旅苏通讯 传播图景 礼赞 质疑 视角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催生了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世界格局为之一新。与之毗邻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兴趣高涨，他们试图通过了解苏联及其革命，寻求一条中国的救亡之路。于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一股苏联考察热和旅苏通讯热由此涌现。
热潮中徐志摩与邹韬奋分别在20年代和30年代写下了自己的旅苏通讯。1925年3月，徐志摩取道欧亚铁路赴意大利，在途经莫斯科时停留三天。他依据自己的见闻撰写了13篇通讯，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之后编辑成册名为《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1934年7月到9月，邹韬奋在苏联考察两个月，他据此写成18万字的《萍踪寄语（三集）》（六十六一一三一）。
两份通讯反映的都是苏联的社会生活，但内容迥异，建构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图景。
邹韬奋的通讯建构了礼赞的传播图景：革命后的苏联一片繁荣，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未来却十分光明。与之相反，徐志摩却认为苏联革命的代价过大，他笔下的苏联经济状况回天乏术，政治高度集权专制，人民个个噤若寒蝉。徐志摩建构的传播图景中充满质疑和批驳。
同属一个时代，面对同一个国家，邹韬奋、徐志摩旅苏通讯的苏联书写为何截然相反，宛若天壤？在他们的通讯中，苏联形象有何差异？两人传播图景的建构机制如何？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何在？应该从历史维度出发，比较传播者的报道活动、传播模式和传播者个体差别，找到更多影响传播者传播视角的因素，进而分析出不同传播景观及其产生原因。
一、报道活动之别
（一）传播动机不同：救国与求证
邹韬奋、徐志摩分别心怀“救国”和“求证”的动机，不同的传播动机为两人划定了考察苏联的心理基准线。在两条不同基准线的驱使下，两人所见所感都相去甚远。
邹韬奋的传播动机就是“救国”。在《萍踪寄语（三集）》开头的《弁言》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邹韬奋的直接答案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斗争”，他经过对比西欧和苏联，认为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答案就在苏联：“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
在救国动机下，邹韬奋也曾试图寻找过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均以失望告终。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考察让邹韬奋感到极度失望，他在《萍踪寄语》初集、二集中对这些国家政治的虚伪性和社会管理的混乱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愤然写道：“谁也想像不到在这样繁华的伦敦，竞有这样的人间地狱！”
在“一拉一推”之下，邹韬奋的救国动机更加坚韧。他深刻观察苏联社会中的一草一木，尽可能地去展示社会生活中与西欧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设想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徐志摩写就苏联通讯的动机更多是“求证”。他曾于1925年赴意大利拜会泰戈尔，在途中路过苏联莫斯科。徐志摩曾对苏联革命抱有真诚谦虚的态度。苏联形象在徐志摩心中被拔得很高，甚至偏于理想化，他在《落叶》中曾盛赞苏联：“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
但在莫斯科看到的现实，却给了徐志摩一个极大的“反证”。此时的苏联成立不久，虽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社会比较稳定，但各种经济计划和社会建设活动还没有完全展开。徐志摩观察到的仍然是刚刚历经战火后的苏联社会。此时的苏联社会生活与其心中所想象的苏联完全不同，这导致他心中产生了对苏联的极度不满。徐志摩在《欧游漫录》第八篇《莫斯科》中写道：“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在徐志摩的“求证”下，他心中原本想象的苏联政治形象完全崩塌，社会秩序问题随即而来。在徐志摩看来，苏联是残酷的专制秩序而非解放后的秩序，他写道：“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一言以蔽之，他心中“美好的苏俄梦”被击碎了。
（二）报道行程不同：被安排与自由行
邹韬奋和徐志摩报道行程截然不同，这使得他们的所见所闻也天差地别。
邹韬奋的经费有限，他在前往苏联途中加入美国全国学生同盟，随后的考察实际上是由苏联官方进行统一安排。在两个月报道活动中，他在莫斯科和苏联南部一些城市进行了实地观察，并且亲身参与到了苏联群众的一些生活中，對苏联的各行各业都有了一定的接触，他看到了苏联一五计划后取得的广大成就。
考察中，“统一性”和“高效性”是邹韬奋对苏联的重要认识。在邹韬奋的通讯中，苏联的政治生活规划统一、协调高效，不止是苏联管理部门如此，甚至连工人、农民、看护妇等都有着系统的规划和相似的做事节奏，这种统一性体现在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相对而言，徐志摩的考察则是一种“自由采风”。他在莫斯科独自考察了三天，既没有特定规划，也没有特定的接待。因此在短短三天内，他没有试图探究整个国家的运行体制，不求面面俱到。徐志摩的思考极具发散性，他不断延伸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蕴涵的意义，直至他满怀悲痛，认为苏联所对外宣传展示的“国际和平”“人道主义”等都充满了谎言：“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徐志摩通讯中的部分描述带有夸张色彩，他把这些细节全部上升到了苏联政治、经济的国家体制，并以此作为对苏联整体评判的依据。不难发现，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徐志摩的表述融入了缺乏事实依据的主观情感。例如，关于苏联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他的描述略显刻薄，他用“在那样的人丛中，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和“但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忧郁、惨淡，见面时不露笑容”描述苏联人民的生活态度。徐志摩还认为苏维埃的革命和建设使得苏联的文明消失殆尽，首先是对与莫斯科城的毁坏“疑问这新来的色彩竟然大胆的侵占了古迹的中心，扰乱原来的调谐”。之后，徐志摩碰到形容枯槁的教授知识分子，认为这是苏联实行文化专制，扼杀多元和自由的结果。可以看出，他在认识上略显主观，在归因上缺乏依据。实际上这些所看所想，大部分是他理想破灭的自我映射。
二、传播模式之别
（一）传播框架不同：肯定与批驳
邹韬奋与徐志摩的访苏通讯有着完全不同的传播框架，在具体内容表现上亦是判若云泥。
邹韬奋的通讯体现出一种“社会为先，借鉴学习”的传播框架，偏向于肯定。从开始苏联之行到写就十八万字的通讯，邹韬奋的身上一直体现出一种“富有强烈政治责任感的士大夫”色彩，他以家国图存、民族救亡为己任，并以此精神指导实际工作。在考察活动和通讯写作中，鄒韬奋时刻不忘学习苏联、以求进步的使命。因此他的通讯，结构化地呈现出苏联的改革和建设情景，不断联系中国实际，谦虚地寻找能用于中国的经验。
相反，徐志摩的通讯体现出一种“自由为先，反对统一”的传播框架，偏向于批驳。徐志摩更关注文化自由的环境，苏联社会在统一管理体制下运行，这与徐志摩身上极为浓重的自由主义倾向格格不入。在徐志摩看来，这种管理完全就是专制，是钳制思想进步的手段。因此他的通讯中苏联饱受批驳、水深火热。
在肯定框架和批驳框架的不同建构下，同样问题的呈现大相径庭。最明显的例子是言论自由阐述。
关于言论自由问题，面对苏联官方的管理，两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和描述。邹韬奋将言论不完全自由看作苏联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在苏联的当局以及从事新闻事业者，坦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还不能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完全的言论自由，须等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实现之后才能办到。”而在徐志摩看来，言论自由的控制却是极大的罪恶，在描述托尔斯泰的书籍遭到焚毁时，他强调：“但同时杜洛茨基为做了《十月革命》那书上法庭，被软禁的消息又到了，又似乎不是假的，这样看来苏俄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只有郁达夫可以放心些，他教人家做贼。”
同样，在描述苏联经济生活的时候，邹韬奋的描述涵盖了不同年龄层和职业的人群经济生活，既包括工业、农业、商业、社会特殊服务产业等社会产业结构，还包括工资制度、医疗保障、教育体制、城市建设等社会各功能结构。邹韬奋通讯报道中的苏联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观念也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徐志摩的通讯中，通篇充斥着“残破”“凋敝”“窘迫”之类的词语。徐志摩花了很大篇幅描写苏联人民生活的疾苦，例如饥饿无奈的小孩子在乞讨，这些都与徐志摩理想中的苏联大相径庭，苏联的形象就在这种批驳框架下显得非常破败。
（二）报刊风格不同：新闻与文艺
邹韬奋和徐志摩通讯传播的载体虽然都是报刊，但是报刊的风格差异甚大，进而影响了具体的通讯传播，主要体现在语言运用和内容加工上。
具体而言，两人的语言运用分别侧重于新闻性和文艺性。
邹韬奋的通讯发表在具有极强救亡性的新闻报刊上。邹韬奋在国外考察了两年多，所写通讯大部分刊登在《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上，这些文章后来由生活书店结集出版。其中，《萍踪寄语（三集）》专门记录他在苏联的考察，这当中有十一篇在成集前已在《生活》周刊上发表。
邹韬奋发表的稿件新闻性语言风格较强，注重以事件作为依据。邹韬奋以其在苏联行程作为线索，选材时更多甄选具有国际借鉴意义的事件。例如，在介绍夜间疗养院时，邹韬奋先介绍疗养院的基本制度和创新思想，而后总结设立疗养院的重要意义。在整个描述中，邹韬奋述评结合，举出多种例证，又延伸到与之有关的其他制度，最后和同时期西欧的惨淡情境进行了对比。
徐志摩的通讯发表在文艺性刊物上。徐志摩将其访苏通讯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晨报副刊》于1921年10月改版并独立发行，其主要刊载内容为各类文艺作品，所面向的读者群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有很大差异。
徐志摩的通讯作品文学性很强，甚至带有浪漫色彩。徐志摩的奇幻描写、夸张比拟就是最生动的体现。例如，在描述观看犹太恐怖戏的场景时，他就写道：“但他的演说的精神不但是饱满，而且是剧烈的，像山谷里的乌云似的连绵的涌上来……满场都是嘘，骷髅先生没法再嚷，只得商量他的唇皮挂出一个解嘲的微笑，一鞠躬没了。”
三、传播者个体之别
（一）职业身份不同：职业新闻人和自由文人
邹韬奋和徐志摩有着不同的职业身份，这影响着他们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并产生了不同的写作特点和传播思维。
邹韬奋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前往苏联考察，尽可能地挖掘有指导意义的素材，重视考察的完整性、系统性，不断地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前途联系起来。他在《萍踪寄语（三集）》最后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苏联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阶级、党组织、工农商业等的特点。邹韬奋把社会制度的分析摆在重要位置，号召人们“我们研究苏联，须注意苏联所从产生的已往的现实，然后才不致忘却把新社会从这现实中所成功的事绩，以及消除以前缺点的趋势。”
徐志摩是一个兼具东西方思维的自由文人，他身上既具有英美自由主义，又具有保守性。在考察苏联前，他对苏联的认知建立在现实脱轨的理想之上。这种乌托邦式发展理想在与现实对应后，产生的破裂，使他对苏联的革命成果和发展现状提出了质疑。
不同的职业身份使得两人观察事物的切入视角也不同。在写文化生活时，徐志摩的文艺性更强，他看到的是各种滑稽：“胡子挂得老长的，手里拿着红布手巾不住擦眼的……可惜我没有司蒂文孙的雅趣，否则我真不该老是仰起头跟着戏台上做怖梦。”相反，邹韬奋将苏联的各种文化活动与政治、经济关联起来，并且有一个相同的主题：群众健全体格的塑造。他认为这是以更高效率推进社会建设、保卫国家的基本条件。他赞赏苏联“青年日”的“运动大检阅”，他认为：“增进健康，其主要目的不但在增加工作的精力，而且也在增加防卫新社会的实力。” （二）报道视角不同：左翼立场与个人主义
在不同的人生经历中，邹韬奋和徐志摩形成了两种报道视角，这直接影响了两人报道倾向和内容筛选。
在欧美通讯中，邹韬奋左翼立场体现得非常明显。他的立场形成于其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在早年求学中，邹韬奋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在新闻出版工作中，他以找寻国家救亡之路为己任。邹韬奋在年轻求学时受尽辛劳，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混乱。在这些苦难中，邹韬奋意识到了国内外的深刻危机，他逐渐接受了左翼思想。在国内开展《生活》周刊相关工作时，邹韬奋已是困难重重，之后被迫流亡欧美，这些经历让他对资产阶级思想更加厌恶。因此，邹韬奋在考察时，看到革命后苏联生机勃勃，国计民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他对此既有赞赏更有羡慕，这也更坚定了他的左翼立场。
徐志摩的通讯中体现着明显的个人主义视角。这种立场与其求学、生活的经历有着莫大关系。在出国求学前，徐志摩的生活条件比邹韬奋优渥很多。同时，国内实业救国思潮渐起，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对资产阶级的机器大生产表现出浓厚兴趣。徐志摩曾于1918年到1922年出洋留学，深受西方教育的感染，在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徐志摩先后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倫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在生活和学习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接触的都是欧洲和国内的精英阶层。
徐志摩先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受罗素思想感召前往英国求学。虽然最终没有能够跟随罗素学习，但在剑桥大学师从赖斯基访学的几年中，他深受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同时还接受了赖斯基关于资本主义演进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赖斯基主张应通过改变群众心理，缓慢地、逐渐地向着社会主义转变。徐志摩将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的心灵状态”。
体现报道视角差异的案例有很多，两人关于“社会平等”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在具有精英色彩的个人主义视角下，徐志摩还没能够完全接受平等观念，难以割舍当下拥有的不平等的物质资源。他在第八篇《莫斯科》中写道：“你们姑且想想你们现在北京的，至少总有几问屋子住，至少总有一个老妈子伺候……但假如有一天莫斯科的规矩行到了我们北京……你同你的太太就得另做人家，桌子得自己擦，地得自己扫，饭得自己烧，衣服得自己洗。”而在邹韬奋看来，生活平等非常宝贵，平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基层的工人都能住上好房子。
四、结语
历史地看，当时的苏联社会是经验和教训的共存体，但在邹韬奋、徐志摩通讯中，革命后的苏联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图景。礼赞和质疑的传播图景背后是两人的传播视角差异。这种差异源于多重因素，两人基于不同的传播动机参与了不同的报道活动。在风格迥异的传播载体上，邹韬奋、徐志摩的通讯有着相对立的传播框架。同时，在不同的人生经历影响下，邹韬奋、徐志摩凭借着不同的职业身份和报道视角访问苏联、采写通讯。这两种传播视角的形成因素和表达方式都不是单一的，两份通讯虽然各有偏颇，不能完全等于现实，但都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认识苏联打开了一个窗口，成为了苏联革命思想传播、讨论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