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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