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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本姓马，1905年2月13日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在本村私塾读书时，先生给他起了个大名：马尚德。
杨靖宇这个如今人人皆知的名字，是他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巡视磐石、海龙地区时用的。之前，他还用过“周敏”“张贯一”“乃超”等化名。
新中国成立后好长时间，他的女儿马锦云和马氏家族的人都不知道这位国人敬仰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就是他们的亲人。
杨靖宇小时候，家有数间草房及耕牛、农具，有20亩地，又租种了地主10亩地，父母勤劳苦作，省吃俭用，生活还是可以的。他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同祖母、叔叔家一起生活。
杨靖宇聪明、勤奋，从私塾读到县立高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他尊重老师，性情温和，跟同学不笑不说话，但骨子里却有一种反抗精神。
一年中秋节，叔叔买来四盒月饼，要去地主家送礼，说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杨靖宇说：“咱租他的地，不欠他租子，凭什么给他送礼？不合理的规矩就得改了它。”
在省立第一工业学校读书期间，杨靖宇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行动，带人把与县长勾结的商家的日货都没收了。县里指示校长，好好管教一下杨靖宇等人。
校长找杨靖宇谈话，他对校长说：“你在修身课上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尊严为先’，却屈从于反动官府，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
校长恼羞成怒，威胁要开除他们的学籍。杨靖宇说：“你若敢开除学生，我就号召全校罢课，要求罢免校长。”
五卅运动中，杨靖宇作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街头讲演，组织募捐，搜查日货、英货，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斗争。
1926年秋，正当北伐军即将进军河南之际，杨靖宇在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初级班毕业。遵照党的指示，他回到家乡确山县从事农民运动，被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翌年4月，确山暴动，22岁的他率数万农民激战两昼夜，打下县城，活捉县长，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
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作为总指挥，又领导了刘店秋收起义。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他和党代表李鸣岐的率领下，在豫东南的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地开展游击战，创建农村根据地，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杨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学习。由于他在河南已成为敌人的眼中钉，处境危险，两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组织分配他到东北工作。从此，这个来自中原大地的大个子青年，就和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29年夏，被称作“千金寨”的煤城抚顺，来了个人称“山东张”“张大个子”的青年人。
当化名“张贯一”的杨靖宇被满洲省委派到抚顺担任特别支部书记时，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为了从事工人运动，他把铺盖搬到矿工住处，和矿工一起劳动。
“你是哪疙瘩人啊？”
“山东曹县。”
那时的东三省，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是山东腔。为了更方便接近矿工，杨靖宇就把自己的老家说成是山东，因为山东话好学。一听是老乡，矿工和他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矿工们发现，这个“张大个子”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空的时候，他身边就会聚拢些人。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可从他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新鲜词，无论听着多么陌生，这些“煤黑子”都会从切身的经历中或多或少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们怒火中烧，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
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日本人开始挺硬气，到第四天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在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之下叛变，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名党团干部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了一条大鱼，甚至怀疑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的领导人。杨靖宇一口咬定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又一口咬定不认识这个人。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下令用重刑——抽皮鞭、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把杨靖宇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杨靖宇就是“不招”。25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供词中说：“横煙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伤口感染、溃烂，持续发烧，还患上痢疾。公安局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的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慷慨陈词：“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结果，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被刑满释放。他在奉天好不容易找到省委，三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只要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一番疏通，将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出狱后，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担任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决定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显然，全盘否定以罗登贤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言过其实了。新满洲省委对他发言中“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的比喻挺欣赏，写进了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
对“北方会议”，赵尚志曾经表示异议，但他并不认为“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用我们今天易于理解的话讲，就是省委“官僚”了，瞎指挥，而且听不进下边的正确意见。
基于上述认识，提到红32军南满游击队的工作时，经过杨靖宇改组的磐石中心县委，在1933年1月28日给满洲省委的信中说：“转变策略，向地主豪绅猛烈进攻。”
1932年11月2日，即杨靖宇动身去磐石、海龙巡视的当天，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杨靖宇：“这个同志，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
杨靖宇到磐石巡视前，不知道磐石游击队已经脱离“常占队”，当然也就不知道游击队拉出去前曾将“常占队”的一个分队缴械，还杀了六个好像跟共产党、游击队天生就不共戴天的胡子。当他扮成收山货的“老客”和省委交通员老刘在磐石县烟筒山附近找到“常占队”时，立即被绑了起来。
听明原委，杨靖宇笑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没辙了。至于那枪嘛，只要俺见到游击队，保证如数奉还。可你要是杀了俺，还和游击队打冤家，那就什么也别指望了。老年古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不用说眼下日本子占了咱们东三省了。游击队有毛病，可他们是真打日本子，这话俺不说你也知道。不能合绺子，那联手打日本子还不行吗？要是你杀俺，俺杀你，咱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高兴、得利的是谁？你还嫌日本子杀的中国人少吗？”
“常占队”首领穆连山也是条汉子，见杨靖宇面不改色，已生几分敬意，再一听，说得挺有道理，当即给杨靖宇松绑，蓝瓷大海碗倒上酒，两个人交上了朋友。
离开“常占队”，杨靖宇又让一帮报号“护国军”的胡子抓住了——怀疑他是日本人派来的侦探，费一番口舌才得脱险。
从“常占队”拉出来后，游击队内部产生分歧。有的认为，咱们是磐石游击队，归中心县委领导，不能离开磐石；多数人认为，党组织都上山了，“常占队”还找咱们报仇，这地方待不得了，应该去东满。东满不行，就去苏联。
少数服从多数，游击队向东满进发。11月中旬，游击队到达桦甸、永吉交界的常山屯，大雪飘飘，衣食无着，走不下去了，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杨靖宇来了。
夜深了，杨靖宇和游击队员们仍毫无倦意。他指着墙上的油灯说：“咱们游击队就像这盏灯，没碗不能盛油，有碗还得有油。大伙儿差不离都是磐石人，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不就是有碗有油了吗？县委活动困难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是咱们的靠山、灯芯，能给咱照亮呀！”
这位省委特派员脸上的笑意让人感到温暖、踏实，那道理听着也挺实在、顺溜。再说了，“常占队”现在也不是冤家对头了。大家的悲观情绪消除了许多。
杨靖宇來磐石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省委认为，磐石“现在的问题，不是下级同志与战斗员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造这一领导机关，从县委到队伍中的领导者，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游击队回到磐石后，杨靖宇整顿队伍——孟杰民任队长，王兆兰任副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接着，他又改组了县委。再接着，他去吉海路沿线和海龙县巡视。
就在这时，南满游击队连遭挫折，队长孟杰民和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还有一些骨干、队员，相继牺牲——前面已经说过了。
很难把这些挫折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他到磐石之前，党组织就在进行土地革命，各地游击队几乎都在打土豪中夺取武装。但是，这些挫折又很难不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到来显然加剧了这种倾向。1月7日，《满洲省委在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认为，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磐石游击队开始了一个大的转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许多成绩。主要的是：开始领导了游击运动，发动了分粮及没收豪绅地主土地财产的斗争，枪杀了几个大地主与国民党最有力的反动领袖（于总司令）”。
巴彦游击队就是这时候垮的，但是领导人还在。磐石的情况则倒过来了——游击队还在，领导人没了。因为连遭挫折，有人没了信心，主张队伍分散活动，实际就是猫起来不干了。县委有人则干脆提出“插枪”。不断有人开小差，几天工夫，160多人的队伍就剩下不到100人了。幸亏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来了，坚决反对“插枪”、分散活动，好歹才把队伍稳住。杨靖宇闻讯，也从海龙赶来。
杨靖宇重新整顿队伍，并决定自己留下来代理政委。
这是一个果断的、大无畏的决定，一个决定了他和游击队命运的决定。
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在“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这支游击队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够再撑上一段时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红32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上任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率领这支缺乏给养、弹药，更缺乏信心的队伍，发起攻击。
有人怀疑：现在的游击队就像个得了大病的人，手无缚鸡之力，还要找上门去打架，这不是疯了吗？
杨靖宇说，那就打个胜仗。胜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够打什么样的胜仗。
游击战、偷袭战，打了就跑。他们先是打下蛤蟆河子保民会的据点“会房子”，缴获“会兵”长短枪10支，还有一批给养；接着，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袭击吉海路老爷岭日本守备队一个小队，毙伤日军9人，毁坏铁甲车1辆。
官兵的信心、士气为之大振，对这位身为“省委特派员”的代理政委，开始信服了。
从1月底开始，日伪军调动近2000人马，对磐石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各色反日武装发动了连续四个月的“讨伐”。南满游击队与敌接仗几十次，其中比较大的战斗四次。头两次的对手，都是被称为“降队”“汉奸队”的“东江好”和“毛团”。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势，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大打攻心战：“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士兵不打士兵！”“劳苦兄弟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子！”
这种对手本来没什么战斗力，一听这些口号就更闹心了。有时，杨靖宇再寻机派出一支小部队，到敌人的屁股后头打一阵子，那仗也就没什么打头儿了。
后两次是跟日军对阵。虽然鬼子装备好，训练有素也顽强，但它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机枪、大炮找不着北，使不上劲。最后一次就是伏击战，游击队在日军的来路上伏击，在日军的退路上袭扰加伏击。两仗共消灭十多个鬼子，游击队无一伤亡。
在日军的这次“讨伐”中，磐石地区的反日武装有的垮了，有的“插枪”了，还活动着的或多或少都有些损失。而红军游击队打的仗最多，对敌人的打击也最大，还锻炼、壮大了队伍，使自己在“1·26”指示信后的统一战线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杨靖宇无疑是力挽狂澜式的人物。然而，在宏观、战略上被“北方会议”盖了帽的大背景下，无论他怎样变通，也无论取得多少战术上的胜利，也是难以力挽狂澜的——除非你是神仙。 （待续）
杨靖宇这个如今人人皆知的名字，是他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巡视磐石、海龙地区时用的。之前，他还用过“周敏”“张贯一”“乃超”等化名。
新中国成立后好长时间，他的女儿马锦云和马氏家族的人都不知道这位国人敬仰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就是他们的亲人。
杨靖宇小时候，家有数间草房及耕牛、农具，有20亩地，又租种了地主10亩地，父母勤劳苦作，省吃俭用，生活还是可以的。他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同祖母、叔叔家一起生活。
杨靖宇聪明、勤奋，从私塾读到县立高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他尊重老师，性情温和，跟同学不笑不说话，但骨子里却有一种反抗精神。
一年中秋节，叔叔买来四盒月饼，要去地主家送礼，说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杨靖宇说：“咱租他的地，不欠他租子，凭什么给他送礼？不合理的规矩就得改了它。”
在省立第一工业学校读书期间，杨靖宇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行动，带人把与县长勾结的商家的日货都没收了。县里指示校长，好好管教一下杨靖宇等人。
校长找杨靖宇谈话，他对校长说：“你在修身课上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尊严为先’，却屈从于反动官府，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
校长恼羞成怒，威胁要开除他们的学籍。杨靖宇说：“你若敢开除学生，我就号召全校罢课，要求罢免校长。”
五卅运动中，杨靖宇作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街头讲演，组织募捐，搜查日货、英货，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斗争。
1926年秋，正当北伐军即将进军河南之际，杨靖宇在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初级班毕业。遵照党的指示，他回到家乡确山县从事农民运动，被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翌年4月，确山暴动，22岁的他率数万农民激战两昼夜，打下县城，活捉县长，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
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作为总指挥，又领导了刘店秋收起义。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他和党代表李鸣岐的率领下，在豫东南的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地开展游击战，创建农村根据地，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杨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学习。由于他在河南已成为敌人的眼中钉，处境危险，两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组织分配他到东北工作。从此，这个来自中原大地的大个子青年，就和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29年夏，被称作“千金寨”的煤城抚顺，来了个人称“山东张”“张大个子”的青年人。
当化名“张贯一”的杨靖宇被满洲省委派到抚顺担任特别支部书记时，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为了从事工人运动，他把铺盖搬到矿工住处，和矿工一起劳动。
“你是哪疙瘩人啊？”
“山东曹县。”
那时的东三省，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是山东腔。为了更方便接近矿工，杨靖宇就把自己的老家说成是山东，因为山东话好学。一听是老乡，矿工和他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矿工们发现，这个“张大个子”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空的时候，他身边就会聚拢些人。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可从他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新鲜词，无论听着多么陌生，这些“煤黑子”都会从切身的经历中或多或少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们怒火中烧，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
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日本人开始挺硬气，到第四天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在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之下叛变，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名党团干部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了一条大鱼，甚至怀疑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的领导人。杨靖宇一口咬定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又一口咬定不认识这个人。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下令用重刑——抽皮鞭、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把杨靖宇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杨靖宇就是“不招”。25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供词中说：“横煙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伤口感染、溃烂，持续发烧，还患上痢疾。公安局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的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慷慨陈词：“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结果，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被刑满释放。他在奉天好不容易找到省委，三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只要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一番疏通，将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出狱后，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担任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决定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显然，全盘否定以罗登贤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言过其实了。新满洲省委对他发言中“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的比喻挺欣赏，写进了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
对“北方会议”，赵尚志曾经表示异议，但他并不认为“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用我们今天易于理解的话讲，就是省委“官僚”了，瞎指挥，而且听不进下边的正确意见。
基于上述认识，提到红32军南满游击队的工作时，经过杨靖宇改组的磐石中心县委，在1933年1月28日给满洲省委的信中说：“转变策略，向地主豪绅猛烈进攻。”
1932年11月2日，即杨靖宇动身去磐石、海龙巡视的当天，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杨靖宇：“这个同志，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
杨靖宇到磐石巡视前，不知道磐石游击队已经脱离“常占队”，当然也就不知道游击队拉出去前曾将“常占队”的一个分队缴械，还杀了六个好像跟共产党、游击队天生就不共戴天的胡子。当他扮成收山货的“老客”和省委交通员老刘在磐石县烟筒山附近找到“常占队”时，立即被绑了起来。
听明原委，杨靖宇笑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没辙了。至于那枪嘛，只要俺见到游击队，保证如数奉还。可你要是杀了俺，还和游击队打冤家，那就什么也别指望了。老年古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不用说眼下日本子占了咱们东三省了。游击队有毛病，可他们是真打日本子，这话俺不说你也知道。不能合绺子，那联手打日本子还不行吗？要是你杀俺，俺杀你，咱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高兴、得利的是谁？你还嫌日本子杀的中国人少吗？”
“常占队”首领穆连山也是条汉子，见杨靖宇面不改色，已生几分敬意，再一听，说得挺有道理，当即给杨靖宇松绑，蓝瓷大海碗倒上酒，两个人交上了朋友。
离开“常占队”，杨靖宇又让一帮报号“护国军”的胡子抓住了——怀疑他是日本人派来的侦探，费一番口舌才得脱险。
从“常占队”拉出来后，游击队内部产生分歧。有的认为，咱们是磐石游击队，归中心县委领导，不能离开磐石；多数人认为，党组织都上山了，“常占队”还找咱们报仇，这地方待不得了，应该去东满。东满不行，就去苏联。
少数服从多数，游击队向东满进发。11月中旬，游击队到达桦甸、永吉交界的常山屯，大雪飘飘，衣食无着，走不下去了，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杨靖宇来了。
夜深了，杨靖宇和游击队员们仍毫无倦意。他指着墙上的油灯说：“咱们游击队就像这盏灯，没碗不能盛油，有碗还得有油。大伙儿差不离都是磐石人，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不就是有碗有油了吗？县委活动困难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是咱们的靠山、灯芯，能给咱照亮呀！”
这位省委特派员脸上的笑意让人感到温暖、踏实，那道理听着也挺实在、顺溜。再说了，“常占队”现在也不是冤家对头了。大家的悲观情绪消除了许多。
杨靖宇來磐石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省委认为，磐石“现在的问题，不是下级同志与战斗员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造这一领导机关，从县委到队伍中的领导者，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游击队回到磐石后，杨靖宇整顿队伍——孟杰民任队长，王兆兰任副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接着，他又改组了县委。再接着，他去吉海路沿线和海龙县巡视。
就在这时，南满游击队连遭挫折，队长孟杰民和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还有一些骨干、队员，相继牺牲——前面已经说过了。
很难把这些挫折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他到磐石之前，党组织就在进行土地革命，各地游击队几乎都在打土豪中夺取武装。但是，这些挫折又很难不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到来显然加剧了这种倾向。1月7日，《满洲省委在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认为，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磐石游击队开始了一个大的转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许多成绩。主要的是：开始领导了游击运动，发动了分粮及没收豪绅地主土地财产的斗争，枪杀了几个大地主与国民党最有力的反动领袖（于总司令）”。
巴彦游击队就是这时候垮的，但是领导人还在。磐石的情况则倒过来了——游击队还在，领导人没了。因为连遭挫折，有人没了信心，主张队伍分散活动，实际就是猫起来不干了。县委有人则干脆提出“插枪”。不断有人开小差，几天工夫，160多人的队伍就剩下不到100人了。幸亏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来了，坚决反对“插枪”、分散活动，好歹才把队伍稳住。杨靖宇闻讯，也从海龙赶来。
杨靖宇重新整顿队伍，并决定自己留下来代理政委。
这是一个果断的、大无畏的决定，一个决定了他和游击队命运的决定。
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在“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这支游击队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够再撑上一段时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红32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上任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率领这支缺乏给养、弹药，更缺乏信心的队伍，发起攻击。
有人怀疑：现在的游击队就像个得了大病的人，手无缚鸡之力，还要找上门去打架，这不是疯了吗？
杨靖宇说，那就打个胜仗。胜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够打什么样的胜仗。
游击战、偷袭战，打了就跑。他们先是打下蛤蟆河子保民会的据点“会房子”，缴获“会兵”长短枪10支，还有一批给养；接着，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袭击吉海路老爷岭日本守备队一个小队，毙伤日军9人，毁坏铁甲车1辆。
官兵的信心、士气为之大振，对这位身为“省委特派员”的代理政委，开始信服了。
从1月底开始，日伪军调动近2000人马，对磐石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各色反日武装发动了连续四个月的“讨伐”。南满游击队与敌接仗几十次，其中比较大的战斗四次。头两次的对手，都是被称为“降队”“汉奸队”的“东江好”和“毛团”。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势，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大打攻心战：“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士兵不打士兵！”“劳苦兄弟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子！”
这种对手本来没什么战斗力，一听这些口号就更闹心了。有时，杨靖宇再寻机派出一支小部队，到敌人的屁股后头打一阵子，那仗也就没什么打头儿了。
后两次是跟日军对阵。虽然鬼子装备好，训练有素也顽强，但它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机枪、大炮找不着北，使不上劲。最后一次就是伏击战，游击队在日军的来路上伏击，在日军的退路上袭扰加伏击。两仗共消灭十多个鬼子，游击队无一伤亡。
在日军的这次“讨伐”中，磐石地区的反日武装有的垮了，有的“插枪”了，还活动着的或多或少都有些损失。而红军游击队打的仗最多，对敌人的打击也最大，还锻炼、壮大了队伍，使自己在“1·26”指示信后的统一战线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杨靖宇无疑是力挽狂澜式的人物。然而，在宏观、战略上被“北方会议”盖了帽的大背景下，无论他怎样变通，也无论取得多少战术上的胜利，也是难以力挽狂澜的——除非你是神仙。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