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发行了赤色邮票和苏维埃邮票（1932年5月前为赤色邮票，后为苏维埃邮票，习惯统称为区票）。区票的发行，是为当时工农武装割据的总体目标服务的，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需要。区票的发行，具有国家政权性质，是最早的人民邮政邮票。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赤色政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开创了中国邮票史的新纪元。
但是，有一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迷雾重重，即我国首套区票究竟是哪套，发行时间究竟是哪年。既有区票首发“三○年说”；又有“二八年说”。既有无实物有文献记载的困惑，比如国民党档案中记载的1930年5至6月间发现的赣西南第一套赤色邮票；又有无文献记载有实物存世的迷茫，比如1929年10月后赣西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赤色邮票。笔者作为一个从事可疑文件鉴定工作多年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区票爱好者，对这些问题想谈谈自己的看法，进行粗浅的探讨。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广大区票爱好者及收藏者的兴趣和关注，即达到本文之初衷。
区票首发“二八年说”的形成
首先，笔者想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前区票首发“二八年说”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毛泽东于1927年10月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于1927年底建立了赤色邮局。有力的证据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内至今珍藏着时任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陈毅安从湘赣边界的宁冈县龙头邮局寄出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1927年10月27日寄给其妻子的信，信中用铅笔书写，“通信处：江西宁冈县龙头邮局”。这个龙头邮局，就是赤色政权将国民党中华邮政宁冈县龙头邮局接收后改造为赤色邮局的最早记载。另一个有力的证言是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局长和中国工农红军总信柜柜长的赖绍尧在《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概况》一文中的记述：“1928年初，湘赣边区工农政府便在地下交通的基础上建立了赤色邮政，并发行了邮票。这是中国人民邮政的开始。”（见1981年第6辑《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井冈山老战士曾回忆在井冈山时赤色政权发行过邮票。当时这些开国将领和部长们年龄也就在45岁左右，回忆应该是没有太大失误的。赖绍尧只是这些井冈山老战士中的一个代表罢了。既然如此，那发行的邮票自然是档案中的“湘赣边省赤色邮票”了。这套邮票设计简洁，特征符合赤色邮票早期的时代风格，况且邮票上已注明“湘赣边省”字样。因此，这套邮票自然而然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的邮票，而且是首票。“二八年说”似乎顺理成章，无人置疑。
“三○年说”颠覆并取代“二八年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二八年说”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颠覆。起因是一位酷爱区票的1978届的人民大学党史系在校生在随学校到赣西南地区——中央苏区所在地实习考察时，结合所学的党史知识，意外发现“湘赣边省”不是“湘赣边界”。湘赣边界又称湘赣边区，是指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于1927年10月；而湘赣边省则是根据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将中共湘东南特委、湘南特委、赣西南特委领导下的西、南和北路3个分委所辖区域合并后于1931年8月成立的。史实无情地证明“湘赣边省赤色邮票”是1931年8月后发行的，“二八年说”实属这种“张冠李戴”。1982年2月，这位大学生与他人合作，写了《首套解放区邮票辨析》的论文，不仅否定了“二八年说”，而且认定1930年10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赣西南赤色邮票”为首套区票。这一论点很快引起国家邮政管理部门及国内外集邮界的重视和关注。经过专家们一番研讨后，很快就确定1930年10月发行的“赣西南赤色邮票”为首套区票，发行机关为第一个赤色邮政管理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此后编写出版的苏区邮票史均采用“三O年说”，例如《中国解放区邮票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90年版）及《中国邮票史·第五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区票首发“三○年说”受到质疑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革命老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党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不断加强，一些新的赤色邮政史料被发现，例如1927年底湖南省的茶陵、攸县赤色政权及1928年初江西省的遂川、永新、莲花等县赤色政权先后建立了赤色邮局，虽然没有发现上述赤色邮局发行的邮票，却发现了一些早于1930年10月的区票。下面举数例说明：
第一，1930年5至6月间，发行的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0年3月底，终结于1930年10月。1930年8月8日国民党中华邮政江西省邮务管理局在向上级的呈文中对此票作过详细描述：“票系方形薄纸，盖以红朱，略似图记，四周及中央刻有星形，上有‘赤色邮政一分’等字样，并以私造图形镌有邮局一九三〇年某月某日等字样之紫色日戳盖销之。”（《中国邮票史·第五卷》第13页）此票当时在兴国、于都、吉安等赣西南地区均被白色政权检获过。此邮票一套两枚，面值分别为1分和2分，票幅约为22mm×22mm，刷色为红色，印刷方法为石印，图案为四角各一个红星及中间一个红星。并有“赤色邮政”字样。
第二，1929年10月赣西赤色政权成立后发行的赤色邮票。此邮票一套两枚，面值1分的为阴版，面值2分的为阳版，票幅为19.5mm×20.5mm，1分的刷色为深棕色，2分的刷色为棕色和红色，印刷方法为石印，主图为红星，红星中间为镰锤图案，有“赣西赤色邮政邮票”字样。
第三，1928年11月湘赣边区宁冈邮局发行的赤色邮票（以下简称宁冈票）一套。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于1928年5月，1929年1月底井冈山失守后逐渐消亡。此票面值为1分，票幅为32mm×22mm，刷色为深棕色，印刷方法为石印，主图由列宁侧面头像、赤球、红星及星状放射线组成，票框由波浪状线条及点组成票齿状，有“赤色邮票”字样。
第四，1928年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发行的赤色邮票（以下简称新遂票）一套。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成立于1928年2月底，1929年1月井冈山失守后自行消亡。此票有1分及5枚面值两种，1分的票幅约为24mm×21mm，刷色有蓝色、棕色及浅绿色三种，5枚的票幅约为30mm×24mm，刷色有棕色及浅绿色两种，石版印制，图案为四角各一个圆形及中间一个对称的几何形，有“新遂边陲特别区赤色邮票”字样。
首套区票及发行时间
湘赣边界发行了赤色邮票，发行时间为1928年，这应该是无疑的。如前所述，既有赖绍尧有关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发行过邮票的“证人证言”，又有两套湘赣边界1928年发行的邮票“物证”。问题是上述的“宁冈票”与“新遂票”哪套发行在先呢？“宁冈票”已通过版铭可确定发行时间为1928年11月，“新遂票”则没有这个条件。经过反复考察研究，笔者认为“新遂票”发行时间应早于“宁冈票”，可能发行于1928年5至6月。
根据如下：
第一，新遂特别区赤色政权成立早，且政权稳固。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与井冈山的农民武装袁文才部会合，可视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至1928年2月底，就初步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辖三县一区赤色政权（茶陵县、遂川县、宁冈县及新遂边陲特别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新遂边陲是指永新、遂川两县交界的井冈山区(“新”即永新，“遂”即遂川）。1928年2月下旬，为了适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决定将井冈山腹地的茨坪、大小五井、白泥湖等地分别划出，单独成立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并同时成立中共新遂特别区委。区政府下设土地、财政、组织、军事、宣传、经济等机构。区政府和区委隶属于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和中共遂川县委。5月后，又同时隶属于新成立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实行双重领导，可见新遂边陲特别区在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由于特别区地处井冈山腹地，政权状态一直是稳固的，即便湘赣边界先后遭到“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宁冈、遂川等县不止一次被敌军占领并血洗过，但特别区的稳固性却未受影响。考虑到赣西赤色政权（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在1929年底就发行了赤色邮票，赣西南赤色政权（1930年3月底至1930年10月）成立两三个月后就有邮票发行文献记载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遂边陲特别区赤色政权在成立两三个月后完全具备发行赤色邮票的能力。
第二，区票的实用功能。笔者认为区票具有两大功能。其一，邮资功能。赤色邮局本身就是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军民服务的。根据地内党政军机关之间的非机要信件，军民之间的私人信件，红白区域之间的交换信件，都不应该是免费的。像前面提到的陈毅安从宁冈寄到白区的家信，贴的就是中华民国的邮票，但这只是根据地初创时期还来不及印制赤色政权自己的邮资凭证的无奈之举，不可能长久。其二，货币功能。邮票作为货币使用，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用邮票交党费，用邮票找零，在很多文章中都能佐证。笔者在此不做深入探讨。笔者想说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整个斗争时期，除了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上井村（新遂边陲特别区辖地）创办造币厂，铸造“工”字壹圆银元的记载外，还没有任何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他造币印钞的记载。但1928年1月中旬，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遂川县草林圩场在工农革命军的保护下复活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可见草林圩的繁荣。草林圩时有店铺111家，其中大部分为中小商人。当时工农革命军对中小商人是保护的，不罚款，不抽税，允许自由买卖，保障合法经营。这么大的圩场，这么多的人，很难想象在买卖的过程中仅以物易物，或者只以银元为交易单位，不使用辅币如角、分、枚等找零。1928年7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为了打破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又在酃县开辟了大陇红色圩场，直接与白区通商，规模更大。再看红军内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毛泽东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币值单位角、分、文，应该都属于辅币的范围。井冈山没有铸印辅币的历史，那么只能以赤色邮票来替代了，因为邮票是赤色政权发行的有价证券。再就是毛泽东的上述文章写作于1928年11月，“宁冈票”的发行期也是1928年11月，那么充当货币找零功能的邮票就不可能是“宁冈票”而只能是“新遂票”了。
第三，“新遂票”图案设计保守。“新遂票”印刷精美，但图案设计较古朴，除了邮票四角的“赤色邮票”字样体现了邮票的性质外，几乎找不出其他体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时代元素。“宁冈票”则不然，不仅印刷精美，有“赤色邮票”字样，更有赤球、红星及呈星状的放射线，上端的列宁侧面头像更是栩栩如生，整个图案既突出工农暴力革命，又展现领袖风采，更表达了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图案设计较前卫，时代感强。据此，笔者推认“新遂票”应是1928年5月朱德、毛泽东宁冈会师前设计并印制的，“宁冈票”应是1928年6至7月湘赣边界全盛时期（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6县赤色政权及新遂边陲特别区赤色政权）设计的。“宁冈票”图案设计反映出完全实现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割据局面的时代风貌。从“新遂票”到“宁冈票”图案设计的变化过程，可反映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从胚芽到成熟的形成过程及逐步被根据地广大军民从感知到认同的发展过程。
第四，“新遂票”中“枚”作为邮票面值的含义。区票中将“枚”作为面值单位，可以说迄今为止只在“新遂票”中出现。“枚”与“分”是两种不同币值体系，理论上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系列中，如果同时出现，只能是两种币值体系混用。笔者认为，“圆”“角”“分”为中华民国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新币体系，而“银圆”“毫”“枚”“文”则为清末民初各地军阀在各自辖区内流通的旧币体系。赤色政权成立后不能脱离中国当时的现状而自行设计一套有价证券，因为赤色邮票的实际功能决定了其邮资凭证及货币找零的特征。要解决赤白通邮通商的问题，就要印制与白区币值相同的邮票或钞票。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政府于1924年8月15日在广州成立了中央银行，发行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民国12年（1923年）版的银圆兑换券，这就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政府及北伐战争提供了巨大的行政和军费开支，从而保证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之后又在福建、湖北等地发行了民国15年（1926年）版的通用大洋券和临时兑换券，方便北伐军陆续攻克各省后流通使用。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另设中央银行，颁布《中央银行法》，发行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民国17年（1928年）版新币。1928年版新币替代旧币，标志着国民政府统一货币使命的完成。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新遂票”的设计使用处于新旧币值的混用时期，因此既有“分”也有“枚”；而“宁冈票”发行于1928年11月，正好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新币值同步，所以只有“分”而无“枚”了，而且以后所有的区票也是只有“分”和“角”而无“枚”了。由此可以看出，50枚当2角5分，也就是说“新遂票”5枚当2.5分，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新遂票”中“5枚”的票幅尺寸大于“1分”的票幅尺寸。○
（作者系公安部二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 万 强
但是，有一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迷雾重重，即我国首套区票究竟是哪套，发行时间究竟是哪年。既有区票首发“三○年说”；又有“二八年说”。既有无实物有文献记载的困惑，比如国民党档案中记载的1930年5至6月间发现的赣西南第一套赤色邮票；又有无文献记载有实物存世的迷茫，比如1929年10月后赣西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赤色邮票。笔者作为一个从事可疑文件鉴定工作多年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区票爱好者，对这些问题想谈谈自己的看法，进行粗浅的探讨。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广大区票爱好者及收藏者的兴趣和关注，即达到本文之初衷。
区票首发“二八年说”的形成
首先，笔者想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前区票首发“二八年说”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毛泽东于1927年10月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于1927年底建立了赤色邮局。有力的证据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内至今珍藏着时任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陈毅安从湘赣边界的宁冈县龙头邮局寄出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1927年10月27日寄给其妻子的信，信中用铅笔书写，“通信处：江西宁冈县龙头邮局”。这个龙头邮局，就是赤色政权将国民党中华邮政宁冈县龙头邮局接收后改造为赤色邮局的最早记载。另一个有力的证言是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局长和中国工农红军总信柜柜长的赖绍尧在《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概况》一文中的记述：“1928年初，湘赣边区工农政府便在地下交通的基础上建立了赤色邮政，并发行了邮票。这是中国人民邮政的开始。”（见1981年第6辑《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井冈山老战士曾回忆在井冈山时赤色政权发行过邮票。当时这些开国将领和部长们年龄也就在45岁左右，回忆应该是没有太大失误的。赖绍尧只是这些井冈山老战士中的一个代表罢了。既然如此，那发行的邮票自然是档案中的“湘赣边省赤色邮票”了。这套邮票设计简洁，特征符合赤色邮票早期的时代风格，况且邮票上已注明“湘赣边省”字样。因此，这套邮票自然而然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的邮票，而且是首票。“二八年说”似乎顺理成章，无人置疑。
“三○年说”颠覆并取代“二八年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二八年说”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颠覆。起因是一位酷爱区票的1978届的人民大学党史系在校生在随学校到赣西南地区——中央苏区所在地实习考察时，结合所学的党史知识，意外发现“湘赣边省”不是“湘赣边界”。湘赣边界又称湘赣边区，是指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于1927年10月；而湘赣边省则是根据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将中共湘东南特委、湘南特委、赣西南特委领导下的西、南和北路3个分委所辖区域合并后于1931年8月成立的。史实无情地证明“湘赣边省赤色邮票”是1931年8月后发行的，“二八年说”实属这种“张冠李戴”。1982年2月，这位大学生与他人合作，写了《首套解放区邮票辨析》的论文，不仅否定了“二八年说”，而且认定1930年10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赣西南赤色邮票”为首套区票。这一论点很快引起国家邮政管理部门及国内外集邮界的重视和关注。经过专家们一番研讨后，很快就确定1930年10月发行的“赣西南赤色邮票”为首套区票，发行机关为第一个赤色邮政管理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此后编写出版的苏区邮票史均采用“三O年说”，例如《中国解放区邮票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90年版）及《中国邮票史·第五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区票首发“三○年说”受到质疑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革命老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党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不断加强，一些新的赤色邮政史料被发现，例如1927年底湖南省的茶陵、攸县赤色政权及1928年初江西省的遂川、永新、莲花等县赤色政权先后建立了赤色邮局，虽然没有发现上述赤色邮局发行的邮票，却发现了一些早于1930年10月的区票。下面举数例说明：
第一，1930年5至6月间，发行的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0年3月底，终结于1930年10月。1930年8月8日国民党中华邮政江西省邮务管理局在向上级的呈文中对此票作过详细描述：“票系方形薄纸，盖以红朱，略似图记，四周及中央刻有星形，上有‘赤色邮政一分’等字样，并以私造图形镌有邮局一九三〇年某月某日等字样之紫色日戳盖销之。”（《中国邮票史·第五卷》第13页）此票当时在兴国、于都、吉安等赣西南地区均被白色政权检获过。此邮票一套两枚，面值分别为1分和2分，票幅约为22mm×22mm，刷色为红色，印刷方法为石印，图案为四角各一个红星及中间一个红星。并有“赤色邮政”字样。
第二，1929年10月赣西赤色政权成立后发行的赤色邮票。此邮票一套两枚，面值1分的为阴版，面值2分的为阳版，票幅为19.5mm×20.5mm，1分的刷色为深棕色，2分的刷色为棕色和红色，印刷方法为石印，主图为红星，红星中间为镰锤图案，有“赣西赤色邮政邮票”字样。
第三，1928年11月湘赣边区宁冈邮局发行的赤色邮票（以下简称宁冈票）一套。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于1928年5月，1929年1月底井冈山失守后逐渐消亡。此票面值为1分，票幅为32mm×22mm，刷色为深棕色，印刷方法为石印，主图由列宁侧面头像、赤球、红星及星状放射线组成，票框由波浪状线条及点组成票齿状，有“赤色邮票”字样。
第四，1928年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发行的赤色邮票（以下简称新遂票）一套。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成立于1928年2月底，1929年1月井冈山失守后自行消亡。此票有1分及5枚面值两种，1分的票幅约为24mm×21mm，刷色有蓝色、棕色及浅绿色三种，5枚的票幅约为30mm×24mm，刷色有棕色及浅绿色两种，石版印制，图案为四角各一个圆形及中间一个对称的几何形，有“新遂边陲特别区赤色邮票”字样。
首套区票及发行时间
湘赣边界发行了赤色邮票，发行时间为1928年，这应该是无疑的。如前所述，既有赖绍尧有关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发行过邮票的“证人证言”，又有两套湘赣边界1928年发行的邮票“物证”。问题是上述的“宁冈票”与“新遂票”哪套发行在先呢？“宁冈票”已通过版铭可确定发行时间为1928年11月，“新遂票”则没有这个条件。经过反复考察研究，笔者认为“新遂票”发行时间应早于“宁冈票”，可能发行于1928年5至6月。
根据如下：
第一，新遂特别区赤色政权成立早，且政权稳固。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与井冈山的农民武装袁文才部会合，可视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至1928年2月底，就初步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辖三县一区赤色政权（茶陵县、遂川县、宁冈县及新遂边陲特别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新遂边陲是指永新、遂川两县交界的井冈山区(“新”即永新，“遂”即遂川）。1928年2月下旬，为了适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决定将井冈山腹地的茨坪、大小五井、白泥湖等地分别划出，单独成立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并同时成立中共新遂特别区委。区政府下设土地、财政、组织、军事、宣传、经济等机构。区政府和区委隶属于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和中共遂川县委。5月后，又同时隶属于新成立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实行双重领导，可见新遂边陲特别区在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由于特别区地处井冈山腹地，政权状态一直是稳固的，即便湘赣边界先后遭到“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宁冈、遂川等县不止一次被敌军占领并血洗过，但特别区的稳固性却未受影响。考虑到赣西赤色政权（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在1929年底就发行了赤色邮票，赣西南赤色政权（1930年3月底至1930年10月）成立两三个月后就有邮票发行文献记载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遂边陲特别区赤色政权在成立两三个月后完全具备发行赤色邮票的能力。
第二，区票的实用功能。笔者认为区票具有两大功能。其一，邮资功能。赤色邮局本身就是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军民服务的。根据地内党政军机关之间的非机要信件，军民之间的私人信件，红白区域之间的交换信件，都不应该是免费的。像前面提到的陈毅安从宁冈寄到白区的家信，贴的就是中华民国的邮票，但这只是根据地初创时期还来不及印制赤色政权自己的邮资凭证的无奈之举，不可能长久。其二，货币功能。邮票作为货币使用，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用邮票交党费，用邮票找零，在很多文章中都能佐证。笔者在此不做深入探讨。笔者想说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整个斗争时期，除了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上井村（新遂边陲特别区辖地）创办造币厂，铸造“工”字壹圆银元的记载外，还没有任何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他造币印钞的记载。但1928年1月中旬，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遂川县草林圩场在工农革命军的保护下复活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可见草林圩的繁荣。草林圩时有店铺111家，其中大部分为中小商人。当时工农革命军对中小商人是保护的，不罚款，不抽税，允许自由买卖，保障合法经营。这么大的圩场，这么多的人，很难想象在买卖的过程中仅以物易物，或者只以银元为交易单位，不使用辅币如角、分、枚等找零。1928年7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为了打破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又在酃县开辟了大陇红色圩场，直接与白区通商，规模更大。再看红军内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毛泽东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币值单位角、分、文，应该都属于辅币的范围。井冈山没有铸印辅币的历史，那么只能以赤色邮票来替代了，因为邮票是赤色政权发行的有价证券。再就是毛泽东的上述文章写作于1928年11月，“宁冈票”的发行期也是1928年11月，那么充当货币找零功能的邮票就不可能是“宁冈票”而只能是“新遂票”了。
第三，“新遂票”图案设计保守。“新遂票”印刷精美，但图案设计较古朴，除了邮票四角的“赤色邮票”字样体现了邮票的性质外，几乎找不出其他体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时代元素。“宁冈票”则不然，不仅印刷精美，有“赤色邮票”字样，更有赤球、红星及呈星状的放射线，上端的列宁侧面头像更是栩栩如生，整个图案既突出工农暴力革命，又展现领袖风采，更表达了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图案设计较前卫，时代感强。据此，笔者推认“新遂票”应是1928年5月朱德、毛泽东宁冈会师前设计并印制的，“宁冈票”应是1928年6至7月湘赣边界全盛时期（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6县赤色政权及新遂边陲特别区赤色政权）设计的。“宁冈票”图案设计反映出完全实现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割据局面的时代风貌。从“新遂票”到“宁冈票”图案设计的变化过程，可反映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从胚芽到成熟的形成过程及逐步被根据地广大军民从感知到认同的发展过程。
第四，“新遂票”中“枚”作为邮票面值的含义。区票中将“枚”作为面值单位，可以说迄今为止只在“新遂票”中出现。“枚”与“分”是两种不同币值体系，理论上不应同时出现在一个系列中，如果同时出现，只能是两种币值体系混用。笔者认为，“圆”“角”“分”为中华民国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新币体系，而“银圆”“毫”“枚”“文”则为清末民初各地军阀在各自辖区内流通的旧币体系。赤色政权成立后不能脱离中国当时的现状而自行设计一套有价证券，因为赤色邮票的实际功能决定了其邮资凭证及货币找零的特征。要解决赤白通邮通商的问题，就要印制与白区币值相同的邮票或钞票。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政府于1924年8月15日在广州成立了中央银行，发行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民国12年（1923年）版的银圆兑换券，这就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政府及北伐战争提供了巨大的行政和军费开支，从而保证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之后又在福建、湖北等地发行了民国15年（1926年）版的通用大洋券和临时兑换券，方便北伐军陆续攻克各省后流通使用。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另设中央银行，颁布《中央银行法》，发行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民国17年（1928年）版新币。1928年版新币替代旧币，标志着国民政府统一货币使命的完成。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新遂票”的设计使用处于新旧币值的混用时期，因此既有“分”也有“枚”；而“宁冈票”发行于1928年11月，正好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新币值同步，所以只有“分”而无“枚”了，而且以后所有的区票也是只有“分”和“角”而无“枚”了。由此可以看出，50枚当2角5分，也就是说“新遂票”5枚当2.5分，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新遂票”中“5枚”的票幅尺寸大于“1分”的票幅尺寸。○
（作者系公安部二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