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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国，贸易加工国和资源国三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弦都绷到了极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新一轮经济调整，这一场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它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国应该怎样从这场危机中抓住发展机遇?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本刊记者在2008中部创新经济与企业融资论坛期间专访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先生。
危机发生不是偶然的
《决策》：如果说去年我们感受到的是成本的冲击，今年上半年我们感受的是需求萎縮的冲击。近期，尤其是g月份以来，是企业信誉的危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过去没有经历的经济周期。请问对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
杨成长：全世界有三类国家，一类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消费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第二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贸易国，提供了廉价的制造服务；第三是以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资源国，提供了资源。这三类国家形成了合理的分工，在上一轮繁荣当中，中国作为贸易加工国，起着一个中介作用。全球的三类国家有了最合理的分工，分工就会意味着效益，分工好效益自然会提高。
这一轮经济增长分工到一定的程度会出问题，中国和美国，制造国和消费国，把它的经济都发挥到极点。美国把消费发挥到了极致，把负债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它的国家负债、企业负债、家庭负债都到了极限；中国则是把储蓄发挥到极致，把投资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到美国去转一圈，人们很难想象，怎么这个有着13万亿美元GDP的国家，几乎看不到物质生产活动，这13万亿元GDP从哪来?美国的金融、品牌、技术、渠道、标准以及所获得的价格都是最大化。
我们可以看出，消费国，贸易加工国和资源国三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弦都绷到了极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决策》：这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危机，或者说一场经济调控，一场经济调整。请问这一轮的宏观调控跟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
杨成长：我们知道，1984年、1985年经历过一场经济调控，1992年、1993年经历过一场经济高热，但是这一轮经济高热跟以前都不一样，2003年到2007年经济一年比一年热的时候没有通货膨胀，过去每一轮经济过热的表现就是增长，到经济明显降温的时候，通货膨胀起来了。按照过去的惯例，如果说通货膨胀得到控制，那么这个宏观调控的危险性就下降了。可是大家看到，今年三季度CPI下降的很快，人们对宏观经济的担心反而增强，股市、房市就是最好的应证，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冷热周期，它的调控目标不是简单地把“空档”解决了，这是跟过去第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其次，我们所有的宏观指标到目前为止都还不足，但是我们企业对经营、经济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如果看一些宏观数据，一直到第三季度，我们的经济运行指标都在保持较强劲的增长，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企业的经营感受，企业家信心，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大家的收缩心态都很强，人们都担心，明年还有谁去投资。是宏观数据错了，还是企业家的感觉错了?
第三，我们不知道导致这轮经济调整的核心根源到底是什么。是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了我们，导致我们这轮经济调整，还是宏观紧缩过度导致我们的经济调整?大家可以看到，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出台新的房贷政策，刺激房地产，但是如果大家对此有信心，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股票应该上，但是政策出台之后，房地产的股票下跌加快，那就证明老百姓不相信。
经济增长模式危机
《决策》：的确，这一轮跟过去几轮很不一样，不是简单的冷热周期，这是否也反映出了200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问题呢?
杨成长：200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确实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我们说的危机首先就体现在贸易和增长的全球分工出了问题。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强劲增长，跟贸易的强劲拉动是分不开的，中国每年有近30％的贸易增长。由于制造业的快速上升，全球兴起了一轮传统产业的高峰期，带来了能源需求的大增加。当然，俄罗斯、巴西这样一些能源资源国也在其中受惠，全球能源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所以，这一轮全球的增长形成了消费国、贸易加工国之间的增长格局，但是这种增长格局发展到一定阶段是要出问题的。美国在这一轮增长当中它负债过多，次贷危机本质上是美元危机。可以说，美国消费过度了，中国投资过度了；美国逆差过度了，中国顺差过度了；美国的虚拟经济过度了，中国的实体经济过度了。经济增长到一定的程度，矛盾必然爆发。我觉得这一轮危机之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会一定程度的增强，贸易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
第二个危机体现在，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当中，以人为压低的价格所形成的低成本制造业模式出现了危机。我们的劳动力确实比别人便宜，但是这一轮增长当中，我们的土地、水、电以及其它资源，价格都比国际低很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条件，人为地压低稀缺的要素价格，各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很多地方搞零地价政策，这种模式能持久吗?问题在于，本来就应该全球定价的资源在中国被人为地压低了。
第三个危机体现在，这一轮增长当中的城市化建设模式的危机。2001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相互拉动来推动城市建设，现在大家到全国所有城市去看一下，这几年变化是最大的。跟1992年不同的是，1992年掀起的是商务楼，这一轮掀起的是片片住宅楼，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伴随着住宅的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钱都从哪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从哪来资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关键要靠土地，地方政府盘活了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觉，这几年哪个城市跑得快，哪个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快，这是简单直观的现象，但是房价透支，房屋的消费透支，动力减弱。这个危机刚刚显现，为什么大家看经济不看别的，看房地产，房地产如果销售的速度回不来，整个链条会出现断裂。
第四个危机来源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危机。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为什么粮价仍然上涨。国家要不断地抬高粮价，因为粮食价格的上升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办法。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随着城市的发展，随着农民工不断向城市涌入，我国农业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把新农村作为改革的重点，是有一系列的历史根源。因为，中国经济越全球化，中国就不能脱离全球经济循环；由于城乡一体化，由于农民工进城，农业生产的显性成本提高。我们知道过去农民种地是没有替代成本的，农民种地不算劳动力成本，农民工一旦进城，劳动力成本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是由于制度因素导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推高，同时农民工进城确实是一个城市化模式。这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农业改革新模式，这包括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城乡户籍制度一体化，城乡财政支出或者是公共支出一体化，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突破。
中西部如何寻找机会
《决策》：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传统制造业在这一次的金融风暴中受到了很大冲击，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倡导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这对中西部地区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
杨成长：这一次产业升级的压力是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度提升带来的。成本提升是好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贸易肯定是这样，首先是贸易产品的接轨，贸易产品接轨之后逐步要求生产要素接轨，中国制造业发展是通过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带动的。我们看到，所谓经济转型就是要通过几轮成本冲击来实现，成本冲击本身对经济、对工业发展都会有好处。正因为这样，现在中西部省份的优势就在我们看得见的成本上。
一个地区如果要素成本低，要么是人为压低的，要么是经济不发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部省份与珠三角和长三角毗邻，会在产业转移方面有很多便利的条件。但是，我认为不要把这一轮淘汰的产业从东部引到中西部，地方政府也不该让东部被淘汰的产业再到中西部地区来克隆。引来资本、资金、技术，并不是引来克隆的企业。当然，升级也不是简单地归结到发展高科技的产业，坦率地说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是政府，更不是学者研究出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地区在选择产业的时候要认识到，最符合自己优势的产业就是最好的产业。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新一轮经济调整，这一场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它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国应该怎样从这场危机中抓住发展机遇?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本刊记者在2008中部创新经济与企业融资论坛期间专访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先生。
危机发生不是偶然的
《决策》：如果说去年我们感受到的是成本的冲击，今年上半年我们感受的是需求萎縮的冲击。近期，尤其是g月份以来，是企业信誉的危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过去没有经历的经济周期。请问对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
杨成长：全世界有三类国家，一类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消费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第二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贸易国，提供了廉价的制造服务；第三是以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资源国，提供了资源。这三类国家形成了合理的分工，在上一轮繁荣当中，中国作为贸易加工国，起着一个中介作用。全球的三类国家有了最合理的分工，分工就会意味着效益，分工好效益自然会提高。
这一轮经济增长分工到一定的程度会出问题，中国和美国，制造国和消费国，把它的经济都发挥到极点。美国把消费发挥到了极致，把负债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它的国家负债、企业负债、家庭负债都到了极限；中国则是把储蓄发挥到极致，把投资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到美国去转一圈，人们很难想象，怎么这个有着13万亿美元GDP的国家，几乎看不到物质生产活动，这13万亿元GDP从哪来?美国的金融、品牌、技术、渠道、标准以及所获得的价格都是最大化。
我们可以看出，消费国，贸易加工国和资源国三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弦都绷到了极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决策》：这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危机，或者说一场经济调控，一场经济调整。请问这一轮的宏观调控跟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
杨成长：我们知道，1984年、1985年经历过一场经济调控，1992年、1993年经历过一场经济高热，但是这一轮经济高热跟以前都不一样，2003年到2007年经济一年比一年热的时候没有通货膨胀，过去每一轮经济过热的表现就是增长，到经济明显降温的时候，通货膨胀起来了。按照过去的惯例，如果说通货膨胀得到控制，那么这个宏观调控的危险性就下降了。可是大家看到，今年三季度CPI下降的很快，人们对宏观经济的担心反而增强，股市、房市就是最好的应证，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冷热周期，它的调控目标不是简单地把“空档”解决了，这是跟过去第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其次，我们所有的宏观指标到目前为止都还不足，但是我们企业对经营、经济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如果看一些宏观数据，一直到第三季度，我们的经济运行指标都在保持较强劲的增长，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企业的经营感受，企业家信心，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大家的收缩心态都很强，人们都担心，明年还有谁去投资。是宏观数据错了，还是企业家的感觉错了?
第三，我们不知道导致这轮经济调整的核心根源到底是什么。是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了我们，导致我们这轮经济调整，还是宏观紧缩过度导致我们的经济调整?大家可以看到，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出台新的房贷政策，刺激房地产，但是如果大家对此有信心，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股票应该上，但是政策出台之后，房地产的股票下跌加快，那就证明老百姓不相信。
经济增长模式危机
《决策》：的确，这一轮跟过去几轮很不一样，不是简单的冷热周期，这是否也反映出了200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问题呢?
杨成长：200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确实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我们说的危机首先就体现在贸易和增长的全球分工出了问题。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强劲增长，跟贸易的强劲拉动是分不开的，中国每年有近30％的贸易增长。由于制造业的快速上升，全球兴起了一轮传统产业的高峰期，带来了能源需求的大增加。当然，俄罗斯、巴西这样一些能源资源国也在其中受惠，全球能源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所以，这一轮全球的增长形成了消费国、贸易加工国之间的增长格局，但是这种增长格局发展到一定阶段是要出问题的。美国在这一轮增长当中它负债过多，次贷危机本质上是美元危机。可以说，美国消费过度了，中国投资过度了；美国逆差过度了，中国顺差过度了；美国的虚拟经济过度了，中国的实体经济过度了。经济增长到一定的程度，矛盾必然爆发。我觉得这一轮危机之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会一定程度的增强，贸易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
第二个危机体现在，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当中，以人为压低的价格所形成的低成本制造业模式出现了危机。我们的劳动力确实比别人便宜，但是这一轮增长当中，我们的土地、水、电以及其它资源，价格都比国际低很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条件，人为地压低稀缺的要素价格，各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很多地方搞零地价政策，这种模式能持久吗?问题在于，本来就应该全球定价的资源在中国被人为地压低了。
第三个危机体现在，这一轮增长当中的城市化建设模式的危机。2001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相互拉动来推动城市建设，现在大家到全国所有城市去看一下，这几年变化是最大的。跟1992年不同的是，1992年掀起的是商务楼，这一轮掀起的是片片住宅楼，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伴随着住宅的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钱都从哪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从哪来资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关键要靠土地，地方政府盘活了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觉，这几年哪个城市跑得快，哪个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快，这是简单直观的现象，但是房价透支，房屋的消费透支，动力减弱。这个危机刚刚显现，为什么大家看经济不看别的，看房地产，房地产如果销售的速度回不来，整个链条会出现断裂。
第四个危机来源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危机。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为什么粮价仍然上涨。国家要不断地抬高粮价，因为粮食价格的上升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办法。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随着城市的发展，随着农民工不断向城市涌入，我国农业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把新农村作为改革的重点，是有一系列的历史根源。因为，中国经济越全球化，中国就不能脱离全球经济循环；由于城乡一体化，由于农民工进城，农业生产的显性成本提高。我们知道过去农民种地是没有替代成本的，农民种地不算劳动力成本，农民工一旦进城，劳动力成本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是由于制度因素导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推高，同时农民工进城确实是一个城市化模式。这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农业改革新模式，这包括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城乡户籍制度一体化，城乡财政支出或者是公共支出一体化，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突破。
中西部如何寻找机会
《决策》：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传统制造业在这一次的金融风暴中受到了很大冲击，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倡导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这对中西部地区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
杨成长：这一次产业升级的压力是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度提升带来的。成本提升是好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贸易肯定是这样，首先是贸易产品的接轨，贸易产品接轨之后逐步要求生产要素接轨，中国制造业发展是通过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带动的。我们看到，所谓经济转型就是要通过几轮成本冲击来实现，成本冲击本身对经济、对工业发展都会有好处。正因为这样，现在中西部省份的优势就在我们看得见的成本上。
一个地区如果要素成本低，要么是人为压低的，要么是经济不发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部省份与珠三角和长三角毗邻，会在产业转移方面有很多便利的条件。但是，我认为不要把这一轮淘汰的产业从东部引到中西部，地方政府也不该让东部被淘汰的产业再到中西部地区来克隆。引来资本、资金、技术，并不是引来克隆的企业。当然，升级也不是简单地归结到发展高科技的产业，坦率地说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是政府，更不是学者研究出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地区在选择产业的时候要认识到，最符合自己优势的产业就是最好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