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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C位”；偶像；粉丝；神话；认同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5-0102-03
近年来，我国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层出不穷，节目除了引发网友广泛讨论之外，还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令粉丝狂热的团体偶像。这些“男团”“女团”们，由粉丝们从上百名节目选手中票选出道，选票排名第一的选手成为该偶像团体今后出席一切活动，发布一切作品的“C位”。“C”是“Center”的缩写，与中文的“位置”结合，即为中心位，站位在最中心，拥有最多的镜头量。
新媒体时代，文化呈现多样化、圈层化发展，原本传播在粉丝圈层的模因——“C位”在个体找寻认同、从众和不断博弈之中持续复制，在粉丝圈层的模因库中拥有了不同寻常的“生命力”：节目结束后，粉丝关于“C位”的“争斗”仍然继续，该词蹿升为网络热词，几年间人们的模仿意愿和模仿行为不见“冷却”趋势。对这一热词及其意指进行亚文化解读也就具有了必要的意义，本文接下来分别从“C位”本身、粉丝社群、资本方的视角对其生成机制进行了探析。
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指出，随着图像逐渐成为主流，视觉传播普及，图像和语言间出现了历史性的颠覆，即语言成为图像的寄生物[ 1 ]。原本作为一种视觉概念的“C位”正是视觉传播泛化的产物。养成系偶像粉丝作为成长在新媒体图像时代中的一代，为作为视觉符号的偶像争取“视觉的极致”。
罗兰·巴特在他的著作《神话学》和论文《图像的修辞》中，论述了符号学理论与视觉传播之间的关系。他将自然语言符号系统中简单的能指/所指关系，延伸至层次更为复杂的意指作用系统。第一层符号系统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即为符号，也就是意义，能指/所指 = 符号；第二层符号系统，语言所指代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即为意指，语言：能指/所指 = 意指。第一层与第二层所构成的两层符号系统结构，罗兰·巴特称其为“神话”。运用罗兰·巴特神话解释“C位”则可理解为，第一层语言是由用英文字母“C”和中文字“位”组成的能指与其所指“最中心的位置”所构成的符号，而这一具有意义的符号又可作为能指进入第二层符号系统，与表示更深一层概念的所指构成可称为“含蓄意指”[ 2 ]的符号，“这更深一层的概念”则深受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充满了文化象征意义和意识形态性[3]。
正如罗兰·巴特把神话定义为一种传播体系、一种话语、一种意义构造方式等[4]。“中心”象征权力、资源集中，这一视觉符号及其意义早在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播出之前就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生长在溶于人们骨髓的文化里。互联网开启传播新格局，重构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表达方式，浅显直白、浓缩概括、元素杂糅、标签化的词汇在网络传播的语境中拥有了极强的传播力，节目制作方调用话语策略造词、设置相应环节、制定规则触动粉丝的最优争夺目标与这一视觉符号的勾联，形成“C位”的神话体系，策略性的操作得以自然化，灌输给人们统一的、自然而然的价值观，追求“视觉的极致”，就是为偶像争取最多的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霍尔认为“认同”是一件永不会完成的作品，人们始终处在寻找认同的颠簸之旅中。在信息化的进程中，人们运用即时化的传播工具，群体之间、个体之间，具备了更多认同建构的可能性[5]。作为粉丝，零散个体的他们为了找寻对自我的认同，加入粉丝社群，集体行动，对抗排外，他者化其他偶像及其粉丝群体，集中力量确认自身优越性，为自己的偶像争夺“C位”。
2.1 粉丝参与形成认同
社交媒体成为主流媒体，内容信息的生产和受众之间的界限消失，作为用户的粉丝方便快速地参与到各种互动当中，这些互动不仅是简单的接触与反馈，还充满了主观能动性，并因此成为了互动、消费、生产、传播的多重身份统一体，正如著名文化研究理论家约翰·费斯克指出的，粉丝都是“过度读者”，他们总是主动地、热烈地、参与式地投入到文本当中[6]。粉丝文化研究的先驱亨利·詹金斯亦将粉丝文化形容为“参与性文化”[7]。
2.1.1 参与连接粉丝与粉丝
新媒体时代“参与性文化”作用下，当个体发现自己与特定的一类人具有某种共性，和一群人喜欢同一偶像时，就与他们建立了情感和价值观层面的连接，并对群体产生认同感。加之社交媒体是粉丝展开各种人际关系的强大媒介，加速了群体成员间的互动，并使数量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都聚集在统一平台上，粉丝们可以在快速互动中与其他具有共同兴趣的人建立紧密的联系，接触到日常生活中无法接触的庞大数量的粉丝。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中，为同一偶像投票，集体为偶像做任务，为偶像的排名兴奋感动、伤心难过；节目外，一起观看偶像的表演，收听音乐作品，一起为偶像“打榜”做数据、控评、宣传、反黑……
同时，社交平台上的及时沟通交流进一步促使粉丝在持续互动中，形成发展出组织化的粉丝群体，一批掌握各行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在经过对偶像的忠诚度考核之后组成或加入偶像后援会，成为成千上万粉丝的领导组织。而部分拥有技能，主要是能二次创作与偶像相关图片、视频等的粉丝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相关作品之后，引发关注，以粉丝身份收获粉丝，被称为“大粉”，是该粉丝群体内，一部分粉絲的意见领袖。通过后援会组织领导，“大粉”的话语指导，粉丝们的行为不再盲目，反而逐渐纪律化、程序化、规则化和组织化[ 8 ]。相反，不成组织、没有纪律的粉丝被称为“散粉”，他们对偶像的忠诚度，以及对粉丝身份的认同度低很多，因此也不表现出对“C位”的狂热。
2.1.2 参与连接粉丝与偶像
在以社交媒体为主的新媒体的作用下，关系被拉近的还有粉丝与偶像。非网络媒体时代，粉丝关注明星，成本高、反馈率极低，如今，新媒体使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不但成为可能，还愈发频繁、密切、复杂和亲密。粉丝狂热付出不是为了从关注偶像，与偶像的互动中获取现实利益，而是出于自愿的、纯粹的喜爱，以及自我投射心理，粉丝往往会被“镜像投射”因素左右，有人比喻，“追星就是在追自己”“我即偶像”。 于是，偶像的及时反馈与互动，正是该“拟态亲密关系”[9]中维系熟悉性与亲密感最有力的方式之一。每一位拥有众多粉丝的明星，都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一个个人场域，该场域拥有“磁场”，和因此被吸引而来的众多黏性用户，一旦偶像与他的黏性用户们展开互动，这一场域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因此具备了强大的传播效力[9]。当偶像站上“C位”，粉丝即将自己认知为“养成”的最大“功臣”，将偶像的成功视为自我身份认同的期待和补充。
2.2 粉丝对抗强化认同
认同的获得，并不只从群体内部出发，参与强化连接，它还可以转向群体外部，通过孤立与排外的对抗方式，划清界限、区分属性，不断定义“他者”，以确认本群体，建立对本群体的认知，对“他者”的诠释和定义直接体现和影响了认知的角度和深度[5]。
不同的粉丝社群之间并不会因为处在共同的文化圈层，或是因为相似的价值取向而形成认同，相反，他们会相互排斥，通过将内群体和相关的外群体，比如同偶像团体其他成员和其粉丝群体进行有利的比较，维持或实现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10]。团体中，“C位”出道的偶像，顺理成章获得最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C位狂热”的粉丝必定在偶像团体的任何活动中进行成员间的比较，如果“C位”与理应对应的资源不匹配，那么免不了该粉丝群体“制造”共同的敌人，与其他“圈”的“厮杀”以此来建立或维持自我身份的认同。
同理，粉丝除了针对同一团体偶像成员及其粉丝群体的排斥，还会与节目制作方和资本方之间产生碰撞和博弈，通过批判和对抗其资源的分配，和其对粉丝“韭菜的收割”，来维护自身的合理性。并转化为粉丝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自我的认同[ 1 1 ]。
视频网站平台方作为内容生产者，紧握时代“互动”脉搏，推出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将互动属性融入节目流程的各个环节，而每一环节的“互动”都在强调着竞争与争夺，“C位”则是选手和粉丝与整个节目互动所要争夺的目标，排名靠前出道则是次要选择。平台互动环节的设置，不仅是为了从受众在积极投身参与中，挖掘眼下的效益，更是为了为平台即将包装、生产出来的偶像培养有足够忠诚度的粉丝。
本质上，“C位”实为节目方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工业的话语策略，其在新媒体技术的助力下，借用“C位”本身就具有的神话属性、粉丝寻求认同的社会心理谋求资本的利益，他们化身为女性凝视的“代理人”，看似在为广大粉丝制定生产策略，“帮助”粉丝参与进来尽情地与偶像互动，便利地与同一群体的粉丝建立密切连接，确立社会认同与满足，但实际上，依据资本投入和产出的逻辑，偶像对于粉丝来讲的价值是偶像文本，而偶像对于资本来说的价值则是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带来的数据，及其背后所对应的各种利益。于是资本将“C位”的神话赋予偶像，成为粉丝们为偶像争夺的对象。看似粉丝通过购买和消费为偶像争取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但实际上是粉丝为所谓的资本和虚幻的各方利益裹挟，在符号化的媒介奇观中被麻醉，在沉浸式的狂欢中忘却对男权的批判对资本的警惕，心甘情愿地为其义务劳动和消费，最终异化为“C位狂热症”，而最后，“C位”的真正获得者为资本方。
此前《青春有你3》“倒奶”丑闻“出圈”，为偶像争夺“C位”和次要出道位疯狂购买“氪金”购买“奶盖”的粉丝首当其冲成为被网友谴责的对象。而当事件愈演愈烈，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躲在粉丝背后的资本方才逐渐显露。随着相关监管部门的介入，国内自2018年开始火热开展的偶像成团选秀节目终于在一片嘘声中按下了暂停键。不久之后，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面对这场由资本方制定规则，号召粉丝参与的游戏，似乎从源头上破坏其运转程序，让游戏玩家们戒掉“网瘾”才是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C位狂热症”的生成机制不论从“C位”该词本身、粉丝社群，还是资本方的视角出发，都与新媒体传播的特性密不可分，参与形成了新媒体时代的独特风貌。“C位”一词通过养成类选秀节目火热播出而进入用户和普罗大众的视野当中，甚至成为近年来首屈一指的网络词汇。除了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对“C位”的狂热追求外，从主流媒体到小众媒体、自媒体，从网络新媒体平台到传统纸质媒体、电视、广播等媒体都热衷于在媒体内容中不明缘由地运用“C位”一词，吸引注意，制造话题，博取数据流量，在这些背后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引进词和新造词神话的话语建构下，仍然放弃反思资本与现实。或许在新媒体泛娱乐化的时代下，身处其中被异化的人们都患上了“C位狂热症”。
可见，这一类似的网络热词并不单纯是一个快速流传又将被迅速抛弃的表达方式，而是一种承载着广阔公共讨论空间的泛娱乐向公共话语。在加强互联网监管之余，对新词进行正确认识，保持警惕，提升媒介化社会中的每一位公民的媒介意识和素养就显得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显义与晦义：批评文集之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3.
[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69.
[3]张静.论罗兰·巴特符号学与视觉传播理论[J].人文杂志，2013（9）：70-74.
[4]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7.
[5]吴志远.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J].国际新闻界，2018，40（11）：112-134.
[6]刘乃歌.面朝“她”时代：影視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与文化透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12）：94-98.
[7]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8]吕鹏，张原.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9（5）：64-72.
[9]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boys个案为例[J].当代传播，2017（6）：72-76.
[10]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3）：475-480.
[11]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J].编辑之友，2019（11）：5-12.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5-0102-03
近年来，我国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层出不穷，节目除了引发网友广泛讨论之外，还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令粉丝狂热的团体偶像。这些“男团”“女团”们，由粉丝们从上百名节目选手中票选出道，选票排名第一的选手成为该偶像团体今后出席一切活动，发布一切作品的“C位”。“C”是“Center”的缩写，与中文的“位置”结合，即为中心位，站位在最中心，拥有最多的镜头量。
新媒体时代，文化呈现多样化、圈层化发展，原本传播在粉丝圈层的模因——“C位”在个体找寻认同、从众和不断博弈之中持续复制，在粉丝圈层的模因库中拥有了不同寻常的“生命力”：节目结束后，粉丝关于“C位”的“争斗”仍然继续，该词蹿升为网络热词，几年间人们的模仿意愿和模仿行为不见“冷却”趋势。对这一热词及其意指进行亚文化解读也就具有了必要的意义，本文接下来分别从“C位”本身、粉丝社群、资本方的视角对其生成机制进行了探析。
1 神话：“C位”的意指
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指出，随着图像逐渐成为主流，视觉传播普及，图像和语言间出现了历史性的颠覆，即语言成为图像的寄生物[ 1 ]。原本作为一种视觉概念的“C位”正是视觉传播泛化的产物。养成系偶像粉丝作为成长在新媒体图像时代中的一代，为作为视觉符号的偶像争取“视觉的极致”。
罗兰·巴特在他的著作《神话学》和论文《图像的修辞》中，论述了符号学理论与视觉传播之间的关系。他将自然语言符号系统中简单的能指/所指关系，延伸至层次更为复杂的意指作用系统。第一层符号系统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即为符号，也就是意义，能指/所指 = 符号；第二层符号系统，语言所指代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即为意指，语言：能指/所指 = 意指。第一层与第二层所构成的两层符号系统结构，罗兰·巴特称其为“神话”。运用罗兰·巴特神话解释“C位”则可理解为，第一层语言是由用英文字母“C”和中文字“位”组成的能指与其所指“最中心的位置”所构成的符号，而这一具有意义的符号又可作为能指进入第二层符号系统，与表示更深一层概念的所指构成可称为“含蓄意指”[ 2 ]的符号，“这更深一层的概念”则深受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充满了文化象征意义和意识形态性[3]。
正如罗兰·巴特把神话定义为一种传播体系、一种话语、一种意义构造方式等[4]。“中心”象征权力、资源集中，这一视觉符号及其意义早在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播出之前就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生长在溶于人们骨髓的文化里。互联网开启传播新格局，重构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表达方式，浅显直白、浓缩概括、元素杂糅、标签化的词汇在网络传播的语境中拥有了极强的传播力，节目制作方调用话语策略造词、设置相应环节、制定规则触动粉丝的最优争夺目标与这一视觉符号的勾联，形成“C位”的神话体系，策略性的操作得以自然化，灌输给人们统一的、自然而然的价值观，追求“视觉的极致”，就是为偶像争取最多的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2 认同：粉丝参与和对抗
霍尔认为“认同”是一件永不会完成的作品，人们始终处在寻找认同的颠簸之旅中。在信息化的进程中，人们运用即时化的传播工具，群体之间、个体之间，具备了更多认同建构的可能性[5]。作为粉丝，零散个体的他们为了找寻对自我的认同，加入粉丝社群，集体行动，对抗排外，他者化其他偶像及其粉丝群体，集中力量确认自身优越性，为自己的偶像争夺“C位”。
2.1 粉丝参与形成认同
社交媒体成为主流媒体，内容信息的生产和受众之间的界限消失，作为用户的粉丝方便快速地参与到各种互动当中，这些互动不仅是简单的接触与反馈，还充满了主观能动性，并因此成为了互动、消费、生产、传播的多重身份统一体，正如著名文化研究理论家约翰·费斯克指出的，粉丝都是“过度读者”，他们总是主动地、热烈地、参与式地投入到文本当中[6]。粉丝文化研究的先驱亨利·詹金斯亦将粉丝文化形容为“参与性文化”[7]。
2.1.1 参与连接粉丝与粉丝
新媒体时代“参与性文化”作用下，当个体发现自己与特定的一类人具有某种共性，和一群人喜欢同一偶像时，就与他们建立了情感和价值观层面的连接，并对群体产生认同感。加之社交媒体是粉丝展开各种人际关系的强大媒介，加速了群体成员间的互动，并使数量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都聚集在统一平台上，粉丝们可以在快速互动中与其他具有共同兴趣的人建立紧密的联系，接触到日常生活中无法接触的庞大数量的粉丝。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中，为同一偶像投票，集体为偶像做任务，为偶像的排名兴奋感动、伤心难过；节目外，一起观看偶像的表演，收听音乐作品，一起为偶像“打榜”做数据、控评、宣传、反黑……
同时，社交平台上的及时沟通交流进一步促使粉丝在持续互动中，形成发展出组织化的粉丝群体，一批掌握各行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在经过对偶像的忠诚度考核之后组成或加入偶像后援会，成为成千上万粉丝的领导组织。而部分拥有技能，主要是能二次创作与偶像相关图片、视频等的粉丝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相关作品之后，引发关注，以粉丝身份收获粉丝，被称为“大粉”，是该粉丝群体内，一部分粉絲的意见领袖。通过后援会组织领导，“大粉”的话语指导，粉丝们的行为不再盲目，反而逐渐纪律化、程序化、规则化和组织化[ 8 ]。相反，不成组织、没有纪律的粉丝被称为“散粉”，他们对偶像的忠诚度，以及对粉丝身份的认同度低很多，因此也不表现出对“C位”的狂热。
2.1.2 参与连接粉丝与偶像
在以社交媒体为主的新媒体的作用下，关系被拉近的还有粉丝与偶像。非网络媒体时代，粉丝关注明星，成本高、反馈率极低，如今，新媒体使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不但成为可能，还愈发频繁、密切、复杂和亲密。粉丝狂热付出不是为了从关注偶像，与偶像的互动中获取现实利益，而是出于自愿的、纯粹的喜爱，以及自我投射心理，粉丝往往会被“镜像投射”因素左右，有人比喻，“追星就是在追自己”“我即偶像”。 于是，偶像的及时反馈与互动，正是该“拟态亲密关系”[9]中维系熟悉性与亲密感最有力的方式之一。每一位拥有众多粉丝的明星，都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一个个人场域，该场域拥有“磁场”，和因此被吸引而来的众多黏性用户，一旦偶像与他的黏性用户们展开互动，这一场域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因此具备了强大的传播效力[9]。当偶像站上“C位”，粉丝即将自己认知为“养成”的最大“功臣”，将偶像的成功视为自我身份认同的期待和补充。
2.2 粉丝对抗强化认同
认同的获得，并不只从群体内部出发，参与强化连接，它还可以转向群体外部，通过孤立与排外的对抗方式，划清界限、区分属性，不断定义“他者”，以确认本群体，建立对本群体的认知，对“他者”的诠释和定义直接体现和影响了认知的角度和深度[5]。
不同的粉丝社群之间并不会因为处在共同的文化圈层，或是因为相似的价值取向而形成认同，相反，他们会相互排斥，通过将内群体和相关的外群体，比如同偶像团体其他成员和其粉丝群体进行有利的比较，维持或实现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10]。团体中，“C位”出道的偶像，顺理成章获得最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C位狂热”的粉丝必定在偶像团体的任何活动中进行成员间的比较，如果“C位”与理应对应的资源不匹配，那么免不了该粉丝群体“制造”共同的敌人，与其他“圈”的“厮杀”以此来建立或维持自我身份的认同。
同理，粉丝除了针对同一团体偶像成员及其粉丝群体的排斥，还会与节目制作方和资本方之间产生碰撞和博弈，通过批判和对抗其资源的分配，和其对粉丝“韭菜的收割”，来维护自身的合理性。并转化为粉丝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自我的认同[ 1 1 ]。
3 资本操控：“C位狂热症”的始作俑者
视频网站平台方作为内容生产者，紧握时代“互动”脉搏，推出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将互动属性融入节目流程的各个环节，而每一环节的“互动”都在强调着竞争与争夺，“C位”则是选手和粉丝与整个节目互动所要争夺的目标，排名靠前出道则是次要选择。平台互动环节的设置，不仅是为了从受众在积极投身参与中，挖掘眼下的效益，更是为了为平台即将包装、生产出来的偶像培养有足够忠诚度的粉丝。
本质上，“C位”实为节目方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工业的话语策略，其在新媒体技术的助力下，借用“C位”本身就具有的神话属性、粉丝寻求认同的社会心理谋求资本的利益，他们化身为女性凝视的“代理人”，看似在为广大粉丝制定生产策略，“帮助”粉丝参与进来尽情地与偶像互动，便利地与同一群体的粉丝建立密切连接，确立社会认同与满足，但实际上，依据资本投入和产出的逻辑，偶像对于粉丝来讲的价值是偶像文本，而偶像对于资本来说的价值则是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带来的数据，及其背后所对应的各种利益。于是资本将“C位”的神话赋予偶像，成为粉丝们为偶像争夺的对象。看似粉丝通过购买和消费为偶像争取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但实际上是粉丝为所谓的资本和虚幻的各方利益裹挟，在符号化的媒介奇观中被麻醉，在沉浸式的狂欢中忘却对男权的批判对资本的警惕，心甘情愿地为其义务劳动和消费，最终异化为“C位狂热症”，而最后，“C位”的真正获得者为资本方。
此前《青春有你3》“倒奶”丑闻“出圈”，为偶像争夺“C位”和次要出道位疯狂购买“氪金”购买“奶盖”的粉丝首当其冲成为被网友谴责的对象。而当事件愈演愈烈，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躲在粉丝背后的资本方才逐渐显露。随着相关监管部门的介入，国内自2018年开始火热开展的偶像成团选秀节目终于在一片嘘声中按下了暂停键。不久之后，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面对这场由资本方制定规则，号召粉丝参与的游戏，似乎从源头上破坏其运转程序，让游戏玩家们戒掉“网瘾”才是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C位狂热症”的生成机制不论从“C位”该词本身、粉丝社群，还是资本方的视角出发，都与新媒体传播的特性密不可分，参与形成了新媒体时代的独特风貌。“C位”一词通过养成类选秀节目火热播出而进入用户和普罗大众的视野当中，甚至成为近年来首屈一指的网络词汇。除了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对“C位”的狂热追求外，从主流媒体到小众媒体、自媒体，从网络新媒体平台到传统纸质媒体、电视、广播等媒体都热衷于在媒体内容中不明缘由地运用“C位”一词，吸引注意，制造话题，博取数据流量，在这些背后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引进词和新造词神话的话语建构下，仍然放弃反思资本与现实。或许在新媒体泛娱乐化的时代下，身处其中被异化的人们都患上了“C位狂热症”。
可见，这一类似的网络热词并不单纯是一个快速流传又将被迅速抛弃的表达方式，而是一种承载着广阔公共讨论空间的泛娱乐向公共话语。在加强互联网监管之余，对新词进行正确认识，保持警惕，提升媒介化社会中的每一位公民的媒介意识和素养就显得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显义与晦义：批评文集之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3.
[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69.
[3]张静.论罗兰·巴特符号学与视觉传播理论[J].人文杂志，2013（9）：70-74.
[4]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7.
[5]吴志远.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J].国际新闻界，2018，40（11）：112-134.
[6]刘乃歌.面朝“她”时代：影視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与文化透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12）：94-98.
[7]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8]吕鹏，张原.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9（5）：64-72.
[9]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boys个案为例[J].当代传播，2017（6）：72-76.
[10]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3）：475-480.
[11]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J].编辑之友，2019（1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