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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中，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始终是一国物质财富的命脉和综合国力的根基，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界定也是源于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中枢作用。从理论上来看，实体经济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概念。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直接以分配和交换产生增值；而实体经济则是指生产可以增加人类使用价值、效用和福利的产品或为其服务的经济活动，其基础是物质生产部门，由成本和技术支撑定价。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既有相连促进的方面，又有相互脱离相互阻碍的方面。
在世界经济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历次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与实体经济基本不关联，但深究其根源，他们都与当前金融“脱实向虚”的过度发展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在总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正确把脉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重塑被一再强调，并提升到新的战略发展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金融业的高度集聚性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反复的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了国际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复苏态势一波三折，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增长已进入到一个趋势性放缓的阶段。当前，“脱实向虚”、“以钱生钱”热潮不减，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分离趋势日益明显，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转型发展攻坚期，实体经济企稳回转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双重压力。虽然国内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在以往思路上已做出适当调整，但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一直存在，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引发质疑。围绕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寻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最佳的组合与平衡点成为决策者及监管层必须面对与解决的工作难点和重点。笔者从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评估出发，分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性不足的原因，以稳定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为着眼点，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一整套金融政策体系与调节机制，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质效评估
为解决实体经济发展问题，国家已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但实体经济身陷困境的局面仍未缓解，突出表现在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基础薄弱、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脱节分离的趋势明显两个方面。
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的基础薄弱
实体投资锐减，产业呈空心化。产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依靠原材料、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的共同投入推动。受危机重创之后，在资产泡沫和高通胀率的双重挤压之下，实体经济投入大量流失，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一路下降，第三产业贡献率逐步逼近，如图1所示。
据统计，2013年一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54569亿元，增长7.8%，占GDP的比重为45.9%；第三产业增加值56859亿元，增长8.3%，占GDP的比重为47.8%；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首次超过制造业。其中，投资锐减是引发产业空心化的最主要原因。第一，在一度放缓的经济复苏进程中，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延续疲态。201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6483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3%），比2011年回落3.4个百分点。第二，受投资瓶颈的约束，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迅速转移和外迁，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减弱。2012年1～12月，第三产业投资197159亿元，增速增长0.2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投资158672亿元，增速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154636亿元，增速比1～11月回落1.1个百分点。第三，外商直接投资在危机之后出现首次下降，总额达到1117亿美元，比2011年减少3.7%。2013年一季度，企业资金周转指数为58.2%，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5和2.2个百分点。国内经济发展存在因实体经济投资不足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外需持续疲弱，出口增速剧降。在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并不明朗的形势下，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国内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在拉动国民经济出口方面遇到瓶颈约束。雖然外贸出口总额不断上升，但外需疲软仍在继续，出口增速下降，外贸依存度进一步回落，如图2所示。
此外，我国贸易顺差的减少和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企业利润的下降同步发生。据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外贸净出口（顺差）增加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6%，外贸依存度降至47%；2013年5月我国出口1827.7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出口外需萎缩停滞，外需的超预期下滑阻碍了实体经济回升。
企业生产下挫，实体利润缩水。面对产能过剩、成本上升、资金不足、订单外流以及贸易摩擦等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自身信心不足，盈利能力下降，具体表现为：第一，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态势不明。据《2013年第一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一季度企业经营景气指数为57.1%，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5和6.5个百分点，企业销货款回笼指数为62.1%，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6和2个百分点。第二，部分行业利润下滑比较明显。根据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速比上年回落3.9个百分点，企业产销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在已发布2013年中期业绩预告的913家上市公司中，有多达52%的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出现下滑，并多集中于餐饮旅游、化工、农林牧渔、钢铁业、传统机械制造业等行业。
经济失衡增加实体经济的脆弱性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期，国内金融部门发展速度已超过实体经济，而且部分地区的金融资产规模也超过实物资产规模，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互换的表象背后，隐藏了经济失衡的本质，经济体系内的不平衡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脆弱性。 资金价格双轨，施加融资压力。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渐进式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金融体系内部的自发调节机制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金融领域的二元结构及其诱发的资金价格双轨制给实体经济施加了较大的融资压力。在“影子银行”和“全民泛金融化”的趋势下，银行的存贷利率并不能客观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真实价格，资金市场上价格双轨并行。长时间维持的高位同业市场资金价格进一步扰乱了市场流动性预期，金融机构去杠杆活动进一步加大了实体经济流动性收缩力度，使得利润微薄的实体经济融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短期资金成本逐步上升。自2013年5月以来，长期资金成本已上升1.5个百分点，未来12个月还可能上升0.5到1个百分点。
高倍利润差额，加速虚实背离。资本的逐利性质决定其必然流向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巨大的利润差，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向高利润的非实体领域急速流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背离。在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同业市场间低价易得的资金使得不少金融机构绕开信贷额度控制和杠杆的限制，通过信托融资等系列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利活动，将资金等投向房地产及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脱离实体经济实现自我增值。从审计署公布的36家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结果看，包括信托融资在内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融资从2010年到2012年末已飙升125%。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被扭转为“以钱生钱”的虚拟活动，资金在金融领域“空转”，一旦市场流动性收紧，实体经济融资主体极易遭遇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困境。
金融杠杆高企，催生投资泡沫。金融机构的高杠杆与资源错配，导致了企业的流动性过剩和高杠杆经营，国内实体经济忽视扩大产能，转向虚拟投资，造成实体经济振兴乏力。企业通过实体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虚拟经济领域，大量民间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热钱”，引发实体经济投资泡沫。这突出表现为上市公司利用大量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投资产品，忽视扩大产能再生产，非上市公司通过利用各种途径从事民间借贷活动牟利，大量资金流向增价资产和政府投资平台，原本流向实体经济的生产资金被抽空。根据摩根大通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约为5.86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9%。
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大方向下，大量的信贷投放与政府投资等各种刺激政策接连不断，但资金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存在，实体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鼓励与引导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正常的复苏轨道。
金融支持政策执行不力。虽然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多次下发相关文件，强调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但是由于对政策的贯彻落实缺少监督，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功效的短期化特征明显。随着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效应日益敏感，在信贷规模受限的情况下，部分地区政策执行缺少规范，信贷倾斜政策未能有效落实，对处于低端产业链条以及狭小市场的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更加严格，实体经济受益于金融支持的范围与力度有限。此外，相关配套辅助政策、信用环境等也制约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发挥。
金融资源错配投向偏失。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金融体系的功能不能完全适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具体表现为：金融部门依托贷款形式，通过利率管制压低资金成本，为重资产的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服务；实体经济体系中大量轻资产的现代服务业、科技文化产业、绿色经济产业则尚处于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此外，储蓄与投资的转化机制不畅，游离于监管体系边缘的民间资金难以通过有效合法的途径参与实体经济运营发展，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与浪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实体经济融资结构失衡。实体经济过分依赖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具有不可持续性。国内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增长过快，截至2013年5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39.57万亿元，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50万亿元，其中贷款增长最快，已从2007年底的27.8万亿元达到目前的67.22万亿元。相比之下，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很不发达，虽然截至2012年底，债券市场的发行余额已超过23.8万亿元，但债券余额的60%以上仍為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持有。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金融风险过多集中于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之中，阻碍了整个金融系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动性。
金融创新正负效应倒置。从理论上讲，金融创新重在以金融体制的变革和金融工具的研发与推广来增添潜在利润，维持一种以盈利动机推动金融持续不断发展的状态。当前，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效与预期相差甚远，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创新帮扶实体的正向效应小于挫伤实体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效益倒置。除了商业银行传统金融业务与创新业务的关系处理不当、契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创新缺乏等原因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基础性产品的发展也远远不足，金融工具的同质化已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多样化需求。相反，影子银行体系内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非正规金融创新泛滥，徘徊在监管体系边缘的影子银行将资金输入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将风险隐患传染给了实体经济的运作。
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缺位。虽然社会融资总量在增长，但真正到位实体经济的融资数量并不多，在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进程中，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机制缺失。从准入上说，国务院已出台相关规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推动民间资本开办银行和金融机构，但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主体对自身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尚不明确，多层次的竞争性格局并未形成。从退出上说，当前扰乱金融秩序的违规违法活动存在于整体金融体系之中，风险不可避免地在传递，甚至波及实体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而清理退出机制不完善，使得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资金无法及时有序地退出高风险投资领域，实体经济资金注入不到位。
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透过经济表象寻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性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深度把握国家金融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配合实体经济优化升级的进程，以市场机制调动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是引导资金从虚拟市场导入实体经济、扭转流动性“脱实向虚”趋势的政策选择。
推进市场化改革，激活实体经济。在以银行资本为核心的金融资本网状联合控制的格局下，要将资本配置于具有最大经济效益的实体经济部门，就必须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方面，面对信贷市场供求偏紧、贷款利率上浮压力较大的局面，在可监控的范围内完全放开银行体系的贷款利率定价、信贷额度控制以及贷款投向管制，在市场主体可容忍的范围内，将资本配置于高回报率项目或强竞争力企业。另一方面，在当前存款增长缓慢、流动性相对紧缺的情况下，由存款利率减档过度到完全放开利率上限，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为大量民间闲散资金疏通投资渠道，加速实体经济产业资本的形成。此外，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风险，最终构建一个成熟的市场化体系，利用市场引导资金流向亟待升级的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具有经济效率、就业创造能力的中小企业。
盘活资金流动性，渗透实体经济。根据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导向，适度微调流动性管理策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政策的适用性。第一，差别化流动性管理已成为央行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第一步，组合运作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及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创新工具，审时度势，调节银行体系流行性。有限度地允许商业银行核销坏账，将部分资金从产能过剩企业撤出，引向符合监管要求的实体经济领域。第二，在新增贷款有限的情况下，要有步骤、有差别地退出房地产、平台贷和“两高一剩”等高风险和产能过剩的行业，盘活贷款存量，同时深入了解实体经济发展的态势，强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开发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根据项目资金的周期性特点，实施资金账户监管，确保回笼资金及时归还，提高风险防范的前瞻性。第三，利用政府对资金流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通过减免中小企业税收等方式，以高投资回报率吸引资金流入。
调整金融结构面，对接实体经济。“钱荒”高峰过后，国内资金面滑入“紧平衡”状态，围绕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利用信贷杠杆推进金融结构面的调整，保持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是解决银企双方隐忧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调整融资结构，改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重失衡的状况。加速开发契合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完善制度安排与优化准入标准，鼓励经济活跃地区的实体经济主体走向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等融资渠道；推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规范有序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包括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挂牌公司推荐、股权代理买卖等业务。另一方面，调整客户结构，纠正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信贷偏离现状。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要统筹兼顾流动性与盈利性等经营目标，针对大中型核心企业客户，建立健全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客户理财、资产管理、財产保险、投资咨询等方面的金融需求。针对处于发展状态的中小企业客户，要适当提高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配合地方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积极性，警惕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
加大金融再创新，助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因，金融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借鉴国际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准确把握金融创新的量与度，是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首先，以传统业务为前提，通过优化升级实现创新。金融机构要做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传统业务，将优化业务流程、精简组织机构、改进考核激励等贯穿于日常业务处理的全过程，实现精细化管理和效率化经营。其次，以现有产品为基础，通过技术创造实现创新。各方市场要围绕服务对象及资金投向，借助现代科技与互联网技术，设计满足客户需求的一揽子金融产品。大力推广我国已推出的利率、汇率、股票、权证、股指期货以及商品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继续推进衍生品的品种和业务创新，推进基础资产金融化。
完善准入与退出机制，力挺实体经济。针对社会资金闲散与实体资金缺位的矛盾，培育有保障力、有竞争力的资金供给组织，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第一，抓住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政策机遇，放宽金融市场准入，运用社会资金，发展各种自担风险的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等合规合法的金融主体，构建竞争性市场格局，推进资金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第二，健全和完善退出机制，综合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调控的作用，推动泡沫投资有序退出。依靠政策强力引导社会资金从低附加值、高风险领域向高附加值、低风险的实体经济领域转移。运用资本市场与专业援助机构的力量，采取措施化解资金退出过程中遇到的制度难题与债务风险，深化改革，促使资金转向新兴优势产业并从过剩行业退出。第三，建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保证金制度与考核评价制度，参照资金投向与效益，对金融机构给予考核评价，一旦发现其金融行为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相偏离，则追究其责任并给予相应惩戒。
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复苏格局中，国内“脱实向虚”、“以钱生钱”热潮不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充分发挥金融力量助推实体经济企稳回转，事关发展的全局。从评估结果出发，寻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性不足的多重诱因，结合多方面力量综合统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水平，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世界经济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历次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与实体经济基本不关联，但深究其根源，他们都与当前金融“脱实向虚”的过度发展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在总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正确把脉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重塑被一再强调，并提升到新的战略发展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金融业的高度集聚性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反复的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了国际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复苏态势一波三折，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增长已进入到一个趋势性放缓的阶段。当前，“脱实向虚”、“以钱生钱”热潮不减，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分离趋势日益明显，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转型发展攻坚期，实体经济企稳回转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双重压力。虽然国内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在以往思路上已做出适当调整，但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一直存在，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引发质疑。围绕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寻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最佳的组合与平衡点成为决策者及监管层必须面对与解决的工作难点和重点。笔者从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评估出发，分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性不足的原因，以稳定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为着眼点，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一整套金融政策体系与调节机制，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质效评估
为解决实体经济发展问题，国家已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但实体经济身陷困境的局面仍未缓解，突出表现在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基础薄弱、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脱节分离的趋势明显两个方面。
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的基础薄弱
实体投资锐减，产业呈空心化。产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依靠原材料、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的共同投入推动。受危机重创之后，在资产泡沫和高通胀率的双重挤压之下，实体经济投入大量流失，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一路下降，第三产业贡献率逐步逼近，如图1所示。
据统计，2013年一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54569亿元，增长7.8%，占GDP的比重为45.9%；第三产业增加值56859亿元，增长8.3%，占GDP的比重为47.8%；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首次超过制造业。其中，投资锐减是引发产业空心化的最主要原因。第一，在一度放缓的经济复苏进程中，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延续疲态。201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6483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3%），比2011年回落3.4个百分点。第二，受投资瓶颈的约束，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迅速转移和外迁，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减弱。2012年1～12月，第三产业投资197159亿元，增速增长0.2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投资158672亿元，增速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154636亿元，增速比1～11月回落1.1个百分点。第三，外商直接投资在危机之后出现首次下降，总额达到1117亿美元，比2011年减少3.7%。2013年一季度，企业资金周转指数为58.2%，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5和2.2个百分点。国内经济发展存在因实体经济投资不足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外需持续疲弱，出口增速剧降。在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并不明朗的形势下，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国内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在拉动国民经济出口方面遇到瓶颈约束。雖然外贸出口总额不断上升，但外需疲软仍在继续，出口增速下降，外贸依存度进一步回落，如图2所示。
此外，我国贸易顺差的减少和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企业利润的下降同步发生。据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外贸净出口（顺差）增加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6%，外贸依存度降至47%；2013年5月我国出口1827.7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出口外需萎缩停滞，外需的超预期下滑阻碍了实体经济回升。
企业生产下挫，实体利润缩水。面对产能过剩、成本上升、资金不足、订单外流以及贸易摩擦等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自身信心不足，盈利能力下降，具体表现为：第一，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态势不明。据《2013年第一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一季度企业经营景气指数为57.1%，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5和6.5个百分点，企业销货款回笼指数为62.1%，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6和2个百分点。第二，部分行业利润下滑比较明显。根据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速比上年回落3.9个百分点，企业产销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在已发布2013年中期业绩预告的913家上市公司中，有多达52%的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出现下滑，并多集中于餐饮旅游、化工、农林牧渔、钢铁业、传统机械制造业等行业。
经济失衡增加实体经济的脆弱性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期，国内金融部门发展速度已超过实体经济，而且部分地区的金融资产规模也超过实物资产规模，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互换的表象背后，隐藏了经济失衡的本质，经济体系内的不平衡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脆弱性。 资金价格双轨，施加融资压力。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渐进式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金融体系内部的自发调节机制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金融领域的二元结构及其诱发的资金价格双轨制给实体经济施加了较大的融资压力。在“影子银行”和“全民泛金融化”的趋势下，银行的存贷利率并不能客观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真实价格，资金市场上价格双轨并行。长时间维持的高位同业市场资金价格进一步扰乱了市场流动性预期，金融机构去杠杆活动进一步加大了实体经济流动性收缩力度，使得利润微薄的实体经济融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短期资金成本逐步上升。自2013年5月以来，长期资金成本已上升1.5个百分点，未来12个月还可能上升0.5到1个百分点。
高倍利润差额，加速虚实背离。资本的逐利性质决定其必然流向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巨大的利润差，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向高利润的非实体领域急速流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背离。在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同业市场间低价易得的资金使得不少金融机构绕开信贷额度控制和杠杆的限制，通过信托融资等系列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利活动，将资金等投向房地产及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脱离实体经济实现自我增值。从审计署公布的36家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结果看，包括信托融资在内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融资从2010年到2012年末已飙升125%。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被扭转为“以钱生钱”的虚拟活动，资金在金融领域“空转”，一旦市场流动性收紧，实体经济融资主体极易遭遇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困境。
金融杠杆高企，催生投资泡沫。金融机构的高杠杆与资源错配，导致了企业的流动性过剩和高杠杆经营，国内实体经济忽视扩大产能，转向虚拟投资，造成实体经济振兴乏力。企业通过实体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虚拟经济领域，大量民间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热钱”，引发实体经济投资泡沫。这突出表现为上市公司利用大量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投资产品，忽视扩大产能再生产，非上市公司通过利用各种途径从事民间借贷活动牟利，大量资金流向增价资产和政府投资平台，原本流向实体经济的生产资金被抽空。根据摩根大通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约为5.86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9%。
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大方向下，大量的信贷投放与政府投资等各种刺激政策接连不断，但资金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存在，实体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鼓励与引导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正常的复苏轨道。
金融支持政策执行不力。虽然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多次下发相关文件，强调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但是由于对政策的贯彻落实缺少监督，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功效的短期化特征明显。随着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效应日益敏感，在信贷规模受限的情况下，部分地区政策执行缺少规范，信贷倾斜政策未能有效落实，对处于低端产业链条以及狭小市场的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更加严格，实体经济受益于金融支持的范围与力度有限。此外，相关配套辅助政策、信用环境等也制约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发挥。
金融资源错配投向偏失。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金融体系的功能不能完全适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具体表现为：金融部门依托贷款形式，通过利率管制压低资金成本，为重资产的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服务；实体经济体系中大量轻资产的现代服务业、科技文化产业、绿色经济产业则尚处于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此外，储蓄与投资的转化机制不畅，游离于监管体系边缘的民间资金难以通过有效合法的途径参与实体经济运营发展，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与浪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实体经济融资结构失衡。实体经济过分依赖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具有不可持续性。国内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增长过快，截至2013年5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39.57万亿元，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50万亿元，其中贷款增长最快，已从2007年底的27.8万亿元达到目前的67.22万亿元。相比之下，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很不发达，虽然截至2012年底，债券市场的发行余额已超过23.8万亿元，但债券余额的60%以上仍為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持有。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金融风险过多集中于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之中，阻碍了整个金融系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动性。
金融创新正负效应倒置。从理论上讲，金融创新重在以金融体制的变革和金融工具的研发与推广来增添潜在利润，维持一种以盈利动机推动金融持续不断发展的状态。当前，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效与预期相差甚远，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创新帮扶实体的正向效应小于挫伤实体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效益倒置。除了商业银行传统金融业务与创新业务的关系处理不当、契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创新缺乏等原因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基础性产品的发展也远远不足，金融工具的同质化已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多样化需求。相反，影子银行体系内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非正规金融创新泛滥，徘徊在监管体系边缘的影子银行将资金输入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将风险隐患传染给了实体经济的运作。
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缺位。虽然社会融资总量在增长，但真正到位实体经济的融资数量并不多，在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进程中，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机制缺失。从准入上说，国务院已出台相关规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推动民间资本开办银行和金融机构，但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主体对自身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尚不明确，多层次的竞争性格局并未形成。从退出上说，当前扰乱金融秩序的违规违法活动存在于整体金融体系之中，风险不可避免地在传递，甚至波及实体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而清理退出机制不完善，使得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资金无法及时有序地退出高风险投资领域，实体经济资金注入不到位。
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透过经济表象寻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性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深度把握国家金融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配合实体经济优化升级的进程，以市场机制调动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是引导资金从虚拟市场导入实体经济、扭转流动性“脱实向虚”趋势的政策选择。
推进市场化改革，激活实体经济。在以银行资本为核心的金融资本网状联合控制的格局下，要将资本配置于具有最大经济效益的实体经济部门，就必须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方面，面对信贷市场供求偏紧、贷款利率上浮压力较大的局面，在可监控的范围内完全放开银行体系的贷款利率定价、信贷额度控制以及贷款投向管制，在市场主体可容忍的范围内，将资本配置于高回报率项目或强竞争力企业。另一方面，在当前存款增长缓慢、流动性相对紧缺的情况下，由存款利率减档过度到完全放开利率上限，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为大量民间闲散资金疏通投资渠道，加速实体经济产业资本的形成。此外，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风险，最终构建一个成熟的市场化体系，利用市场引导资金流向亟待升级的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具有经济效率、就业创造能力的中小企业。
盘活资金流动性，渗透实体经济。根据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导向，适度微调流动性管理策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政策的适用性。第一，差别化流动性管理已成为央行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第一步，组合运作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及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创新工具，审时度势，调节银行体系流行性。有限度地允许商业银行核销坏账，将部分资金从产能过剩企业撤出，引向符合监管要求的实体经济领域。第二，在新增贷款有限的情况下，要有步骤、有差别地退出房地产、平台贷和“两高一剩”等高风险和产能过剩的行业，盘活贷款存量，同时深入了解实体经济发展的态势，强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开发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根据项目资金的周期性特点，实施资金账户监管，确保回笼资金及时归还，提高风险防范的前瞻性。第三，利用政府对资金流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通过减免中小企业税收等方式，以高投资回报率吸引资金流入。
调整金融结构面，对接实体经济。“钱荒”高峰过后，国内资金面滑入“紧平衡”状态，围绕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利用信贷杠杆推进金融结构面的调整，保持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是解决银企双方隐忧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调整融资结构，改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重失衡的状况。加速开发契合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完善制度安排与优化准入标准，鼓励经济活跃地区的实体经济主体走向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等融资渠道；推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规范有序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包括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挂牌公司推荐、股权代理买卖等业务。另一方面，调整客户结构，纠正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信贷偏离现状。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要统筹兼顾流动性与盈利性等经营目标，针对大中型核心企业客户，建立健全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客户理财、资产管理、財产保险、投资咨询等方面的金融需求。针对处于发展状态的中小企业客户，要适当提高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配合地方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积极性，警惕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
加大金融再创新，助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因，金融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借鉴国际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准确把握金融创新的量与度，是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首先，以传统业务为前提，通过优化升级实现创新。金融机构要做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传统业务，将优化业务流程、精简组织机构、改进考核激励等贯穿于日常业务处理的全过程，实现精细化管理和效率化经营。其次，以现有产品为基础，通过技术创造实现创新。各方市场要围绕服务对象及资金投向，借助现代科技与互联网技术，设计满足客户需求的一揽子金融产品。大力推广我国已推出的利率、汇率、股票、权证、股指期货以及商品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继续推进衍生品的品种和业务创新，推进基础资产金融化。
完善准入与退出机制，力挺实体经济。针对社会资金闲散与实体资金缺位的矛盾，培育有保障力、有竞争力的资金供给组织，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第一，抓住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政策机遇，放宽金融市场准入，运用社会资金，发展各种自担风险的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等合规合法的金融主体，构建竞争性市场格局，推进资金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第二，健全和完善退出机制，综合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调控的作用，推动泡沫投资有序退出。依靠政策强力引导社会资金从低附加值、高风险领域向高附加值、低风险的实体经济领域转移。运用资本市场与专业援助机构的力量，采取措施化解资金退出过程中遇到的制度难题与债务风险，深化改革，促使资金转向新兴优势产业并从过剩行业退出。第三，建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保证金制度与考核评价制度，参照资金投向与效益，对金融机构给予考核评价，一旦发现其金融行为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相偏离，则追究其责任并给予相应惩戒。
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复苏格局中，国内“脱实向虚”、“以钱生钱”热潮不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充分发挥金融力量助推实体经济企稳回转，事关发展的全局。从评估结果出发，寻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性不足的多重诱因，结合多方面力量综合统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水平，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