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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诗般，80岁高龄畅想《日出》；似梦幻，离春天不远的日子奔向“原野”。
金湘，当代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为世界留下了歌剧、交响乐、协奏曲、合唱、室内乐、影视音乐等百余部音乐作品与多部艺术评论的理论文章。
金湘与天津
金湘曾于上世纪50年代在天津求学，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员和工作人员，他在天津度过了一段无法忘怀的岁月，正是那一段岁月促使金湘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观。金湘对天津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十分关心与支持天津的艺术事业，十余年来与常住天津的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与金湘最初相识于2004年10月。当时我在天津发起首届“中国歌剧艺术发展论坛”，并担任论坛的会议主席，金湘是看到上海《歌剧》杂志刊发的会议通知后首位报名参会的作曲家。时至今天，随着关心与出席论坛的钱仁康、周巍峙、李刚、楼乾贵、冯文慈、张越男与田川、王莘、孙从音、陈贻鑫、胡士平、高介云、石夫、焦杰等的远逝，现在看来那场论坛确实是一次不可复制的“中国歌剧艺术发展道路”的盛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毕竟当时还没有高雅艺术复兴的号角，在那样的时间点，能有如此众多的著名艺术家出席论坛，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歌剧情怀啊！会议第一次以“中国歌剧艺术发展历史”为主题，以关注“中国歌剧艺术创作历程、歌剧演出历史、中国歌剧艺术发展走向”为宗旨，对中国歌剧艺术走过的岁月进行了富有激情的回顾和充满理性的思考，从艺术史学的角度全面回顾了中国歌剧艺术的辉煌成就，客观地勾勒出中国歌剧艺术的发展脉络。
从歌剧作为综合艺术的角度考虑，论坛广泛地邀请了在歌剧界广受赞誉的理论家、指挥家、作曲家、歌唱家、翻译家、编剧家及演出管理家、编辑家、舞台美术家等众多名家出席。所以，当我邀请时年69岁的金湘在主席台就座时，金湘真心地与我谦让了一番，说“李晋纬、荆蓝、李光羲、茅沅、孙从音、高介云、石夫、焦杰、戴鹏海、李执恭等都比我年长，你让我坐在上面，我坐不住啊”。其实，作为会议主席的我考虑的是各界都要有代表，何况作为民间发起的论坛，我还是有“权力”的。所以，论坛开幕式上，当我介绍到金湘的时候，还特意加上了一句“这位是我崇拜的作曲家金湘”，与会的学者、艺术家都抚掌大笑了。我想，参加此次论坛的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教授、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辑赵易山教授一定都还记得那个温馨的瞬间吧。会后，李稻川老师还惊奇地问我如何对几十名与会者的介绍与作品倒背如流、了如指掌。也正是从那次论坛之后，我开始了与金湘的真诚友谊与坦诚交往。
我与金湘一样喜欢上海歌剧院主办的《歌剧》杂志，我也多次看到金湘老师发表在《歌剧》杂志上的谈中国歌剧美学问题的论文，受益匪浅。2006年10月，我主持筹办的“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季羡林先生还为会议题词。我邀请金湘作为中国歌剧界的专家专程到天津出席“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金湘作为一个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艺术家，一位关注美学研究前沿的作曲家，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的发言语惊四座、备受关注，这让我这样一位潜心关注民族艺术的“志愿者”也顿时觉得底气十足。
2007年，天津交响乐团、天津歌舞剧院分别推出了他的交响乐专场音乐会与歌剧《原野》，那一段时间里金湘与李稻川更是多次往返京津。我曾邀请王莘的夫人、天津歌剧团老团长王慧芬与金湘的夫人李稻川、沈湘的夫人李晋玮等一起欢聚叙旧，谱写了一段“歌剧情”的佳话。2009年4月，卞祖善老师与我联手在天津推出“中国舞剧名曲交响音乐会”，并举办了舞剧音乐创作座谈会，作曲家奚其明、杨青等专程来津出席。作为长期倡导、支持中国民族音乐作品的领军人物，金湘闻听座谈会的消息后又专程来津。
十余年的交往、交流，我与金湘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但金湘对青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天津却从未曾淡忘，有着想忘也忘不掉的不解情怀。
金湘与民族
我虽不是作曲界人，但我对金湘及其作品的评价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金湘自觉地将创作根植于关注中国民间音乐、根植于中华传统美学观这两个方面，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
2003年，《人民音乐》杂志曾发表了一篇《“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在这篇四人谈中，金湘、赵宋光、乔建中、谢嘉幸提出了“中华乐派”的问题，得到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为此，2006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50余人出席盛会。我与著名声乐教育家、天津音乐学院前院长石惟正应邀出席会议，有幸再次当面聆听金湘老师对“中华乐派”的阐释。
参加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巨大，使我收获颇丰。“中华乐派”的提出恰与我不久前提出的“艺术自觉、社会和谐”不谋而合，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以为，“中华乐派”的提出是当代中国乐坛的重要文化事件，标志着当代中华乐人作为一个文化群体自我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将对当代中国音乐的创作、表演、研究与教育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音乐界的文化意识觉醒也以独特、有力的形式强化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华文化整体自觉，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后，我联合天津音乐界、教育界、学术界共同创办了“中华情——中国作曲家作品系列音乐会”，以举办我国作曲家作品专场的形式为弘扬与建设“中华乐派”做些切实可行的努力，也为中华乐派的成长建设呐喊助威。为此，“中华情——中国作曲家作品系列音乐会”不仅成为国内最早推出的中国作品系列专场音乐会之一，也成为“中华乐派论坛”会议的重要“实践成果”。自2007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多场，成为天津交响乐团的一张名片。2007年11月，在天津举行“中华情——中国作曲家作品系列音乐会”首场演出期间，针对原定于2007年在某地再次举行中华乐派会议未能实现的情况，我又一次倡议金湘先生将“中华乐派论坛”办成永久性论坛，并表示天津音乐界、教育界、学术界都愿意为建设“中华乐派”做些具体的工作。此举得到金湘、谢嘉幸等多位学者的响应与支持。经过与中国音乐学院、天津市美学学会等多家单位近一年的筹备，“中华乐派学术论坛”终于在2010年12月再次与大家见面。 2010年12月10至13日，由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市美学学会、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办，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美学会、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协办的“中华乐派学术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哈尔滨、上海、杭州、西安、广州、成都、武汉、南京等地的60余名专家莅临会议并做精彩发言。为迎接论坛的顺利召开，作为天津方面的会议负责人，我决定为会议提前编发文集献给参会专家，并为文集撰写序言，序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中华乐派’并非要成立一个音乐圈子，所表达的也并非少数音乐家的艺术诉求，而是中华乐人所提出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立场与艺术理想，反映了中华乐人的文化自觉及通过回归本民族音乐传统，呈现本民族音乐风格，实现中华乐人在文化人格上的自我确认，自我独立的精神诉求，对当代中国音乐界具有普遍的启示作用。”换句话说，建设“中华乐派”的意义，并不在于成就一个由有限音乐家群体组成的音乐流派，“中华乐派”应由全体中华乐人组成，其音乐风格的独特性也是相对于西方音乐的整体面貌而言，是一种族群的文化特征与民族的艺术精神。在这个小册子印发前，我曾征求金湘老师的意见，金湘老师认真看后，用特有的口音说：“坦白地告诉你，写文字还得您们这帮人。”他又说，“中华乐派”不是金湘个人的，金湘也不是“中华乐派”的唯一代表。
由于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我为金湘一生钟情的“中华乐派”不遗余力地呐喊助威、奔走呼号，“中华乐派学术论坛”成为永久性论坛亦是我们忘年交友谊的见证与结晶。
金湘与未来
金湘老师去世后，我翻阅了与他交往的部分资料。在邮箱中发现了2014年1月金湘发给我的邮件，心生无限感慨。2015年12月25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金湘与我最后一次邮件”的文字，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哲学院薛富兴教授评论道：“甚惊，本人与先生结识有限，激赏其中华乐派之理念。”“睹字思境，岂不伤感！愿金先生后，中华乐派犹存，不要再玩换帜游戏。愚以为，当以赞助传承此理念之作品为突破口，累积作品，方可成派，徒议概念无益。”
还记得2014年1月，当距离2010年12月的天津“中华乐派学术论坛”四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曾主动与金湘老师通话并互发短信，征询应于2014年12月举行的下一届论坛的意见。上面说的邮件就是电脑里保留着2014年金老师与我交换意见的最后邮件。2014年1月14日21时50分，金湘老师写道：
恒岳：
此信接着上午短信：
在具体措施上，根据目前具体情况（在主客观各方面与前几年均已大不相同），我有几点想法供你考虑：
1.去年，我在上海见到韩钟恩（他现在是上音音乐学系系主任），他建议下次论坛可放到广州（因赵宋光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赵在星海音乐学院，就近在他处开为好！但需有人与星海去谈，促他们主办；
2.上海的韩钟恩，还有洛秦（上音音乐研究所所长）均表示过愿积极参与；
3.我因年事已高，而且今年有一部大剧院歌剧委约，压力极大，实无力奔波，但我推荐谢嘉幸。他活动能力极强，又正当年，是“四人谈”中的最合适的人选。我可去对他说，你亦可找他一谈！
4.如放在天津，包括“圈内外”，此意亦甚佳！
5.我一直会关注，也会参与，只是无精力全程参与矣！
好，先谈到此。可随时再联系！
顺致
节安！
金湘
如今，金老师西去，我不加删改，公布于此。见证一位80岁作曲家对推动、建设中华乐派的情怀。遗憾原来的手机短信都没有保留下来。金湘远去，邮件永存。
当然，我很快就给金湘老师回复了邮件，表示同意并非常理解他的分析。我提出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引起注意，近年来音乐界办会奢华之风高涨不下。“高端”“高层”论坛层层推进。当然，“十八大”后多少有些收敛。我表示不管在哪里举办，唯愿坚持。第一届举办论坛时，尚处探索期；第二届时，也许还存各种争议；到第三届时，也许尚在迷茫……但是，当坚持到第五届时，我相信自有收获。我在想，我们建设“中华乐派”，可究竟要建设什么？谁最希望建设？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难道建设就是开几个会，出几个论文集？就是少数学者继续“写作”？还有多少人会像杨荫浏、李元庆、曹安和那样注重问题的挖掘？还有谁会像缪天瑞、马革顺一样，集中一生的心血修订一部学术专著或将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及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其实真正致力于建设“中华乐派”的人还不够多，真正用心筹划会议，进行认真思考研究的人也很少。有些人看着像“学者”，实际上是在“赶集”，“赶文化大集”。“学者们”远没有形成对文化的自觉，对此我并不乐观。我建议，高调办会、低调会务。所谓高调是指会议一定要有效果，“产生一个或几个成果”“推动一个或几个项目”，减少“书生误国”的“清议”。会议可以结集成册，但结集不是目的，“中华乐派”的会议应是改观念、推工作，而不是为了开会而开会。
随后，金老师全身心投入歌剧《日出》的创作，我也忙于杂务。
金湘去世后，我没有送花圈，也没有送香纸钱。我选择改签出差的航班，带着爱金湘的一颗心，与亦师亦友的金湘做最后的告别。2015年12月29日一早，我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兰厅，当我与闫拓时、赵塔里木、杨通八、谢嘉幸等为建设“中华乐派”积极呼吁的同仁握手的时候，我又说起了“弘扬华夏文明，建设中华乐派”才是金湘先生一生追求的梦想。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也孕育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在中华民族充满生机屹立于世界的今天，弘扬中国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对全人类音乐文化的贡献。弘扬中国音乐文化，需要中华乐人的本体意识更为觉醒。金湘西去，中华乐派的建设仍须继续，只有继续高举“弘扬华夏文明，建设中华乐派”的旗帜，踏实地做好实际工作才更符合务实的金湘作风。
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考量，金湘以歌剧《原野》闻名，以歌剧《日出》收官。我想，在金湘的生命中，1949至1959年在中央歌剧院的时期，正是该院在曹禺家乡天津的辉煌期。所以，由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发起，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天津市美学学会、天津市艺术学会将联手天津歌舞剧院、天津交响乐团谋划在2016年那个花开的春日，在天津的曹禺故居纪念馆“原野厅”“日出厅”同时推出“生命的原野”与“日出的永恒”追思雅集，以此献给金湘先生的81岁冥辰，表达我们对金湘的永久思念。
金湘，当代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为世界留下了歌剧、交响乐、协奏曲、合唱、室内乐、影视音乐等百余部音乐作品与多部艺术评论的理论文章。
金湘与天津
金湘曾于上世纪50年代在天津求学，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员和工作人员，他在天津度过了一段无法忘怀的岁月，正是那一段岁月促使金湘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观。金湘对天津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十分关心与支持天津的艺术事业，十余年来与常住天津的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与金湘最初相识于2004年10月。当时我在天津发起首届“中国歌剧艺术发展论坛”，并担任论坛的会议主席，金湘是看到上海《歌剧》杂志刊发的会议通知后首位报名参会的作曲家。时至今天，随着关心与出席论坛的钱仁康、周巍峙、李刚、楼乾贵、冯文慈、张越男与田川、王莘、孙从音、陈贻鑫、胡士平、高介云、石夫、焦杰等的远逝，现在看来那场论坛确实是一次不可复制的“中国歌剧艺术发展道路”的盛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毕竟当时还没有高雅艺术复兴的号角，在那样的时间点，能有如此众多的著名艺术家出席论坛，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歌剧情怀啊！会议第一次以“中国歌剧艺术发展历史”为主题，以关注“中国歌剧艺术创作历程、歌剧演出历史、中国歌剧艺术发展走向”为宗旨，对中国歌剧艺术走过的岁月进行了富有激情的回顾和充满理性的思考，从艺术史学的角度全面回顾了中国歌剧艺术的辉煌成就，客观地勾勒出中国歌剧艺术的发展脉络。
从歌剧作为综合艺术的角度考虑，论坛广泛地邀请了在歌剧界广受赞誉的理论家、指挥家、作曲家、歌唱家、翻译家、编剧家及演出管理家、编辑家、舞台美术家等众多名家出席。所以，当我邀请时年69岁的金湘在主席台就座时，金湘真心地与我谦让了一番，说“李晋纬、荆蓝、李光羲、茅沅、孙从音、高介云、石夫、焦杰、戴鹏海、李执恭等都比我年长，你让我坐在上面，我坐不住啊”。其实，作为会议主席的我考虑的是各界都要有代表，何况作为民间发起的论坛，我还是有“权力”的。所以，论坛开幕式上，当我介绍到金湘的时候，还特意加上了一句“这位是我崇拜的作曲家金湘”，与会的学者、艺术家都抚掌大笑了。我想，参加此次论坛的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教授、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辑赵易山教授一定都还记得那个温馨的瞬间吧。会后，李稻川老师还惊奇地问我如何对几十名与会者的介绍与作品倒背如流、了如指掌。也正是从那次论坛之后，我开始了与金湘的真诚友谊与坦诚交往。
我与金湘一样喜欢上海歌剧院主办的《歌剧》杂志，我也多次看到金湘老师发表在《歌剧》杂志上的谈中国歌剧美学问题的论文，受益匪浅。2006年10月，我主持筹办的“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季羡林先生还为会议题词。我邀请金湘作为中国歌剧界的专家专程到天津出席“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金湘作为一个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艺术家，一位关注美学研究前沿的作曲家，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的发言语惊四座、备受关注，这让我这样一位潜心关注民族艺术的“志愿者”也顿时觉得底气十足。
2007年，天津交响乐团、天津歌舞剧院分别推出了他的交响乐专场音乐会与歌剧《原野》，那一段时间里金湘与李稻川更是多次往返京津。我曾邀请王莘的夫人、天津歌剧团老团长王慧芬与金湘的夫人李稻川、沈湘的夫人李晋玮等一起欢聚叙旧，谱写了一段“歌剧情”的佳话。2009年4月，卞祖善老师与我联手在天津推出“中国舞剧名曲交响音乐会”，并举办了舞剧音乐创作座谈会，作曲家奚其明、杨青等专程来津出席。作为长期倡导、支持中国民族音乐作品的领军人物，金湘闻听座谈会的消息后又专程来津。
十余年的交往、交流，我与金湘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但金湘对青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天津却从未曾淡忘，有着想忘也忘不掉的不解情怀。
金湘与民族
我虽不是作曲界人，但我对金湘及其作品的评价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金湘自觉地将创作根植于关注中国民间音乐、根植于中华传统美学观这两个方面，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
2003年，《人民音乐》杂志曾发表了一篇《“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在这篇四人谈中，金湘、赵宋光、乔建中、谢嘉幸提出了“中华乐派”的问题，得到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为此，2006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50余人出席盛会。我与著名声乐教育家、天津音乐学院前院长石惟正应邀出席会议，有幸再次当面聆听金湘老师对“中华乐派”的阐释。
参加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巨大，使我收获颇丰。“中华乐派”的提出恰与我不久前提出的“艺术自觉、社会和谐”不谋而合，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以为，“中华乐派”的提出是当代中国乐坛的重要文化事件，标志着当代中华乐人作为一个文化群体自我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将对当代中国音乐的创作、表演、研究与教育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音乐界的文化意识觉醒也以独特、有力的形式强化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华文化整体自觉，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后，我联合天津音乐界、教育界、学术界共同创办了“中华情——中国作曲家作品系列音乐会”，以举办我国作曲家作品专场的形式为弘扬与建设“中华乐派”做些切实可行的努力，也为中华乐派的成长建设呐喊助威。为此，“中华情——中国作曲家作品系列音乐会”不仅成为国内最早推出的中国作品系列专场音乐会之一，也成为“中华乐派论坛”会议的重要“实践成果”。自2007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多场，成为天津交响乐团的一张名片。2007年11月，在天津举行“中华情——中国作曲家作品系列音乐会”首场演出期间，针对原定于2007年在某地再次举行中华乐派会议未能实现的情况，我又一次倡议金湘先生将“中华乐派论坛”办成永久性论坛，并表示天津音乐界、教育界、学术界都愿意为建设“中华乐派”做些具体的工作。此举得到金湘、谢嘉幸等多位学者的响应与支持。经过与中国音乐学院、天津市美学学会等多家单位近一年的筹备，“中华乐派学术论坛”终于在2010年12月再次与大家见面。 2010年12月10至13日，由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市美学学会、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办，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美学会、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协办的“中华乐派学术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哈尔滨、上海、杭州、西安、广州、成都、武汉、南京等地的60余名专家莅临会议并做精彩发言。为迎接论坛的顺利召开，作为天津方面的会议负责人，我决定为会议提前编发文集献给参会专家，并为文集撰写序言，序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中华乐派’并非要成立一个音乐圈子，所表达的也并非少数音乐家的艺术诉求，而是中华乐人所提出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立场与艺术理想，反映了中华乐人的文化自觉及通过回归本民族音乐传统，呈现本民族音乐风格，实现中华乐人在文化人格上的自我确认，自我独立的精神诉求，对当代中国音乐界具有普遍的启示作用。”换句话说，建设“中华乐派”的意义，并不在于成就一个由有限音乐家群体组成的音乐流派，“中华乐派”应由全体中华乐人组成，其音乐风格的独特性也是相对于西方音乐的整体面貌而言，是一种族群的文化特征与民族的艺术精神。在这个小册子印发前，我曾征求金湘老师的意见，金湘老师认真看后，用特有的口音说：“坦白地告诉你，写文字还得您们这帮人。”他又说，“中华乐派”不是金湘个人的，金湘也不是“中华乐派”的唯一代表。
由于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我为金湘一生钟情的“中华乐派”不遗余力地呐喊助威、奔走呼号，“中华乐派学术论坛”成为永久性论坛亦是我们忘年交友谊的见证与结晶。
金湘与未来
金湘老师去世后，我翻阅了与他交往的部分资料。在邮箱中发现了2014年1月金湘发给我的邮件，心生无限感慨。2015年12月25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金湘与我最后一次邮件”的文字，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哲学院薛富兴教授评论道：“甚惊，本人与先生结识有限，激赏其中华乐派之理念。”“睹字思境，岂不伤感！愿金先生后，中华乐派犹存，不要再玩换帜游戏。愚以为，当以赞助传承此理念之作品为突破口，累积作品，方可成派，徒议概念无益。”
还记得2014年1月，当距离2010年12月的天津“中华乐派学术论坛”四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曾主动与金湘老师通话并互发短信，征询应于2014年12月举行的下一届论坛的意见。上面说的邮件就是电脑里保留着2014年金老师与我交换意见的最后邮件。2014年1月14日21时50分，金湘老师写道：
恒岳：
此信接着上午短信：
在具体措施上，根据目前具体情况（在主客观各方面与前几年均已大不相同），我有几点想法供你考虑：
1.去年，我在上海见到韩钟恩（他现在是上音音乐学系系主任），他建议下次论坛可放到广州（因赵宋光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赵在星海音乐学院，就近在他处开为好！但需有人与星海去谈，促他们主办；
2.上海的韩钟恩，还有洛秦（上音音乐研究所所长）均表示过愿积极参与；
3.我因年事已高，而且今年有一部大剧院歌剧委约，压力极大，实无力奔波，但我推荐谢嘉幸。他活动能力极强，又正当年，是“四人谈”中的最合适的人选。我可去对他说，你亦可找他一谈！
4.如放在天津，包括“圈内外”，此意亦甚佳！
5.我一直会关注，也会参与，只是无精力全程参与矣！
好，先谈到此。可随时再联系！
顺致
节安！
金湘
如今，金老师西去，我不加删改，公布于此。见证一位80岁作曲家对推动、建设中华乐派的情怀。遗憾原来的手机短信都没有保留下来。金湘远去，邮件永存。
当然，我很快就给金湘老师回复了邮件，表示同意并非常理解他的分析。我提出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引起注意，近年来音乐界办会奢华之风高涨不下。“高端”“高层”论坛层层推进。当然，“十八大”后多少有些收敛。我表示不管在哪里举办，唯愿坚持。第一届举办论坛时，尚处探索期；第二届时，也许还存各种争议；到第三届时，也许尚在迷茫……但是，当坚持到第五届时，我相信自有收获。我在想，我们建设“中华乐派”，可究竟要建设什么？谁最希望建设？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难道建设就是开几个会，出几个论文集？就是少数学者继续“写作”？还有多少人会像杨荫浏、李元庆、曹安和那样注重问题的挖掘？还有谁会像缪天瑞、马革顺一样，集中一生的心血修订一部学术专著或将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及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其实真正致力于建设“中华乐派”的人还不够多，真正用心筹划会议，进行认真思考研究的人也很少。有些人看着像“学者”，实际上是在“赶集”，“赶文化大集”。“学者们”远没有形成对文化的自觉，对此我并不乐观。我建议，高调办会、低调会务。所谓高调是指会议一定要有效果，“产生一个或几个成果”“推动一个或几个项目”，减少“书生误国”的“清议”。会议可以结集成册，但结集不是目的，“中华乐派”的会议应是改观念、推工作，而不是为了开会而开会。
随后，金老师全身心投入歌剧《日出》的创作，我也忙于杂务。
金湘去世后，我没有送花圈，也没有送香纸钱。我选择改签出差的航班，带着爱金湘的一颗心，与亦师亦友的金湘做最后的告别。2015年12月29日一早，我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兰厅，当我与闫拓时、赵塔里木、杨通八、谢嘉幸等为建设“中华乐派”积极呼吁的同仁握手的时候，我又说起了“弘扬华夏文明，建设中华乐派”才是金湘先生一生追求的梦想。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也孕育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在中华民族充满生机屹立于世界的今天，弘扬中国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对全人类音乐文化的贡献。弘扬中国音乐文化，需要中华乐人的本体意识更为觉醒。金湘西去，中华乐派的建设仍须继续，只有继续高举“弘扬华夏文明，建设中华乐派”的旗帜，踏实地做好实际工作才更符合务实的金湘作风。
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考量，金湘以歌剧《原野》闻名，以歌剧《日出》收官。我想，在金湘的生命中，1949至1959年在中央歌剧院的时期，正是该院在曹禺家乡天津的辉煌期。所以，由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发起，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天津市美学学会、天津市艺术学会将联手天津歌舞剧院、天津交响乐团谋划在2016年那个花开的春日，在天津的曹禺故居纪念馆“原野厅”“日出厅”同时推出“生命的原野”与“日出的永恒”追思雅集，以此献给金湘先生的81岁冥辰，表达我们对金湘的永久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