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郑州疫情出现反扑的第二天，郑州市委决定对市卫健委主要领导职务进行调整，郑州市政协副主席王万鹏，紧急兼任郑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
　　而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该机场母公司东部机场集团的首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钱凯法，同样扮演起“救火队长”的角色，接替因疫情防控不力而被暂停职务的原集团一把手冯军。
　　火速就任的王万鹏和钱凯法都是专家型官员。王万鹏是医疗专业出身，早年常在医疗系统任职，曾获评“河南省抗击非典先进工作者”。钱凯法长期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任期内曾推动江苏民航事业取得较大发展。
　　不只是上述两人，近年来，随着治国理政复杂度的加深，尤其是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出现，越来越多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经历的专家型官员开始走上台前。他们的专业能力对于相关工作的推进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救火”之后，这些专家型官员又将走向何方？

谁能“救火”

专业能力与稳定局面的综合考量

　　官员“救火”的说法早已有之。在前任出现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或因其他失职渎职行为而被免职后，紧急调任补位的官员一般被称之为“救火”队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推进，因出现腐败问题而紧急补位的“救火”官员有很多。如在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被查一周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被调往河北“救火”。
　　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因履职不力而被问责，继而出现职务调整的，也不在少数。
　　以此轮郑州疫情为例，郑州市卫健委原党组书记、主任付桂荣和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原书记马淑焕就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免职。
　　前来“救火”的官员中，大多又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如，补付桂荣之缺的王万鹏。在整个疫情期间，最引人关注的专家型“救火”官员当数王贺胜。
　　早年毕业于天津医学院卫生专业的王贺胜，有着十分丰富的医疗卫生系统从业经历。在去年武汉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王贺胜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的身份空降到湖北，出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卫健委主任。
　　不只是医疗卫生领域，在专业门槛相对较高的科技领域同样也是如此。2013年，广东省科技系统爆发窝案，包括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等在内的50余名官员被查。长期在中科院广州分院工作的专家型学者黄宁生火速补位，被组织任命为广东省科技厅厅长。
　　在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相较于熟悉全面工作的党政型干部，专家型官员无疑在其专业细分领域内有着特殊优势。但组织在特殊情况下选任干部补位时，不仅要考虑其专业能力，更关注其稳定局面的综合能力。因此，并非只要是专家型官员就能当“救火队长”，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无疑已成为一种趋势。

如何“救火”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7月31日，在郑州市召开的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新任郑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王万鹏宣布，郑州市将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随着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的深入推进，此轮郑州疫情原因被查清。结果显示，这是一起医院院内感染事件，与南京感染病例并无关联，但暴露出当地卫生监管部门存在认识不到位、制度不落实等多项问题。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在钱凯法履新一周后，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南京查清了此次疫情源头。原来机场保洁人员同时参与国际和国内航班垃圾清扫，从而导致病毒在保洁员工和其他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了人际传播，而这背后正是一起因禄口机场管理方未严格执行差异化防控要求所导致的责任事故。
　　针对暴露出的问题，郑州、南京已采取对应的补短式举措，避免了疫情的进一步传播。
　　在更早前的武汉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面对不明朗的防控形势和从全国涌入的医疗救援力量，刚刚履新湖北省委常委、省卫健委主任的王贺胜，承担起了统筹湖北省内医疗资源与外地医疗队伍、军方、国家卫健委等多方力量的重任，既要做好协调各方的联络人角色，更要以专业能力提供科学有效的防疫技术指导。
　　在去年2月15日国新办首次在武汉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王贺胜用应收尽收“四类人员”、中西医救治并重、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一省包一市对口支援、最大程度降低病亡率等五大举措，详细介绍了湖北疫情的整体态势和应对情况。
　　在打赢武汉保卫战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情况下，王贺胜又将视野聚焦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上，要求打造疾控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湖北样板”。
　　这种建章立制管长远的尝试也体现在黄宁生身上。针对广东科技系统腐败窝案的深刻教训，黄宁生提出实施“阳光再造行动”，通过对内把科研项目的规划、评审、监督等环节拆分到不同的部门负责，形成内部分工制约体系，以及对外强化全流程公开等多种举措，综合纠治腐败现象背后的深层弊病。

“救火”之后有人晋升有人落马

　　在湖北任职14个月后，今年4月，圆满完成疫情防控工作的王贺胜回京任职，并出任首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
　　黄宁生在首度“救火”之后，再次充当“救火队长”，接替十九大后的广东“首虎”曾志权，履新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
　　“救火”后得到晋升并不鲜见。在庄德水看来，能够在危急关头充当“救火”角色的官员大多是组织较为信任和倚重的干部，只要其能經受住考验，大多能够获得晋升。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能在考验面前站住脚。
　　2014年，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先后有7人落马，出现腐败窝案。时任江苏省公安厅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王永生，作为一名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的专家型干部赶往连云港“救火”，出任该市公安局局长。然而，今年4月22日至24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六督导组下沉连云港督导工作，6天后，王永生便落马。当年的“救火队长”如今也失了火。
　　有同样经历的还有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煤矿工人出身的他，有着博士研究生学历，曾顶着“救火大队长”头衔，盘活西山矿务局三个煤矿和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在煤炭资源领域创造一个又一个显著的业绩，但最终也倒在了煤炭上。
　　有专家认为，“救火队长”是一种应急状态下的人事调整，难免有考察不全面的疏漏，从而有可能导致“带病提拔”现象的出现。而作为“救火者”的官员，自身也应保持对权力的谦抑，勿把组织信任当作个人牟利的机会。否则，“救火者”也易沦为“失火者”。
　　对此，庄德水建议，应在完善日常干部考察机制的基础上，尽可能完善突发应急状态下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既给有准备有能力的官员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也通过提拔形成示范效应，激励更多干部担当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