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创立了共和。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毛泽东说：“孙中山的旗帜，就是振兴中华的旗帜。”在他的召唤下，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走到了他的旗下。我的祖父崔廷献就是其中的一员。
　　崔廷献，字文徵，1875年出生于山西寿阳县的一户贫困农民之家。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四分五裂之惨状，他要学习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于1904年勤工俭学到日本法政大学，研修政治经济和法律，寻求御辱强国的办法。恰遇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祖父成为“山西省政界最早加入国民党者”之一，他把实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天下为公，振兴中华”作为他的理想和一生的奋斗目标。他是孙中山主张的忠实追随者和模范执行者。
　　祖父一生做过许多官。从日本回国后，他被推为全省争矿代表，参加领导了山西全省为与英国福公司夺回开采矿权的斗争，之后，先后任山西省咨议局总参议、山西省教育总会副会长、葫芦岛开埠局局长;辛亥革命后，他被推为山西省内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并代行民政长，1916年被推兼任保晋矿务总公司第三任总经理，1917年任六政考核处长，1918年又被推为山西省议会议长，同时还兼任留日预备学校校长、育才馆主任、洗心社讲长等职，1922年任山西省民政厅厅长，1923年任河东道尹，1926年兼河东盐运使。1928年9月至1930年9月任天津特别市市长。
　　但是，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他做了多少大官，也不是他做官获得的那些好名声，而是他以孙中山“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理念为出发点，为实现“振兴中华”“三民主义”而奋斗过程中做人做事的态度让我感动，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也是鞭策我自强不息的动力。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我特将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几件小事，以当年《大公报》登载内容为据记录于此，以通过祖父的事例表达我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与怀念之心。
　　为接待市民来访在报纸上登广告
　　1997年2月25日，我在天津市政协文史研究馆方兆麟主任和天津市政协常委、86岁的谢天培老先生的指点帮助下，开始坐在天津市图书馆文史馆，查阅与我祖父当天津市长有关的一切信息。
　　让我特别惊奇的是，1928年9月15日祖父上任市长的第二天，在《大公报》第一版的广告栏内，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的广告《崔廷献启事》：“廷献就职伊始，恐来宾框顾，有失迎迓，拟于每日上午8时至10时为接见宾客之时间，谨告。”这个启示在《大公报》上连续刊登了14天。我奇怪，就这么一件小事儿，由天津市政府下个文通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他一个大市长亲自登启事呢？我活了77岁，还从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市长一上任就通过这种方式通告全体市民的。为什么每天上午最宝贵的8点至10点，不是市长坐在办公室里召集开会研究全市大事，而是接待来访群众？难道接待民众来访比研究市府大事还重要吗？我终于明白了，这是表明他把民众的意见看得十分重要，他希望听取民众意见的态度，让我肃然起敬。以后的政府活动，也一律都安排在10点钟以后，他在履行着他的诺言。

　　给没有到会的警察第二天再讲一次话
　　就在祖父上任市长的第二天，《大公报》登了一篇《崔市长注重公安》的文章：“崔市长昨天上午10点，在市政府对公安局六大区署长、各区属员巡官及保安队总教练官、各分队队长开会。他说：‘警察任务在于维持公共治安，一个警察若不能维持公共治安，若不能尽此责任，则市政即受影响，市长也不免不尽责，故警察必须勉尽其责。对于旧警察饶有经验，自勘重用，绝不更动，唯旧染腐化习气者则需立刻涤除，一切嗜好尤不得稍存。现在本党实行以党治国，警察也需党化，除维持公共治安以外，必须了解三民主义，了解之后必须向人民宣传。’最后相嘱二语，即‘什么叫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到场者均需切实研究，一二星期后，本人或将向大家一一考问’。嘱当场官长通知未到场者于明天10点，再到市政府听受训话云。”他希望警察“成为六七千名三民主义义务宣传员”。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上班第一件事就抓警察？为什么不叫到场的官长把会议精神传达给未到场的官员，而非要不顾市长的威严对未到会者自己亲自再给他们开一次会呢？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天津市“四乡驻军二十余万（残余军阀的兵），村民居室被占，食物被掠，市内商店入晚即行闭门，住户也十分不安，巨案日必数起”。祖父为了百姓早日摆脱这些残匪的祸害，所以他上任第一件事就要抓社会治安，一连开两天同样的会，要让所有的警察都知道该怎么做，可见他为民造福之心之切，也可见他工作作风之认真。以后，他又告诫警察：“警察的地位要有师长的尊严，保姆的慈爱，其尊严所及即市长也不敢违警，其慈爱方面应事事与民众接近，予先指导，实与帝国主义时代滥用权威的思想不同。”这使我想起1900年，当他正在太原令德堂读书时，听说义和拳匪危及寿阳百姓安危，他立即返寿阳“自创保甲团练，横刀立马巡行”，保护寿阳百姓。我佩服他的思想作风。
　　为扶植民权多次训练街闾邻长
　　祖父把成立街村组织、实行地方自治，看作是实现三民主义的要求，是实现市民使用政权，市民自治的基本组织。上任一个月他提出以五家为一“邻”、二十五家为一“闾”、一百家为一“街”，各选举街闾邻长副，成立街村组织。他不顾天津市国民党指委会“乡里自好者多不愿出面，街闾邻长必为土劣猎获，函请暂缓实行”的阻扰，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但我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工作：一个月以后，以一百家为一街的街长副选了出来，《大公报》11月2日刊登了《崔廷献训勉街长副》“崔市长特定自昨日起，于五日内分别传询各该街街长副，以便下委。上午10时按花名册逐一询问各街长副生活状况、所操职业及愿否充当街长副，并曾否在社会办过公益事业。每询问一人毕，必加以勉励。并嘱咐大家在三个月试验期内要努力公务，任事须清廉公正而和平，不得假公济私或压迫人民，须知土豪劣绅在此时万无存在余地。直至下午1时始行竣事。” 　　我看到此处，不由地对“于五日内”和“按花名册逐一询问各街长副”感到震惊，并暗暗地计算，以每个人问询5分钟，连续5天要问询多少人？他身为100多万人口的大市长，为什么对这样繁琐又具体的工作要亲自去做？他不能让他的秘书长或社会局长代他去做吗？每天从上午10点一直干到下午1点，连续5天他不觉累、不觉烦吗？以后在3个月内，他又“四次训练街长副”。他甚至对更基层的闾邻长也进行训练，《大公报》12月6日刊“在南市大舞台，崔市长昨上午对第三区闾邻长2440人讲话，下午2时对第四五区闾邻长3840人讲话。”一共进行了3天，才完成了全市八个区的讲话，甚至连“市政会议让秘书长代他主持”。他告诫他们“要遵守时间尊重秩序”“要宣达民众疾苦，条举兴革事宜”“各自调查本区内何者为利，何者为害，陈明市府定能害则除之，利则兴之”“办公所花费用每月每街十元，不准向人民索取分文。”这是一种对待三民主义怎样的态度？以至于从来不用最高级形容词来褒奖人的《大公报》，用“崔市长对举行市民自治极具热心”称赞他。
　　事事从自己做起
　　祖父将要上任的天津市是一个“有市政之名已多年，但事实上天津只有市政负担，没有市政建设”;是一个“市府每月收入只有十多万元，而支出二十多万元，实入不敷出”的政府;是一个前南桂馨市长只干了不到三个月就被迫辞职的政府;是一个“全市有8万多失学儿童无固定教育经费来源”、没有为贫民百姓减免费治病的市立医院、“全市马路三百里待修者居十之七八”“天津除三租界区外均无排除污水的沟渠”……的地方。
　　祖父一上任就要求：“各机关要妥筹撙节办法以期减少支出，腾出经费以为补助建设之用，否则仅有行政人员经费而无建设之款势必不能办事，实无以报党国对市民也。廷献本人少领工薪，少支公费，以为同事之表率”;为减少贪污舞弊，他规定“实行财政绝对公开，市府职员不得兼职”，他首先给“北平、河北、热河官产总处去电，呈请准予辞去天津特别市官产处处长兼职”这一肥缺;他将“卷烟吸户税每月六万元做为教育专项经费”“委派时作周筹建市立师范学校”大办教育;上任第三天就命工务局“速行查勘本市应修补马路，分别最要、次要，切实勘估，于三日内报市府，以便提出市政会议讨论”;他“委派德国医学博士李允恪筹建市立医院”，并以“个人名义为市立医院筹集捐款”;他创造了市民投资修路享有产权的先河……

　　他对所用的一切人以“廉能”二字要求，并训令各机关“凡属公务人员，勤劳乃其本职，不应收受人民馈赠”。他则“在工作上每日常至十数小时，不敢居诸同志之后。”1929年12月29日是祖父55岁寿辰，《大公报》写道：“市府人员及各局人员均纷纷备礼准备庆祝，但崔氏以革命官吏不应如此均予摒绝，只令通知各员司晚间到宅会餐以表谢意，至晨起庆祝之俗文均免。”
　　《1930年元旦之演说词》：“我们对于民国成立纪念日应该有深切的了解，幸经总理积极致力于国民革命，与诸先烈抛却无量数赤血白骨，中华民国乃得正式成立……今后我们的努力便是同心合力，政府的建设、法律的完成、官吏的公正、人民的自治，都要做到好处……就我们自身方面说，廷献向来认‘悔过自新’四字为处理万事不二法门，行政亦然，说起过去一年的工作，不知有多少过错，在此休假三日内，廷献只好自己省察，力图自新。我们诸同人过去工作固然努力，但也不能说毫无过错，究竟过错何在，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希望诸同人各自省察，互相劝勉，从个人自新起，以设施新市政云云。”我在想，为什么他一个大市长要事事从自己做起，处处以身作则？
　　开周年庆典不讲成绩只讲问题
　　1929年6月25日《大公报》的《津市府成立一周年纪念，市府召各机关举行庆祝仪式，崔市长以谦虚为怀不愿铺张》一文写道：“今日为市政府成立周年纪念之日，事先市府同人劝崔市长举行盛大之庆典，崔氏以本市年来频经事变，扰害百姓，加之财政支绌，于市内建设事业、设施甚少，正僚友努力之时，而非庆祝成功之日，故市府除在大门外旗杆高揭党国旗外，一无其它布置，亦未通知市府直属以外之机关参加，故仪式极为简单。崔氏之开会辞昨已拟就，原辞如下。”
　　“本日为市府成立一周年之期，我辈举行纪念有两种意义，一为将过去得力之处表示出来，不要忘了，一为将过去缺乏之处说明出来，以期改进。关于第一层之意义，廷献个人感想得力之处约有五端，一同志指导，二民众爱护，三报界促进，四僚佐和衷，五友朋赞助，此五者是所可纪念者也，不知诸同人感想何如。关于第二层之意义，在过去时间常以廉能二字与诸同志互相勖勉，去年经费困难，诸同志竭力核减，各以廉洁自持。至于办事能力，诸同志各有专长，虽所事有繁简不等，然一种遇事勇往直前之概，廷献亦所心折。廷献在工作上每日常至十数小时，不敢居诸同志之后。但我辈用力多而成功少究属何因？或谓建设经费之无着，或谓建设计划之不完，是固然也。但廷献之愚以为津市为北方重埠，如津市尚不能有建设办法，国内尚有何处可供设施？故廷献确信，津地决不困我，津人也决不负我，所虑者我辈信用未孚，不能将民众最希望者专力作成一二事以坚民信。此后除遵照中央规定训政时间一切法令努力进行外，关于民生问题尤应特别注意，例如全市马路沟渠为人民行动上一大要政，若待有款以后兴修，则民众常在怀疑之间，成事必晚，鄙意将此事提出特别办理，一面指定税收，募集市公债三五十万元，一面可辟石厂，购置碎石及应用各机器，积极进行，此鄙人最近所拟改进之一事。此外诸同人就过去工作上互相讨论，互相批评，各抒所见，共策进行，此即今日之所希望者也”。“末由崔市长勉励同人，应具革命之精神，毋以金钱而移吾志，毋畏困难而求奋进”。我不明白，一年来他付出了巨大的辛苦，取得了“一年以还政通人和、中外交欢”的显著成绩，他为什么不举行盛大的庆典？他为什么总结工作不讲一年来他做了多少事以宣扬自己，而是只讲问题，一字不谈成绩？他为什么把百姓对市府的评价、把解决民生问题看的这么重？ 　　给妓女鞠躬
　　1929年2月，天津市政府成立了妇女救济院，收容教养痛苦妇女（以妓女为主）78人，教她们学文化，并代筹出路。1930年2月妇女救济院成立周年纪念会上，《大公报》报道：“到会者有市长崔廷献、社会局长鲁荡平及各机关团体代表等二十余人。全场布置颇具美观。开会前院生六十余人列队院中，要求与崔市长晤面。崔即与来宾二十余人，同至院中，与院生行一鞠躬礼，礼毕，鱼贯入礼堂，十时正式开会。”他在会上说：“我希望院生们努力求学，不要依赖救济院为生。以求学为的是将来在社会上谋得相当职业，不要再去依赖男人，也不至再受压迫。倘使一入院便想一住就是一两年，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乃是养成了依赖性。”我不明白，既然是院生们要求与市长晤面，他为什么不是自己一个人微笑着走出去，向院生们招手以显示市长的威严与自己的亲民？或是来宾也一起走出来，但要与市长保持一定距离，以突出市长的权威？他为什么不要自己的威严反而要给妓女们鞠躬，然后排着队进入礼堂？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境界？
　　绞尽脑汁为赈灾
　　1930年2月正当蒋阎“国是之争”、中原大战拉开序幕时，陕西发生旱灾。“青年会西北筹赈会成立，聘崔廷献为名誉会长”，《大公报》2月15日刊：《崔市长将宴募捐委员，商酌赈灾募款》“担任募捐委员长，接到此项聘书后，对于此事颇具热心，故拟宴全体委员以研讨方法，一切费用概由崔氏本人负担”。祖父一方面派人赴陕西调查灾情，一方面派秘书长冯振邦专职办理此事。当得知“田野荒芜，十室九空，鸡犬不闻，如入墟墓”的实况后，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爆发，阎锡山向祖父“催逼每月六万元军饷”，而天津市政府“各局已八扣发薪”且“四月份经费除秘书处、公安局外，其余各局概未发放”。在这种情况下，4月12日“崔廷献宴陕灾代表，允竭力设法筹赈，早使灾民得实惠”。最终募到了捐款三十八九万元。
　　7月26日，祖父参加朱庆澜委员长赴陕放赈的招待宴会，当得知皮毛奖券尚有100本没有卖出时，在会上他说：“不幸中国而有西北灾情，更不幸中国而有内乱！政府失职，置灾民生死于不问，各省亦未见有热烈之捐助与救济，独津市能捐款至三十八九万元，实为各省市所未有，其故安在，一，政府之提倡，二，社会中坚人物之主持，另《大公报》及各报纸之竭力宣传，方能有此成绩。现在皮毛奖券剩余百本，如能人人如朱先生、李先生、雍先生之热心及各报之努力，将不患此百本奖券之难于销售。所余奖券每本不过三百元，租界寓公、不知此事者或甚多，余意津市可出钱三百元购买奖券一本者何只数千人，人人努力恐此百本尚不足销数。此种所余奖券，如销不出去，亦适见政府之无力量，故决当设法推销之。尚望各自努力进行，政府失职不管灾民，我们天津政府拿起来办！”最后《大公报》写道：“结果，崔市长察被邀与议人数为百一十人，除负担力弱者外约可余百人，应每人负责推销一二本，所余数目可送交本人负担购买或推销……顷刻之间，三万元之皮毛奖券，已剩余无几，旋遂散会。”我几乎看呆了，谁见过一个大市长在会上悄悄地清点人数的？他是怎么想出的这一办法？他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去做这件事？
　　交权在即，还要去察看河堤工程
　　1930年8月4日，“雨后各河水势均涨，水患隐忧。访黄蔼如氏谈，今年大虹桥堤工之筹划极尽周密，因崔市长鉴于往年堤工不坚，曾责令本人及市府第四科科长陆雨亭，修筑不惜巨资，务期巩固，以期免除水患，故今年修筑工程计划十分妥当，堤之高度亦均增加，合计堤工连同材料费等平均每英尺约需洋十七元，较诸去年增加十一二元，全堤工料共需洋两万余元，因经费筹措需时，遂致堤工开筑较晚。”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突然宣布出兵援蒋，从背后攻打阎锡山，阎锡山决定退出。9月21日《东北军昨夜止于塘沽，双方和平接替，津市甚安》：“今晨五时半消息，东北军第五旅已自塘沽出发，五时一刻过军粮城来津共计六列车。今晨二时本社接塘沽电话，零时半塘沽车站开到东北军之铁甲车两列，北塘站开到兵车两列，另闻常团长预定今晨天明后陆续开到天津东。”崔廷献说：“吾人在职一日，负责一日。”
　　9月27日《大虹桥堤完成，昨日崔市长亲往验收，二十年中可保无危险》“市府港务处经修之子牙河大虹桥岸堤工，经一月之修筑，迄至前日全部工程业已告竣。市长崔廷献因鉴于该项工程关系全市商民利益，且为市府建设上之重大工程，今既告竣是否巩固颇为重要，故特于昨日下午三时协同秘书长刘晋升等人，乘静澜号小汽船前往查勘，驶抵大虹桥下船，彼时该区街村长副等数十人，均齐集欢迎。旋由两承包人引导沿堤视察，崔氏对于各段工程均有咨询。市长等当视至胜芳码头即行止步，并对该街长副等讲话。谓大虹桥堤岸关系本市水患极为重要，去年曾泽修筑一次，彼时因时间仓促工程潦草，至今年伏汛时间多为冲刷，市府有鉴于此故于今年工程特别注意，嘱由港务处切实修筑，今已完竣，此后自可防却水患，希诸君共同保护。”
　　我佩服祖父，敌兵已经到了城内，还有三天就要交权，自己的命运如何还不可知，应该是自顾不暇了，可是他还是把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此外，他更是干了件出人意料的事，于交权的前一天，接受了宣传科长、地下共产党员张友渔的建议，“把关押在‘自新院’的薄一波等36名共产党员全部释放”。第二天臧启芳市长到后，“由崔将市府印信交出”。他是否想过，他将市府的印信存根交出，如果反共很积极的张学良政府向他追问“自新院”的下落他将怎样回答？

　　这一件件小事，使我想起祖父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余年五十四岁，而思想犹如十六七岁之青年，自信爱国热情绝不后人。平生做事，凡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者，必全力赴之。三十年来在东三省在山西任职，只知为国家为地方服务，绝不自认为做官。今兹来津，亦将一本平昔之意念，实事求是，努力尽职，就渐进、和平、公道之原则，以谋市政之建设，并以十二分之诚意，接受各界切实可行而有利于市民之意见，将来成绩虽不可知，但愿能唤起市民，使能运用民权，以达到市民自治、市长民选的目的自勉。”是的，祖父是在以他的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诺言。所以，天津市政府的官吏在为祖父55岁生日的寿言中写道：“十七年冬，公被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津市绾华北中枢，繁剧多事，而一年以还政通人和，中外交欢，执途人而语之，无论识与不识皆曰真和平好官也，可见善政入人之深，而公则歉歉然必求以官治促进自治，其扶植民权之心为至切矣。盖公数十年来无日不存其宁静澹泊之性，以随顺机宜而时求所，以为民为国于无疆之庥者也。噫其可及哉？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公五旬晋五揽揆之辰，戒勿言寿，但属吏等久荷甄陶弥深景仰，谨贡片言用佐一觞，其词曰，我公之治唯廉与明，本诸公道出以和平，吾儕不文尘露抒诚，愿公多寿福我民生。”山西省教育家常赞春的寿言写道：“十九年九月十七时局剧转，君犹率僚属惩谣诼、安军警、靖人心脾免混乱。卸职后，各报同致颂德，绅民同切去思，而财政迭经清查收支无舛，君之致津人不忘者也。” 　　六十岁生日的自题小像
　　祖父一生做过的许多官，到处都留下可歌可泣的事绩。1907年当英国福公司强占晋东晋西开矿权时，他带领西斋学生为夺回矿权“理直气壮，使英人理屈词穷，无言应对”，英人“对西斋学生用尽种种威胁利诱手段，卒无丝毫效果”。后他被推为全省争矿代表进京请愿并与英人直接交锋，终于夺回了矿权。山阳丁衡甫曰：“君见崔君乎，办事之才一可当十，其颠倒豪傑有如此”;1916-1919年他被推为保晋矿物公司总经理，使一个连年亏损的公司扭亏为盈，致使今人在晋中市、榆次、阳泉都建有纪念他的雕塑，称赞他“煤海泛舟凭君银口，钱山乘马赖我金鞭”;1922-1926年他任河东道尹、河东盐运使，“河东百万救饥民，滩案公平断似神”“解愠阜财仁泽远，南薰遥接寿阳春”被百姓誉为“佛星”“寿阳春”，“河东社会各界为崔在署衙大门高悬一匾，大书‘万家生佛’”;1928年9月-1930年9月任天津市长，仅二年时间就使天津“城市建设、繁华区扩大转移，形成了以现在滨江道与和平路交叉十字路口为中心的新兴繁华区，在市区边缘兴建了不少工厂企业，市区有所发展，逐渐使其发展成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城市”（见1997年《天津通志》）。
　　1935年1月，祖父60岁生日时，有500多他过去的同人、下属、商界人士及平民百姓为他送去寿序、寿言、寿联，“历数平生政绩，甘棠遗爱河东、兴去之后之思，沽上口碑津门，有重来之祝书”;历宏和尚王建屏曰：“治道无奇唯爱人”;过去的下属陈曾亮曰：“祗为苍生谋福利”。可是这样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而建功立业的祖父，却为自己写下了《六旬生日自题小像》：
　　“汪公奖你雅怀粹德，阎公盼你矍铄耆英，刘师祝你天相吉人，赵老勉你脱了染情，这都是期望心诚，你应如何努力不辜负各位老成？诸同人夸你有好学问，誉你有好官声，以你生于通德之乡能守先正典型，究竟人知不如自知知名，你试反躬自问，是不是徒有虚名？耻不耻声闻过情以后，种种犹如今日生你应如何努力对得起朋友弟兄？你也说要报亲恩，要为善与修真，你并说平生得力在悔过自新，这些话是不是自欺欺人？人生不满百，已经有六旬，今既动善念，先须除病根，良心不能欺，举念如雷闻，说食不能饱，勿徒空言论，你应如何努力不欺瞒天地鬼神？”
　　我从未看见过这样的自题小像，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他为什么不看重自己一生创造的价值和荣誉，而要这样剖肝沥胆地挖掘自己心灵上闪时即过的不足？他为什么能这样做？王成庵、祁棠南在《崔文徵先生寿言附生日憶亲诗》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非公之雅怀粹德能如是之坦白光明耶”。我彻底被感动了。原来一场中原大战使祖父彻底认清了蒋阎政府，蒋介石为了个人独裁要削弱各军阀的力量，而阎锡山为取代蒋自己当总统，他们不惜发动战争，置百姓的生死不顾。他跟错了人，因此他要悔过自新，要脱离蒋阎政团，要为善与修真。但因当年他任内务司司长时，反对袁世凯税法被袁解职，是阎锡山让他当了书记官，他怕乡人说他忘恩负义，因此他采用以生病为名不去上班，以达到他逐渐脱离阎锡山的目的。当他总结这一生时，他痛恨自己这一优柔寡断的做法，他的优柔寡断正是自己灵魂深处自私的表现，他要知错就改不欺瞒天地鬼神，要激励自己勇敢地采取果断行动，所以写下《六旬生日自题小像》，从此自号“了心居士”，开始研修佛学，脱离了蒋阎集团。
　　临终捐产救教育
　　祖父1942年9月14日病逝于香港，他临终遗嘱将他在寿阳的全部房产和土地捐给寿阳中学，挽救了寿阳中学要恢复却没有校舍的危机。为此“寿阳各界人士为纪念崔文徵先生捐产办学的义举，在恢复寿阳中学的同时，建成了纪念崔文徵先生的‘了心亭’”。王成庵先生在《了心亭记》中写道：“捐产归公，振兴教育，其人已千古不朽也。面积十数亩，房屋一百五十余间，将来略加改建，则讲学有堂，肄业有舍，藏书有室，体操有场，膳宿有所，纵横布置，绰有余裕。以如此巨产慨然捐公而不惜，为邑人开急公好义风气。噫伟矣！乡人士以公侨梓之爱护桑梓功德无量也，即时建亭留念，并以‘了心’名亭，以志不忘云。”我钦佩祖父的崇高壮举，他是为了更多的人有学上。但在他全部捐了房产之后的数年，在北京我们全家曾经历了一段极艰难的生活，大哥上中学因交不起学费逃跑去当了兵，我和姐姐也因交不起学费失学在家，父亲患骨结核病多年卧床不起……
　　回溯祖父的一生，他干了许多和教育有关的事：1898-1902年，在山西徐沟县当私塾教师，同时定期到太原令德堂进修;1902年他建议改革教育，上书当局建立中西合办的山西大学堂，被批准，赴沪采购新书、创办印刷，被称为“乃山西学务创始之有力者”;1907-1908年任山西农林、实业、铁路等学堂监督，山西教育总会副会长;1918年任山西省议会会长，兼留日预备学校校长、育才馆教务主任、洗心社讲长，“斤斤以兴起人才为职志”;1927年“帮助创建寿阳中学，并捐出大洋八百元”;1928-1930年任天津市长时，在市府财政入不敷出情况下，仍拿出“占市府总支出18.91%每月六万元做教育专项经费”大办教育。除接收原县立小学140多所、扩大增加60余班外，又增添了市立小学12所，为提高教学质量1929年1月成立了天津市各区教学研究会。为培养师资，建立市立师范学校1所。增设市立图书馆1处、通俗图书馆7处、民众阅报所10处、美术馆1处、各种补习学校100余所。并“为了解决天津建设所需高级人才，他提议登报公开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1930年天津计划选派4名大学毕业生分赴德国、英国、美国学习市政、色染、纺织和教育”，天津市文化名人张绍祖先生在《团结报》发表的《重视教育的天津市长崔廷献》一文中写道：“旧中国以地方的能力派出留学生是非常少见的，这在天津来说是创举。”1931年出版的《天津志略》称这二年时间“较之以前教育之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祖父不仅注重文化知识的教育，更注意道德知识的传承。1918年他不仅利用议会议长身份，更以洗心社讲长身份，经常进行道德知识的演讲。如他说：“夫不肯为恶之心人孰无有，及至临时自己身心往往不能做主，随波逐流，遂至一发而不可制止。我洗心社同人用功方法，第一要先有一个‘自’字，一事之来，必先自思其果可为否？所谓自省是也。所最要者此种自省课程必须时时为之，一刻不容放过，为饥人之不可离饮食。能为此者则一切恶念必能完全打消。”1922年晋南奇灾，任河东道尹“君既详悉灾情，赈款分别赒恤，复殷勤训吏以端治本”“从政余暇勤课吏，正心求学为其宗，做人足食两兼顾，官民一致坐春风”;1928年任天津市长时，他以“廉能”二字要求同人，并处处以身作则，为同事之表率，“以悔过自新为处理万事之不二法门”。他更在报纸上宣传他的理念，他说：“人类分三种，有先知先觉的，有后知后觉的，有不知不觉的，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聪明才力虽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要调和这三种人使之平等，则人人都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上百人之务，造上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照这样做去，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为平等了，这就是提倡新道德的标准。”他办的慈善机构也都鼓励他们自强，连“老或残疾者亦予以轻便工作，不使游手”，以达到“先哲所言，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长，矜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努力自勉以仰副先总理天下大公之旨”。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来他认为：“教育是一切政治设施的基础”，是百姓“充实生活能力”的办法。因此，要实现“三民主义”“天下为公”“振兴中华”，就必须大搞教育。孙中山先生为实现民主革命奋斗了一生，连临终遗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祖父为了振兴中华，关注教育奋斗了30多年，临终还要为教育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他们是一脉相承。
　　以上所举祖父做人做事的10件小事，虽不惊天动地，但却深切感人，事事坚持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件件体现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理念。我认为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那一代民主革命的先辈，他们为了振兴中华所给国家、给人民做过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坚持以民为本、为国为民、清政廉洁、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和革命意志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