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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千古功臣”的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卒于2001年10月14日，寿越期颐，算是高寿了。然而，对稍懂一点他的历史的人，都感到很诧异。何故？因为无论从先天条件或后天条件来看，他要获得高寿，都较为欠缺。先从先天条件来看，当他尚在娘胎之时，曾是绿林的父亲张作霖已被朝廷招抚为清军军官，不时要带兵清剿土匪，而土匪为了报复他，也不时窥测时机袭击张家亲属。正当张学良母亲赵氏身怀六甲之时，就不得不经常辗转躲避，张学良就是其母在躲避途中于一辆大车上生下来的。来到人间后，又逢母亲无奶水可喂，正所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父亲为防孩子难以养大，遂为其起了一个俗一点的乳名，称之为“小六子”。由于婴孩时期身体羸弱，导致少年时期身体也很不好，曾患肺病而咯过血，16岁那年大病数月不起，后经他父亲的军医处长王少源的精心治疗，才得以挽回这条弱小生命。以上所述可见他在未进入社会之前，其身体状况是相当糟糕的。
张学良进入社会之后，情况又如何呢？他所处的环境存在着诸多对健康不利的因素，综合起来有下列4个方面：未及弱冠即领兵打仗，弱冠刚过不久，就负责一个方面军的领导重任，到1928年6月4日其父被日本人炸死，他不久即接过东北军政大权，直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止，前后共经历了17年的戎马倥偬生涯。此种军旅生活，住不定址、吃不定时，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于身体不利。此其一。他是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而且是四公子中最活跃的一个，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免不了过着吃喝玩乐的放荡生活，这对身心健康不能不带来不良的影响。此其二。张学良从1925年开始染上鸦片烟毒，从此与毒品相伴为生，一吸便是8年，直至1933年狠下决心，才得以戒掉，这对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就在他吸毒期间的30年代初，还害过一场非常严重的伤寒病，一度昏迷不醒，使刚过而立之年的身体更加衰弱，以致人到壮年而身体不壮。此其三。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即被蒋介石囚禁，长达54年之久，占去了生命的大半辈子。在漫长的囹圄生活中，辗转迁移了不下10个地方，大都是远离闹市的穷乡僻壤，除了极少几个好友经当局批准能够前往探访他外，几乎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一般的人都难以过得下去，何况对于一个向来异常活跃的张少帅呢！这种脱离社会近似封闭的生活，对人的身心健康伤害是非常巨大的。此其四。
然而，张学良将军就是在这样极其不利的先天和后天条件下，奇迹般寿至101岁的高龄，个中原因是什么呢？很值得人们认真探究。如果找出其中的缘由，对于启示人们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由祸转福，从而从不幸的此岸达到幸福的彼岸，是大有裨益的。综合来看，张学良将军之所以能得到高寿有5个方面的主要因素。
（一）
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在内心深处觉得没有愧对国家和民族，心安理得，坦然面对不幸的现实，这是他能获得高寿的良好心理因素。
爱国，是贯串于张学良一生始终的主导思想。1928年6月4日，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他在张作相等奉军元老的支持下，未及而立之年，便接掌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仅半年多一点时间，即易帜拥护中央，维护国家的统一。不久，又与杨虎城联手，发动西安事变，也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正如他在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前一天，即1936年12月24日，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向大家所说的：“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二天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关于此事，他曾对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谈到了自己的初衷及惋惜：“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南京，原想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出于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演坏了！”这里所说的演坏了，指的就是张一到南京，蒋即翻脸不认人，立即将张囚禁起来，一禁就数十年。这样的好心得不到好报，要是落在一般人头上，肯定愁得一肚子气。这气闷得无处发泄，老是闷在心里，就会损坏身体健康，以致减寿。可张学良面对这样的大冤屈，他不愁、不闷，在审判他时还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爱国，我是革命，蒋委员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是送他回来的，我何罪之有？”张失去人身自由之后，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当他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慷慨激昂地说：“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抗日，这一天终于给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君子之心坦荡荡，没半点戚戚！从1947年10月30日，张于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写给蒋介石的信，可看到他的心路历程：“良惟有如意锻炼身心，休养体智，以备钧座之驰使，代国家之驰骋。”从信中不难看出，张之所以要养好身体，目的是日后待国家驰使！
上述那些政治信念、爱国思想、坦然心态，都是精神因素，而这些精神因素都是心理活动的反映。中华传统医学上讲的“心”，除了指现代医学上的“心脏”外，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的精神因素。这些精神因素，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具体地说，好的精神因素，会促进人的身体健康；而不好的精神因素，就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张学良将军之所以能高寿，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了中华传统医学的养心理论。他面临这么大的屈辱，仍能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坦然面对，抛却忧愁，平静生活，以待将来。他这些良好的心理因素，促使自己的身心达到非常和谐的程度，这就为取得健康高寿提供了保证。
（二）
个性开朗，豁达大度，拿得起、放得下，能屈能伸，遇到矛盾易于化解，这是张学良能获得高寿的良好性格因素。
张学良具有东北人典型的性格。东北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张如是说：“我们东北人个性直爽，说话算数，一人做事一人当，两个肩膀一个头，杀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一性格促使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第一次见蒋时说：“我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敢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取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心愿足矣。”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在陪蒋回南京前夕，曾对其得力部将向柱国说：“从历史上看，放虎归山是对我个人有危险的。但是，我兵谏的目的是为爱国抗日，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如果蒋委员长搞阴谋陷害我张学良，他蒋介石是背信弃义，失道于天下，对抗日不利。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党派一定会群起攻之。因此，我以团结抗日为重，对个人安危不计较了。”
张的性格也有刚柔相济的一面，他也强调大丈夫要能屈能伸。1937年9月18日，张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忍耐点吧！不怨天，不尤人，自励身心，以备国家需要用你的时候，你能担起一个任务。”张自1928年易帜后，在官场上是蒋介石惟一的副手，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如今，却成了阶下囚，可谓一落千丈。这样的荣辱得失，如落在一般人的头上，心中可能会掀起汹涌澎湃的波涛，过日子将度日如年。可他却能淡然应对，视“荣辱得失，犹如水月镜花，事过即忘”，没一点沾滞，心如平静的湖水，没半点波澜。张能如此对待不幸，源于他有刚柔相济的良好性格。张有这样的性格，他心里只有“广大”二字。正因为他心中有“广大”二字，才敢于不顾生死荣辱，发动西安事变，以挽救国家民族免于危亡；也正因为他心中的“广大”二字，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东北军这个团体的存亡。如果他心中无“广大”二字，而是一个心胸狭隘、斤斤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人，不要说能于50多年囚禁生活中健康地活过来，就是想侥幸生存下来也不可能，更难以谈得上高寿了。正是张学良心中有“广大”二字，才使他具有“拿得起，放得下”这样豁达大度的性格，而有了这一良好的性格，当他遇到矛盾时，就易于化解。他之所以能得高寿，可以说是这种良好性格结出的硕果。
（三）
在长期囚禁期间，物质生活有保障，精神生活有寄托，生活中能动能静，动静结合，这是他能获得高寿的良好的客观条件及主观条件。
从物质生活方面看，不但有保障，而且十分充裕。张学良虽然被囚禁，但不能看作是国民党监狱中一般的囚犯，而应当看作是一个“特殊囚犯”，背后有着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暗中保护。其物质生活的开销有三大来源：第一，他和妻子、随员以及看管他的警、宪、特人员每月的开销，全归军统局（军统局不存在后，是主管张的保密局）实报实销，用钱不受限制。在大陆有一段时间，看管他的警特大约有二三十人，加上外围的1个连宪兵，差不多用1个团的经费开支来执行对张的“管束”。可见其物质生活之充裕。第二，宋氏兄妹，特别是宋美龄，逢年过节，都会送上一批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食用品给张学良；还有戴笠，生前感念张在事变中善待自己，每逢去看张时，都会捎去很多吃、用的东西。第三，有些属张本人的特殊开销，便由张家自行汇钱来支付，而张家又是不缺钱的家庭，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支付。由于经费有保障，张的物质生活是很好的。以住浙江雪窦山时为例，每天吃完晚饭，副官应汉民就请示张翌日想吃什么菜，张说完后就叫大厨照着做，那时每天吃七八个菜，饭后还有水果、饮料等。总之，这样丰富的物质生活，对于保证人体健康所必须的营养物质，是完全不成问题的。除此之外，在这50多年里，囚禁张的地方，大多在风景秀丽的名山上，如在大陆时期有浙江雪窦山、安徽的黄山、贵州的阳明洞和在台湾时期的新竹井上温泉及台北郊区。那里阳光充足，日照适中，温差不大，空气清新，林木茂密，鸟语花香，流水淙淙，环境优雅，宜人居住。他的居住地都有比较宽敞的卧室、书房、饭厅、活动室以及运动场所。这一切，就为他开展各种兴趣爱好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
从精神生活方面看，既丰富又有寄托。要知道，张虽然是被囚禁，但在他居住地方的一定范围之内，其行动是自由的，这就为发展他的兴趣爱好提供了条件。张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但又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居住地方条件的不同，人事交往的不同而改变。但每段时间的兴趣爱好都有主次之分，并且有动有静，动静结合，丰富多彩。比如说，1936年至1946年在大陆囚禁期间，他主要的兴趣爱好是研究明史、信仰佛教，因地制宜搞些弈棋、打网球、钓鱼、游泳、散步、打乒乓球、打篮球、打扑克等，并坚持午睡，每天生活得十分规律。自1946年11月转至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之后，仍然以研究明史、信仰佛教为主，并开始爱上绘画，平常也游泳、泡温泉、打高尔夫球、钓鱼、打麻将等；自1957年转至高雄后，明史研究逐渐被搁下，到上世纪60年代后，慢慢由信仰佛教转向信仰基督教，读圣经，除了继续绘画外，平常也打打麻将、扑克等。总之，每段时间的兴趣爱好活动都有动有静，动静结合。无论是从事动的还是静的活动，他都能全身心投入，聚精会神去做，达到“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这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
后来转到台北郊区，随着年龄的增长，耗费体力的活动少搞了，除了继续绘画、打麻将外，他又喜欢上兰花，认为“养兰是一种享受”，“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由于他对养兰十分挚爱，十分投入，又不时虚心向行家里手学习求教，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养兰人中小有名气，每逢举办花展，必有他的上乘之作入选。像绘画、养兰、打麻将这类的活动，既要动又要静，动静结合，不但有益于心智，还能强健身体，促进身心健康。
（四）
夫妻感情融洽，家庭生活和谐，整天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精神得到莫大的慰藉，这是他能得高寿的有力推手。
张学良是张作霖结发妻赵氏所生，长子。他10岁时，即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家住辽宁双辽郑家屯的粮商于文斗时年12岁之女于凤至订婚。待张15岁、于17岁时正式结婚。于凤至是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品学兼优的高才生，温文尔雅、稳重大方，对公婆孝敬恭顺，对丈夫相敬如宾，因此深得张作霖的器重和张学良的敬爱。张学良一向把凤至尊称为“大姐”，伉俪情深，从来没有任何吵嘴的事情发生。因她是长媳，帅府内许多事务均由她出面料理，平时治家，诸事俭约，件件做得精心周到，不烦恼。然而，凤至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不太高，不能在军务上为张学良分忧，心想如若有一个高水平的贤内助充当少帅的秘书，他将如虎添翼。后来，张在交际场上，果直碰上了一见钟情的赵四小姐，即赵一荻女士。该女士身材颀长、体态婀娜、气质绝佳、风度优雅、聪敏过人，精通英语，善交际，有活力，是一个很吸引人眼球的女性。每逢赵到帅府，凤至也如少帅一样热情称她为“小妹”，赵也跟少帅称凤至为“大姐”，3人感情异常融洽。但赵要到少帅身边，碰到三大难题。第一道难题是：赵出身名门，父亲赵庆华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门的高官，反对其女儿与早有妻室的张学良结合，如若结合，则登报声明，从家祠中“削除其名”，“嗣后，因此发生任何事情，概不负责”。可赵一荻具有“五四”以后新女性的反叛精神，不顾父亲的反对，最后“私奔”到沈阳，投到张的怀里，两人同居了。这道难题以戏剧性的情节了结了。第二道难题是：张已有结发妻子，张、赵关系对外如何称谓？他们合计：对外称赵为张之秘书，帅府内叫四小姐。赵的态度是：不计较，只要能一心爱着张，至于名义，怎样都可以！这道难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第三道难题是：赵到张身边后住在哪里？他们为避免外界的议论，将赵安排在北陵别墅居住。张不想让赵四小姐荒废学业，继续送她到奉天大学深造。这道难题也妥善解决了。一段时间之后，张、赵之间的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也为周围的人所理解。于看到赵成为张的得力助手，就像自己为张分忧解愁一样感到异常欣慰。赵对于特别敬重，遇事都要征询于的意见，两人情同姐妹，从没有发生任何不睦。当赵临产时，凤至亲自为其幼儿做衣裤。赵生下儿子后，为更好地照顾好其母子身体，于干脆将母子二人接到帅府居住。从此，张对于这贤惠的妻子更是推心置腹，加倍亲爱，每有犯难之事，都要跟“大姐”商量处理。可以这样说，在张学良掌握东北军政大权至西安事变发生前这一段时间，于成了张家中的“大管家”，赵成了张对外交往中的得力助手，3人情同手足，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生活过得其乐融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被蒋介石囚禁。于凤至从国外获悉，迅即赶回国内，通过疏通，当局允许其与赵四小姐每隔一月轮流到张身边陪伴。后来，则由于凤至单独陪伴。当张转到湖南沅陵县凤凰山时，张、于住在一座古庙里，于对张百般慰藉，为其排忧解愁，于同张共同作诗绘画、打网球，既促进了张的身心健康，又增进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夫妻情谊，使张深得宽慰。就在此时，张为于写了一首七绝。诗云：“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洞天非人间。”诗中表达了张对于的挚爱之情，并隐露出对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愤慨。
1940年初，于凤至被发现患了乳腺癌，需要前去美国治疗。以后的时间，由谁来接过陪伴张学良的任务呢？赵四小姐二话不说，放弃了在香港的优裕生活，将才10岁的儿子张闾琳托付给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照顾他的学习和生活，随即赴贵州阳明洞囚禁地。想不到，这一次一陪就50个年头，直至1991年张获得完全自由。在阳明洞那里，赵的喜怒哀乐全部顺应张的脉搏而跳动。张爱下棋，她就陪他下棋；张钓鱼，她就跟着钓鱼；张打网球，她就陪着张打网球。张后来致力于研究明史、写文章，她就主动给他购书、查资料、摘资料。在生活上，也照顾得无微不至。赵心灵手巧，无论是缝纫，还是烹调，均技艺高超，常常亲自为张缝制衣服，烹调美味可口的菜肴。张最爱吃鲜菌烧鸡和菌油面条，每到采菌的季节，赵总要带着副官到深山密林中去捡寒菌，并亲自去向村妇请教如何烹制新鲜菌油，如此等等。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后，赵的爱好兴趣，也是围绕张这个“轴心”转动的。张入基督教，她跟着入基督教；张爱好种兰花，赵也协助他种兰花。总之，张爱什么，她就爱什么。一句话，赵成了张生活中的知己。赵就这样伴随张安然度过了风风雨雨的72年！
张学良将军之所以能获得高寿，与两位挚爱他的夫人是密不可分的。张被囚禁之后，心情一度是寂寞的、苦闷的，幸好有凤至的坚强、善解人意和赵一荻的情与爱，给予了他无限的力量。中国传统的养生学认为，夫妻感情融洽，家庭生活和谐，会使他们感受到生活的愉快和幸福，带来无穷无尽的温馨，促使人身心愉快，有利于人的健康高寿。张学良能寿至101岁，凤至与一荻在均患上癌症的情况下，仍分别寿至93岁和88岁，他们仨平均寿龄达到了94岁。他们取得如此高的平均寿龄，正是得益于爱情这个强有力的推手！
（五）
痛下决心，适时戒毒，较早远离毒品，这是张学良后来能获得高寿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
张吸鸦片，不像一些人是出于好奇心，而是被一个居心不良的政客所引诱而吸上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5年11月23日，与张学良有师生之谊、荣辱与共的东北军著名将领郭松龄，突然在前线倒戈，率兵北上直取奉天，要推翻张大帅（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此事发生前的3天，郭曾向张学良当面建议：“父让子继，郭愿竭诚予以拥护。”郭在发难前，已与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奉张。面对两军的交战，使张学良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所崇拜的老师，并举荐自己主政东北的知己；一边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东北现在的军政首脑。此时，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正在张学良犯难之时，上述所讲那个政客、张作霖的坏军师杨宇霆拍着少帅的肩膀说：“汉卿，别把精神弄垮了。我派人给你送套烟具，疲乏了抽两口，挺顶事儿的。”听后，张仍忍耐着，没有吸。他还想做郭的工作，使事情得以解决，但多次联系，郭深怕见面后动摇自己的决心，从而拒绝与张见面。张学良被此事搞得痛苦不堪，便命副官把杨宇霆送来的烟具和烟土拿来，抽两口试试，看能否解除烦闷。一吸，确解烦闷，浑身舒坦。自此，吸鸦片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待到1927年，奉军在河南战败，张更厌倦内战，心中十分痛苦，情绪低至极点，便进一步借吸鸦片以解闷。这一吸，前后共达8年之久。如若剔除其弱冠年龄不算，那么，他进入成人的时间中就有九分之一时间是与毒品相伴为生的。身为带兵的少帅，不是不认识毒品的危害，也不是不想戒掉它，由于中毒过深，虽数度戒毒，均不得成功。特别是在奉天时，曾请一个日本的医生来到帅府给他治疗，这医生让同来的一个护士拿出一盒针剂，取出一支给张注射。注射后，立见奇效，张像无病一样坐了起来。从此，一天两针，连续注射几天后，张再不想吸鸦片了，看来似乎毒瘾根除了。其实不然。经查，这是比鸦片更厉害的毒品——吗啡。张学良才如梦初醒，知道上了大当，很想追究，但那医生心中有鬼，早溜回日本去了。后因公务繁忙，张无空坐下来戒毒，而此时不打针就无精力应付繁重的公务。这样一来，张的身体被毒品残害得垮了下来，身体羸弱，消瘦不堪，面色灰暗，无精打采，陷入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其毒瘾之大，发展到一边看批公文，一边注射吗啡，不然就没精力处理公务。真所谓瘾重也非常！
1933年，驻守热河的东北军老将汤玉麟面对日军的进攻，弃甲而逃，日军不战而得热河，全面舆论哗然。蒋介石利用这事并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逼迫张学良辞职，外放国外“考察”。张迫于无奈，只好通电下野，准备出国“考察”。他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决定利用此一良机，戒掉毒瘾。其一是，如不戒毒，以一吸毒者的难看面孔见外国人，有失国家体面；其二是，自己尚年轻，如无强壮的体魄，难于再为国家、民族效劳。因此，下野第二天，他即飞到上海，住进福煦路181号，聘请上海疗养院密勒大夫为其施治。为了表示戒毒的决心，张命令副官把他锁进卧室，并作了“不经允许不准任何人进来”的规定。因从那天起，停打了吗啡针，待到午夜时分，张学良的毒瘾大发作。只听房间里“咕咚”一声，他从床上跌到地上，唾液流、鼻涕出，满地打滚，接着传出了一串痛苦的呻吟声。于凤至看到此等情况，劝张再打吗啡针，把戒毒的时间放长点，但张不答应，说：“我宁肯为戒毒而死，也不能为吸毒而死！”第二天，密勒医生来了，用听诊器听患者心脏，量血压，认为可打针治疗。他用的是特效安眠剂，用药后，张安稳地睡着了。密勒临走时说，戒毒需要时间，安眠剂不能多用，主要靠患者的意志和毅力。第二天，张的毒瘾又发作，尽管他的头上缠着绷带，还是要撞墙，照旧在地上打滚，他痛苦之状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家属不得不打电话求助于医生，密勒回电说：“药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还是看少帅的忍耐力，请把我的话转达给少帅。”当张学良听到密勒回话后，喘息着点头说：“这才是咱们应该请的医生！”他吃力地从地毯上坐起来，命令站在旁边的副官：“去找根绳子来，把我绑到沙发上！”这样一来，他再也无法撞墙和在地上打滚了。这一折腾，张被折磨得像脱了一层皮，面容憔悴，无精打采。后来，一个意大利医生提出营养灌肠的办法，把小鸡和牛肉放在一起熬，然后用汤灌肠，一天两次，身体逐渐有所好转。待到卧床的第8天，才开始下床尝试行走。可到了翌日，又感到浑身酸痛，卧在床上起不来。然而，张没有动摇，仍坚持戒毒。有一次下地行走时，刚行几步就支持不住了，他猛然往头上打了两拳，此一刺激，倒使行走自如了。此后天天下床练习行走，经过反反复复的10多天练习、锻炼，结果行走得如同正常人一样了。经过这次狠下心戒毒，终于与毒品告别，使他尝到了甘苦，自此以后，他即远离毒品。
张学良戒毒成功后，出国考察了8个月零17天，回到国内时，气色好、精神爽、身心健、体重增，让前去迎接的亲友几乎认不出他了。要是他不戒掉毒瘾，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发动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要是他不戒掉毒瘾，就难以度过后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更不可能寿高101岁！所以说，适时戒毒，较早远离毒品，这是他后来能获得高寿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灾祸不断降临，却能正确应对，使祸转福，最终实现健康高寿。他的成功经验印证了曹操的至理名言：“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人们不可从中获得一点启示么？
张学良进入社会之后，情况又如何呢？他所处的环境存在着诸多对健康不利的因素，综合起来有下列4个方面：未及弱冠即领兵打仗，弱冠刚过不久，就负责一个方面军的领导重任，到1928年6月4日其父被日本人炸死，他不久即接过东北军政大权，直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止，前后共经历了17年的戎马倥偬生涯。此种军旅生活，住不定址、吃不定时，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于身体不利。此其一。他是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而且是四公子中最活跃的一个，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免不了过着吃喝玩乐的放荡生活，这对身心健康不能不带来不良的影响。此其二。张学良从1925年开始染上鸦片烟毒，从此与毒品相伴为生，一吸便是8年，直至1933年狠下决心，才得以戒掉，这对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就在他吸毒期间的30年代初，还害过一场非常严重的伤寒病，一度昏迷不醒，使刚过而立之年的身体更加衰弱，以致人到壮年而身体不壮。此其三。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即被蒋介石囚禁，长达54年之久，占去了生命的大半辈子。在漫长的囹圄生活中，辗转迁移了不下10个地方，大都是远离闹市的穷乡僻壤，除了极少几个好友经当局批准能够前往探访他外，几乎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一般的人都难以过得下去，何况对于一个向来异常活跃的张少帅呢！这种脱离社会近似封闭的生活，对人的身心健康伤害是非常巨大的。此其四。
然而，张学良将军就是在这样极其不利的先天和后天条件下，奇迹般寿至101岁的高龄，个中原因是什么呢？很值得人们认真探究。如果找出其中的缘由，对于启示人们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由祸转福，从而从不幸的此岸达到幸福的彼岸，是大有裨益的。综合来看，张学良将军之所以能得到高寿有5个方面的主要因素。
（一）
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在内心深处觉得没有愧对国家和民族，心安理得，坦然面对不幸的现实，这是他能获得高寿的良好心理因素。
爱国，是贯串于张学良一生始终的主导思想。1928年6月4日，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他在张作相等奉军元老的支持下，未及而立之年，便接掌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仅半年多一点时间，即易帜拥护中央，维护国家的统一。不久，又与杨虎城联手，发动西安事变，也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正如他在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前一天，即1936年12月24日，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向大家所说的：“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二天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关于此事，他曾对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谈到了自己的初衷及惋惜：“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南京，原想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出于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演坏了！”这里所说的演坏了，指的就是张一到南京，蒋即翻脸不认人，立即将张囚禁起来，一禁就数十年。这样的好心得不到好报，要是落在一般人头上，肯定愁得一肚子气。这气闷得无处发泄，老是闷在心里，就会损坏身体健康，以致减寿。可张学良面对这样的大冤屈，他不愁、不闷，在审判他时还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爱国，我是革命，蒋委员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是送他回来的，我何罪之有？”张失去人身自由之后，爱国之心从未泯灭。当他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慷慨激昂地说：“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抗日，这一天终于给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君子之心坦荡荡，没半点戚戚！从1947年10月30日，张于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写给蒋介石的信，可看到他的心路历程：“良惟有如意锻炼身心，休养体智，以备钧座之驰使，代国家之驰骋。”从信中不难看出，张之所以要养好身体，目的是日后待国家驰使！
上述那些政治信念、爱国思想、坦然心态，都是精神因素，而这些精神因素都是心理活动的反映。中华传统医学上讲的“心”，除了指现代医学上的“心脏”外，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的精神因素。这些精神因素，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具体地说，好的精神因素，会促进人的身体健康；而不好的精神因素，就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张学良将军之所以能高寿，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了中华传统医学的养心理论。他面临这么大的屈辱，仍能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坦然面对，抛却忧愁，平静生活，以待将来。他这些良好的心理因素，促使自己的身心达到非常和谐的程度，这就为取得健康高寿提供了保证。
（二）
个性开朗，豁达大度，拿得起、放得下，能屈能伸，遇到矛盾易于化解，这是张学良能获得高寿的良好性格因素。
张学良具有东北人典型的性格。东北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张如是说：“我们东北人个性直爽，说话算数，一人做事一人当，两个肩膀一个头，杀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一性格促使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第一次见蒋时说：“我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敢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取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心愿足矣。”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在陪蒋回南京前夕，曾对其得力部将向柱国说：“从历史上看，放虎归山是对我个人有危险的。但是，我兵谏的目的是为爱国抗日，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如果蒋委员长搞阴谋陷害我张学良，他蒋介石是背信弃义，失道于天下，对抗日不利。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党派一定会群起攻之。因此，我以团结抗日为重，对个人安危不计较了。”
张的性格也有刚柔相济的一面，他也强调大丈夫要能屈能伸。1937年9月18日，张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忍耐点吧！不怨天，不尤人，自励身心，以备国家需要用你的时候，你能担起一个任务。”张自1928年易帜后，在官场上是蒋介石惟一的副手，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如今，却成了阶下囚，可谓一落千丈。这样的荣辱得失，如落在一般人的头上，心中可能会掀起汹涌澎湃的波涛，过日子将度日如年。可他却能淡然应对，视“荣辱得失，犹如水月镜花，事过即忘”，没一点沾滞，心如平静的湖水，没半点波澜。张能如此对待不幸，源于他有刚柔相济的良好性格。张有这样的性格，他心里只有“广大”二字。正因为他心中有“广大”二字，才敢于不顾生死荣辱，发动西安事变，以挽救国家民族免于危亡；也正因为他心中的“广大”二字，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东北军这个团体的存亡。如果他心中无“广大”二字，而是一个心胸狭隘、斤斤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人，不要说能于50多年囚禁生活中健康地活过来，就是想侥幸生存下来也不可能，更难以谈得上高寿了。正是张学良心中有“广大”二字，才使他具有“拿得起，放得下”这样豁达大度的性格，而有了这一良好的性格，当他遇到矛盾时，就易于化解。他之所以能得高寿，可以说是这种良好性格结出的硕果。
（三）
在长期囚禁期间，物质生活有保障，精神生活有寄托，生活中能动能静，动静结合，这是他能获得高寿的良好的客观条件及主观条件。
从物质生活方面看，不但有保障，而且十分充裕。张学良虽然被囚禁，但不能看作是国民党监狱中一般的囚犯，而应当看作是一个“特殊囚犯”，背后有着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暗中保护。其物质生活的开销有三大来源：第一，他和妻子、随员以及看管他的警、宪、特人员每月的开销，全归军统局（军统局不存在后，是主管张的保密局）实报实销，用钱不受限制。在大陆有一段时间，看管他的警特大约有二三十人，加上外围的1个连宪兵，差不多用1个团的经费开支来执行对张的“管束”。可见其物质生活之充裕。第二，宋氏兄妹，特别是宋美龄，逢年过节，都会送上一批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食用品给张学良；还有戴笠，生前感念张在事变中善待自己，每逢去看张时，都会捎去很多吃、用的东西。第三，有些属张本人的特殊开销，便由张家自行汇钱来支付，而张家又是不缺钱的家庭，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支付。由于经费有保障，张的物质生活是很好的。以住浙江雪窦山时为例，每天吃完晚饭，副官应汉民就请示张翌日想吃什么菜，张说完后就叫大厨照着做，那时每天吃七八个菜，饭后还有水果、饮料等。总之，这样丰富的物质生活，对于保证人体健康所必须的营养物质，是完全不成问题的。除此之外，在这50多年里，囚禁张的地方，大多在风景秀丽的名山上，如在大陆时期有浙江雪窦山、安徽的黄山、贵州的阳明洞和在台湾时期的新竹井上温泉及台北郊区。那里阳光充足，日照适中，温差不大，空气清新，林木茂密，鸟语花香，流水淙淙，环境优雅，宜人居住。他的居住地都有比较宽敞的卧室、书房、饭厅、活动室以及运动场所。这一切，就为他开展各种兴趣爱好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
从精神生活方面看，既丰富又有寄托。要知道，张虽然是被囚禁，但在他居住地方的一定范围之内，其行动是自由的，这就为发展他的兴趣爱好提供了条件。张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但又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居住地方条件的不同，人事交往的不同而改变。但每段时间的兴趣爱好都有主次之分，并且有动有静，动静结合，丰富多彩。比如说，1936年至1946年在大陆囚禁期间，他主要的兴趣爱好是研究明史、信仰佛教，因地制宜搞些弈棋、打网球、钓鱼、游泳、散步、打乒乓球、打篮球、打扑克等，并坚持午睡，每天生活得十分规律。自1946年11月转至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之后，仍然以研究明史、信仰佛教为主，并开始爱上绘画，平常也游泳、泡温泉、打高尔夫球、钓鱼、打麻将等；自1957年转至高雄后，明史研究逐渐被搁下，到上世纪60年代后，慢慢由信仰佛教转向信仰基督教，读圣经，除了继续绘画外，平常也打打麻将、扑克等。总之，每段时间的兴趣爱好活动都有动有静，动静结合。无论是从事动的还是静的活动，他都能全身心投入，聚精会神去做，达到“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这是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
后来转到台北郊区，随着年龄的增长，耗费体力的活动少搞了，除了继续绘画、打麻将外，他又喜欢上兰花，认为“养兰是一种享受”，“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由于他对养兰十分挚爱，十分投入，又不时虚心向行家里手学习求教，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养兰人中小有名气，每逢举办花展，必有他的上乘之作入选。像绘画、养兰、打麻将这类的活动，既要动又要静，动静结合，不但有益于心智，还能强健身体，促进身心健康。
（四）
夫妻感情融洽，家庭生活和谐，整天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精神得到莫大的慰藉，这是他能得高寿的有力推手。
张学良是张作霖结发妻赵氏所生，长子。他10岁时，即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家住辽宁双辽郑家屯的粮商于文斗时年12岁之女于凤至订婚。待张15岁、于17岁时正式结婚。于凤至是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品学兼优的高才生，温文尔雅、稳重大方，对公婆孝敬恭顺，对丈夫相敬如宾，因此深得张作霖的器重和张学良的敬爱。张学良一向把凤至尊称为“大姐”，伉俪情深，从来没有任何吵嘴的事情发生。因她是长媳，帅府内许多事务均由她出面料理，平时治家，诸事俭约，件件做得精心周到，不烦恼。然而，凤至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不太高，不能在军务上为张学良分忧，心想如若有一个高水平的贤内助充当少帅的秘书，他将如虎添翼。后来，张在交际场上，果直碰上了一见钟情的赵四小姐，即赵一荻女士。该女士身材颀长、体态婀娜、气质绝佳、风度优雅、聪敏过人，精通英语，善交际，有活力，是一个很吸引人眼球的女性。每逢赵到帅府，凤至也如少帅一样热情称她为“小妹”，赵也跟少帅称凤至为“大姐”，3人感情异常融洽。但赵要到少帅身边，碰到三大难题。第一道难题是：赵出身名门，父亲赵庆华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门的高官，反对其女儿与早有妻室的张学良结合，如若结合，则登报声明，从家祠中“削除其名”，“嗣后，因此发生任何事情，概不负责”。可赵一荻具有“五四”以后新女性的反叛精神，不顾父亲的反对，最后“私奔”到沈阳，投到张的怀里，两人同居了。这道难题以戏剧性的情节了结了。第二道难题是：张已有结发妻子，张、赵关系对外如何称谓？他们合计：对外称赵为张之秘书，帅府内叫四小姐。赵的态度是：不计较，只要能一心爱着张，至于名义，怎样都可以！这道难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第三道难题是：赵到张身边后住在哪里？他们为避免外界的议论，将赵安排在北陵别墅居住。张不想让赵四小姐荒废学业，继续送她到奉天大学深造。这道难题也妥善解决了。一段时间之后，张、赵之间的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也为周围的人所理解。于看到赵成为张的得力助手，就像自己为张分忧解愁一样感到异常欣慰。赵对于特别敬重，遇事都要征询于的意见，两人情同姐妹，从没有发生任何不睦。当赵临产时，凤至亲自为其幼儿做衣裤。赵生下儿子后，为更好地照顾好其母子身体，于干脆将母子二人接到帅府居住。从此，张对于这贤惠的妻子更是推心置腹，加倍亲爱，每有犯难之事，都要跟“大姐”商量处理。可以这样说，在张学良掌握东北军政大权至西安事变发生前这一段时间，于成了张家中的“大管家”，赵成了张对外交往中的得力助手，3人情同手足，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生活过得其乐融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被蒋介石囚禁。于凤至从国外获悉，迅即赶回国内，通过疏通，当局允许其与赵四小姐每隔一月轮流到张身边陪伴。后来，则由于凤至单独陪伴。当张转到湖南沅陵县凤凰山时，张、于住在一座古庙里，于对张百般慰藉，为其排忧解愁，于同张共同作诗绘画、打网球，既促进了张的身心健康，又增进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夫妻情谊，使张深得宽慰。就在此时，张为于写了一首七绝。诗云：“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洞天非人间。”诗中表达了张对于的挚爱之情，并隐露出对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愤慨。
1940年初，于凤至被发现患了乳腺癌，需要前去美国治疗。以后的时间，由谁来接过陪伴张学良的任务呢？赵四小姐二话不说，放弃了在香港的优裕生活，将才10岁的儿子张闾琳托付给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照顾他的学习和生活，随即赴贵州阳明洞囚禁地。想不到，这一次一陪就50个年头，直至1991年张获得完全自由。在阳明洞那里，赵的喜怒哀乐全部顺应张的脉搏而跳动。张爱下棋，她就陪他下棋；张钓鱼，她就跟着钓鱼；张打网球，她就陪着张打网球。张后来致力于研究明史、写文章，她就主动给他购书、查资料、摘资料。在生活上，也照顾得无微不至。赵心灵手巧，无论是缝纫，还是烹调，均技艺高超，常常亲自为张缝制衣服，烹调美味可口的菜肴。张最爱吃鲜菌烧鸡和菌油面条，每到采菌的季节，赵总要带着副官到深山密林中去捡寒菌，并亲自去向村妇请教如何烹制新鲜菌油，如此等等。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后，赵的爱好兴趣，也是围绕张这个“轴心”转动的。张入基督教，她跟着入基督教；张爱好种兰花，赵也协助他种兰花。总之，张爱什么，她就爱什么。一句话，赵成了张生活中的知己。赵就这样伴随张安然度过了风风雨雨的72年！
张学良将军之所以能获得高寿，与两位挚爱他的夫人是密不可分的。张被囚禁之后，心情一度是寂寞的、苦闷的，幸好有凤至的坚强、善解人意和赵一荻的情与爱，给予了他无限的力量。中国传统的养生学认为，夫妻感情融洽，家庭生活和谐，会使他们感受到生活的愉快和幸福，带来无穷无尽的温馨，促使人身心愉快，有利于人的健康高寿。张学良能寿至101岁，凤至与一荻在均患上癌症的情况下，仍分别寿至93岁和88岁，他们仨平均寿龄达到了94岁。他们取得如此高的平均寿龄，正是得益于爱情这个强有力的推手！
（五）
痛下决心，适时戒毒，较早远离毒品，这是张学良后来能获得高寿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
张吸鸦片，不像一些人是出于好奇心，而是被一个居心不良的政客所引诱而吸上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5年11月23日，与张学良有师生之谊、荣辱与共的东北军著名将领郭松龄，突然在前线倒戈，率兵北上直取奉天，要推翻张大帅（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此事发生前的3天，郭曾向张学良当面建议：“父让子继，郭愿竭诚予以拥护。”郭在发难前，已与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奉张。面对两军的交战，使张学良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所崇拜的老师，并举荐自己主政东北的知己；一边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东北现在的军政首脑。此时，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正在张学良犯难之时，上述所讲那个政客、张作霖的坏军师杨宇霆拍着少帅的肩膀说：“汉卿，别把精神弄垮了。我派人给你送套烟具，疲乏了抽两口，挺顶事儿的。”听后，张仍忍耐着，没有吸。他还想做郭的工作，使事情得以解决，但多次联系，郭深怕见面后动摇自己的决心，从而拒绝与张见面。张学良被此事搞得痛苦不堪，便命副官把杨宇霆送来的烟具和烟土拿来，抽两口试试，看能否解除烦闷。一吸，确解烦闷，浑身舒坦。自此，吸鸦片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待到1927年，奉军在河南战败，张更厌倦内战，心中十分痛苦，情绪低至极点，便进一步借吸鸦片以解闷。这一吸，前后共达8年之久。如若剔除其弱冠年龄不算，那么，他进入成人的时间中就有九分之一时间是与毒品相伴为生的。身为带兵的少帅，不是不认识毒品的危害，也不是不想戒掉它，由于中毒过深，虽数度戒毒，均不得成功。特别是在奉天时，曾请一个日本的医生来到帅府给他治疗，这医生让同来的一个护士拿出一盒针剂，取出一支给张注射。注射后，立见奇效，张像无病一样坐了起来。从此，一天两针，连续注射几天后，张再不想吸鸦片了，看来似乎毒瘾根除了。其实不然。经查，这是比鸦片更厉害的毒品——吗啡。张学良才如梦初醒，知道上了大当，很想追究，但那医生心中有鬼，早溜回日本去了。后因公务繁忙，张无空坐下来戒毒，而此时不打针就无精力应付繁重的公务。这样一来，张的身体被毒品残害得垮了下来，身体羸弱，消瘦不堪，面色灰暗，无精打采，陷入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其毒瘾之大，发展到一边看批公文，一边注射吗啡，不然就没精力处理公务。真所谓瘾重也非常！
1933年，驻守热河的东北军老将汤玉麟面对日军的进攻，弃甲而逃，日军不战而得热河，全面舆论哗然。蒋介石利用这事并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逼迫张学良辞职，外放国外“考察”。张迫于无奈，只好通电下野，准备出国“考察”。他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决定利用此一良机，戒掉毒瘾。其一是，如不戒毒，以一吸毒者的难看面孔见外国人，有失国家体面；其二是，自己尚年轻，如无强壮的体魄，难于再为国家、民族效劳。因此，下野第二天，他即飞到上海，住进福煦路181号，聘请上海疗养院密勒大夫为其施治。为了表示戒毒的决心，张命令副官把他锁进卧室，并作了“不经允许不准任何人进来”的规定。因从那天起，停打了吗啡针，待到午夜时分，张学良的毒瘾大发作。只听房间里“咕咚”一声，他从床上跌到地上，唾液流、鼻涕出，满地打滚，接着传出了一串痛苦的呻吟声。于凤至看到此等情况，劝张再打吗啡针，把戒毒的时间放长点，但张不答应，说：“我宁肯为戒毒而死，也不能为吸毒而死！”第二天，密勒医生来了，用听诊器听患者心脏，量血压，认为可打针治疗。他用的是特效安眠剂，用药后，张安稳地睡着了。密勒临走时说，戒毒需要时间，安眠剂不能多用，主要靠患者的意志和毅力。第二天，张的毒瘾又发作，尽管他的头上缠着绷带，还是要撞墙，照旧在地上打滚，他痛苦之状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家属不得不打电话求助于医生，密勒回电说：“药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还是看少帅的忍耐力，请把我的话转达给少帅。”当张学良听到密勒回话后，喘息着点头说：“这才是咱们应该请的医生！”他吃力地从地毯上坐起来，命令站在旁边的副官：“去找根绳子来，把我绑到沙发上！”这样一来，他再也无法撞墙和在地上打滚了。这一折腾，张被折磨得像脱了一层皮，面容憔悴，无精打采。后来，一个意大利医生提出营养灌肠的办法，把小鸡和牛肉放在一起熬，然后用汤灌肠，一天两次，身体逐渐有所好转。待到卧床的第8天，才开始下床尝试行走。可到了翌日，又感到浑身酸痛，卧在床上起不来。然而，张没有动摇，仍坚持戒毒。有一次下地行走时，刚行几步就支持不住了，他猛然往头上打了两拳，此一刺激，倒使行走自如了。此后天天下床练习行走，经过反反复复的10多天练习、锻炼，结果行走得如同正常人一样了。经过这次狠下心戒毒，终于与毒品告别，使他尝到了甘苦，自此以后，他即远离毒品。
张学良戒毒成功后，出国考察了8个月零17天，回到国内时，气色好、精神爽、身心健、体重增，让前去迎接的亲友几乎认不出他了。要是他不戒掉毒瘾，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发动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要是他不戒掉毒瘾，就难以度过后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更不可能寿高101岁！所以说，适时戒毒，较早远离毒品，这是他后来能获得高寿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灾祸不断降临，却能正确应对，使祸转福，最终实现健康高寿。他的成功经验印证了曹操的至理名言：“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人们不可从中获得一点启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