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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拒写不实之辞
1944年,于右任辞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职务僻居成都时,有人拟就“富可敌国,贫无立锥”的联语为张大千祝寿,特请于先生题书。于右任阅后断然拒绝。他说:“张先生虽然富有,料其家资,尚不若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多,故‘富可敌国’之语不确;张先生虽较贪官污吏奸商大贾生活贫乏,但其享用之山珍海味以整箱贮存,故‘贫无立锥’之语亦不真实。”
马寅初“放炮”
1940年11月10日,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应“青年星期讲座”之约,演讲《战时经济问题》。他一跨上讲台,就满腔义愤地说:“兄弟今天把儿子女儿都带来了。我今天的讲话,就算给他们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他用大量材料,揭露“四大家族”为首的豪门权贵,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并将大量存款汇存在国外银行,一旦亡国,就可逃到外国当寓公。他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从孔祥熙、宋子文等开始征收,把豪门巨商的不义之财,征作抗战经费。他见会场里有人骚动,就大声喊道:“在场的警察宪兵先生们,你们要逮捕我,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也不迟。告诉你们,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我不去。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见不得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事后蒋介石异常恼怒道:“正当我们处治异党的时刻,这门大炮在大后方乱放起来,还了得?”
冯玉祥书联讥讽汪精卫
1926年,汪精卫主持武汉政府时期,口头上也喊革命,办起事来却大耍官僚派头,摆架子,讲排场,图享受。冯玉祥对他的表里不一极为反感。一次,冯玉祥到郑州开会,写了副对联和横额,派人给汪精卫送去。汪精卫打开一看,暴跳如雷。原来冯玉祥写的是: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横额:官僚旧样。
乔大壮严拒白崇禧改稿
乔大壮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性情耿直刚烈。抗戰期间,白崇禧聘请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商政务,只作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厉声指责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章,那么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崇禧无言对答,只得把改的字再改过来。
李天马赠书“清勤廉”
李天马的书法在年少时就有名气,几十年研习不辍,成为一大名家。他生性耿介,书法作品很少赠人,早年徐悲鸿曾用一幅《奔马图》换取李天马的小楷手卷。李天马八十岁时,曾回到故乡番禺,当地县委书记请他写一幅字。李天马捋着胡子笑道:“可以,但是要挂在县政府。”县委书记高兴地应允了。两天后,李天马写的“清勤廉”三个字送到了县委,可谓寓意深刻。
吴宓为林黛玉打抱不平
吴宓在英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为人刚直,行事不顾后果。抗战时期,吴宓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偶尔到昆明市内转悠,见一家牛肉馆挂着“潇湘馆”的招牌,不禁大怒,站在馆门口大喊道:“林黛玉这样妙可女子,怎能为你们烧牛肉?”又冲进馆内,用手杖砸碎了许多碗碟。牛肉馆主对吴宓提出控告,但此事不了了之,因为社会舆论支持吴宓。
张难先为难蒋介石
1930年,蒋介石为“修明地方政治”,任命张难先为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难先原任考试院诠叙部部长,曾大白天提灯笼走进总司令部,口称“南京城暗无天日”。张难先上任几个月后,时值春暖花开之际,接到宋美龄将偕其母来杭州赏春的专电。他星夜赶往富阳,以巡视工作为名,躲避第一夫人。待宋美龄游玩结束离开杭州以后,他才返回省城。不久,蒋介石来浙江视察在省府礼堂向大家训话:“现在国难当头,大家要艰苦节约,共体时艰,共赴国难……”张难先突然打断蒋介石的话说:“报告总司令,前不久夫人和宋老太太莅杭游览六天,共开支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三元九角,请示是国库开支还是省政府开支?”这突如其来的一招使蒋介石大为难堪,他接过张难先送上的账单扔给随从人员说:“要她们自己出!”然后气急败坏地走了。
邹韬奋义不受贿
1931年,国民党交通部长兼上海大厦大学校长王伯群在建交通部大厦时,从中贪污,用赃款建私人的藏娇楼,上海、天津等地舆论哗然。当时由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主持正义著称。不少读者写信给《生活》周刊,要求对王进行谴责。邹韬奋立即派人前往上海愚园路即将竣工的王伯群豪华私宅调查,并拍下照片。王闻讯后,为阻止《生活》周刊披露真相,派人带着十万元巨款,以补助报馆的名义贿赂邹韬奋,并提出让邹在交通部担任一个挂名差使,只领薪水不干活。邹韬奋一口拒绝,来人又改口说可把这笔钱作为股本投资给《生活》周刊,当时《生活》周刊正公开招股。邹韬奋又以不合《生活》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为由拒绝,并语带讥刺说:“王部长既然如此慷慨,不如把这钱捐给同仁堂,救救几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何必关心我一人之生活!”邹韬奋不受贿赂,在《生活》周刊上公开了调查结果和照片,并在所附评论中说:“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失人格者,以为只须几个臭钱,何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骨气的人,但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闻一多不准签假名
抗战期间,闻一多写了一篇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电,措词强烈。写完后,他就让他的学生季镇淮牟去请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和他的一位朋友签名。这两位看了电文,有些犹豫。签名吧,怕担风险;不签吧,又有碍于闻一多的尊面。于是他们耍了一个花招,签了个假名。闻一多一看,大为不满,厉声说道:“要是怕死就不要签,要签就签真名,我们不要假名!”谁都知道,发通电签假名,宣言通电就没有力量。后来他们为闻一多光明坦荡的胸襟和勇敢无畏的斗争勇气所感动,终于签了真名。
徐道之不善逢迎
徐道之,江苏宿迁人,早年求学于上海美专,专攻写意花卉鱼虫,兼攻山水。有文人逸致,为人忠厚耿直,又不善逢迎。某要员的女儿出嫁,要他画马,最好模拟徐悲鸿。徐道之回答说:“鄙人不会画马。”事后同学夏某问他,他说:“我确实不会画马。”夏某说:“我看你是不会拍马,人家没缝找缝钻,可给你缝你不会钻。”徐道之久居南京宁海路一间破屋,一直勤勤恳恳做小学美术教师。冯若飞、傅抱石见过他的作品,很惋惜他的才干。1980年春,七十岁的徐道之想搞一次个人画展,可是既无场地又无钱,也无相应的社会地位,对此,他感慨万端地说:“道之,道之,吾道已止。”哪知有个知音偏又接了个下联:“知之,知之,我知汝痴。”
徐悲鸿拒绝为蒋介石画像
1927年,徐悲鸿从法国巴黎回国,有一天,国民党政府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登门拜访,请他为蒋介石画一张半身标准像。徐悲鸿坚决不同意,张道藩软硬兼施地说:“徐先生,还是冷静点儿好,你是才华横溢的大艺术家,我奉劝你不要做这样愚蠢的事,免得你以后悔恨。”徐悲鸿蔑视地说:“悔恨?我只能感到自豪!因为你的座右铭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而我的座右铭则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鲁迅拒收藏书室钥匙
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看到鲁迅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就想利用他的名声来为自己招徕生意,于是派人来同鲁迅讲:“你研究学问要看许多图书资料,外面看不到的海内珍本,我们那里都有。董事长愿意把藏书室的钥匙交给你,由你任意选阅。只希望一条:你写的书,要交给我们印行。”鲁迅听了很生气,断然拒绝要这把钥匙。他对人提起这件事时说:“我为工作,固然需要看书,但我看书,并不是为了饭碗。要是我写的东西由他们印行,稿酬可能是优厚的,但这样一来,我就要受到束缚,不能很好地为大众说话了。”
(责任编辑/谭 洁)
1944年,于右任辞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职务僻居成都时,有人拟就“富可敌国,贫无立锥”的联语为张大千祝寿,特请于先生题书。于右任阅后断然拒绝。他说:“张先生虽然富有,料其家资,尚不若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多,故‘富可敌国’之语不确;张先生虽较贪官污吏奸商大贾生活贫乏,但其享用之山珍海味以整箱贮存,故‘贫无立锥’之语亦不真实。”
马寅初“放炮”
1940年11月10日,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应“青年星期讲座”之约,演讲《战时经济问题》。他一跨上讲台,就满腔义愤地说:“兄弟今天把儿子女儿都带来了。我今天的讲话,就算给他们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他用大量材料,揭露“四大家族”为首的豪门权贵,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并将大量存款汇存在国外银行,一旦亡国,就可逃到外国当寓公。他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从孔祥熙、宋子文等开始征收,把豪门巨商的不义之财,征作抗战经费。他见会场里有人骚动,就大声喊道:“在场的警察宪兵先生们,你们要逮捕我,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也不迟。告诉你们,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我不去。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见不得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事后蒋介石异常恼怒道:“正当我们处治异党的时刻,这门大炮在大后方乱放起来,还了得?”
冯玉祥书联讥讽汪精卫
1926年,汪精卫主持武汉政府时期,口头上也喊革命,办起事来却大耍官僚派头,摆架子,讲排场,图享受。冯玉祥对他的表里不一极为反感。一次,冯玉祥到郑州开会,写了副对联和横额,派人给汪精卫送去。汪精卫打开一看,暴跳如雷。原来冯玉祥写的是: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横额:官僚旧样。
乔大壮严拒白崇禧改稿
乔大壮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性情耿直刚烈。抗戰期间,白崇禧聘请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商政务,只作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厉声指责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章,那么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崇禧无言对答,只得把改的字再改过来。
李天马赠书“清勤廉”
李天马的书法在年少时就有名气,几十年研习不辍,成为一大名家。他生性耿介,书法作品很少赠人,早年徐悲鸿曾用一幅《奔马图》换取李天马的小楷手卷。李天马八十岁时,曾回到故乡番禺,当地县委书记请他写一幅字。李天马捋着胡子笑道:“可以,但是要挂在县政府。”县委书记高兴地应允了。两天后,李天马写的“清勤廉”三个字送到了县委,可谓寓意深刻。
吴宓为林黛玉打抱不平
吴宓在英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为人刚直,行事不顾后果。抗战时期,吴宓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偶尔到昆明市内转悠,见一家牛肉馆挂着“潇湘馆”的招牌,不禁大怒,站在馆门口大喊道:“林黛玉这样妙可女子,怎能为你们烧牛肉?”又冲进馆内,用手杖砸碎了许多碗碟。牛肉馆主对吴宓提出控告,但此事不了了之,因为社会舆论支持吴宓。
张难先为难蒋介石
1930年,蒋介石为“修明地方政治”,任命张难先为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难先原任考试院诠叙部部长,曾大白天提灯笼走进总司令部,口称“南京城暗无天日”。张难先上任几个月后,时值春暖花开之际,接到宋美龄将偕其母来杭州赏春的专电。他星夜赶往富阳,以巡视工作为名,躲避第一夫人。待宋美龄游玩结束离开杭州以后,他才返回省城。不久,蒋介石来浙江视察在省府礼堂向大家训话:“现在国难当头,大家要艰苦节约,共体时艰,共赴国难……”张难先突然打断蒋介石的话说:“报告总司令,前不久夫人和宋老太太莅杭游览六天,共开支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三元九角,请示是国库开支还是省政府开支?”这突如其来的一招使蒋介石大为难堪,他接过张难先送上的账单扔给随从人员说:“要她们自己出!”然后气急败坏地走了。
邹韬奋义不受贿
1931年,国民党交通部长兼上海大厦大学校长王伯群在建交通部大厦时,从中贪污,用赃款建私人的藏娇楼,上海、天津等地舆论哗然。当时由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主持正义著称。不少读者写信给《生活》周刊,要求对王进行谴责。邹韬奋立即派人前往上海愚园路即将竣工的王伯群豪华私宅调查,并拍下照片。王闻讯后,为阻止《生活》周刊披露真相,派人带着十万元巨款,以补助报馆的名义贿赂邹韬奋,并提出让邹在交通部担任一个挂名差使,只领薪水不干活。邹韬奋一口拒绝,来人又改口说可把这笔钱作为股本投资给《生活》周刊,当时《生活》周刊正公开招股。邹韬奋又以不合《生活》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为由拒绝,并语带讥刺说:“王部长既然如此慷慨,不如把这钱捐给同仁堂,救救几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何必关心我一人之生活!”邹韬奋不受贿赂,在《生活》周刊上公开了调查结果和照片,并在所附评论中说:“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失人格者,以为只须几个臭钱,何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骨气的人,但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闻一多不准签假名
抗战期间,闻一多写了一篇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电,措词强烈。写完后,他就让他的学生季镇淮牟去请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和他的一位朋友签名。这两位看了电文,有些犹豫。签名吧,怕担风险;不签吧,又有碍于闻一多的尊面。于是他们耍了一个花招,签了个假名。闻一多一看,大为不满,厉声说道:“要是怕死就不要签,要签就签真名,我们不要假名!”谁都知道,发通电签假名,宣言通电就没有力量。后来他们为闻一多光明坦荡的胸襟和勇敢无畏的斗争勇气所感动,终于签了真名。
徐道之不善逢迎
徐道之,江苏宿迁人,早年求学于上海美专,专攻写意花卉鱼虫,兼攻山水。有文人逸致,为人忠厚耿直,又不善逢迎。某要员的女儿出嫁,要他画马,最好模拟徐悲鸿。徐道之回答说:“鄙人不会画马。”事后同学夏某问他,他说:“我确实不会画马。”夏某说:“我看你是不会拍马,人家没缝找缝钻,可给你缝你不会钻。”徐道之久居南京宁海路一间破屋,一直勤勤恳恳做小学美术教师。冯若飞、傅抱石见过他的作品,很惋惜他的才干。1980年春,七十岁的徐道之想搞一次个人画展,可是既无场地又无钱,也无相应的社会地位,对此,他感慨万端地说:“道之,道之,吾道已止。”哪知有个知音偏又接了个下联:“知之,知之,我知汝痴。”
徐悲鸿拒绝为蒋介石画像
1927年,徐悲鸿从法国巴黎回国,有一天,国民党政府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登门拜访,请他为蒋介石画一张半身标准像。徐悲鸿坚决不同意,张道藩软硬兼施地说:“徐先生,还是冷静点儿好,你是才华横溢的大艺术家,我奉劝你不要做这样愚蠢的事,免得你以后悔恨。”徐悲鸿蔑视地说:“悔恨?我只能感到自豪!因为你的座右铭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而我的座右铭则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鲁迅拒收藏书室钥匙
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看到鲁迅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就想利用他的名声来为自己招徕生意,于是派人来同鲁迅讲:“你研究学问要看许多图书资料,外面看不到的海内珍本,我们那里都有。董事长愿意把藏书室的钥匙交给你,由你任意选阅。只希望一条:你写的书,要交给我们印行。”鲁迅听了很生气,断然拒绝要这把钥匙。他对人提起这件事时说:“我为工作,固然需要看书,但我看书,并不是为了饭碗。要是我写的东西由他们印行,稿酬可能是优厚的,但这样一来,我就要受到束缚,不能很好地为大众说话了。”
(责任编辑/谭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