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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特指17世纪前后“从哥白尼到牛顿”的那一段历史，这是柯瓦雷以降的科学史研究的最大热点，以不同视角和线索来评点这一“科学革命”的文献汗牛充栋。然而史蒂文·夏平在其名著《科学革命》中开篇就语出惊人：“根本就不存在科学革命这回事，而这本书就是要讨论科学革命。”
那么，夏平究竟是如何否认“科学革命”的，他又是如何谈论这一“不存在”的事件的?他笔下的“科学革命”与柯瓦雷、库恩等史家笔下的“科学革命”究竟有何不同呢?
夏平如何批评了“科学革命”
夏平在开篇接着说：“历史学家宣称确实存在一个连贯的、巨变的巅峰事件，它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改变了人们获取关于自然界的正确知识的方式，正是在这样一个瞬间，世界变成现代的样子，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发生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这段时期的某个时间。……柯瓦雷将科学革命精神导致的观念变革赞誉为自古希腊以来‘人类思想所完成或经受的一场最为意义深远的革命’，它的意义如此深远，以至于人类文化‘几个世纪以来都还没有领会其意义，甚至在今天，它也常被低估和误解’。”
这里我们看到，夏平认为历史学家宣称的科学革命是某一个“瞬间”，在后文的评论中夏平继续强调“瞬间”这个概念，例如他指出：“过去并不是在任何个别瞬间转变为‘现代世界’的；我们绝不应该惊奇于发现17世纪科学实践者的气质经常是半古半今，他们的观念将不得不被几代思想家接连改造和重新定义才变成‘我们的’观念。”
然而哪些历史学家真的是如此宣称的呢?很明显在这里夏平虚构了一个过于幼稚的靶子，事实上，实在难以想象哪一位严肃的科学史家竟会把“科学革命”看做某个“瞬间”，甚至连最拙劣的辉格史作家也不太可能这么做。科学史家们公认的那一场科学革命一般就是指从哥白尼到牛顿，或者指大致包括整个17世纪的那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时期。
夏平的批评当然是对的，但毫无意义，因为他所批评的对手根本是捏造的。在开篇夏平唯一引用的柯瓦雷的原话也正好是说我们对科学革命“几个世纪以来都还没有领会其意义”，这不正是在强调科学革命绝不是在一瞬间就对整个文化产生了影响吗?那么夏平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些显而易见的废话?
夏平对“科学革命”概念的批评在许多方面都基于对“瞬间”的批评。他提到：“没有一幢房子是用完全没有用过的物料，按照与旧样式毫无相似之处的设计来建造的，同样地，没有一种文化能完全拒绝它的过去，这些自不必说。历史变化并非那种彻底的变化，而且大多数‘革命’并没有像它们所宣扬的那样或者像人们替它们宣扬的那样引起彻底的变化。”
但问题依旧——究竟是哪位科学史家在主张科学革命引起的是“彻底的变化”呢?这恐怕仍是夏平捏造的靶子。柯瓦雷、库恩等史家都十分注意强调在科学革命中传统观念的保守性，而这也被刻画为“科学革命”的基本特征。而夏平在这里丝毫没有提出更多的东西。
夏平的另一项批评涉及科学革命的参与者，他提到：“假如只是极少的人参与了这些变革，如果真有意义的话，那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来谈论科学革命，说它引起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法的巨大变革，说它是产生‘我们’所说的现代的瞬间?”在后文中，他批评说：“人们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科学革命的顶峰，并改变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法，但是在牛顿的同时代人中，能够在大体上通读全书的不足百人，而且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它。”但这一点难道其他科学史家没有注意到吗?事实上，库恩的整本《哥白尼革命》就是旨在去理解“科学家对一个表面上琐碎的、技术性很强的难题的解决，有时何以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日常生活中基本问题的态度。”库恩早已指明科学革命是从一个很小的、专业性极强的范围内发起的，而策源地的狭窄与影响范围的深远之间的强烈反差恰恰体现了科学革命的特征。在此夏平仍然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
夏平对科学革命概念的主要批评集中表述为对“本质”的反对，他反复强调17世纪的科学界并没有某个确定的主流，每一种新主张在当时都没有取得共识——“我不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即17世纪科学或者甚至是17世纪科学变革的‘本质’。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单一连贯的故事，它能够抓住科学或者让我们在20世纪末的现代正好感兴趣的科学或科学变革的所有方面。我想象不出任何在传统上被认作近代早期科学革命本质的特征，它当时没有显著不同的形式，或者当时没有遭到那些也被说成是革命的‘现代主义者’的实践者的批评。”
然而，同样的事实在库恩那里却恰恰就是科学革命之为科学革命的“本质”特征!这一点笔者将在稍后继续讨论。这里只需点明，17世纪科学思想的多元性，或者说当时不同科学家之间充满不_致的这一事实，显然是库恩等史家早已确知而且是着重强调的事情。柯瓦雷在描述“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这一思想发展的主线索时所提供的也都是一组又一组“争论”的实例，最后以牛顿与莱布尼茨之争收尾，从来都不曾说过哪一种观念在17世纪的科学家中是没有争议的。夏平在这里还是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
最后，夏平对科学革命的批评涉及“科学”这一概念本身，他认为在17世纪“科学”作为一个单一连贯的实体的存在是可疑的，因此就谈不上这个“科学”的革命了。他说：“由于我们对17世纪科学的理解近些年已经改变，因此历史学家对‘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本身越来越感到心里没底。甚至组成该短语的每一个词的合理性也遭到了争议。许多历史学家对存在一个单一分立的、囿于某一时空的事件可被称为‘那个’科学革命的看法不再满意。这些历史学家现在甚至拒绝承认有一个被称作‘科学’的单一连贯的文化实体在17世纪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恰恰相反，而是存在着致力于理解、解释和控制自然的大量不同的文化实践，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也经历着不同的变革模式。”
然而，这仍旧是库恩早已强调过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库恩那里，“科学革命”是相对于“常规科学”而言的非常时期，在库恩那里，只有在常规时期，科学显得像一个独立的整体，才能够对科学与非科学进行划界。而在非常时期，科学的边界是不明朗的，所谓的科学革命指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时期：即在那个时期找不到一个被称为科学的“单一连贯的文化实体”。恰恰是分歧层出、党派林立的事实，证明了这确确实实是如假包换的“科学革命时期”。库恩指出“在发展成熟的科学中”，“竞争着的党派”是很少的，缺乏权威和主流，各色各样的流派互相竞争的状态正是科学革命的标志。被夏平在整本书中反复强调的17世纪科学观和科学方法的多样性，恰恰是最有力地支持了——而不是反驳了——17世纪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时期。 总而言之，夏平的批评看起来毫无新意可言，他引以来批评“科学革命”概念的那些论据不仅早已被更早的史家们注意，而且往往是用以支持“科学革命”的证据。夏平展开的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批评，如果说他所批驳的只是自己捏造的稻草人又或者只是最幼稚的流俗观点，那么他就不应该每每把矛头指向所谓的“史学家”，作为学者而言，这种做派是极不严肃的。
夏平如何支持了科学革命
那么，既然早已了解了夏平用以反驳“科学革命”的论据，库恩等史家为何仍要谈论这一概念呢?
在夏平那里，科学革命也是可以并值得去谈论的概念，他提供了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是在17世纪当时确实有那么一群人相信他们正在进行某种根本性的变革，他们进行了一些自觉的、大规模的尝试去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及获得知识的方法，“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书有理由讲述关于这些尝试的故事”。第二是“科学革命这个想法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对先人兴趣的表达，”换言之“科学革命”可以是当代人对历史的重构。
另外，夏平也承认，“关于机械模式和实验模式是否得当的争论，以及把自然和认识自然的方法‘机械化’的尝试，的确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变革的许多值得理解的东西。……我曾主张，科学革命没有本质，然而务实的标准不时促使我对自然知识的独特变革进行有人为条理的说明。”
这种做法除了表达得较为谨慎之外，似乎也与其他科学史家并无二致。柯瓦雷也承认17世纪科学革命的“完整历史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而他所捕捉的无非是革命“就其主线而言”的“这个方面”。柯瓦雷并没有说所谓“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就是科学革命的“本质”，更没有说整个科学革命“仅此而已”。他所做的也无非是人为地梳理出了一条“主线”。与夏平自己使用的“机器隐喻在新科学的重要组成中是非常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理念”等说法相比，柯瓦雷的修辞也并不显得更加托大。柯瓦雷所谓的“主线”也可以理解为“一条非常‘核心’的线索”。在这里夏平仍旧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
然而同样是诠释“科学革命”，库恩却提供了比夏平更多的东西。我们将看到，库恩之所以有意识地运用“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是包含着更多的反思和更深刻的用意的。
我们注意到，“革命”一词更多地让人联想到政治革命，正如科恩所说：“在科学语境范围内，‘革命’这个词的出现，总是既反映了一些有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流行理论，又反映了人们对实际当中业已发生的革命的某些认识。所以，我对这里所讨论的每一场科学革命的思考，都是以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作为背景知识的。”
夏平也注意到了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之间的联系，他提到“革命”一词原本只是翻转和轮回的意思，而不带有不可逆转的线性发展的意思，他提到“革命作为划时代的、不可逆转的变革的观念，很可能，首先是以一种系统的方法应用于科学事件，只是后来才应用于政治事件。”但这并不是关键问题，事实上线性时间的观念不仅渗入在“革命”这一词语中，也同样渗入到了“发展”、“演化”乃至于“历史”这些词语中了——这是另一个问题，与“科学革命”这一术语是否恰当并无直接联系。而库恩显然也不是出于“革命”一词所渗入的线性时间的观念才选择运用“科学革命”概念的，反而恰恰是库恩对“科学革命”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认为科学发展是线性单向的进步的观念。
库恩之所以采用“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也正是出于对其政治寓意的反思和确认。库恩在论述科学革命这一术语的合理性时所反思问题的正是：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是否有某些重要的共通之处，而这种共通之处被库恩称为科学革命的“本质”。
这一类比说明了“科学革命”是一场对传统的破坏性的颠覆，它将废除一些传统中被认可为合理的思路和方法，而取而代之以传统中并不容许的新模式。夏平当然也注意到了17世纪的科学发展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变革，例如，他提到在17世纪，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解释方式被废除了，取而代之以机械论的思维框架。
这一类比说明了科学革命的兴起将呈现为党派林立的无政府状态，新派与旧派之争、不同的新派之间的相互竞争是科学革命时期的基本格局。夏平对这新旧并存、多元并立的格局的描述贯穿于全书，例如，他指出：“‘新’、‘旧’自然观并存着，它们的拥护者偶尔会因为争当现代派或古代派发生争执。”“由于17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在经验的正确解释和哲学作用上存有分歧，他们在用以获取自然科学知识的方法问题上也持有不同意见。”
在科学革命期间相互竞争的各派别之间无法找到更高的中立的评判标准，最终的裁决者往往要诉诸民众。夏平对这些都有所确认，例如他提到牛顿与波义耳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念好比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没有更高的规则去裁决高下。夏平还提到了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以及“名流聚会”等活动对于当时学术争论的意义。
另外，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的类比也可以很容易地回答夏平对科学革命的另一些琐碎的质疑。例如发起革命的人数与全世界的人口相比如此之少，何以称为革命呢?但我们想一想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等等，直接挑起那些革命的人口恐怕也都是极少数。当然，夏平也可能进一步主张“根本不存在政治革命”，但至少应当承认那些仅由一小撮人发起的革命有可能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和走向。
总之，我们看到，库恩之所以强调“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是基于他关于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的相似性的有意识的类比，而这些类比有助于直观地提示出科学革命的诸多重要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都得到了夏平的确认。但为什么夏平独独要否认“科学革命”呢?原因也许只能是：他并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库恩等严肃的科学史家。当他在展开批评时，所面对的并不是那些实力相当的伟大的学术对手，而只是满足于对流俗理解的笼而统之的批评。夏平把《科学革命》写成了一部几乎没有引文的通俗读物，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如果真的写成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那些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语将是经不起推敲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袁剑)
那么，夏平究竟是如何否认“科学革命”的，他又是如何谈论这一“不存在”的事件的?他笔下的“科学革命”与柯瓦雷、库恩等史家笔下的“科学革命”究竟有何不同呢?
夏平如何批评了“科学革命”
夏平在开篇接着说：“历史学家宣称确实存在一个连贯的、巨变的巅峰事件，它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改变了人们获取关于自然界的正确知识的方式，正是在这样一个瞬间，世界变成现代的样子，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发生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这段时期的某个时间。……柯瓦雷将科学革命精神导致的观念变革赞誉为自古希腊以来‘人类思想所完成或经受的一场最为意义深远的革命’，它的意义如此深远，以至于人类文化‘几个世纪以来都还没有领会其意义，甚至在今天，它也常被低估和误解’。”
这里我们看到，夏平认为历史学家宣称的科学革命是某一个“瞬间”，在后文的评论中夏平继续强调“瞬间”这个概念，例如他指出：“过去并不是在任何个别瞬间转变为‘现代世界’的；我们绝不应该惊奇于发现17世纪科学实践者的气质经常是半古半今，他们的观念将不得不被几代思想家接连改造和重新定义才变成‘我们的’观念。”
然而哪些历史学家真的是如此宣称的呢?很明显在这里夏平虚构了一个过于幼稚的靶子，事实上，实在难以想象哪一位严肃的科学史家竟会把“科学革命”看做某个“瞬间”，甚至连最拙劣的辉格史作家也不太可能这么做。科学史家们公认的那一场科学革命一般就是指从哥白尼到牛顿，或者指大致包括整个17世纪的那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时期。
夏平的批评当然是对的，但毫无意义，因为他所批评的对手根本是捏造的。在开篇夏平唯一引用的柯瓦雷的原话也正好是说我们对科学革命“几个世纪以来都还没有领会其意义”，这不正是在强调科学革命绝不是在一瞬间就对整个文化产生了影响吗?那么夏平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些显而易见的废话?
夏平对“科学革命”概念的批评在许多方面都基于对“瞬间”的批评。他提到：“没有一幢房子是用完全没有用过的物料，按照与旧样式毫无相似之处的设计来建造的，同样地，没有一种文化能完全拒绝它的过去，这些自不必说。历史变化并非那种彻底的变化，而且大多数‘革命’并没有像它们所宣扬的那样或者像人们替它们宣扬的那样引起彻底的变化。”
但问题依旧——究竟是哪位科学史家在主张科学革命引起的是“彻底的变化”呢?这恐怕仍是夏平捏造的靶子。柯瓦雷、库恩等史家都十分注意强调在科学革命中传统观念的保守性，而这也被刻画为“科学革命”的基本特征。而夏平在这里丝毫没有提出更多的东西。
夏平的另一项批评涉及科学革命的参与者，他提到：“假如只是极少的人参与了这些变革，如果真有意义的话，那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来谈论科学革命，说它引起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法的巨大变革，说它是产生‘我们’所说的现代的瞬间?”在后文中，他批评说：“人们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科学革命的顶峰，并改变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法，但是在牛顿的同时代人中，能够在大体上通读全书的不足百人，而且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它。”但这一点难道其他科学史家没有注意到吗?事实上，库恩的整本《哥白尼革命》就是旨在去理解“科学家对一个表面上琐碎的、技术性很强的难题的解决，有时何以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日常生活中基本问题的态度。”库恩早已指明科学革命是从一个很小的、专业性极强的范围内发起的，而策源地的狭窄与影响范围的深远之间的强烈反差恰恰体现了科学革命的特征。在此夏平仍然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
夏平对科学革命概念的主要批评集中表述为对“本质”的反对，他反复强调17世纪的科学界并没有某个确定的主流，每一种新主张在当时都没有取得共识——“我不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即17世纪科学或者甚至是17世纪科学变革的‘本质’。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单一连贯的故事，它能够抓住科学或者让我们在20世纪末的现代正好感兴趣的科学或科学变革的所有方面。我想象不出任何在传统上被认作近代早期科学革命本质的特征，它当时没有显著不同的形式，或者当时没有遭到那些也被说成是革命的‘现代主义者’的实践者的批评。”
然而，同样的事实在库恩那里却恰恰就是科学革命之为科学革命的“本质”特征!这一点笔者将在稍后继续讨论。这里只需点明，17世纪科学思想的多元性，或者说当时不同科学家之间充满不_致的这一事实，显然是库恩等史家早已确知而且是着重强调的事情。柯瓦雷在描述“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这一思想发展的主线索时所提供的也都是一组又一组“争论”的实例，最后以牛顿与莱布尼茨之争收尾，从来都不曾说过哪一种观念在17世纪的科学家中是没有争议的。夏平在这里还是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
最后，夏平对科学革命的批评涉及“科学”这一概念本身，他认为在17世纪“科学”作为一个单一连贯的实体的存在是可疑的，因此就谈不上这个“科学”的革命了。他说：“由于我们对17世纪科学的理解近些年已经改变，因此历史学家对‘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本身越来越感到心里没底。甚至组成该短语的每一个词的合理性也遭到了争议。许多历史学家对存在一个单一分立的、囿于某一时空的事件可被称为‘那个’科学革命的看法不再满意。这些历史学家现在甚至拒绝承认有一个被称作‘科学’的单一连贯的文化实体在17世纪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恰恰相反，而是存在着致力于理解、解释和控制自然的大量不同的文化实践，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也经历着不同的变革模式。”
然而，这仍旧是库恩早已强调过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库恩那里，“科学革命”是相对于“常规科学”而言的非常时期，在库恩那里，只有在常规时期，科学显得像一个独立的整体，才能够对科学与非科学进行划界。而在非常时期，科学的边界是不明朗的，所谓的科学革命指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时期：即在那个时期找不到一个被称为科学的“单一连贯的文化实体”。恰恰是分歧层出、党派林立的事实，证明了这确确实实是如假包换的“科学革命时期”。库恩指出“在发展成熟的科学中”，“竞争着的党派”是很少的，缺乏权威和主流，各色各样的流派互相竞争的状态正是科学革命的标志。被夏平在整本书中反复强调的17世纪科学观和科学方法的多样性，恰恰是最有力地支持了——而不是反驳了——17世纪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时期。 总而言之，夏平的批评看起来毫无新意可言，他引以来批评“科学革命”概念的那些论据不仅早已被更早的史家们注意，而且往往是用以支持“科学革命”的证据。夏平展开的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批评，如果说他所批驳的只是自己捏造的稻草人又或者只是最幼稚的流俗观点，那么他就不应该每每把矛头指向所谓的“史学家”，作为学者而言，这种做派是极不严肃的。
夏平如何支持了科学革命
那么，既然早已了解了夏平用以反驳“科学革命”的论据，库恩等史家为何仍要谈论这一概念呢?
在夏平那里，科学革命也是可以并值得去谈论的概念，他提供了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是在17世纪当时确实有那么一群人相信他们正在进行某种根本性的变革，他们进行了一些自觉的、大规模的尝试去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及获得知识的方法，“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书有理由讲述关于这些尝试的故事”。第二是“科学革命这个想法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对先人兴趣的表达，”换言之“科学革命”可以是当代人对历史的重构。
另外，夏平也承认，“关于机械模式和实验模式是否得当的争论，以及把自然和认识自然的方法‘机械化’的尝试，的确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变革的许多值得理解的东西。……我曾主张，科学革命没有本质，然而务实的标准不时促使我对自然知识的独特变革进行有人为条理的说明。”
这种做法除了表达得较为谨慎之外，似乎也与其他科学史家并无二致。柯瓦雷也承认17世纪科学革命的“完整历史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而他所捕捉的无非是革命“就其主线而言”的“这个方面”。柯瓦雷并没有说所谓“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就是科学革命的“本质”，更没有说整个科学革命“仅此而已”。他所做的也无非是人为地梳理出了一条“主线”。与夏平自己使用的“机器隐喻在新科学的重要组成中是非常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理念”等说法相比，柯瓦雷的修辞也并不显得更加托大。柯瓦雷所谓的“主线”也可以理解为“一条非常‘核心’的线索”。在这里夏平仍旧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
然而同样是诠释“科学革命”，库恩却提供了比夏平更多的东西。我们将看到，库恩之所以有意识地运用“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是包含着更多的反思和更深刻的用意的。
我们注意到，“革命”一词更多地让人联想到政治革命，正如科恩所说：“在科学语境范围内，‘革命’这个词的出现，总是既反映了一些有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流行理论，又反映了人们对实际当中业已发生的革命的某些认识。所以，我对这里所讨论的每一场科学革命的思考，都是以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作为背景知识的。”
夏平也注意到了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之间的联系，他提到“革命”一词原本只是翻转和轮回的意思，而不带有不可逆转的线性发展的意思，他提到“革命作为划时代的、不可逆转的变革的观念，很可能，首先是以一种系统的方法应用于科学事件，只是后来才应用于政治事件。”但这并不是关键问题，事实上线性时间的观念不仅渗入在“革命”这一词语中，也同样渗入到了“发展”、“演化”乃至于“历史”这些词语中了——这是另一个问题，与“科学革命”这一术语是否恰当并无直接联系。而库恩显然也不是出于“革命”一词所渗入的线性时间的观念才选择运用“科学革命”概念的，反而恰恰是库恩对“科学革命”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认为科学发展是线性单向的进步的观念。
库恩之所以采用“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也正是出于对其政治寓意的反思和确认。库恩在论述科学革命这一术语的合理性时所反思问题的正是：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是否有某些重要的共通之处，而这种共通之处被库恩称为科学革命的“本质”。
这一类比说明了“科学革命”是一场对传统的破坏性的颠覆，它将废除一些传统中被认可为合理的思路和方法，而取而代之以传统中并不容许的新模式。夏平当然也注意到了17世纪的科学发展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变革，例如，他提到在17世纪，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解释方式被废除了，取而代之以机械论的思维框架。
这一类比说明了科学革命的兴起将呈现为党派林立的无政府状态，新派与旧派之争、不同的新派之间的相互竞争是科学革命时期的基本格局。夏平对这新旧并存、多元并立的格局的描述贯穿于全书，例如，他指出：“‘新’、‘旧’自然观并存着，它们的拥护者偶尔会因为争当现代派或古代派发生争执。”“由于17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在经验的正确解释和哲学作用上存有分歧，他们在用以获取自然科学知识的方法问题上也持有不同意见。”
在科学革命期间相互竞争的各派别之间无法找到更高的中立的评判标准，最终的裁决者往往要诉诸民众。夏平对这些都有所确认，例如他提到牛顿与波义耳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念好比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没有更高的规则去裁决高下。夏平还提到了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以及“名流聚会”等活动对于当时学术争论的意义。
另外，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的类比也可以很容易地回答夏平对科学革命的另一些琐碎的质疑。例如发起革命的人数与全世界的人口相比如此之少，何以称为革命呢?但我们想一想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等等，直接挑起那些革命的人口恐怕也都是极少数。当然，夏平也可能进一步主张“根本不存在政治革命”，但至少应当承认那些仅由一小撮人发起的革命有可能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和走向。
总之，我们看到，库恩之所以强调“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是基于他关于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的相似性的有意识的类比，而这些类比有助于直观地提示出科学革命的诸多重要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都得到了夏平的确认。但为什么夏平独独要否认“科学革命”呢?原因也许只能是：他并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库恩等严肃的科学史家。当他在展开批评时，所面对的并不是那些实力相当的伟大的学术对手，而只是满足于对流俗理解的笼而统之的批评。夏平把《科学革命》写成了一部几乎没有引文的通俗读物，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如果真的写成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那些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语将是经不起推敲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