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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的《芳华》上映后，在普通观众中口碑优秀，并且票房走势极佳。从《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再到《芳华》，当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纷纷失去棱角时，冯小刚却顶着压力在讲述政治、历史、战争、民族、阶级、体制、人性、荒诞等主题，拍喜剧出身的他反倒成了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中最具锋芒的之一。
不过，与冯小刚早前的作品一样，《芳华》在评论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尤其影片涉及对上世纪70年代的刻画，冯小刚的处理方法被不少人指摘。《芳华》讲述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它？
从小说到电影：多了青春的滤镜
《芳华》是作家严歌苓2017年4月推出的长篇小说。出生于1958年的严歌苓，曾经是文工团的一员。1970年，严歌苓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在文工团一待就是近十年。严歌苓上世纪80年代初登文坛的早期创作，不少就是围绕她的从军生涯展开，比如《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在2005年首版的《穗子物语》里，多个中短篇小说亦是涉及部队生活，严歌苓称小说是“‘少年时代的我’的印象派版本”。
《芳华》是严歌苓在冯小刚的提议下创作的。出生于1958年的冯小刚，也是在文工团度过他的青春岁月，他曾是文工团的美工，近年来一直有拍摄文工团的想法。小说《芳华》颇像是《穗子物语》的延伸，小说依旧是以第一人称“我”—穗子，讲述了文工团里几个人物的故事和命运。有活雷锋刘峰，有父母离异从小受欺负到了文工团依旧受欺负的何小嫚（电影中更名为何小萍），有硬气的高干子弟郝淑雯，有最受宠、娇气又工于心计的林丁丁，还有出身不好的萧穗子……虽然她们在文工团的遭际各异，但20年后的境遇都不顺遂。
电影版对小说进行了几个重大的改编。一方面是主要人物及其经历的删繁就简。电影中突出了何小萍和刘峰，而简化了林丁丁、郝淑雯以及叙述者萧穗子等人的人生经历，并且电影中只凸显后者人生中的成功和亮色，灰暗部分几乎全部剔除；这既出于叙述方便的需要，也是为了将他们与刘峰、何小萍的命运做对比。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的，作品基调的改变。阅读小说时，我们可以强烈感觉到严歌苓在回忆那段岁月时，一种讥诮和反讽的态度。很显然，她认为那段岁月是荒谬的，即便文工团里存放着自己全部的青春记忆，但她似乎没有过多的留恋；叙述者“我”时不时要跳出来自言自语甚至自我辩论一番，这表明的是回忆者的冷静和反省。因此，严歌苓的笔调是冷的，她的审视和批判也是尖锐的：那个时代是有罪的，而她们也是有罪的。
何况，《芳华》远不是“致青春”那么简单。拉开青春的帷幕，残酷历历在目。
断去的右臂，暗夜里的独舞
《芳华》的主人公之一，是何小萍。
何小萍想着进入文工团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她生父的身份曾令她备受歧视。可她一来文工团就被孤立了，并屡次遭到嘲讽。《芳华》在展现美好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撕开这美好背后的暗流涌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背后，因为身份、阶层、出身以及男女情愫等导致的裂缝在扯开。
另一个主人公，是刘峰。刘峰一出场，就是“活雷锋”的形象。整个文工团有任何苦活、累活、脏活或者不想干的活，他们都会想到刘峰。黄轩敦厚平实的形象和表演，让人感觉刘峰也只能是“活雷锋”，他是付出和奉献的典型，不会有任何欲望和私心，所有心思都投注在为他人服务上。
“触摸事件”让潜藏的暗流最终爆发。刘峰向林丁丁表白，激动之下，他紧紧抱住了林丁丁。林丁丁或许无心伤害，但出于自保的目的，她告发了刘峰，刘峰被扣上了“耍流氓”的帽子被文工团扫地出门。曾几何时的“活雷锋”一夜之间就成了“流氓”，文工团的人或许也替刘峰惋惜，但没有人替他抱不平，除了何小萍。 无论是何小萍的被孤立，还是刘峰从神坛跌落并被损害，冯小刚并没有掩饰他对集体主义价值的怀疑—即便他是真心怀念文工团的。当你称职地扮演着集体的螺丝钉时，你是“活雷锋”；可当你是一个有情欲或者个性比较突出的人，当你与集体有一点点偏移时，你只能被残酷地淘汰出局。这是集体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压迫和阉割。
当刘峰从文工团大门走出时，他的心已经死了。在越南战场上，刘峰不惜生命地战斗时，他多么渴望通过自己的牺牲洗刷“耻辱”，回归集体中那个无私、勇敢、真诚的“雷锋”。他终究没能如愿，还在战场上失去了右臂。
如果说电影《芳华》仍有局限的话，一是它对大时代中个体罪恶的“虚化”。小说里，萧穗子、郝淑雯等人对历史、对自己有反省和忏悔，像郝淑雯就说：“我们当时怎么那么爱背叛别人？怎么不觉得背叛无耻，反而觉得正义？”但电影中，对于告密等只字未提，作为叙述者的萧穗子始终是旁观者，她将许多人性的平庸之恶归咎于青春的懵懂和残酷。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圆形”人物到了电影中都成了“扁形”人物。的确，电影中被神圣化的刘峰和何小萍，他们越是善良，他们下场越是惨淡，越是叫我们唏嘘；这是商业电影的煽情需要。但问题是，我们因电影产生的唏嘘，是否能够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改变动力？遗憾的是，很难。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像刘峰、何小萍这样纯粹的好人很少，更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他们可能带有那么一点坏，那么一点自私、霸道甚至是不讲理。其实电影何小萍的原型，不仅是《芳华》里的何小嫚，也是严歌苓短篇小说《耗子》里的黄小玫；在《耗子》里，黄小玫受尽侮辱和损害，她的内心也被恶意吞噬，肮脏而扭曲，就像一只“耗子”。试想一下，假如电影中的何小萍是黄小玫这样的人物，我们是否会认为，所有面向她的恶意是理所当然，她的遭遇都是自作自受？
倘若没有对时代碾压下人性的复杂有足够的认知和足够的宽容，那我们的同情和同理心往往脆弱不堪，我们也称不上真正地反省了历史。
不过，与冯小刚早前的作品一样，《芳华》在评论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尤其影片涉及对上世纪70年代的刻画，冯小刚的处理方法被不少人指摘。《芳华》讲述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它？
从小说到电影：多了青春的滤镜
《芳华》是作家严歌苓2017年4月推出的长篇小说。出生于1958年的严歌苓，曾经是文工团的一员。1970年，严歌苓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在文工团一待就是近十年。严歌苓上世纪80年代初登文坛的早期创作，不少就是围绕她的从军生涯展开，比如《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在2005年首版的《穗子物语》里，多个中短篇小说亦是涉及部队生活，严歌苓称小说是“‘少年时代的我’的印象派版本”。
《芳华》是严歌苓在冯小刚的提议下创作的。出生于1958年的冯小刚，也是在文工团度过他的青春岁月，他曾是文工团的美工，近年来一直有拍摄文工团的想法。小说《芳华》颇像是《穗子物语》的延伸，小说依旧是以第一人称“我”—穗子，讲述了文工团里几个人物的故事和命运。有活雷锋刘峰，有父母离异从小受欺负到了文工团依旧受欺负的何小嫚（电影中更名为何小萍），有硬气的高干子弟郝淑雯，有最受宠、娇气又工于心计的林丁丁，还有出身不好的萧穗子……虽然她们在文工团的遭际各异，但20年后的境遇都不顺遂。
电影版对小说进行了几个重大的改编。一方面是主要人物及其经历的删繁就简。电影中突出了何小萍和刘峰，而简化了林丁丁、郝淑雯以及叙述者萧穗子等人的人生经历，并且电影中只凸显后者人生中的成功和亮色，灰暗部分几乎全部剔除；这既出于叙述方便的需要，也是为了将他们与刘峰、何小萍的命运做对比。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的，作品基调的改变。阅读小说时，我们可以强烈感觉到严歌苓在回忆那段岁月时，一种讥诮和反讽的态度。很显然，她认为那段岁月是荒谬的，即便文工团里存放着自己全部的青春记忆，但她似乎没有过多的留恋；叙述者“我”时不时要跳出来自言自语甚至自我辩论一番，这表明的是回忆者的冷静和反省。因此，严歌苓的笔调是冷的，她的审视和批判也是尖锐的：那个时代是有罪的，而她们也是有罪的。
何况，《芳华》远不是“致青春”那么简单。拉开青春的帷幕，残酷历历在目。
断去的右臂，暗夜里的独舞
《芳华》的主人公之一，是何小萍。
何小萍想着进入文工团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她生父的身份曾令她备受歧视。可她一来文工团就被孤立了，并屡次遭到嘲讽。《芳华》在展现美好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撕开这美好背后的暗流涌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背后，因为身份、阶层、出身以及男女情愫等导致的裂缝在扯开。
另一个主人公，是刘峰。刘峰一出场，就是“活雷锋”的形象。整个文工团有任何苦活、累活、脏活或者不想干的活，他们都会想到刘峰。黄轩敦厚平实的形象和表演，让人感觉刘峰也只能是“活雷锋”，他是付出和奉献的典型，不会有任何欲望和私心，所有心思都投注在为他人服务上。
“触摸事件”让潜藏的暗流最终爆发。刘峰向林丁丁表白，激动之下，他紧紧抱住了林丁丁。林丁丁或许无心伤害，但出于自保的目的，她告发了刘峰，刘峰被扣上了“耍流氓”的帽子被文工团扫地出门。曾几何时的“活雷锋”一夜之间就成了“流氓”，文工团的人或许也替刘峰惋惜，但没有人替他抱不平，除了何小萍。 无论是何小萍的被孤立，还是刘峰从神坛跌落并被损害，冯小刚并没有掩饰他对集体主义价值的怀疑—即便他是真心怀念文工团的。当你称职地扮演着集体的螺丝钉时，你是“活雷锋”；可当你是一个有情欲或者个性比较突出的人，当你与集体有一点点偏移时，你只能被残酷地淘汰出局。这是集体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压迫和阉割。
当刘峰从文工团大门走出时，他的心已经死了。在越南战场上，刘峰不惜生命地战斗时，他多么渴望通过自己的牺牲洗刷“耻辱”，回归集体中那个无私、勇敢、真诚的“雷锋”。他终究没能如愿，还在战场上失去了右臂。
如果说电影《芳华》仍有局限的话，一是它对大时代中个体罪恶的“虚化”。小说里，萧穗子、郝淑雯等人对历史、对自己有反省和忏悔，像郝淑雯就说：“我们当时怎么那么爱背叛别人？怎么不觉得背叛无耻，反而觉得正义？”但电影中，对于告密等只字未提，作为叙述者的萧穗子始终是旁观者，她将许多人性的平庸之恶归咎于青春的懵懂和残酷。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圆形”人物到了电影中都成了“扁形”人物。的确，电影中被神圣化的刘峰和何小萍，他们越是善良，他们下场越是惨淡，越是叫我们唏嘘；这是商业电影的煽情需要。但问题是，我们因电影产生的唏嘘，是否能够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改变动力？遗憾的是，很难。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像刘峰、何小萍这样纯粹的好人很少，更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他们可能带有那么一点坏，那么一点自私、霸道甚至是不讲理。其实电影何小萍的原型，不仅是《芳华》里的何小嫚，也是严歌苓短篇小说《耗子》里的黄小玫；在《耗子》里，黄小玫受尽侮辱和损害，她的内心也被恶意吞噬，肮脏而扭曲，就像一只“耗子”。试想一下，假如电影中的何小萍是黄小玫这样的人物，我们是否会认为，所有面向她的恶意是理所当然，她的遭遇都是自作自受？
倘若没有对时代碾压下人性的复杂有足够的认知和足够的宽容，那我们的同情和同理心往往脆弱不堪，我们也称不上真正地反省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