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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画布上堆砌的神经质、病态的人类形象仿佛马勒的交响乐，大胆、怪诞却又优美深刻；也恰如伦敦东区车水马龙的鲜活、世俗、喧闹和躁动。维也纳、伦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始终占据弗洛伊德生命和艺术里最重要的位置。
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以犀利、穿透人心的独到方式描绘人物的状态和心理而著名。弗洛伊德说：“能触动我们的作品不仅仅使我们想起生活。它还必须具有自己的生命，这正是为了反映生活。”
弗洛伊德从艺70年以来的首次奥地利个展今年1月在维也纳落下帷幕。43张不同题材的来自各大美术馆的经典作品，勾勒出弗洛伊德传奇的一生。2月12日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夜场，一张罕见的弗洛伊德作品《靠在绿沙发上的头部》（Head on Green Sofa，也被称为“兰博顿夫人肖像”）以299.45万英镑的高价落槌，进一步证明和巩固了弗洛伊德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
谁影响了弗洛伊德
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者常常通过将其绘画与其他时期、派别对比的方式来分析他的作品构成。最常见的便是将弗洛伊德早期的绘画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绘画作比较，譬如将艺术推向了客观写实和社会批判的新现实主义风格“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事实上，1933年弗洛伊德10岁的时候，家族就搬离了柏林。所以这种魏玛共和国时代的遗风似乎并无可能渗透到他无忧无虑的童年。
弗洛伊德10岁之前与家族生活在时尚的蒂尔加滕区（Tiergarten），家里挂的是丢勒水彩画，而不是新客观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托·迪克斯（Otto Dix）或者克里斯蒂安·查得（Christian Schad）。祖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还送给他老布鲁盖尔的彩印画集做礼物。
弗洛伊德家族迁到伦敦之后，观摩德国当代艺术的机会变得更是微乎其微。但少数弗洛伊德40年代早期的肖像作品所展现的生涩、“原始”的特质的确指向一种德国艺术特有的关于不和谐和丑陋。弗洛伊德本人也曾表示他很欣赏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画中的讽刺劲儿。然而，长期沉浸于欧洲艺术史的弗洛伊德相较之下更熟悉早期绘画大师如荷兰画派、提香、格吕内瓦尔德、伦勃朗、委拉斯贵兹、哈尔斯、华托、英格尔、康斯特勃等。其中，他对著名现实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最为敬仰，还曾于2008年特地前去巴黎观看库尔贝在巴黎大皇宫的展览。
尽管他本人可能不认可这种比较，但从他的艺术和生活方面来看，弗洛伊德最接近三位维也纳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家：克林姆特、柯克西卡和席勒。与克林姆特和席勒相似的是弗洛伊德对女性裸体的表现形式有浓厚的兴趣，且当中鲜少带有色情并着重刻画性格。克林姆特的声望和低调，他的源源不绝的女性模特供给，他数不胜数的婚外情和私生子，在弗洛伊德的生活里也有所体现。弗洛伊德早期的画作深刻有力令人回溯起席勒，同时又带有柯克西卡一战前在维也纳所创的心理学肖像意味，这些均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绘画张力及对人类面部及身体语言的近距离研究上。
双城之一：维也纳情结
弗洛伊德的父亲恩斯特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小的儿子，1892年出生在家族位于维也纳伯格街19号的公寓内。恩斯特学习建筑，他早期的建筑图稿受青年风格主义（Jugendstil）的影响。他曾是个犹太爱国主义者，还参与过191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
弗洛伊德与维也纳的关系像很多其他的犹太裔艺术家同样复杂。1999年5月，《艺术新闻》刊登的一则文章《卢西安·弗洛伊德的情结？》宣称弗洛伊德“拒绝让他的画作在奥地利展出”，并将它们撤出即将要在维也纳艺术之家（Kunst Haus Wien）的画展。维也纳艺术之家的馆长推测弗洛伊德“不愿意被人和其祖父做比较，畏惧他祖父的光环将会笼罩着他，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艳羡和情结”。
事实上，弗洛伊德并不是反对作品在奥地利展示，而是对展示的地点完全无感，并且他认为展览以“伦敦学派”（School of London）将一众不同年龄的英国具代表性艺术家们网罗到一起是一种误导。弗洛伊德在祖父的大名下倍感压力之说更是荒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医生而非艺术家，再加上他已离开维也纳60年之久，其重要性早在数十年前已被维也纳人遗忘。
实际上，弗洛伊德曾在1948年参加过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组织的一个现代英国绘画和水彩的展览。但是，弗洛伊德的这种在奥地利展出作品的矛盾心理是可以被理解的。他无法忽视1938年祖父被纳粹逼迫离开维也纳及其五位叔祖母被迫害的事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写道：“在78年的勤勉工作之后，我必须要离开我的家园，眼睁睁看着我所创立的研究协会瓦解，我们的学院被捣毁，我们的印刷机被入侵者占为己有，我出版的书籍被没收或被化为纸浆，我的孩子们被逼离开他们的岗位。”
二战后，弗洛伊德也只访问过维也纳一次。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如果维也纳艺术之家邀请他做个展，他也许会考虑。2013年10月，弗洛伊德回顾展在维也纳艺术之家举行。展出的全部43张作品均是大师之作。从1943年早期的突显其精确风格并反映荷兰画派和超现实主义的自画像《男人和羽毛》到其炉火纯青的终极力作《猎犬的肖像》。其中有以弗洛伊德妻子、爱人、同侪和友人为描绘对象的肖像作品，昭示其生活的高低起伏；水果、植物、书本、水槽、死亡的苍鹭、从艺术家窗外所见的伦敦一隅的静物写生；以及令人动容的弗洛伊德年迈的母亲肖像。70年艺术生涯最终回归故里，只是弗洛伊德没能活着见证展览的发生。
双城之二：伦敦往事
1939年，弗洛伊德拿到英国身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便定居于伦敦。他的工作室位于伦敦工人阶级集中的帕丁顿区，这个破旧的内城区域对他影响颇深。工作室布置简朴，地板、墙面、门板和家具上都沾满了厚厚的颜料，可以看得出弗洛伊德创作时随性、不拘小节的状态。在工作室他通常打扮随意，作画时习惯将一块白布系在腰间，目光坚毅深邃。 创作于1960年的《靠在绿沙发上的头部》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最好的作品之一，描绘的是他的密友兰博顿夫人（Lady Belinda Lambton）。这幅作品展示了弗洛伊德精湛的绘画技巧和独特的风格。画中人物的长下巴、棱角分明的脸型和浓密蓬松的头发，展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如同所有真正的肖像艺术家，像丢勒、伦勃朗、培根，弗洛伊德具有挖掘每个人特点并揭示其无法言说本质的能力。所描绘对象内心的斗争和紧张情绪因此成为直接与观者情感交流的载体。
和弗洛伊德年龄相仿的兰博顿夫人是一位慷慨大方、自由不羁又美丽聪慧的女性，裙下之臣无数。由于兰博顿公爵从事政治活动，他们迁到伦敦。兰博顿夫人开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并迅速成为其中的焦点人物。之后，她便结识了弗洛伊德。他们的关系从模特和画家衍伸至超过二十载的好友。他们对赛马有相同的热情，经常一起守在电视机前观看赛马。也常常相约家族一起飞往威尼斯、罗马和南法度假。
就像弗洛伊德自己所说的，他从不愿意按照被画人的要求或叙述作画，他需要自己去发掘和观察，画他所见的。他甚至愿意为画一张准确表达被画人本质的画花几十年时间。所以相比一些名人、明星，他更愿意画自己的朋友或亲人。而且，弗洛伊德不喜欢画专业的人体模特，他总觉得那些被画过多遍的身体缺少生动的语言。
只做自己 画尽本质
亲近的关系是弗洛伊德绘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他更愿意画朋友和亲人的原因。当然弗洛伊德的声望、个人魅力和绘画技巧为他带来许多额外的绘画订单，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超模凯特·莫斯和名模杰瑞·霍尔等均成为弗洛伊德工作室模特椅的座上客。但出来的结果始终褒贬不一。也许是大众习惯见到名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因此弗洛伊德画面中出现的那种病态、苍白常遭到媒体的诟病。
在长达6年的谈判之后，弗洛伊德勉强地接下了为女王画像的任务。但他坚持让女王亲自来工作室做模特。2001年，在弗洛伊德完成了女王的肖像之后，大众和媒体完全被最后完成的画面震惊。女王成了老态龙钟、面色灰败的世俗模样。《镜报》、《电报》等大多数媒体都对此发表了讽刺之语。部分评论家却认为作品所传达的“痛苦、勇敢、诚实、坚忍还有敏锐的目光”完全昭示了女王的独特品质，尤其是长期在位尽忠职守的坚毅。
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改变，弗洛伊德还是潜心于他自己的小工作室不懈作画。赫斯特又创作什么骇人听闻的作品还是昆斯身价又涨了几倍，弗洛伊德完全不予理会，专注绘画才是正经事。他依然花大量时间于人体的绘画和研究人物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不喜欢太过美好的艺术。他的一幅创作于1950年的名为《吸烟的男孩》的肖像作品描绘的是一名叫做鲁姆雷的男孩。他们的相识充满戏剧性，当时鲁姆雷和哥哥正闯入弗洛伊德工作室。弗洛伊德当时住在工人聚居的帕丁顿，他和好几个有犯罪案底的邻居都成了朋友。
不像其他艺术家那样，弗洛伊德鲜少谈论自己的艺术。他常常将采访和讲座拒之门外，他说：“须知道，绘画作品最重要部分就是绘画，绘画就是一切。”
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以犀利、穿透人心的独到方式描绘人物的状态和心理而著名。弗洛伊德说：“能触动我们的作品不仅仅使我们想起生活。它还必须具有自己的生命，这正是为了反映生活。”
弗洛伊德从艺70年以来的首次奥地利个展今年1月在维也纳落下帷幕。43张不同题材的来自各大美术馆的经典作品，勾勒出弗洛伊德传奇的一生。2月12日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夜场，一张罕见的弗洛伊德作品《靠在绿沙发上的头部》（Head on Green Sofa，也被称为“兰博顿夫人肖像”）以299.45万英镑的高价落槌，进一步证明和巩固了弗洛伊德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
谁影响了弗洛伊德
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者常常通过将其绘画与其他时期、派别对比的方式来分析他的作品构成。最常见的便是将弗洛伊德早期的绘画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绘画作比较，譬如将艺术推向了客观写实和社会批判的新现实主义风格“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事实上，1933年弗洛伊德10岁的时候，家族就搬离了柏林。所以这种魏玛共和国时代的遗风似乎并无可能渗透到他无忧无虑的童年。
弗洛伊德10岁之前与家族生活在时尚的蒂尔加滕区（Tiergarten），家里挂的是丢勒水彩画，而不是新客观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托·迪克斯（Otto Dix）或者克里斯蒂安·查得（Christian Schad）。祖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还送给他老布鲁盖尔的彩印画集做礼物。
弗洛伊德家族迁到伦敦之后，观摩德国当代艺术的机会变得更是微乎其微。但少数弗洛伊德40年代早期的肖像作品所展现的生涩、“原始”的特质的确指向一种德国艺术特有的关于不和谐和丑陋。弗洛伊德本人也曾表示他很欣赏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画中的讽刺劲儿。然而，长期沉浸于欧洲艺术史的弗洛伊德相较之下更熟悉早期绘画大师如荷兰画派、提香、格吕内瓦尔德、伦勃朗、委拉斯贵兹、哈尔斯、华托、英格尔、康斯特勃等。其中，他对著名现实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最为敬仰，还曾于2008年特地前去巴黎观看库尔贝在巴黎大皇宫的展览。
尽管他本人可能不认可这种比较，但从他的艺术和生活方面来看，弗洛伊德最接近三位维也纳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家：克林姆特、柯克西卡和席勒。与克林姆特和席勒相似的是弗洛伊德对女性裸体的表现形式有浓厚的兴趣，且当中鲜少带有色情并着重刻画性格。克林姆特的声望和低调，他的源源不绝的女性模特供给，他数不胜数的婚外情和私生子，在弗洛伊德的生活里也有所体现。弗洛伊德早期的画作深刻有力令人回溯起席勒，同时又带有柯克西卡一战前在维也纳所创的心理学肖像意味，这些均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绘画张力及对人类面部及身体语言的近距离研究上。
双城之一：维也纳情结
弗洛伊德的父亲恩斯特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小的儿子，1892年出生在家族位于维也纳伯格街19号的公寓内。恩斯特学习建筑，他早期的建筑图稿受青年风格主义（Jugendstil）的影响。他曾是个犹太爱国主义者，还参与过191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
弗洛伊德与维也纳的关系像很多其他的犹太裔艺术家同样复杂。1999年5月，《艺术新闻》刊登的一则文章《卢西安·弗洛伊德的情结？》宣称弗洛伊德“拒绝让他的画作在奥地利展出”，并将它们撤出即将要在维也纳艺术之家（Kunst Haus Wien）的画展。维也纳艺术之家的馆长推测弗洛伊德“不愿意被人和其祖父做比较，畏惧他祖父的光环将会笼罩着他，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艳羡和情结”。
事实上，弗洛伊德并不是反对作品在奥地利展示，而是对展示的地点完全无感，并且他认为展览以“伦敦学派”（School of London）将一众不同年龄的英国具代表性艺术家们网罗到一起是一种误导。弗洛伊德在祖父的大名下倍感压力之说更是荒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医生而非艺术家，再加上他已离开维也纳60年之久，其重要性早在数十年前已被维也纳人遗忘。
实际上，弗洛伊德曾在1948年参加过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组织的一个现代英国绘画和水彩的展览。但是，弗洛伊德的这种在奥地利展出作品的矛盾心理是可以被理解的。他无法忽视1938年祖父被纳粹逼迫离开维也纳及其五位叔祖母被迫害的事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写道：“在78年的勤勉工作之后，我必须要离开我的家园，眼睁睁看着我所创立的研究协会瓦解，我们的学院被捣毁，我们的印刷机被入侵者占为己有，我出版的书籍被没收或被化为纸浆，我的孩子们被逼离开他们的岗位。”
二战后，弗洛伊德也只访问过维也纳一次。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如果维也纳艺术之家邀请他做个展，他也许会考虑。2013年10月，弗洛伊德回顾展在维也纳艺术之家举行。展出的全部43张作品均是大师之作。从1943年早期的突显其精确风格并反映荷兰画派和超现实主义的自画像《男人和羽毛》到其炉火纯青的终极力作《猎犬的肖像》。其中有以弗洛伊德妻子、爱人、同侪和友人为描绘对象的肖像作品，昭示其生活的高低起伏；水果、植物、书本、水槽、死亡的苍鹭、从艺术家窗外所见的伦敦一隅的静物写生；以及令人动容的弗洛伊德年迈的母亲肖像。70年艺术生涯最终回归故里，只是弗洛伊德没能活着见证展览的发生。
双城之二：伦敦往事
1939年，弗洛伊德拿到英国身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便定居于伦敦。他的工作室位于伦敦工人阶级集中的帕丁顿区，这个破旧的内城区域对他影响颇深。工作室布置简朴，地板、墙面、门板和家具上都沾满了厚厚的颜料，可以看得出弗洛伊德创作时随性、不拘小节的状态。在工作室他通常打扮随意，作画时习惯将一块白布系在腰间，目光坚毅深邃。 创作于1960年的《靠在绿沙发上的头部》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最好的作品之一，描绘的是他的密友兰博顿夫人（Lady Belinda Lambton）。这幅作品展示了弗洛伊德精湛的绘画技巧和独特的风格。画中人物的长下巴、棱角分明的脸型和浓密蓬松的头发，展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如同所有真正的肖像艺术家，像丢勒、伦勃朗、培根，弗洛伊德具有挖掘每个人特点并揭示其无法言说本质的能力。所描绘对象内心的斗争和紧张情绪因此成为直接与观者情感交流的载体。
和弗洛伊德年龄相仿的兰博顿夫人是一位慷慨大方、自由不羁又美丽聪慧的女性，裙下之臣无数。由于兰博顿公爵从事政治活动，他们迁到伦敦。兰博顿夫人开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并迅速成为其中的焦点人物。之后，她便结识了弗洛伊德。他们的关系从模特和画家衍伸至超过二十载的好友。他们对赛马有相同的热情，经常一起守在电视机前观看赛马。也常常相约家族一起飞往威尼斯、罗马和南法度假。
就像弗洛伊德自己所说的，他从不愿意按照被画人的要求或叙述作画，他需要自己去发掘和观察，画他所见的。他甚至愿意为画一张准确表达被画人本质的画花几十年时间。所以相比一些名人、明星，他更愿意画自己的朋友或亲人。而且，弗洛伊德不喜欢画专业的人体模特，他总觉得那些被画过多遍的身体缺少生动的语言。
只做自己 画尽本质
亲近的关系是弗洛伊德绘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他更愿意画朋友和亲人的原因。当然弗洛伊德的声望、个人魅力和绘画技巧为他带来许多额外的绘画订单，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超模凯特·莫斯和名模杰瑞·霍尔等均成为弗洛伊德工作室模特椅的座上客。但出来的结果始终褒贬不一。也许是大众习惯见到名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因此弗洛伊德画面中出现的那种病态、苍白常遭到媒体的诟病。
在长达6年的谈判之后，弗洛伊德勉强地接下了为女王画像的任务。但他坚持让女王亲自来工作室做模特。2001年，在弗洛伊德完成了女王的肖像之后，大众和媒体完全被最后完成的画面震惊。女王成了老态龙钟、面色灰败的世俗模样。《镜报》、《电报》等大多数媒体都对此发表了讽刺之语。部分评论家却认为作品所传达的“痛苦、勇敢、诚实、坚忍还有敏锐的目光”完全昭示了女王的独特品质，尤其是长期在位尽忠职守的坚毅。
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改变，弗洛伊德还是潜心于他自己的小工作室不懈作画。赫斯特又创作什么骇人听闻的作品还是昆斯身价又涨了几倍，弗洛伊德完全不予理会，专注绘画才是正经事。他依然花大量时间于人体的绘画和研究人物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不喜欢太过美好的艺术。他的一幅创作于1950年的名为《吸烟的男孩》的肖像作品描绘的是一名叫做鲁姆雷的男孩。他们的相识充满戏剧性，当时鲁姆雷和哥哥正闯入弗洛伊德工作室。弗洛伊德当时住在工人聚居的帕丁顿，他和好几个有犯罪案底的邻居都成了朋友。
不像其他艺术家那样，弗洛伊德鲜少谈论自己的艺术。他常常将采访和讲座拒之门外，他说：“须知道，绘画作品最重要部分就是绘画，绘画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