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陈寅恪35岁，受聘清华研究院担任教授。陈寅恪是怎样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呢？流行的说法是：“梁启超力荐的……梁知道陈寅恪的家世和学问，所以力荐给清华大学（应为清华学堂，当时尚未成为大学——作者注）校长曹云祥。曹问陈寅恪有什么学位，梁启超说他没有学位；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当时很奇怪，说又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梁启超说，我梁启超有什么学位？曹云祥当然知道没有。梁还说，我的几百万字的著作，没有他的几百字的文章有价值。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1895至1898年在湖南推行新政时成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梁启超讲话，总愿意推到一个极致，但讲的是实情。曹校长一听没有办法了，于是请陈寅恪来做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这样的叙述比较玄乎迷离，甚至有些“耸人听闻”，且易使读者误认为“没有学位，没有著作”一样可以当教授。而所谓“梁知道陈寅恪的家世和学问，所以推荐给清华校长曹云祥”，似乎又是靠面子、托人情了。
　　那么，陈寅恪究竟是怎样到清华研究院任职的呢？
　　
　　“费尽气力”举荐陈寅恪的应系吴宓
　　
　　实际上，这主要与陈寅恪的哈佛同学吴宓有关。吴宓时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相当于院长），是行政领导，他大力推介陈寅恪给清华校长曹云祥，最终争取到曹校长的同意。此事在《吴宓日记》和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等著述中均有记载。当然，吴宓之大力推介，绝非靠面子、托人情。
　　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曾同在哈佛大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号称“哈佛三杰”。吴宓始终钦服陈寅恪的学识，《吴宓日记》1919年3月26日记载：“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同年11月10日又记：“午，陈君寅恪来，谈印度哲理文化，与中土及希腊之关系。又谓宓欲治中国学问，当以目录之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埃，而有洞观全局之益。当谨遵之。”后来，吴宓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汤用彤获博士学位，都公开承认自己的学识成就比不上陈寅恪。清华筹建研究院时，吴宓出任院主任，力荐陈寅恪到清华。1925年4月27日吴宓日记载：“介绍陈（寅恪）来，费尽气力。”可见此事主要由吴宓操办，梁启超应为从旁促进，对陈的受聘也起了一定作用。
　　
　　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陈寅恪（1890～1969）少年聪慧过人，熟读经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仅12岁的陈寅恪就开始了留学生涯，数度赴多国留学共16年。1925年他由德国回到中国并出任清华导师时，已35岁。
　　陈寅恪留学之初的目标（兴趣）是“比较语文学”，因而掌握多种古今语文，通晓多国语言。根据资料整理和统计核实，笔者发现，陈寅恪至少通晓英、德、法、日4国语言（读、听、说、写），加上俄文、藏文、蒙古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突厥文、东土耳其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佉卢文（以上为书面语），共20种语文。
　　当时陈寅恪被学术界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他在留学时期所作的各种文体读书笔记迄今尚存的共64本，学术界人士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其研究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与他同在德国留学的罗家伦说，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其“博学多能，泛知无涯”，确实无愧于“读书种子”这一称号。
　　陈寅恪深厚的外语根底远胜辜鸿铭等辈，加之家学渊源，记忆力惊人，他能熟练背诵《十三经》，且精通古今典籍，又善于从汉文以外的各种语言文献中搜罗史料，如此雄厚的学术实力，确系旷世奇才。
　　
　　陈出任教授经过严格推荐审查
　　
　　陈寅恪学贯中西，成为公认的大学问家。然而，留学欧美多年的他却没有获得过正式学位。这又是为何？
　　
　　著名学者萧公权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先生就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并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这种取巧和混迹的留学生颇为不少。陈寅恪则完全为了获得真知而读书，选择了“比较语文学”这样一个贯通中西而国外尚不存在的专业。陈寅恪也曾对吴宓说：“吾国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唯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陈寅恪为学之勤、学识之富，在留德学生中屈指可数。
　　1920年代，北大国学研究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了“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研讨整理国故”，招聘具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研究教授。蔡元培、曹云祥两位校长考虑的对象，起初仅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叶德辉（被歹徒杀害）、罗振玉、王国维等几位大学者，即使如吴宓、李济这般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未被聘任“研究导师”（才学出众的李济仅受聘为讲师），可见当时北大、清华选聘教授的规格之高、标准之严。
　　陈寅恪到任后，在清华研究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讲课时，他或用多种语文佐证史料或引经据典，皆脱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精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而令人叹服。不久便在《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等刊物上发表了40多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吴宓称他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由此可见，陈寅恪这样的研究教授，是经过严格的推荐、审查才得以到清华、北大任教的，哪里是“梁启超一讲话，曹校长没办法”式的勉强聘用？！
　　可叹的是，近年来国内一些高等学府聘用教授，倒是屡屡出现“某某一讲话，某校长没办法”就草率从事、招徕滥竽充数之徒的笑话！或许他们还要以“梁启超力荐没有学位、没有著述的陈寅恪”作为托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