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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的早春，石匠吴东明的心情不错，受德清县府的雇佣，他组织了一班人马，负责修建该县坍塌的水门和城桥，这是个不算小的工程。然而，就在他们全力将木桩钉入河中时，吴东明感到麻烦来了：一位叫沈士良的不速之客找到了他，他让吴东明帮忙，将写有他两个不孝侄儿姓名的纸片贴在木桩的顶部，钉进河里。
这就是“叫魂”：将贴有活人姓名的木桩钉入河中，传说这个过程能让大锤的撞击增加某种精神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沈士良的两位侄子会被窃去精气，不是生病就是死亡。
这是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他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描述的众多“叫魂”场景之一。这本汉学研究中的著作在1990年代末被引进中国，一直流传于中国读书界。绝版多年之后，近期被三联书店出版社再版，仍被奉为经典。在“豆瓣”网读书频道中，一向苛刻的网友将《叫魂》的新版评为9.0分。
“叫魂犯”出现了
1768年是个值得研究的年份。这是处于乾隆皇帝弘历治下的中国，根据所有正、野史的描述，这期间人口持续增长，经济生气勃勃，全国上下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正是在这一年春天，这场由德清县“叫魂”案引发的“妖术”大恐慌，发端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苏杭，逐渐向四周地区蔓延开来，最终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惊动了以弘历为首的各级统治阶层，成为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场大恐慌少有记录，被淹没在18世纪中国欣欣向荣的宏大叙事中。
和其他被卷入“叫魂”事件中的人们相比，吴东明还算幸运，他知道那些不可信的关于巫术的传言，也担心自己被卷进什么罪恶勾当，于是立即叫来了当地保正，将沈士良送进德清县里盘问。彼时“叫魂”危机还没有大面积爆发，德清知县下令将始作俑者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了结了这件事。但妖术问题给吴石匠带来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被卷入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中”。孔飞力像预言家一样写道。
在这场随后蔓延开来的“叫魂”恐慌大爆发中，无数像吴东明一样的工匠、以及游民、僧人和乞丐被认为是妖术的实施者，他们先是被当地民众怀疑，继而被送去官府，更多的人稀里糊涂因为“叫魂”案被丢进大牢，受尽酷刑甚至丢掉性命。
在这场“叫魂”引发的妖术大恐慌中，平民百姓害怕自己被妖术所害，匠人、游僧和无家可归的乞丐不小心就会卷入其中成为“叫魂”犯，皇帝和官僚阶级担心这样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时间上至皇帝、清廷各级官吏，下至平头百姓和游僧乞丐，终日人心惶惶。类似的传说还有用纸做成马，粘上人的发辫，再施以法术，就可摄人灵魂，在对方不知不觉中取人财物。“这些被怀疑的假想敌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孔飞力总结说。
浙江萧山的游僧巨成就是这样的边缘人之一。在一次化缘中，他遇到一个识字的小孩，为了取悦他及其父母，以期能讨要到一些东西，巨成微笑着逗小孩，问他叫什么名字，并且让他好好学习，说他长大了一定可以谋个一官半职。不料这一举动不仅没能取悦孩子的父母，他们和已经受德清县“叫魂”谣言困扰的村民们一起，认定巨成在孩子身上施展妖术。狂怒的人们差点将巨成及其同行的另一名游僧打死。他们最终被送到县衙门，经历了一系列荒唐的盘问拷打，并且层层上报，尝尽各种酷刑。
除了恐慌下的大众社会心理，君主和官僚阶层的博弈也是孔飞力在这本书中着力研究的内容。对于“叫魂”引发的民众骚动，各级官员最初视为无知妄动，采取瞒报上级、息事宁人的态度。但当弘历皇帝最终被惊动并给予关注后，整部国家机器迅速开始运转。从朝廷到省、府、县，处处都开始清查“叫魂犯”，官府的紧张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气氛高度紧张。而这种气氛又反过来加剧了皇帝对“叫魂案”的重视。皇帝进一步对官员施加压力，于是一时间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至屈打成招，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
现实挤压下爆发的传言
《叫魂》的开篇，孔飞力将1768年描述为“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18世纪的中国，正值盛世，倚仗武力进行侵略的西方人还没有到来。苏杭作为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人们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这是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苏杭的普遍印象。
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发生一场全国性的“妖术”大恐慌，它的源起、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社会心理、皇帝及官僚阶级的应对等，都是孔飞力着力释清的对象。“商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普通民众就可以致富，或者说他的生活变得更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孔飞力说，“历史与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是当时繁荣发展的经济，而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这是一场真正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在“盛世”下挤压变形的生活空间里挣扎奋斗的人们，对谣言的免疫力显然更为低下，一点点风吹草动似乎就容易引起他们的恐慌。迷信的大众将对妖术的恐惧转化为群体性的暴力，而那些外来的陌生人，乞丐、游僧、术士等，因为外来者身份的可疑和入侵感，理所当然使他们成为了假想敌，一些被怀疑为施妖术的人，在被送到官府之前，就被当地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
作为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代汉学家典范，孔飞力与史景迁、魏斐德一起，被称为美国“汉学三杰”。他对中国清代的历史研究尤其为人所称道。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从这起不见经传的事件入手，层层深入，梳理普通民众、官僚知识分子和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不同反应，勾勒出清朝盛世中政治生态的阴影。
1979年6月至7月，孔飞力随美国明清史学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几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此后孔飞力多次来到中国，一来就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住上一年半载，这座档案馆成为他写作《叫魂》一书的研究基地。1990年他终于完成这部著作。甫一出版，《叫魂》即获得亚洲研究协会的李文森中国学研究成果奖。
孔飞力习惯用繁杂的史料和细节还原历史现场，虽然引用的原始史料是中文，但翻译是个难题。“叫魂并不好译，孔教授写了十年，我们前后译了两年，期间孔也为我们的翻译提供了很多帮助，给了我们一些资料的复印件，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故事。”《叫魂》的中文版译者、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陈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在美国教授中国历史课的时候，曾经以《叫魂》作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读这本书，就是在读历史。但每每让人联想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这是我在翻译的时候常常感到的。”
十年一剑的学者
孔飞力无疑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从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中梳理线索，深入剖析社会、政治、文化以至群众心理，又将个案穿插其间，使整个“叫魂”的故事生动细致。美国《纽约客》杂志评论道，“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孔飞力1955年应征入伍，22岁时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军队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语言。当时的孔飞力也许没有想到，一年的中文学习影响了他的一生。孔飞力后来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史华慈，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此后的五十多年里，他用尽一生时间，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他从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视角来诠释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各档案馆逐步开放不同年代的史料，给孔飞力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凭借优异的学术功底，孔飞力最终回到哈佛大学，接替恩师费正清担任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
在众多研究方向中，孔飞力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最为称道。与众多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孔飞力的著作并不多，被称为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虽然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被公认是继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史的最重要学者之一。除《叫魂》外，孔飞力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
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早年间完成的，成书于1970年，在史料运用上与《叫魂》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本著作中，孔飞力运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的中文资料，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侧重于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从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酝酿爆发等事件来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这几本孔飞力的重要著作也将于今年先后再版，出版方三联书店认为，在当代情况下，重新阅读孔飞力仍具意义。但孔飞力本人似乎很难真切感觉到中国读者对他的敬意，据《叫魂》一书中文版责编曾诚介绍，目前，孔飞力患帕金森症已经入院。中文版译者陈兼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国内对孔飞力的报道并不多。“我只能说，他的确是一名值得我们尊敬的学者。”
这就是“叫魂”：将贴有活人姓名的木桩钉入河中，传说这个过程能让大锤的撞击增加某种精神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沈士良的两位侄子会被窃去精气，不是生病就是死亡。
这是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他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描述的众多“叫魂”场景之一。这本汉学研究中的著作在1990年代末被引进中国，一直流传于中国读书界。绝版多年之后，近期被三联书店出版社再版，仍被奉为经典。在“豆瓣”网读书频道中，一向苛刻的网友将《叫魂》的新版评为9.0分。
“叫魂犯”出现了
1768年是个值得研究的年份。这是处于乾隆皇帝弘历治下的中国，根据所有正、野史的描述，这期间人口持续增长，经济生气勃勃，全国上下一派盛世景象。然而正是在这一年春天，这场由德清县“叫魂”案引发的“妖术”大恐慌，发端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苏杭，逐渐向四周地区蔓延开来，最终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惊动了以弘历为首的各级统治阶层，成为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场大恐慌少有记录，被淹没在18世纪中国欣欣向荣的宏大叙事中。
和其他被卷入“叫魂”事件中的人们相比，吴东明还算幸运，他知道那些不可信的关于巫术的传言，也担心自己被卷进什么罪恶勾当，于是立即叫来了当地保正，将沈士良送进德清县里盘问。彼时“叫魂”危机还没有大面积爆发，德清知县下令将始作俑者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了结了这件事。但妖术问题给吴石匠带来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被卷入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中”。孔飞力像预言家一样写道。
在这场随后蔓延开来的“叫魂”恐慌大爆发中，无数像吴东明一样的工匠、以及游民、僧人和乞丐被认为是妖术的实施者，他们先是被当地民众怀疑，继而被送去官府，更多的人稀里糊涂因为“叫魂”案被丢进大牢，受尽酷刑甚至丢掉性命。
在这场“叫魂”引发的妖术大恐慌中，平民百姓害怕自己被妖术所害，匠人、游僧和无家可归的乞丐不小心就会卷入其中成为“叫魂”犯，皇帝和官僚阶级担心这样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时间上至皇帝、清廷各级官吏，下至平头百姓和游僧乞丐，终日人心惶惶。类似的传说还有用纸做成马，粘上人的发辫，再施以法术，就可摄人灵魂，在对方不知不觉中取人财物。“这些被怀疑的假想敌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孔飞力总结说。
浙江萧山的游僧巨成就是这样的边缘人之一。在一次化缘中，他遇到一个识字的小孩，为了取悦他及其父母，以期能讨要到一些东西，巨成微笑着逗小孩，问他叫什么名字，并且让他好好学习，说他长大了一定可以谋个一官半职。不料这一举动不仅没能取悦孩子的父母，他们和已经受德清县“叫魂”谣言困扰的村民们一起，认定巨成在孩子身上施展妖术。狂怒的人们差点将巨成及其同行的另一名游僧打死。他们最终被送到县衙门，经历了一系列荒唐的盘问拷打，并且层层上报，尝尽各种酷刑。
除了恐慌下的大众社会心理，君主和官僚阶层的博弈也是孔飞力在这本书中着力研究的内容。对于“叫魂”引发的民众骚动，各级官员最初视为无知妄动，采取瞒报上级、息事宁人的态度。但当弘历皇帝最终被惊动并给予关注后，整部国家机器迅速开始运转。从朝廷到省、府、县，处处都开始清查“叫魂犯”，官府的紧张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气氛高度紧张。而这种气氛又反过来加剧了皇帝对“叫魂案”的重视。皇帝进一步对官员施加压力，于是一时间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至屈打成招，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
现实挤压下爆发的传言
《叫魂》的开篇，孔飞力将1768年描述为“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18世纪的中国，正值盛世，倚仗武力进行侵略的西方人还没有到来。苏杭作为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人们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这是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苏杭的普遍印象。
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发生一场全国性的“妖术”大恐慌，它的源起、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社会心理、皇帝及官僚阶级的应对等，都是孔飞力着力释清的对象。“商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普通民众就可以致富，或者说他的生活变得更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孔飞力说，“历史与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是当时繁荣发展的经济，而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这是一场真正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在“盛世”下挤压变形的生活空间里挣扎奋斗的人们，对谣言的免疫力显然更为低下，一点点风吹草动似乎就容易引起他们的恐慌。迷信的大众将对妖术的恐惧转化为群体性的暴力，而那些外来的陌生人，乞丐、游僧、术士等，因为外来者身份的可疑和入侵感，理所当然使他们成为了假想敌，一些被怀疑为施妖术的人，在被送到官府之前，就被当地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
作为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代汉学家典范，孔飞力与史景迁、魏斐德一起，被称为美国“汉学三杰”。他对中国清代的历史研究尤其为人所称道。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从这起不见经传的事件入手，层层深入，梳理普通民众、官僚知识分子和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不同反应，勾勒出清朝盛世中政治生态的阴影。
1979年6月至7月，孔飞力随美国明清史学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几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此后孔飞力多次来到中国，一来就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住上一年半载，这座档案馆成为他写作《叫魂》一书的研究基地。1990年他终于完成这部著作。甫一出版，《叫魂》即获得亚洲研究协会的李文森中国学研究成果奖。
孔飞力习惯用繁杂的史料和细节还原历史现场，虽然引用的原始史料是中文，但翻译是个难题。“叫魂并不好译，孔教授写了十年，我们前后译了两年，期间孔也为我们的翻译提供了很多帮助，给了我们一些资料的复印件，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故事。”《叫魂》的中文版译者、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陈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在美国教授中国历史课的时候，曾经以《叫魂》作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读这本书，就是在读历史。但每每让人联想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这是我在翻译的时候常常感到的。”
十年一剑的学者
孔飞力无疑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从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中梳理线索，深入剖析社会、政治、文化以至群众心理，又将个案穿插其间，使整个“叫魂”的故事生动细致。美国《纽约客》杂志评论道，“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孔飞力1955年应征入伍，22岁时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军队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语言。当时的孔飞力也许没有想到，一年的中文学习影响了他的一生。孔飞力后来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史华慈，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此后的五十多年里，他用尽一生时间，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他从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视角来诠释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各档案馆逐步开放不同年代的史料，给孔飞力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凭借优异的学术功底，孔飞力最终回到哈佛大学，接替恩师费正清担任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
在众多研究方向中，孔飞力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最为称道。与众多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孔飞力的著作并不多，被称为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虽然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被公认是继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史的最重要学者之一。除《叫魂》外，孔飞力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
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早年间完成的，成书于1970年，在史料运用上与《叫魂》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本著作中，孔飞力运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的中文资料，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侧重于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从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酝酿爆发等事件来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这几本孔飞力的重要著作也将于今年先后再版，出版方三联书店认为，在当代情况下，重新阅读孔飞力仍具意义。但孔飞力本人似乎很难真切感觉到中国读者对他的敬意，据《叫魂》一书中文版责编曾诚介绍，目前，孔飞力患帕金森症已经入院。中文版译者陈兼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国内对孔飞力的报道并不多。“我只能说，他的确是一名值得我们尊敬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