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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点点深入的，对去过的国家了解多一点，对常驻过的国家了解更多一些。从书里得到的知识需要在现实中确认，在现实中获得的感受需要通过看书来深化。世界是国家构成的，国家是人构成的。因此，说到底，认识世界的起点和终点还是了解人
《看世界》是傅莹出版的第二本书，上一本已经是7年前的事。
这7年期间，傅莹几乎没有从公众的视线里离开过。这和她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五次会议发言人的工作有关，也因为她在一些公开场合的演讲和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时常能成为传播热点。
正是这些文章和演讲稿中的一部分，汇集成了《看世界》这本书。其中收录的关于南海局势和朝核问题的两篇长文，曾先后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
近日，傅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谈这本书，也谈世界。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国际传播者”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先请你谈谈怎么确定《看世界》这个书名的？
傅莹：其实最初我自己没有想出这本书。2016年年 底中信出版社的乔卫兵总编从网上把我的一些文章收集起来，建议出版。这些文章有的是在演讲稿基础上整理发表的，有的是应约为报纸和杂志撰写的。中信的编辑花了不少功夫从大量文稿中选择和整理，根据主题分了类别，包括“世界秩序”“全球格局与中国角色”“中美关系”“亚洲和平”“南海局势”“中国之道”等。他们从做书的角度看，认为比较成熟，考虑到国际问题的时效性，建议尽早出版。
我觉得这个集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几年的思考，而且都是针对外部世界提出的问题讲的，如果出版，或许可以为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些看世界以及看中国的参考。书名也是他们提议的，最初是“傅莹大使看世界”，但这样我的名字会两次出现在封面上，所以改成了“看世界”三个字。
中国新闻周刊：写文章，尤其是写长文章，是个苦力活。你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却依然比较高产，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傅莹：我其实一直比较喜欢搞研究，阅读、写作对我而言是比较惬意的事，在外交岗位上就有这方面的历练。现在看书的时间更宽裕一些，也能更广泛地接触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向他们讨教。而不断的阅读和学习自然会激发思考，有了思考就愿意记录下来。
这本书里面有的文章是急就章，因某个问题比较热，或因报纸杂志有约稿，或应邀发表演讲。不过我尽量少去为了写而写，不要因为有约稿就一定写，而是有想法才去写或讲。每篇里都有自己对一些问题的学习收获和思考，有不少信息和资料是助手们帮助整理和提供的，他们很专业，也很有想法。篇幅较长的文章通常需要积累，花费的时间更多，每每下笔成文了，局势又发展了，或者思想又向前延伸了。有的文章构思的时间甚至经年累月，现在还有好几个放在那里的半成品，觉得考虑得不很成熟，需要再多看看书，再查阅一些资料，参加智库的研讨也能帮我整理思路。
我喜欢与朋友和助手聊，如果意见不同，又都不能说服彼此，就说明论证和判断还不扎实，需要再琢磨，可以先放一放。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國际传播者”。在国际上，我们国家特别需要再多一些自己的声音，这是我多讲多写的主要动力。你看我的文章多是针对国际受众的，通常用中文起草，翻译成英文时尽量符合外文习惯，因此改动会比较大，然后再根据英文稿子修改中文。不少文章是用英文在国外媒体或智库首发的，考虑到国内媒体和公众的需求，我会同时备好中文版，在不影响英文发行方版权的情况下提供给国内媒体。
中国新闻周刊：你出的书并不多。
傅莹：我喜欢看书，对能写书的人很佩服，自己对此就比较胆怯了。我的第一本书是2011年7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在彼处》，那是我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做大使时演讲和文章的合集，当时是外研社极力鼓励我出版的，目的是为语言学习和英文演讲提供参考，因此采用了中英文对照的版式。它的姐妹篇《在此处》也已在编撰中。
国内外很多人最初了解我，是通过我在驻英国大使任上的一篇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这篇文章的背景很特殊。2008年4月6日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伦敦遭遇“藏独”势力干扰后，我走访了多家英国媒体，对他们围绕火炬传递和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提出交涉。各家媒体都很重视，也愿意听取我的意见甚至是批评，但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方不能及时提供信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老总直接提议，既然你不喜欢报纸说的，何不自己写文章向读者介绍你的立场呢。由于我当时比较忙，没时间专门写稿子，想到在经历伦敦火炬传递之后，我看巴黎和旧金山火炬传递的电视直播时，感触颇多，曾随手写下一些想法。
回到办公室，我从字纸篓里找出当时的几页笔记，大致整理成了一篇随笔，起名为《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交给报社。编辑对文字未做任何改动，只是把标题改为了“西方媒体妖魔化了中国”，发表在《星期日电讯报》上。这在英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反响很大，网上留言之多出乎报社的意料。
我注意看了一些评论，有的留言比我的文章都长，有人反对，有人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引发英国人的思考和辩论。文章也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注意，以《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为题进行了转载。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发声的重要性和我们所拥有的机会。在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曾与各种人面对面交锋，也说服过许多人。但说服一两个人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媒体的传播才能够通达大众，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的想法。
下一本书《我的对面是你》也已经付梓，写的主要是我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的经历，也有工作体会和对国际传播的思考。这本书的写作历时两年，预计9月初可以出版。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做大国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看世界的方式？
傅莹：“看世界的方式”不能用正确与否来评判吧，每个读《红楼梦》的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林妹妹，何况世界那么大。我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点点深入的，对去过的国家了解多一点，对常驻过的国家了解更多一些。从书里得到的知识需要在现实中确认，在现实中获得的感受需要通过看书来深化。世界是国家构成的，国家是人构成的。因此，说到底，认识世界的起点和终点还是了解人。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相处，发现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都有这样那样的特点。在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我与来自各国的人一起工作，一起执行任务，更深刻地体会到，人与人相处，实事求是、用尊重来赢取尊重，走到哪里都是差不多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英语的熟练掌握，对你认识世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英语是否远不止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傅莹：我的大学本科是英语专业，毕业时国家刚刚进入开放的轨道，中国人开始面对世界和向其他国家学习。对于当时的我，懂得英语如同打开了一扇窗，开阔了眼界。英语是工具，但更像一把钥匙，让我在职业生涯中有条件不断地走进一个个不同的国家，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人们的想法，能更好地观察和交流。
即便现在，英语也是很有用的，我可以利用英语更早地看到各国的信息，更及时地阅读其他国家新出版的书籍，也能比较方便地开展国际交流。我早年做过翻译，有语言方面的训练，中英文打字都比较快，这对我现在写作、审核文稿有很大助益。
诚然，我们对外交流的最主要任务是介绍中国的制度、立场和观点，因此，仅仅有外语这个工具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深入了解国情，坚定信念。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这种成果对于民众而言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成果是因为中国找到了更好地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如何能够有比较切实的与世界正确相处的获得感？
傅莹：我们国家在成长过程中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依赖不亚于它们对中国的需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大国，所面临的挑战很多。然而，我们缺乏做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或者说当国际层面“玩家”的历史经验，所以，需要學习如何做大国。例如，需要扩展国际视野，尤其是在公众层面，保持谦虚的学习态度。
大国有更好的条件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同时也需要权衡代价，而且要对更广泛的人类共同利益承担一定责任。因此，我们需要对外部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需求和感受保持敏感性，学会从更广泛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人需要成长为拥有国际视野和思维的大国公民，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境界。
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倾听也需要提高，增强沟通能力，更多和更主动地向世界说明自己的意图和道理，减少成长过程中与其他力量碰撞带来的阻力。
基辛格是位智者，我与他交谈多是探讨问题，而不是争论
中国新闻周刊：维护国家利益、传达国家立场应该是外交官的本能，但在很多粉丝眼里，傅莹大使的特点或者说魅力是，总是微笑着就把中国的立场表达了。在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但又避免让对方产生过多不适感方面，你有没有什么诀窍？
傅莹：我是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外交官，最初做亚洲周边方向的工作，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后来工作的对象不断转换，但内容差不多。我师从的上一代外交官都是做人的工作的高手、谈判行家，自己从观察学习到直接经手一些重大外交事务，慢慢有所精进。
冷战后，世界进入全球化的阶段，中国的发展如同攀登高峰，沿途会遇到各种险阻，重要的是目标明确，不为一些琐碎问题所干扰和牵绊。我想，外交官需要明确自己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在此基础上，什么方式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就选择什么方式。
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基本是参加具有传播色彩的活动，是在做说服人的工作，是着眼于大众的。在我看来，微笑是人类社会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沟通手段，所以，在这种场合我更多选择微笑着表达观点和立场。当然，也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合微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基辛格博士的几次对话中，其实也有交锋的地方，比如关于航行自由，但都是在将各自的立场明确地表达出来，并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这也是你沟通的一种技巧吗？
傅莹：基辛格是位智者，我与他交谈多是探讨问题，而不是争论。我是很尊重他的，愿意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对国际事务的观察，听取他的意见。他的书我看过不少，我会选择一些他关心的和当时热门的问题与他讨论，每次都有收获。
《看世界》书中包括了四个与他的对话，从中看得出来，他善于倾听，也总是鼓励我更深入地思考，尤其是，他希望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更多的美国人。这说明他意识到世界在变化，也承认中国人的考虑有自己的道理。
有报道说基辛格主张俄罗斯与美国联手应对中国，我没有见到他本人有这方面的文字。基辛格对中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直在试图了解和理解中国，他对美中关系也倾注了很多心血。针对美国与中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可能出现调整的关系前景，他很早就提出美中“共同演进”的主张，还曾支持启动“亚太共同体”的研究项目。他笃信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大国均势理论，在冷战期间是大国博弈的操盘里手。但他承认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对权力更加分散时代大国如何相处表达过担忧。
或许，他像一位“老航海家”，预见到会有风暴来临，希望美中能在这个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了解彼此，找到避免冲突的路径。
我想，对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把控好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如果中美滑入对抗的轨道，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对表。当然，当前中俄战略合作关系的稳固性是可以信赖的。当代大国需要摒弃狭隘的地缘战略竞争思维，承担起共建共守世界和平的责任。
《看世界》是傅莹出版的第二本书，上一本已经是7年前的事。
这7年期间，傅莹几乎没有从公众的视线里离开过。这和她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五次会议发言人的工作有关，也因为她在一些公开场合的演讲和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时常能成为传播热点。
正是这些文章和演讲稿中的一部分，汇集成了《看世界》这本书。其中收录的关于南海局势和朝核问题的两篇长文，曾先后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
近日，傅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谈这本书，也谈世界。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国际传播者”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先请你谈谈怎么确定《看世界》这个书名的？
傅莹：其实最初我自己没有想出这本书。2016年年 底中信出版社的乔卫兵总编从网上把我的一些文章收集起来，建议出版。这些文章有的是在演讲稿基础上整理发表的，有的是应约为报纸和杂志撰写的。中信的编辑花了不少功夫从大量文稿中选择和整理，根据主题分了类别，包括“世界秩序”“全球格局与中国角色”“中美关系”“亚洲和平”“南海局势”“中国之道”等。他们从做书的角度看，认为比较成熟，考虑到国际问题的时效性，建议尽早出版。
我觉得这个集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几年的思考，而且都是针对外部世界提出的问题讲的，如果出版，或许可以为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些看世界以及看中国的参考。书名也是他们提议的，最初是“傅莹大使看世界”，但这样我的名字会两次出现在封面上，所以改成了“看世界”三个字。
中国新闻周刊：写文章，尤其是写长文章，是个苦力活。你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却依然比较高产，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傅莹：我其实一直比较喜欢搞研究，阅读、写作对我而言是比较惬意的事，在外交岗位上就有这方面的历练。现在看书的时间更宽裕一些，也能更广泛地接触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向他们讨教。而不断的阅读和学习自然会激发思考，有了思考就愿意记录下来。
这本书里面有的文章是急就章，因某个问题比较热，或因报纸杂志有约稿，或应邀发表演讲。不过我尽量少去为了写而写，不要因为有约稿就一定写，而是有想法才去写或讲。每篇里都有自己对一些问题的学习收获和思考，有不少信息和资料是助手们帮助整理和提供的，他们很专业，也很有想法。篇幅较长的文章通常需要积累，花费的时间更多，每每下笔成文了，局势又发展了，或者思想又向前延伸了。有的文章构思的时间甚至经年累月，现在还有好几个放在那里的半成品，觉得考虑得不很成熟，需要再多看看书，再查阅一些资料，参加智库的研讨也能帮我整理思路。
我喜欢与朋友和助手聊，如果意见不同，又都不能说服彼此，就说明论证和判断还不扎实，需要再琢磨，可以先放一放。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國际传播者”。在国际上，我们国家特别需要再多一些自己的声音，这是我多讲多写的主要动力。你看我的文章多是针对国际受众的，通常用中文起草，翻译成英文时尽量符合外文习惯，因此改动会比较大，然后再根据英文稿子修改中文。不少文章是用英文在国外媒体或智库首发的，考虑到国内媒体和公众的需求，我会同时备好中文版，在不影响英文发行方版权的情况下提供给国内媒体。
中国新闻周刊：你出的书并不多。
傅莹：我喜欢看书，对能写书的人很佩服，自己对此就比较胆怯了。我的第一本书是2011年7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在彼处》，那是我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做大使时演讲和文章的合集，当时是外研社极力鼓励我出版的，目的是为语言学习和英文演讲提供参考，因此采用了中英文对照的版式。它的姐妹篇《在此处》也已在编撰中。
国内外很多人最初了解我，是通过我在驻英国大使任上的一篇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这篇文章的背景很特殊。2008年4月6日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伦敦遭遇“藏独”势力干扰后，我走访了多家英国媒体，对他们围绕火炬传递和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提出交涉。各家媒体都很重视，也愿意听取我的意见甚至是批评，但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方不能及时提供信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老总直接提议，既然你不喜欢报纸说的，何不自己写文章向读者介绍你的立场呢。由于我当时比较忙，没时间专门写稿子，想到在经历伦敦火炬传递之后，我看巴黎和旧金山火炬传递的电视直播时，感触颇多，曾随手写下一些想法。
回到办公室，我从字纸篓里找出当时的几页笔记，大致整理成了一篇随笔，起名为《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交给报社。编辑对文字未做任何改动，只是把标题改为了“西方媒体妖魔化了中国”，发表在《星期日电讯报》上。这在英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反响很大，网上留言之多出乎报社的意料。
我注意看了一些评论，有的留言比我的文章都长，有人反对，有人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引发英国人的思考和辩论。文章也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注意，以《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为题进行了转载。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发声的重要性和我们所拥有的机会。在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曾与各种人面对面交锋，也说服过许多人。但说服一两个人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媒体的传播才能够通达大众，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人的想法。
下一本书《我的对面是你》也已经付梓，写的主要是我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的经历，也有工作体会和对国际传播的思考。这本书的写作历时两年，预计9月初可以出版。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做大国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看世界的方式？
傅莹：“看世界的方式”不能用正确与否来评判吧，每个读《红楼梦》的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林妹妹，何况世界那么大。我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点点深入的，对去过的国家了解多一点，对常驻过的国家了解更多一些。从书里得到的知识需要在现实中确认，在现实中获得的感受需要通过看书来深化。世界是国家构成的，国家是人构成的。因此，说到底，认识世界的起点和终点还是了解人。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相处，发现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都有这样那样的特点。在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候，我与来自各国的人一起工作，一起执行任务，更深刻地体会到，人与人相处，实事求是、用尊重来赢取尊重，走到哪里都是差不多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英语的熟练掌握，对你认识世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英语是否远不止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傅莹：我的大学本科是英语专业，毕业时国家刚刚进入开放的轨道，中国人开始面对世界和向其他国家学习。对于当时的我，懂得英语如同打开了一扇窗，开阔了眼界。英语是工具，但更像一把钥匙，让我在职业生涯中有条件不断地走进一个个不同的国家，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人们的想法，能更好地观察和交流。
即便现在，英语也是很有用的，我可以利用英语更早地看到各国的信息，更及时地阅读其他国家新出版的书籍，也能比较方便地开展国际交流。我早年做过翻译，有语言方面的训练，中英文打字都比较快，这对我现在写作、审核文稿有很大助益。
诚然，我们对外交流的最主要任务是介绍中国的制度、立场和观点，因此，仅仅有外语这个工具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深入了解国情，坚定信念。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这种成果对于民众而言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成果是因为中国找到了更好地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如何能够有比较切实的与世界正确相处的获得感？
傅莹：我们国家在成长过程中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依赖不亚于它们对中国的需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大国，所面临的挑战很多。然而，我们缺乏做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或者说当国际层面“玩家”的历史经验，所以，需要學习如何做大国。例如，需要扩展国际视野，尤其是在公众层面，保持谦虚的学习态度。
大国有更好的条件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同时也需要权衡代价，而且要对更广泛的人类共同利益承担一定责任。因此，我们需要对外部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需求和感受保持敏感性，学会从更广泛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人需要成长为拥有国际视野和思维的大国公民，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境界。
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倾听也需要提高，增强沟通能力，更多和更主动地向世界说明自己的意图和道理，减少成长过程中与其他力量碰撞带来的阻力。
基辛格是位智者，我与他交谈多是探讨问题，而不是争论
中国新闻周刊：维护国家利益、传达国家立场应该是外交官的本能，但在很多粉丝眼里，傅莹大使的特点或者说魅力是，总是微笑着就把中国的立场表达了。在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但又避免让对方产生过多不适感方面，你有没有什么诀窍？
傅莹：我是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外交官，最初做亚洲周边方向的工作，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后来工作的对象不断转换，但内容差不多。我师从的上一代外交官都是做人的工作的高手、谈判行家，自己从观察学习到直接经手一些重大外交事务，慢慢有所精进。
冷战后，世界进入全球化的阶段，中国的发展如同攀登高峰，沿途会遇到各种险阻，重要的是目标明确，不为一些琐碎问题所干扰和牵绊。我想，外交官需要明确自己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在此基础上，什么方式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就选择什么方式。
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基本是参加具有传播色彩的活动，是在做说服人的工作，是着眼于大众的。在我看来，微笑是人类社会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沟通手段，所以，在这种场合我更多选择微笑着表达观点和立场。当然，也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合微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基辛格博士的几次对话中，其实也有交锋的地方，比如关于航行自由，但都是在将各自的立场明确地表达出来，并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这也是你沟通的一种技巧吗？
傅莹：基辛格是位智者，我与他交谈多是探讨问题，而不是争论。我是很尊重他的，愿意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对国际事务的观察，听取他的意见。他的书我看过不少，我会选择一些他关心的和当时热门的问题与他讨论，每次都有收获。
《看世界》书中包括了四个与他的对话，从中看得出来，他善于倾听，也总是鼓励我更深入地思考，尤其是，他希望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更多的美国人。这说明他意识到世界在变化，也承认中国人的考虑有自己的道理。
有报道说基辛格主张俄罗斯与美国联手应对中国，我没有见到他本人有这方面的文字。基辛格对中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直在试图了解和理解中国，他对美中关系也倾注了很多心血。针对美国与中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可能出现调整的关系前景，他很早就提出美中“共同演进”的主张，还曾支持启动“亚太共同体”的研究项目。他笃信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大国均势理论，在冷战期间是大国博弈的操盘里手。但他承认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对权力更加分散时代大国如何相处表达过担忧。
或许，他像一位“老航海家”，预见到会有风暴来临，希望美中能在这个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了解彼此，找到避免冲突的路径。
我想，对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把控好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如果中美滑入对抗的轨道，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对表。当然，当前中俄战略合作关系的稳固性是可以信赖的。当代大国需要摒弃狭隘的地缘战略竞争思维，承担起共建共守世界和平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