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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有句话：“没有鞋，矮半截。”还有一句话：“是爷不是爷，看穿什么鞋。”由此可知老北京人穿鞋是非常讲究的。
当年，什么人穿什么鞋是有规矩的。比如政府官员，出门必须要穿官靴;练武术的“武把子”，平时要穿鞋;老字号买卖家的掌柜和伙计，出门要穿千层底的布鞋，等等。
“三接头”是皮鞋的一种样式，因为鞋面用三种颜色相同、皮子的柔韧度不同的皮面相接，或颜色也不同的皮子相接，包头坚硬，所以叫“三接头”。
这种样式的皮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行一时，以至于“三接头”成了皮鞋的代名词。
老北京人讲究穿千层底的布鞋，现在人们穿的皮鞋样式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中国人有自己的皮鞋，比如皮靴，还有千层底的皮面鞋等，所以人们最初把欧洲引进来的皮鞋样式叫“洋皮鞋”，因为容易跟“羊皮鞋”相混，才改叫皮鞋。
一
清末民初，国门开放，一些官宦之家的孩子纷纷留洋，他们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也把西方的一些生活风俗习惯带回了国，比如西装。北京人最早管西服叫洋装。您别小瞧这洋装，它引进国门以后，给国人带来一系列服饰的变化。西服在西方属绅士服装，穿西服有很多规矩，比如西服里面要穿衬衫，系领带，天凉时要配马甲，下面要穿西裤，而且必须穿皮鞋。皮鞋就是这时候传到中国的。
老北京的男人主要穿大褂，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长衫，大褂配的是布鞋。如果穿大褂穿皮鞋，那就不配套了，用北京话说这叫“不合窑性”。那会儿的京城，有“洋范儿”的人才穿皮鞋，因为一般有洋范儿的人都穿西装，当时，西装也最时髦。这种风俗习惯，您从当年的老照片便能看出来。
我手里有一张我爷爷跟我太爷（爷爷的父亲）1910年前后的照片。我太爷穿着大褂，戴着礼帽。我爷爷则穿着西服革履，因为我爷爷当时在日本人办的西医学校念书，所以跟他爹照相穿洋装，穿皮鞋，透着自己有“洋范儿”。
有句话叫买得起马，也就买得起鞍。西装和皮鞋，就像马和鞍的关系。您买西装，就必须配皮鞋。当然，穿皮鞋，不一定非穿西服。皮鞋有不同的皮子，但讲究的是牛皮。一是坚固耐用;二是柔韧性能好;三是可以染出各种颜色。牛皮又分水牛和旱牛、高原牛和陆地牛等，不同地域的牛，牛的不同部位，其皮子自然有所不同。这些对皮鞋的质量都有影响。由于做皮鞋的上好的牛皮量很少，所以人们也用其他牲畜的皮来做鞋，常见的有猪皮、鹿皮、羊皮、马皮、蛇皮等等。
我年轻时就穿过猪皮鞋和鹿皮鞋，猪皮鞋的皮面发挺，细看有许多棕眼，而且柔韧性差，上脚时间不长就会感觉发硬，特别是后帮，变硬后“啃”脚脖子。所以，猪皮鞋流行一段时间后，就不受人待见了。您想谁的脚脖子不怕“啃”呀！羊皮鞋倒是柔软，但它太柔软了，穿不了多长时间，便泄了。鹿皮倒是风光了一段时间，但一般鹿皮是翻毛的，也就是面儿是抛光的，不禁脏，而且也不结实。正因为如此，制皮业搞技术革新，发明了合成革，当时的合成革也叫人造革。这种人造革的皮鞋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风行一时。
从外表看，人造革的鞋比牛皮还光亮，而且也有柔韧性，但是假皮子就是假皮子，看着挺是样儿，但穿上脚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儿了，它不但不禁穿，关键是穿着穿着就开裂或变硬。
您会问：这种鞋怎么会风行10多年呢？这就得说到北京人的要面儿了。面儿就是脸面，北京人向来死要面子活受罪。哎，穿人造革鞋就是这种性情的体现。
怎么话儿说呢？首先北京人对鞋当回事儿，没有鞋，矮半截嘛，挺好的人谁愿意矮半截呀？所以都想脚下蹬的鞋体面一点儿，但想体面，又没钱。正发愁呢，人造革问世了，这不是让穷人美吗？人造革的鞋恰好能满足人们没钱，又想要面儿的这种虚荣。它确实便宜呀！同样一双鞋，三接头的牛皮鞋要十二三块钱，人造革的三接头却只需三四块钱。您说两者差多少吧？我说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价码儿。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7块钱。
二
也许正因为皮鞋的“出身”带着洋味儿，所以，老北京人对它是又爱又恨，心态非常复杂。爱，是因为皮鞋穿在脚上，确实体面，有范儿，白给谁穿，谁都乐得屁颠屁颠的。恨？其实也谈不上。皮鞋，只是穿在脚上的鞋而已，恨它干吗？但是，谁能想到皮鞋却跟“资产阶级”挂上钩了呢？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崇洋媚外是普遍的心理，但人们却不敢明说。喜欢洋玩意儿，又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把一切洋的东西归为资产阶级。这样一来，皮鞋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一个“标志”。
我小的时候，胡同里的小孩儿经常哼唱一首儿歌：“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那会儿，穿得越土越革命。您看当时的老照片儿，农民代表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了，还是老农民的打扮，开会时，头上都要扎条白毛巾。在这种氛围下，穿皮鞋上街，自然会让人侧目以待。
这种对皮鞋的蔑视，在“文革”时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文革”是从批“三家村”和“破四旧”开始的。按当时红卫兵的说法，凡是老的、旧的、洋的东西都属“四旧”，都得砸烂，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当时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下，当时的中学生充当了“破四旧”的急先锋，北京红卫兵的抄家、打砸抢，最先是从中学生那儿开始的。
我那会儿正上小学五年级。中学生都当“急先锋”了，我们小学生也得冲锋陷阵呀！当不了先锋，也得当“马前卒”！于是我们这些毛孩子也抄起了刀子剪子，纷纷走上了街头。只要看见有人烫发、有人留长发、有人穿裙子、有人穿西服，當然也包括有人穿皮鞋，便像发现贼似的，追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锤子砸，用剪子铰。
那些人自知穿的这些属于“四旧”，让我们这些小孩铰了裙子，剪了头发，砍了皮鞋，还得说干得好，有的干脆自己动手。当然也有反抗的，见我们是小孩儿，便糊弄我们，佯装配合我们剪头发，一旦把剪子拿过去，转身就跑。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跟我讲过他上街铰“三接头”的故事。当然现在看这并不是光彩的事，恕我隐去他的真实姓名，姑且称他民子吧。民子跟我不是一所小学的，也不是一条胡同的。“破四旧”那会儿，他跟几个同学拿着剪子奔了西单。那地方繁华，人多，但发现一个穿皮鞋的也不容易，搜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猎物”。
这几个孩子像抓特务似的，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走到大木仓胡同口，这几个孩子便一拥而上，二话不说，上去就要把人家的皮鞋给扒了下来。这人有50多岁，是个中学教师。他哪个学校的不知道，因为出身不好，正为自己在“文革”中的命运提心吊胆，见学生冲着自己的皮鞋来的，赶紧缴械投降，自己把鞋脱了下来。这些孩子当着他的面，用锤子砸、用剪子铰。但皮鞋太结实，砸不坏、铰不动。没辙，孩子们只好把它给扔在了地沟里，结果让那位教师光着脚回的家。
三
谁也没想到，几年以后，“破四旧”的风儿刚过，“三接头”成了宝贝。当时军队团级以上才发皮鞋，部队的皮鞋都是“三接头”，而且中央首长也穿“三接头”。
那会儿军品特别时髦，军衣、军帽、军鞋、军用皮带，甚至军用挎包（军挎），都成了年轻人的时髦用品。军鞋分为一般士兵穿的胶鞋，胡同的孩子管它叫“军拐”。还有就是军官穿的“三接头”。相比民品，军队发的“三接头”更结实。当时，胡同里的孩子谁穿“三接头”谁最牛。
这就是三接头皮鞋
老北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皮鞋比较贵重，所以只有大人才能穿皮鞋，孩子只能穿布鞋。但到了“文革”什么都破了，谁还管什么老规矩？到了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破四旧”的小学生都上了中学，当时“老三届”学生大都插队或到兵团军垦去了，在社会上“玩闹”的轮到我们这拨孩子了。滑冰游泳看黄书，喝酒碴架拍婆子，大都是这拨孩子的“重点节目”。拍婆子“行头”（衣装）得体面，“三接头”成了“道具”。当时胡同里的孩子家里穷呀，穷，拍婆子也得穿得体面，要不“婆子”能跟你走吗？所以，胡同里的这帮孩子之间流行衣服鞋帽相互借着穿。
记得当时民子也玩酷，跟比他大的孩子经常到八一湖游泳，骑自行车到长安街兜风玩飘儿，到什刹海滑冰。当然他玩这些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拍婆子。民子那会儿的“行头”不俗，头上戴着羊剪绒的帽子，身上穿着将校呢的大衣，脚底下是“三接头”，看上去那叫一个牛！单看他这身“行头”，以为他爸爸至少是个团长。其实他爹是酱菜厂腌酱萝卜的，身上的“行头”都是跟人家借的。
那天，他穿着这身“行头”走到辟才胡同东口，让我撞上了。第一眼我愣没认出他来，他也成心在我面前装大个儿的，脑袋仰着走道儿。我故意冲他喊了一声，叫出他的小名。他冲我努努嘴，示意前头有人。原来他看上一个女孩儿想拍人家，这女孩正在前头走着。我怕耽误他的白日梦，没再言语，转身走了。
没想到一个月以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小脸煞白，脑袋上缠着纱布戴着栽绒帽子，身上的将校呢，脚上的“三接头”都不见了。见他霜打的似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拧着眉毛跟我讲起拍婆子拍炸的经历。
原来我在胡同东口见他的那天，他拍的那个女孩后面，还有两个别的胡同的孩子，岁数比他大，身上还带着家伙。这两个孩子把他暴汆儿了一顿，脑袋被打成了花瓜，缝了10多针。我以为他是因为拍婆子挨的打。他却哭丧着脸对我说不是，敢情是因为脚下穿的那双“三接头”。
说起来有点儿戏剧性，打民子的孩子里，有一个认出民子穿的“三接头”是他爸爸的。原来这孩子的爸爸，就是几年前民子在西单劫的那个老师。当时，因为那双“三接头”太结实，那帮孩子铰不动，一赌气给扔到了地沟里。敢情民子一直记得这个茬儿，破“四旧”的风一过，他蔫不出溜地跑到那个地沟口，用铁丝弯成钩，从地沟里把这双“三接头”给钩了出来。让民子感到意外的是，那鞋在地沟里放了几年，愣没大的破损。他把这鞋拿到西单的修鞋铺，花了几大毛，找人给拾掇了一下，又打了鞋油，居然整旧如新。民子大模大样地穿上了，没人知道这双“三接头”的来历，他也谎称跟人借的。没想到碰上了鞋主人的儿子。也许是他爸爸平时对这双鞋偏爱有加，经常擦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是这双鞋对于他爸爸或他们家，有什么難以磨灭的情怀，总之这双鞋让人家给认出来了。
据民子说，在1967年冬天，那老师在学校的学生批斗后上吊自杀了，所以，他儿子见到这双“三接头”就想起他爸爸，以为民子是斗他爸爸的学生，您想民子这顿打能轻得了吗？当然，打完他，那双“三接头”也让老师的儿子给拿走了，民子是光着脚去的医院。我对民子苦笑了一下说：“这顿打是你自找。胡同里的孩子谁敢穿‘三接头’呀！”他表示自己认栽：“也许那鞋就不该我穿。”
四
到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三接头”还是紧俏商品，买“三接头”要票儿。有钱没票儿，您也买不到。票儿发到单位，平均几百人才一张票，一张票只能买一双鞋，所以只好抓阄。这种机遇可想而知。我曾经抓过两次，手气都不灵，后来索性放弃了。
有一年，我的一个哥们儿找到我，问我百货大楼有没有认识的人，想走后门买双“三接头”。原来他哥哥订在春节结婚。老天爷眷顾他哥，让他在单位抓了一张“三接头”的票儿。结婚能穿“三接头”，在当时也算很风光的事。但并不是有票就能买到鞋。因为人的脚有长短胖瘦，鞋的型号有大有小，买到可脚的鞋，您得拿着票，在京城几个百货商场碰运气。运气好，拿票就能买上;运气不好，您转十天半个月未准能买上合适的。偏偏那票是有期限的，过期不买，票就作废。
老北京人过去讲究穿千层底的布鞋
眼看到了年底，他哥一直没碰到合适的鞋，再不买，那票可就作废了，所以他哥着了大急。他知道我认识人多，便求到我头上。话说到这份儿上，我只好找到大楼的朋友求情，人家还真给面子，答应我鞋来了提前告诉我，但也得到门口排队。朋友的哥哥排了两次队，才买到可脚的“三接头”。后来他哥哥一直拿这双鞋当宝贝，只有重要的活动才舍得穿出来。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我的这个哥们儿，聊起了他哥哥和“三接头”。他告诉我，他哥哥已经去世，临终时特意嘱咐他儿子要穿那双“三接头”。我听了，心头不由得一紧。难道这双“三接头”对他如此重要吗？
现在皮鞋的款式多种多样，您买什么样式的鞋应有尽有，而且价格上也有很大差别，人们讲究穿名牌，一双国际名牌的皮鞋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但大众穿的普通皮鞋几百块钱就能买到。“三接头”已经成了古董级的款式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搞票据收藏的朋友那里，看到了当年的鞋票，感到很亲切。
我拿着这张票问我的朋友：“拍卖的话，它能值多少钱？”
“至少1000块吧。”这位朋友不假思索地说。
我吃了一惊：“一张鞋票比一双鞋还值钱吗？”
这位朋友笑了笑说：“物以稀为贵。给你1000块钱，你买双鞋很容易是不是？但你拿着这1000块钱买张鞋票，我瞧瞧。”
这番话让我哑口无言。但我感叹的不是鞋票的收藏价值，而是皮鞋的变迁。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当年，什么人穿什么鞋是有规矩的。比如政府官员，出门必须要穿官靴;练武术的“武把子”，平时要穿鞋;老字号买卖家的掌柜和伙计，出门要穿千层底的布鞋，等等。
“三接头”是皮鞋的一种样式，因为鞋面用三种颜色相同、皮子的柔韧度不同的皮面相接，或颜色也不同的皮子相接，包头坚硬，所以叫“三接头”。
这种样式的皮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行一时，以至于“三接头”成了皮鞋的代名词。
老北京人讲究穿千层底的布鞋，现在人们穿的皮鞋样式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中国人有自己的皮鞋，比如皮靴，还有千层底的皮面鞋等，所以人们最初把欧洲引进来的皮鞋样式叫“洋皮鞋”，因为容易跟“羊皮鞋”相混，才改叫皮鞋。
一
清末民初，国门开放，一些官宦之家的孩子纷纷留洋，他们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也把西方的一些生活风俗习惯带回了国，比如西装。北京人最早管西服叫洋装。您别小瞧这洋装，它引进国门以后，给国人带来一系列服饰的变化。西服在西方属绅士服装，穿西服有很多规矩，比如西服里面要穿衬衫，系领带，天凉时要配马甲，下面要穿西裤，而且必须穿皮鞋。皮鞋就是这时候传到中国的。
老北京的男人主要穿大褂，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长衫，大褂配的是布鞋。如果穿大褂穿皮鞋，那就不配套了，用北京话说这叫“不合窑性”。那会儿的京城，有“洋范儿”的人才穿皮鞋，因为一般有洋范儿的人都穿西装，当时，西装也最时髦。这种风俗习惯，您从当年的老照片便能看出来。
我手里有一张我爷爷跟我太爷（爷爷的父亲）1910年前后的照片。我太爷穿着大褂，戴着礼帽。我爷爷则穿着西服革履，因为我爷爷当时在日本人办的西医学校念书，所以跟他爹照相穿洋装，穿皮鞋，透着自己有“洋范儿”。
有句话叫买得起马，也就买得起鞍。西装和皮鞋，就像马和鞍的关系。您买西装，就必须配皮鞋。当然，穿皮鞋，不一定非穿西服。皮鞋有不同的皮子，但讲究的是牛皮。一是坚固耐用;二是柔韧性能好;三是可以染出各种颜色。牛皮又分水牛和旱牛、高原牛和陆地牛等，不同地域的牛，牛的不同部位，其皮子自然有所不同。这些对皮鞋的质量都有影响。由于做皮鞋的上好的牛皮量很少，所以人们也用其他牲畜的皮来做鞋，常见的有猪皮、鹿皮、羊皮、马皮、蛇皮等等。
我年轻时就穿过猪皮鞋和鹿皮鞋，猪皮鞋的皮面发挺，细看有许多棕眼，而且柔韧性差，上脚时间不长就会感觉发硬，特别是后帮，变硬后“啃”脚脖子。所以，猪皮鞋流行一段时间后，就不受人待见了。您想谁的脚脖子不怕“啃”呀！羊皮鞋倒是柔软，但它太柔软了，穿不了多长时间，便泄了。鹿皮倒是风光了一段时间，但一般鹿皮是翻毛的，也就是面儿是抛光的，不禁脏，而且也不结实。正因为如此，制皮业搞技术革新，发明了合成革，当时的合成革也叫人造革。这种人造革的皮鞋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风行一时。
从外表看，人造革的鞋比牛皮还光亮，而且也有柔韧性，但是假皮子就是假皮子，看着挺是样儿，但穿上脚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儿了，它不但不禁穿，关键是穿着穿着就开裂或变硬。
您会问：这种鞋怎么会风行10多年呢？这就得说到北京人的要面儿了。面儿就是脸面，北京人向来死要面子活受罪。哎，穿人造革鞋就是这种性情的体现。
怎么话儿说呢？首先北京人对鞋当回事儿，没有鞋，矮半截嘛，挺好的人谁愿意矮半截呀？所以都想脚下蹬的鞋体面一点儿，但想体面，又没钱。正发愁呢，人造革问世了，这不是让穷人美吗？人造革的鞋恰好能满足人们没钱，又想要面儿的这种虚荣。它确实便宜呀！同样一双鞋，三接头的牛皮鞋要十二三块钱，人造革的三接头却只需三四块钱。您说两者差多少吧？我说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价码儿。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7块钱。
二
也许正因为皮鞋的“出身”带着洋味儿，所以，老北京人对它是又爱又恨，心态非常复杂。爱，是因为皮鞋穿在脚上，确实体面，有范儿，白给谁穿，谁都乐得屁颠屁颠的。恨？其实也谈不上。皮鞋，只是穿在脚上的鞋而已，恨它干吗？但是，谁能想到皮鞋却跟“资产阶级”挂上钩了呢？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崇洋媚外是普遍的心理，但人们却不敢明说。喜欢洋玩意儿，又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把一切洋的东西归为资产阶级。这样一来，皮鞋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一个“标志”。
我小的时候，胡同里的小孩儿经常哼唱一首儿歌：“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那会儿，穿得越土越革命。您看当时的老照片儿，农民代表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了，还是老农民的打扮，开会时，头上都要扎条白毛巾。在这种氛围下，穿皮鞋上街，自然会让人侧目以待。
这种对皮鞋的蔑视，在“文革”时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文革”是从批“三家村”和“破四旧”开始的。按当时红卫兵的说法，凡是老的、旧的、洋的东西都属“四旧”，都得砸烂，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当时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下，当时的中学生充当了“破四旧”的急先锋，北京红卫兵的抄家、打砸抢，最先是从中学生那儿开始的。
我那会儿正上小学五年级。中学生都当“急先锋”了，我们小学生也得冲锋陷阵呀！当不了先锋，也得当“马前卒”！于是我们这些毛孩子也抄起了刀子剪子，纷纷走上了街头。只要看见有人烫发、有人留长发、有人穿裙子、有人穿西服，當然也包括有人穿皮鞋，便像发现贼似的，追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锤子砸，用剪子铰。
那些人自知穿的这些属于“四旧”，让我们这些小孩铰了裙子，剪了头发，砍了皮鞋，还得说干得好，有的干脆自己动手。当然也有反抗的，见我们是小孩儿，便糊弄我们，佯装配合我们剪头发，一旦把剪子拿过去，转身就跑。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跟我讲过他上街铰“三接头”的故事。当然现在看这并不是光彩的事，恕我隐去他的真实姓名，姑且称他民子吧。民子跟我不是一所小学的，也不是一条胡同的。“破四旧”那会儿，他跟几个同学拿着剪子奔了西单。那地方繁华，人多，但发现一个穿皮鞋的也不容易，搜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猎物”。
这几个孩子像抓特务似的，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走到大木仓胡同口，这几个孩子便一拥而上，二话不说，上去就要把人家的皮鞋给扒了下来。这人有50多岁，是个中学教师。他哪个学校的不知道，因为出身不好，正为自己在“文革”中的命运提心吊胆，见学生冲着自己的皮鞋来的，赶紧缴械投降，自己把鞋脱了下来。这些孩子当着他的面，用锤子砸、用剪子铰。但皮鞋太结实，砸不坏、铰不动。没辙，孩子们只好把它给扔在了地沟里，结果让那位教师光着脚回的家。
三
谁也没想到，几年以后，“破四旧”的风儿刚过，“三接头”成了宝贝。当时军队团级以上才发皮鞋，部队的皮鞋都是“三接头”，而且中央首长也穿“三接头”。
那会儿军品特别时髦，军衣、军帽、军鞋、军用皮带，甚至军用挎包（军挎），都成了年轻人的时髦用品。军鞋分为一般士兵穿的胶鞋，胡同的孩子管它叫“军拐”。还有就是军官穿的“三接头”。相比民品，军队发的“三接头”更结实。当时，胡同里的孩子谁穿“三接头”谁最牛。
老北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皮鞋比较贵重，所以只有大人才能穿皮鞋，孩子只能穿布鞋。但到了“文革”什么都破了，谁还管什么老规矩？到了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破四旧”的小学生都上了中学，当时“老三届”学生大都插队或到兵团军垦去了，在社会上“玩闹”的轮到我们这拨孩子了。滑冰游泳看黄书，喝酒碴架拍婆子，大都是这拨孩子的“重点节目”。拍婆子“行头”（衣装）得体面，“三接头”成了“道具”。当时胡同里的孩子家里穷呀，穷，拍婆子也得穿得体面，要不“婆子”能跟你走吗？所以，胡同里的这帮孩子之间流行衣服鞋帽相互借着穿。
记得当时民子也玩酷，跟比他大的孩子经常到八一湖游泳，骑自行车到长安街兜风玩飘儿，到什刹海滑冰。当然他玩这些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拍婆子。民子那会儿的“行头”不俗，头上戴着羊剪绒的帽子，身上穿着将校呢的大衣，脚底下是“三接头”，看上去那叫一个牛！单看他这身“行头”，以为他爸爸至少是个团长。其实他爹是酱菜厂腌酱萝卜的，身上的“行头”都是跟人家借的。
那天，他穿着这身“行头”走到辟才胡同东口，让我撞上了。第一眼我愣没认出他来，他也成心在我面前装大个儿的，脑袋仰着走道儿。我故意冲他喊了一声，叫出他的小名。他冲我努努嘴，示意前头有人。原来他看上一个女孩儿想拍人家，这女孩正在前头走着。我怕耽误他的白日梦，没再言语，转身走了。
没想到一个月以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小脸煞白，脑袋上缠着纱布戴着栽绒帽子，身上的将校呢，脚上的“三接头”都不见了。见他霜打的似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拧着眉毛跟我讲起拍婆子拍炸的经历。
原来我在胡同东口见他的那天，他拍的那个女孩后面，还有两个别的胡同的孩子，岁数比他大，身上还带着家伙。这两个孩子把他暴汆儿了一顿，脑袋被打成了花瓜，缝了10多针。我以为他是因为拍婆子挨的打。他却哭丧着脸对我说不是，敢情是因为脚下穿的那双“三接头”。
说起来有点儿戏剧性，打民子的孩子里，有一个认出民子穿的“三接头”是他爸爸的。原来这孩子的爸爸，就是几年前民子在西单劫的那个老师。当时，因为那双“三接头”太结实，那帮孩子铰不动，一赌气给扔到了地沟里。敢情民子一直记得这个茬儿，破“四旧”的风一过，他蔫不出溜地跑到那个地沟口，用铁丝弯成钩，从地沟里把这双“三接头”给钩了出来。让民子感到意外的是，那鞋在地沟里放了几年，愣没大的破损。他把这鞋拿到西单的修鞋铺，花了几大毛，找人给拾掇了一下，又打了鞋油，居然整旧如新。民子大模大样地穿上了，没人知道这双“三接头”的来历，他也谎称跟人借的。没想到碰上了鞋主人的儿子。也许是他爸爸平时对这双鞋偏爱有加，经常擦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是这双鞋对于他爸爸或他们家，有什么難以磨灭的情怀，总之这双鞋让人家给认出来了。
据民子说，在1967年冬天，那老师在学校的学生批斗后上吊自杀了，所以，他儿子见到这双“三接头”就想起他爸爸，以为民子是斗他爸爸的学生，您想民子这顿打能轻得了吗？当然，打完他，那双“三接头”也让老师的儿子给拿走了，民子是光着脚去的医院。我对民子苦笑了一下说：“这顿打是你自找。胡同里的孩子谁敢穿‘三接头’呀！”他表示自己认栽：“也许那鞋就不该我穿。”
四
到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三接头”还是紧俏商品，买“三接头”要票儿。有钱没票儿，您也买不到。票儿发到单位，平均几百人才一张票，一张票只能买一双鞋，所以只好抓阄。这种机遇可想而知。我曾经抓过两次，手气都不灵，后来索性放弃了。
有一年，我的一个哥们儿找到我，问我百货大楼有没有认识的人，想走后门买双“三接头”。原来他哥哥订在春节结婚。老天爷眷顾他哥，让他在单位抓了一张“三接头”的票儿。结婚能穿“三接头”，在当时也算很风光的事。但并不是有票就能买到鞋。因为人的脚有长短胖瘦，鞋的型号有大有小，买到可脚的鞋，您得拿着票，在京城几个百货商场碰运气。运气好，拿票就能买上;运气不好，您转十天半个月未准能买上合适的。偏偏那票是有期限的，过期不买，票就作废。
眼看到了年底，他哥一直没碰到合适的鞋，再不买，那票可就作废了，所以他哥着了大急。他知道我认识人多，便求到我头上。话说到这份儿上，我只好找到大楼的朋友求情，人家还真给面子，答应我鞋来了提前告诉我，但也得到门口排队。朋友的哥哥排了两次队，才买到可脚的“三接头”。后来他哥哥一直拿这双鞋当宝贝，只有重要的活动才舍得穿出来。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我的这个哥们儿，聊起了他哥哥和“三接头”。他告诉我，他哥哥已经去世，临终时特意嘱咐他儿子要穿那双“三接头”。我听了，心头不由得一紧。难道这双“三接头”对他如此重要吗？
现在皮鞋的款式多种多样，您买什么样式的鞋应有尽有，而且价格上也有很大差别，人们讲究穿名牌，一双国际名牌的皮鞋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但大众穿的普通皮鞋几百块钱就能买到。“三接头”已经成了古董级的款式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搞票据收藏的朋友那里，看到了当年的鞋票，感到很亲切。
我拿着这张票问我的朋友：“拍卖的话，它能值多少钱？”
“至少1000块吧。”这位朋友不假思索地说。
我吃了一惊：“一张鞋票比一双鞋还值钱吗？”
这位朋友笑了笑说：“物以稀为贵。给你1000块钱，你买双鞋很容易是不是？但你拿着这1000块钱买张鞋票，我瞧瞧。”
这番话让我哑口无言。但我感叹的不是鞋票的收藏价值，而是皮鞋的变迁。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