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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尚书·尧典》全文仅千余字，却详细记述了尧舜禅让、制定历法和刑法、选拔及任用官吏、征伐三苗等多方面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德治思想和执政理念在当今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尧典；德治思想；影响
《尚书·尧典》文字简练，内涵丰富，后世德治思想渊薮于此。
一、《尧典》与德治思想的产生
夏商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极其低下，他们对于周边的自然、社会和人事等认识模糊，“天命”观念逐渐成为他们解释万象、慰藉心灵的一种依托，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神，它无所不能。夏商统治者抓住这种心态，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王权天定之说，妄想依靠一种神权政治的宗教迷信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夏商的灭亡，给宗教神学带来了危机，使之失去了往日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从此人们对天的意志，对君权神授思想产生了怀疑，《君奭》就有“天不可信”之说；另一方面，人民的伟大力量也在朝代更替的运动中日益凸显，它迫使统治者认识到这种力量并反思前代的统治方式。周公、召公这些明智的统治者从人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德治政策，从“君权神授”到“敬天保民”，先秦神权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德治思想的产生也和当时社会理性思潮的出现不无关系。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商代有了发展，其原因是大量奴隶投入生产领域，西周时期，作为社会主要生产者的奴隶已经不再随意被屠杀，他们在生产中的价值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从商朝以大量奴隶作为人殉人祭，而西周不用人殉人祭得到证明。在已发掘的所有西周墓葬中，人殉仅是极个别的现象，这说明西周时期，作为劳动力的奴隶被普遍重视，这种文化现象“具有原始社会中自然发生的某些民主和人道的精神”[4]。随着这种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周朝统治者逐渐把天志和民意结合起来。商代对于神的无条件的畏惧崇拜基本被否定，人的地位开始得到肯定，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儒家思想的根本点，统治者根据这一思想，遵循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个原则，制定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政策，于是德治思想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上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尧典》成书于殷末周初，周初的这种德治思想在《尧典》中有充分的表述，如对尧的描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对舜的描述：“惇德允元”以及对于选拨尧的继承者的问题上强调的首先也是德行，如四岳因为自己“否德忝帝位”而推举“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的舜。大肆宣扬的是统治者的德行。儒家宣扬的这种德治观念为以后历代统治者定了一个基调：有德者才能有天下。同时《尧典》还强调统治者应具有的对老百姓的关注：“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等无不透露着统治者对老百姓生活的关注，把天和民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以为人民谋利益。
二、德治思想内涵
西周时产生的德治思想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形成了天、民、德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是以后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思想内涵在《尧典》中的体现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民生。《尧典》记载了舜面对汤汤洪水，发出了“下民其咨”的叹息，寻求“有能俾乂”，解民于倒悬的能人。
第二，尚德慎刑，敬天爱民。尚德慎刑的思想在《尧典》中已有说明，舜帝告诫众臣“柔远能途”、“敬敷五教”，实行怀柔政策。与此同时又设置五刑作为五教的补充，然而执行五刑要“惟明克允”“惟刑之恤”，要求官吏明察案情，处理公允，能宽宏就宽宏。周书《康诰》的全篇诰词都在阐明尚德慎刑，敬天爱民的道理，具体规定了施行的准则和刑律的条目，强调用德政教化殷民，巩固统治。
第三，做民楷模，严于责己。《尧典》中的舜，《皋陶谟》中的禹，便是勤政爱民为百姓做事的贤君形象。最后舜死在南巡途中，而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全民的楷模。
第四，敬重贤能。《尧典》中关于禅让之事的记载，事实上是敬重贤能思想的最具体的体现。尧帝不因为丹朱是自己的儿子就任人唯亲，授予帝位，而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寻找德行高尚能济生的贤能之辈来继承她的事业、后来他找到了舜，并对他进行了三年的考察后才小心谨慎地把王位让给他。确定王位继承人如此，提拔各级官吏也是如此。禹在与舜的交谈中，谈了如何敬重贤能的问题，“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敷以庸”。这就是说对待贤者要虚心接受他们的建议，再根据情况任用他们，考察他们，更要用物品酬劳他们。这可以说是为历代统治者定下了“得贤者得天下”的祖训。
三、德治思想的影响
《尧典》中关于德治思想的阐述，可以说奠定了整个《尚书》关于德治思想的伦理范畴，为《商书》和《周书》中关于德治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历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以丰富的滋养，也给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面。比如：许多先秦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与德治思想相似的有3化中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影响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德治思想还影响了一代大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治国思想。孔子在删定《尚书》的过程中，耳濡目染，形成了自己的“仁”、“爱”思想，孔子主张改善劳动人民的地位，对人民行以德政，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基本思想，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在德与刑的关系上，孔子把《尚书》注重德教的思想推到了顶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只能靠德治，刑罚是不行的，用刑罚来统一人们的 行动，只能使百姓害怕，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地不做坏事，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把民众团结起来。孔子仁爱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尚贤”，“尚贤”就是要注重个人品德、学问和才能，而不必管其出身的高低。“学而优则仕”，在孔子看来，要做官就应该有学问，这种尚贤思想和《尧典》中敬重贤能的思想是吻合的。
许多封建统治者也从《尧典》德治思想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如被称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汉唐时代就是成功地实行德治的范例。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采纳谋士建议，实行“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具体内容，又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约法省紧”，与源于《尚书》的德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贤君，他一方面虚心听取大臣如房玄龄等关于德治的建议，另一方面重视史籍的整理和研读，从中找出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在注重民生方面，唐太宗提出了“农为政本”的思想，推行均田制，鼓励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在尚德慎刑方面，强调德法并用，“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的原则，提倡以德政为宗，以刑罚为辅。至于做民楷模，任用贤人，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纵览整部中国封建社会史，不难发现：德治盛行的朝代，政治往往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康。历史证明，正是肇始于《尧典》的德治思想，确保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连绵不断，起到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幼良：《尚书》德治思想原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4）.
[2]毕天璋：《尚书》的德治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3]王淑文：《尚书》德治思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2010年.
[4]李泽厚、刘纪刚：《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关键词：尧典；德治思想；影响
《尚书·尧典》文字简练，内涵丰富，后世德治思想渊薮于此。
一、《尧典》与德治思想的产生
夏商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极其低下，他们对于周边的自然、社会和人事等认识模糊，“天命”观念逐渐成为他们解释万象、慰藉心灵的一种依托，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神，它无所不能。夏商统治者抓住这种心态，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王权天定之说，妄想依靠一种神权政治的宗教迷信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夏商的灭亡，给宗教神学带来了危机，使之失去了往日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从此人们对天的意志，对君权神授思想产生了怀疑，《君奭》就有“天不可信”之说；另一方面，人民的伟大力量也在朝代更替的运动中日益凸显，它迫使统治者认识到这种力量并反思前代的统治方式。周公、召公这些明智的统治者从人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德治政策，从“君权神授”到“敬天保民”，先秦神权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德治思想的产生也和当时社会理性思潮的出现不无关系。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商代有了发展，其原因是大量奴隶投入生产领域，西周时期，作为社会主要生产者的奴隶已经不再随意被屠杀，他们在生产中的价值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从商朝以大量奴隶作为人殉人祭，而西周不用人殉人祭得到证明。在已发掘的所有西周墓葬中，人殉仅是极个别的现象，这说明西周时期，作为劳动力的奴隶被普遍重视，这种文化现象“具有原始社会中自然发生的某些民主和人道的精神”[4]。随着这种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周朝统治者逐渐把天志和民意结合起来。商代对于神的无条件的畏惧崇拜基本被否定，人的地位开始得到肯定，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儒家思想的根本点，统治者根据这一思想，遵循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个原则，制定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政策，于是德治思想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上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尧典》成书于殷末周初，周初的这种德治思想在《尧典》中有充分的表述，如对尧的描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对舜的描述：“惇德允元”以及对于选拨尧的继承者的问题上强调的首先也是德行，如四岳因为自己“否德忝帝位”而推举“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的舜。大肆宣扬的是统治者的德行。儒家宣扬的这种德治观念为以后历代统治者定了一个基调：有德者才能有天下。同时《尧典》还强调统治者应具有的对老百姓的关注：“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等无不透露着统治者对老百姓生活的关注，把天和民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以为人民谋利益。
二、德治思想内涵
西周时产生的德治思想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形成了天、民、德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是以后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思想内涵在《尧典》中的体现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民生。《尧典》记载了舜面对汤汤洪水，发出了“下民其咨”的叹息，寻求“有能俾乂”，解民于倒悬的能人。
第二，尚德慎刑，敬天爱民。尚德慎刑的思想在《尧典》中已有说明，舜帝告诫众臣“柔远能途”、“敬敷五教”，实行怀柔政策。与此同时又设置五刑作为五教的补充，然而执行五刑要“惟明克允”“惟刑之恤”，要求官吏明察案情，处理公允，能宽宏就宽宏。周书《康诰》的全篇诰词都在阐明尚德慎刑，敬天爱民的道理，具体规定了施行的准则和刑律的条目，强调用德政教化殷民，巩固统治。
第三，做民楷模，严于责己。《尧典》中的舜，《皋陶谟》中的禹，便是勤政爱民为百姓做事的贤君形象。最后舜死在南巡途中，而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全民的楷模。
第四，敬重贤能。《尧典》中关于禅让之事的记载，事实上是敬重贤能思想的最具体的体现。尧帝不因为丹朱是自己的儿子就任人唯亲，授予帝位，而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寻找德行高尚能济生的贤能之辈来继承她的事业、后来他找到了舜，并对他进行了三年的考察后才小心谨慎地把王位让给他。确定王位继承人如此，提拔各级官吏也是如此。禹在与舜的交谈中，谈了如何敬重贤能的问题，“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敷以庸”。这就是说对待贤者要虚心接受他们的建议，再根据情况任用他们，考察他们，更要用物品酬劳他们。这可以说是为历代统治者定下了“得贤者得天下”的祖训。
三、德治思想的影响
《尧典》中关于德治思想的阐述，可以说奠定了整个《尚书》关于德治思想的伦理范畴，为《商书》和《周书》中关于德治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历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以丰富的滋养，也给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面。比如：许多先秦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与德治思想相似的有3化中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影响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德治思想还影响了一代大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治国思想。孔子在删定《尚书》的过程中，耳濡目染，形成了自己的“仁”、“爱”思想，孔子主张改善劳动人民的地位，对人民行以德政，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基本思想，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在德与刑的关系上，孔子把《尚书》注重德教的思想推到了顶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只能靠德治，刑罚是不行的，用刑罚来统一人们的 行动，只能使百姓害怕，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地不做坏事，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把民众团结起来。孔子仁爱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尚贤”，“尚贤”就是要注重个人品德、学问和才能，而不必管其出身的高低。“学而优则仕”，在孔子看来，要做官就应该有学问，这种尚贤思想和《尧典》中敬重贤能的思想是吻合的。
许多封建统治者也从《尧典》德治思想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如被称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汉唐时代就是成功地实行德治的范例。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采纳谋士建议，实行“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具体内容，又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约法省紧”，与源于《尚书》的德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贤君，他一方面虚心听取大臣如房玄龄等关于德治的建议，另一方面重视史籍的整理和研读，从中找出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在注重民生方面，唐太宗提出了“农为政本”的思想，推行均田制，鼓励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在尚德慎刑方面，强调德法并用，“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的原则，提倡以德政为宗，以刑罚为辅。至于做民楷模，任用贤人，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纵览整部中国封建社会史，不难发现：德治盛行的朝代，政治往往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康。历史证明，正是肇始于《尧典》的德治思想，确保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连绵不断，起到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幼良：《尚书》德治思想原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4）.
[2]毕天璋：《尚书》的德治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3]王淑文：《尚书》德治思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2010年.
[4]李泽厚、刘纪刚：《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