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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中国几乎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相当数量的人并未能同时享受这种成就，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
城市贫民阶层初现
根据民政部统计的数字，到2002年10月，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为1980万人，2005年底为2232.8万人，但是，由于测算方式和申请较严格以及有些人不愿意申报等原因，“低保对象”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城市贫困人口。
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洪大用认为，如果考虑这些情况，目前我国城市中的贫困者应该有3000万人左右。城市贫困人口已约占城市人口的6％～8％，城市的贫困率已经高于农村。改革之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概占全国人口的1/4，到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只占到1/40，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却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不存在城市贫困人口，因为当时是企业办社会，个别贫困者也多享受着单位福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出现，并迅速增多。这些下岗工人只领到很少的补偿金，远低于他们曾经创造的价值。
在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开始下岗的时候，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却开始涌入城市。“某种程度上，这是农村贫困向城市的转移。”洪大用如是说。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因为完全生活在城市，大量的农民工成了城市贫民，据有关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亿。而有关城市贫民的官方统计，并没有把这部分农民工计算在内。洪大用认为，应该把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也列入城市贫民的范畴。
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城市贫民”这个概念首次被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并谋求积极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贫民群体的庞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一些缺少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开始领低保，加入了城市贫民阶层。
近年来，一些城市正逐渐形成一个个贫民聚居区。在城乡结合部，多是农民工的聚居地，清华附近就有一个据说是最大的贫民聚居区。在城区，则存在差别明显的高档小区和低档住宅，一些老城区像北京的大栅栏成了原著城市贫民的聚居地，上海的棚户区、深圳的农民房等等也聚居着大量城市贫民。
2006年年初，在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几乎得出同样的结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明显加重。城市贫民阶层逐渐浮出水面。
脆弱的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那时中国存在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在逐渐形成的城市贫民阶层中，这些“三无”人员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城市贫民，大部分都不完全是因为自身原因贫困。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劳动能力并乐于工作，但却缺乏工作机会，他们成年累月地寻找工作，却没有地方愿意雇佣他们。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民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话：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了严重的排斥。
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还好一点，但也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在经济不景气的地方，工作机会尤其渺茫。在东北，曾经辉煌的一些重工业城市，大量企业破产或减员，因为整体不景气，失业者想做点小买卖，东西很难卖出去，想做家政，市场很小，想当护工，很少有人雇得起。
城市贫民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等许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三座大山却还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城市贫民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性贫困，甚至波及后代，出现代际贫困传递，他们的子女长大后成为新的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阶层出现会带来很多问题，极易造成集体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挑战。当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城市贫民阶层的时候，黑社会势力逐渐形成了。当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社会矛盾会集中爆发。而在此之前的社会稳定，则是小心翼翼维持着的脆弱的平衡。
农民工从事着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或脏或累或有危险性的工作，却始终没能融入城市，他们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中被歧视，而且还会遭遇拖欠工资，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的仇恨。而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近几年，农民工和社会的冲突不断上演。城市的失业人员也曾到政府门前静坐。代际贫困则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
某种意义上，城市贫民阶层可以说是城市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所有的弱势群体都缺少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他们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强烈地被剥夺感。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满却可能在酝酿，谁也不知道临界点在哪里。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均衡，这无疑是危险的。
进入2006年11月份以来，粮油价格上涨。对此，有调查显示，77.1%的人表示，粮油价格上涨使他们“生活压力增大”，84.0%的人认为，生活成本比1年前又有增加。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11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数据表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正在逐渐上升。
粮油涨价已经给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压力，城市贫民阶层对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的价格变化格外敏感，任何一点价格的上涨，都可能变成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大量在贫民边缘游荡的准城市贫民，则可能因为价格的一点变化降为贫民，贫民规模的增大同样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次价格上涨中，国务院温家宝亲自看望了部分困难群众，了解粮油价格上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狭窄的上升通道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城市贫困人口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低保覆盖面增大了许多，全国每年为贫困人口支出的经费约200多亿元。同时发展了多种临时救助和专项救助，各地政府也陆续推出了针对教育、医疗、住房等的专项救助，北京专门有一个对贫困边缘人群的救助。在2006年初，农民工也被“正名”，明确提出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业内也在讨论关于最低工资保障和反贫困法的立法问题。但是，不管救助体系多么完善，从长期看，这只能是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中最后的一道安全网，是一种亡羊补牢，立法则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解决问题，都无法消除造成城市贫民的根源。
目前中国的城市贫民大多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加剧了这种贫困，我国社会贫富差别还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更是大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占城市居民10%的富有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贫穷者则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是不稳定的，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城市贫民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
城市贫民阶层的出现和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仅意味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边界，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表明作出牺牲的这部分人群已经接近付出的极限。这个时候，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不够通畅，社会矛盾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可以通过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多种方式进入城市，而不是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工人也有可能提干。而在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现在，虽然考大学依然是农民进入城市的通道，但是高额的学费为这条通道筑起了一道屏障，近几年，因为没有钱上不起大学的大有人在，不仅仅是农民，工人家庭也存在这个现象，他们手中的钱可能比农民稍多一点，但供出一个大学生也是倾家荡产。
而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存在，也打击了这些家庭负债让孩子上学的勇气。近年来城市中小学对农民工子女也存在入学歧视，高额的借读费让大量农民工家庭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很少，大多还属于非法，教学质量差，农民工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加渺茫。在城市，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也差距巨大，一些重点中学招收的公费生逐年减少，自费生却逐年增加，巨额的择校费把贫困者挡在了门外，富有者则可以用钱买来机会。教育和通过教育所获取的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当教育变得势利，各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必然狭窄。
市场经济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正常的流动秩序，城市贫民阶层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一道道门槛，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出现凝固化的迹象。“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这样的社会是让人绝望的，向上流动的通道，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渠道，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民众需要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特别对社会最底层来说，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城市贫民阶层初现
根据民政部统计的数字，到2002年10月，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为1980万人，2005年底为2232.8万人，但是，由于测算方式和申请较严格以及有些人不愿意申报等原因，“低保对象”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城市贫困人口。
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洪大用认为，如果考虑这些情况，目前我国城市中的贫困者应该有3000万人左右。城市贫困人口已约占城市人口的6％～8％，城市的贫困率已经高于农村。改革之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概占全国人口的1/4，到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只占到1/40，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却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不存在城市贫困人口，因为当时是企业办社会，个别贫困者也多享受着单位福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出现，并迅速增多。这些下岗工人只领到很少的补偿金，远低于他们曾经创造的价值。
在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开始下岗的时候，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却开始涌入城市。“某种程度上，这是农村贫困向城市的转移。”洪大用如是说。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因为完全生活在城市，大量的农民工成了城市贫民，据有关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亿。而有关城市贫民的官方统计，并没有把这部分农民工计算在内。洪大用认为，应该把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也列入城市贫民的范畴。
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城市贫民”这个概念首次被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并谋求积极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贫民群体的庞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一些缺少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开始领低保，加入了城市贫民阶层。
近年来，一些城市正逐渐形成一个个贫民聚居区。在城乡结合部，多是农民工的聚居地，清华附近就有一个据说是最大的贫民聚居区。在城区，则存在差别明显的高档小区和低档住宅，一些老城区像北京的大栅栏成了原著城市贫民的聚居地，上海的棚户区、深圳的农民房等等也聚居着大量城市贫民。
2006年年初，在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几乎得出同样的结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明显加重。城市贫民阶层逐渐浮出水面。
脆弱的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那时中国存在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在逐渐形成的城市贫民阶层中，这些“三无”人员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城市贫民，大部分都不完全是因为自身原因贫困。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劳动能力并乐于工作，但却缺乏工作机会，他们成年累月地寻找工作，却没有地方愿意雇佣他们。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民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话：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了严重的排斥。
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还好一点，但也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在经济不景气的地方，工作机会尤其渺茫。在东北，曾经辉煌的一些重工业城市，大量企业破产或减员，因为整体不景气，失业者想做点小买卖，东西很难卖出去，想做家政，市场很小，想当护工，很少有人雇得起。
城市贫民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等许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三座大山却还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城市贫民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性贫困，甚至波及后代，出现代际贫困传递，他们的子女长大后成为新的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阶层出现会带来很多问题，极易造成集体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挑战。当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城市贫民阶层的时候，黑社会势力逐渐形成了。当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社会矛盾会集中爆发。而在此之前的社会稳定，则是小心翼翼维持着的脆弱的平衡。
农民工从事着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或脏或累或有危险性的工作，却始终没能融入城市，他们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中被歧视，而且还会遭遇拖欠工资，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的仇恨。而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近几年，农民工和社会的冲突不断上演。城市的失业人员也曾到政府门前静坐。代际贫困则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
某种意义上，城市贫民阶层可以说是城市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所有的弱势群体都缺少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他们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强烈地被剥夺感。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满却可能在酝酿，谁也不知道临界点在哪里。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均衡，这无疑是危险的。
进入2006年11月份以来，粮油价格上涨。对此，有调查显示，77.1%的人表示，粮油价格上涨使他们“生活压力增大”，84.0%的人认为，生活成本比1年前又有增加。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11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数据表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正在逐渐上升。
粮油涨价已经给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压力，城市贫民阶层对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的价格变化格外敏感，任何一点价格的上涨，都可能变成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大量在贫民边缘游荡的准城市贫民，则可能因为价格的一点变化降为贫民，贫民规模的增大同样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次价格上涨中，国务院温家宝亲自看望了部分困难群众，了解粮油价格上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狭窄的上升通道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城市贫困人口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低保覆盖面增大了许多，全国每年为贫困人口支出的经费约200多亿元。同时发展了多种临时救助和专项救助，各地政府也陆续推出了针对教育、医疗、住房等的专项救助，北京专门有一个对贫困边缘人群的救助。在2006年初，农民工也被“正名”，明确提出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业内也在讨论关于最低工资保障和反贫困法的立法问题。但是，不管救助体系多么完善，从长期看，这只能是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中最后的一道安全网，是一种亡羊补牢，立法则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解决问题，都无法消除造成城市贫民的根源。
目前中国的城市贫民大多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加剧了这种贫困，我国社会贫富差别还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更是大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占城市居民10%的富有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贫穷者则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是不稳定的，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城市贫民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
城市贫民阶层的出现和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仅意味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边界，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表明作出牺牲的这部分人群已经接近付出的极限。这个时候，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不够通畅，社会矛盾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可以通过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多种方式进入城市，而不是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工人也有可能提干。而在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现在，虽然考大学依然是农民进入城市的通道，但是高额的学费为这条通道筑起了一道屏障，近几年，因为没有钱上不起大学的大有人在，不仅仅是农民，工人家庭也存在这个现象，他们手中的钱可能比农民稍多一点，但供出一个大学生也是倾家荡产。
而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存在，也打击了这些家庭负债让孩子上学的勇气。近年来城市中小学对农民工子女也存在入学歧视，高额的借读费让大量农民工家庭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很少，大多还属于非法，教学质量差，农民工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加渺茫。在城市，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也差距巨大，一些重点中学招收的公费生逐年减少，自费生却逐年增加，巨额的择校费把贫困者挡在了门外，富有者则可以用钱买来机会。教育和通过教育所获取的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当教育变得势利，各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必然狭窄。
市场经济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正常的流动秩序，城市贫民阶层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一道道门槛，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出现凝固化的迹象。“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这样的社会是让人绝望的，向上流动的通道，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渠道，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民众需要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特别对社会最底层来说，梦想比现实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