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企业“三角债”问题研讨会观点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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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管理出会、首都企业家俱乐部于今年2月15日至16日在京联合召开了解决企业“三角债”问题研讨会。50多位经济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三角债”问题的原因和近期、中期对策。现将会议讨论的基本观点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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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之道有小大之辨。庄子尝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荀子亦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荀子·解敝》),都是讲“小不知大”在认知上的局限性。而近人王国维倡三境界说,其第一界日“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也是拿登高望远当大前提,并不是一上来就讲埋头苦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一、联邦政府内部和联邦、州、市政府之间事权划分比较清楚,各司其职 计划部和财政部是联邦政府的两个重要部门,它们的职能既有明确的分工,又互为补充。巴西计划部在巴西经济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直属总统领导,主要职能是:
现代企业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传统技术走向高技术。这个趋势主要包括三层涵义:一是新兴的高技术在企业全部技术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从小到大;二是高技术产品占企业全部产品的比重从小到大;三是企业中有学位、有专长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占全体职工以及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从小到大。前不久,英国全国经济和社会研究所(NIESR)在一份旨在反映英国企业上述三方面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与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企业中的工人相比,英国工人的技术水平极为低下,英国正经历着一场职业培训危机。”这个结论恰如其分地把英国企业长期落后的技术
经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政治经济学把生产看作是先于交换而不是决定于交换的。第二阶段,经济学建立在供给与需求为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之上,从而交换包括了生产。
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K·戈夫曼和苏联国家物价委员会物价研究所经济学副博士M·维特在苏联《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杂志1990年第2期联合发表文章,题为《利用自然资源的付费》,译介于下。
我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在谈谈我所知道的不太被人们理解的这个独特的机构的情况。我强调“独特”一词,是因为我认为经济顾问委员会确实与其它国家的咨询机构不同。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在企业管理科学学科中提出的一个新理论。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源于日本,而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却出自美国的管理学家和企业家。美国管理学家和企业家在研究分析日本企业战后获得经营成功的原因时,发现是由于,日本企业具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因此,近几年来,关于美日企业文化的比较研究,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也想就这个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现实困境,越来越唤醒人们对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注视。按照传统观念,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表现之一即其计划性,能够保证经济各部门和再生产各环节在运行中的按比例,但是长期以来,虽然一再强调几大平衡,却只是在发生严重失衡时才不得不给以尊重,并且始终没有摆脱大起大落的折腾和循环。另一方面,我们批判市场经济,把它描绘为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其实,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需要也生长着调节机制。所以,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形成和进展,决不是偶然的。
《中国农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一书的中、英两种文版,最近由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由经济学家林青松和威廉·伯德主编的专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汇集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世界银行中国局牵头,并与国内外其它许多研究机构共同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研究的成果。
江苏省经济学会于1989年12月21—23日在南京召开了乡镇企业稳定发展研讨会。到会的40多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为指针,就如何理解贯彻执行乡镇企业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对策性研究,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