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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焘，字左田，语言学家。1921年出生，原籍福建长乐，自幼生长在北京。1939年秋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学习。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寇封闭，次年在成都复校，辗转到成都燕大复学，1944年毕业后入该校研究院读研究生。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回到北平，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2年退休，返聘继续指导博士研究生直到1999年。著有《语音探索集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语音学教程》（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林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音韵学纲要》（合著）（商务印书馆，2004）；主编有《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林焘在成都燕大学习期间师从李方桂先生，在李先生指导下重点学习语音学和传统音韵学。1946年自成都回北平燕大任教后，在陆志韦先生指导下从事传统音韵学的研究。1950年与陆先生合著《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一文，对隋陆德明《经典释文》20卷所收约8000条异文作了全面整理和分析，对研究经书源流和六朝音韵有重要参考价值。1957年与朱德熙共同执笔编写出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教材，以北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的名义出版，为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建立起框架，奠定了基础。林焘于1957年发表的《现代汉语补语轻音现象反映的语法和语义问题》和1962年发表的《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对现代汉语语音和语法、词汇的关系做了较深入细致的探索，被认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以后林焘的研究兴趣逐步转向语音，1963年发表的《北京话连读音变》为研究北京话音位系统和语素变体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虽已发表30余年，对当前人工合成语音研究工作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70年代初，林焘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教材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编写和审订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现代化语音实验室——北大中文系语音实验室，个人的研究方向也就转为实验语音学，开始用现代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现代汉语语音。作为1981—1983年中美基础科学项目中“语言变迁”项目的中方负责人，林焘两次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进行语音研究工作。1983年发表的《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一文是国内用合成语音的方法找出语音声学关联物的第一篇文章，受到国际语音学界的重视。1985年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王士元教授合作发表的《声调感知问题》用现代语音学方法对听觉如何感知声调作了探索性的研究，指出声调调值和感知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关系，对语音学理论和语音变迁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进行语音研究外，林焘在80年代还连续几年在北大开设“北京话调查”课程，几次带领学生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京话及其邻近方言进行了较深入广泛的调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北京话及其邻近方言的录音资料。为了配合这项工作，在1987年写出了《北京官话溯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两篇文章，对北京话的历史来源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和论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且对目前北京话的使用范围第一次画出比较明确的界限，为今后研究北京话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此外，根据调查资料连续写出《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1985）、《北京东郊阴阳平调值的转化》（1991）和《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合著）（1995）三篇文章，对北京话及其邻近方言的一些语音现象作出相当深入细致的剖析，从而对语音变化原因和北京话今后发展趋向等问题提出了新颖有价值的见解。
90年代起，林焘从新的角度对传统音韵学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尝试性的探讨。1992年发表的《“入派三声”补释》对北京话清入声字归类零乱现象作出分类统计，理出头绪，并对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一书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96年发表的《日母音值考》则是把现代语音学和传统音韵学结合起来的一次尝试，对现代汉语声母ｒ－的实际音值和中古、上古的流变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述。2002年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卷》出版，其中执笔所写总论“20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成就作出了较全面公允的评述，是进入新世纪后第一篇对上世纪中国语言学发展历程进行总结性论述的文章。
林焘在治学上强调要有比较广泛深厚的基础。他认为：语言学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研究方向要有所专，但研究语音不能忽视语法、词汇，研究古代汉语不能忽视现代汉语，研究汉语不能忽视语言理论，这样才能有比较开阔的眼界和比较敏锐的观察力，才能比较容易从常见的语言现象中发现新问题。治学方法应力求谨严，同时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过分强调师承、墨守成规，会束缚自己不能前进；追赶时髦、哗众取宠则更是治学大忌。要善于吸收国内外新研究成果，鉴别不同语言学派研究方法的优劣得失，从中探索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方法，而这一切都必须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责任编辑 李乐刚）
林焘在成都燕大学习期间师从李方桂先生，在李先生指导下重点学习语音学和传统音韵学。1946年自成都回北平燕大任教后，在陆志韦先生指导下从事传统音韵学的研究。1950年与陆先生合著《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一文，对隋陆德明《经典释文》20卷所收约8000条异文作了全面整理和分析，对研究经书源流和六朝音韵有重要参考价值。1957年与朱德熙共同执笔编写出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教材，以北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的名义出版，为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建立起框架，奠定了基础。林焘于1957年发表的《现代汉语补语轻音现象反映的语法和语义问题》和1962年发表的《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对现代汉语语音和语法、词汇的关系做了较深入细致的探索，被认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以后林焘的研究兴趣逐步转向语音，1963年发表的《北京话连读音变》为研究北京话音位系统和语素变体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虽已发表30余年，对当前人工合成语音研究工作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70年代初，林焘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教材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编写和审订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现代化语音实验室——北大中文系语音实验室，个人的研究方向也就转为实验语音学，开始用现代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现代汉语语音。作为1981—1983年中美基础科学项目中“语言变迁”项目的中方负责人，林焘两次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进行语音研究工作。1983年发表的《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一文是国内用合成语音的方法找出语音声学关联物的第一篇文章，受到国际语音学界的重视。1985年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王士元教授合作发表的《声调感知问题》用现代语音学方法对听觉如何感知声调作了探索性的研究，指出声调调值和感知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关系，对语音学理论和语音变迁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进行语音研究外，林焘在80年代还连续几年在北大开设“北京话调查”课程，几次带领学生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京话及其邻近方言进行了较深入广泛的调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北京话及其邻近方言的录音资料。为了配合这项工作，在1987年写出了《北京官话溯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两篇文章，对北京话的历史来源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和论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且对目前北京话的使用范围第一次画出比较明确的界限，为今后研究北京话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此外，根据调查资料连续写出《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1985）、《北京东郊阴阳平调值的转化》（1991）和《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合著）（1995）三篇文章，对北京话及其邻近方言的一些语音现象作出相当深入细致的剖析，从而对语音变化原因和北京话今后发展趋向等问题提出了新颖有价值的见解。
90年代起，林焘从新的角度对传统音韵学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尝试性的探讨。1992年发表的《“入派三声”补释》对北京话清入声字归类零乱现象作出分类统计，理出头绪，并对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一书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96年发表的《日母音值考》则是把现代语音学和传统音韵学结合起来的一次尝试，对现代汉语声母ｒ－的实际音值和中古、上古的流变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述。2002年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卷》出版，其中执笔所写总论“20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成就作出了较全面公允的评述，是进入新世纪后第一篇对上世纪中国语言学发展历程进行总结性论述的文章。
林焘在治学上强调要有比较广泛深厚的基础。他认为：语言学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研究方向要有所专，但研究语音不能忽视语法、词汇，研究古代汉语不能忽视现代汉语，研究汉语不能忽视语言理论，这样才能有比较开阔的眼界和比较敏锐的观察力，才能比较容易从常见的语言现象中发现新问题。治学方法应力求谨严，同时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过分强调师承、墨守成规，会束缚自己不能前进；追赶时髦、哗众取宠则更是治学大忌。要善于吸收国内外新研究成果，鉴别不同语言学派研究方法的优劣得失，从中探索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方法，而这一切都必须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责任编辑 李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