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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众意识是确保各国烟控计划成功执行的保障 ［1］
公众不仅仅指社会大众，还包括社会各部门,即与烟草业无隶属关系的公立和私立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公众意识是指公众的控烟意识，也就是公众的控烟信念和态度，包括公众了解烟草危害和无烟生产和生活的好处，以及依法获得与公约目标有关的关于烟草业的信息；对卫生工作者、社区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等制定和实施烟控培训及宣传规划；了解烟草生产的不利健康、经济、环境后果的信息；与烟草业无关的公立和私立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等在制定和实施部门间烟草控制规划和战略方面的参与和意识等。
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工作场所，或在社会上，都可以观察到许多人的不良生活方式与习惯并非由于缺少知识，而是由于信念认同上的偏差。比如他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但他还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以为癌症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就涉及到行为学中的知信行模式问题。“知信行”模式，是有关行为改变的较成熟模式。 知(知识和学习)是基础，信(信念和态度)是动力；行(行为改变过程)是目标。但是，要使群众从接受知识、转化信念、直至改变行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关键在于信念的确立和态度的改变。信念是人们对自己生活中应遵循的原则和理想的信仰，通常和情感、意志融合在一起而支配人的行动，它深刻而稳重，是知信行模式中的关键环节［2］。知、信、行三者间虽具因果关系，但并没有必然性，在知识学习以后，如果没有信念和坚决转变态度作为前提，实现行为转变的目标照样会失败。因此，仅仅认为吸烟有害并不够，因为他们会存在侥幸心理，只有当吸烟危害根植于其意识当中转变成一种信念，即形成一种意识时，吸烟者才有可能去戒烟，非吸烟者才会免受吸烟的危害。
研究显示，所处的社会环境会给公众带来不同的暗示，有可能使其吸烟或不吸烟。反之，公众对烟草危害的意识也影响社会的控烟环境，影响国家控烟计划执行的成败。以波兰为例，20世纪70年代波兰是世界上烟草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成年男性中，吸烟似乎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65％～75％的人每天吸烟，女性吸烟人数比男性少，但也在一直上升，高达30％。原因之一是波兰在1981～1982年烟草实行定量配给制度，即所有职员，无论是否吸烟，都要接受烟草配额，其后果是1981～1982年共增加了100万烟民，导致了肺癌等与吸烟相关疾病和伤残发生率、死亡率的增加。此后波兰医学界开始提供有力的医学证据，列举波兰因吸烟造成的早逝数量，起草并通过了控烟提案，发出清晰的吸烟危害警告及各种警语，改变了公众对吸烟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在波兰某些社区，无烟和戒烟成为时尚，吸烟不再被社会所接受，吸烟率有了实质性的下降，1998年成年男性吸烟率下降到39％， 成年女性吸烟率不到20％，随后波兰人的肺癌等与吸烟相关疾病和伤残发生率、死亡率也明显下降。可见公众控烟意识的形成，有利于社会控烟环境的营造，直接影响国家控烟计划的成败。
交流与合作是公众获得控烟信息、形成控烟意识的重要途径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控烟成功经验及研究成果，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引领国内公众控烟意识，是国家控烟计划成功的催化剂。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烟草依赖正式列为一种疾病或障碍，确认烟草是目前对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自1988年确定了每年的"世界无烟日"，于2003年制定并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引领着全球烟形势。国际上已有许多国家通过令人信服的研究和证据倡导控烟政策并获得成功，国家政府、组织及部门之间可通过交流与合作，对比其他国家的关注点，借用他们的资料，学习他们的经验，避免失误，从他人的行动中获得勇气和信心。例如加拿大在控烟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全球交流工作给加拿大带来了许多帮助，加拿大人不仅学到了其他国家有效的控烟措施，而且在向别国提供自身成功经验的同时巩固了国内继续进步的控烟措施和思想，从而为加拿大控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提供了帮助。
教育、培训是培养公众控烟意识的重要手段
(1)教育和培训的对象：首先针对重点人群渚如卫生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决策者、行政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进行有关烟草控制的有效适宜的培训或宣传教育，发展和培育他们对烟草控制的责任心，鼓励和帮助他们成为控烟的表率，以带动全社会控烟氛围。如果卫生专业人员能作不吸烟的楷模，则他们有关烟草的专业观点就更易于被病人、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知晓和接受。而窗口行业的公务人员带头不吸烟将发挥良好影响力和示范作用，也是政府的控烟措施得以认真落实的有力保障［4］。
(2)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包括有关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的危害，其中包括成瘾性和被动吸烟的危害；戒烟和无烟生活方式的益处；根据国家法律获得与本公约目标有关的关于烟草业的广泛信息，包括揭示烟草业和成瘾品经销商的类似性、烟草业在反对减少烟草使用政策上的不良作用；以及烟草生产和消费对健康、经济和环境的不利后果等。
(3)教育和培训的方法：应建立在国际国内多部门组成控烟联盟和网络的基础上，实行分级培训，同时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控烟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把控烟与疾病预防控制、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中國控烟环境显示中国控烟必须立足于公众控烟意识的培养
烟草消费在我国已有400多年的历史［4］，敬烟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交手段。无烟不成宴席和办事先递烟的陋习、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不文明行为、及公款消费烟草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在某些贫困地区，烟草种植被作为脱贫致富的手段而得到地方政府重点扶持。大部分人深受二手烟危害却无可奈何。此外，中国医生、教师、公务人员中的吸烟率也很高，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窗口行业，其行为的负面影响很大。因此中国控烟必须立足于中国公众控烟意识的培养，倡导中国公民的控烟意识，营造中国全社会的控烟环境，最终取得中国控烟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刘铁男,熊必琳.烟草经济与烟草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15~352
2 沈志谦,主编.预防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201~202
3姜垣,主译.控烟政策成功与挫折，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5,1, 88~111
4田建新，李新华，杨功焕.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主席文本》看中国控烟工作面临的挑战.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2,10(4):145~147
公众不仅仅指社会大众，还包括社会各部门,即与烟草业无隶属关系的公立和私立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公众意识是指公众的控烟意识，也就是公众的控烟信念和态度，包括公众了解烟草危害和无烟生产和生活的好处，以及依法获得与公约目标有关的关于烟草业的信息；对卫生工作者、社区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等制定和实施烟控培训及宣传规划；了解烟草生产的不利健康、经济、环境后果的信息；与烟草业无关的公立和私立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等在制定和实施部门间烟草控制规划和战略方面的参与和意识等。
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工作场所，或在社会上，都可以观察到许多人的不良生活方式与习惯并非由于缺少知识，而是由于信念认同上的偏差。比如他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但他还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以为癌症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就涉及到行为学中的知信行模式问题。“知信行”模式，是有关行为改变的较成熟模式。 知(知识和学习)是基础，信(信念和态度)是动力；行(行为改变过程)是目标。但是，要使群众从接受知识、转化信念、直至改变行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关键在于信念的确立和态度的改变。信念是人们对自己生活中应遵循的原则和理想的信仰，通常和情感、意志融合在一起而支配人的行动，它深刻而稳重，是知信行模式中的关键环节［2］。知、信、行三者间虽具因果关系，但并没有必然性，在知识学习以后，如果没有信念和坚决转变态度作为前提，实现行为转变的目标照样会失败。因此，仅仅认为吸烟有害并不够，因为他们会存在侥幸心理，只有当吸烟危害根植于其意识当中转变成一种信念，即形成一种意识时，吸烟者才有可能去戒烟，非吸烟者才会免受吸烟的危害。
研究显示，所处的社会环境会给公众带来不同的暗示，有可能使其吸烟或不吸烟。反之，公众对烟草危害的意识也影响社会的控烟环境，影响国家控烟计划执行的成败。以波兰为例，20世纪70年代波兰是世界上烟草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成年男性中，吸烟似乎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65％～75％的人每天吸烟，女性吸烟人数比男性少，但也在一直上升，高达30％。原因之一是波兰在1981～1982年烟草实行定量配给制度，即所有职员，无论是否吸烟，都要接受烟草配额，其后果是1981～1982年共增加了100万烟民，导致了肺癌等与吸烟相关疾病和伤残发生率、死亡率的增加。此后波兰医学界开始提供有力的医学证据，列举波兰因吸烟造成的早逝数量，起草并通过了控烟提案，发出清晰的吸烟危害警告及各种警语，改变了公众对吸烟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在波兰某些社区，无烟和戒烟成为时尚，吸烟不再被社会所接受，吸烟率有了实质性的下降，1998年成年男性吸烟率下降到39％， 成年女性吸烟率不到20％，随后波兰人的肺癌等与吸烟相关疾病和伤残发生率、死亡率也明显下降。可见公众控烟意识的形成，有利于社会控烟环境的营造，直接影响国家控烟计划的成败。
交流与合作是公众获得控烟信息、形成控烟意识的重要途径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控烟成功经验及研究成果，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引领国内公众控烟意识，是国家控烟计划成功的催化剂。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烟草依赖正式列为一种疾病或障碍，确认烟草是目前对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自1988年确定了每年的"世界无烟日"，于2003年制定并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引领着全球烟形势。国际上已有许多国家通过令人信服的研究和证据倡导控烟政策并获得成功，国家政府、组织及部门之间可通过交流与合作，对比其他国家的关注点，借用他们的资料，学习他们的经验，避免失误，从他人的行动中获得勇气和信心。例如加拿大在控烟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全球交流工作给加拿大带来了许多帮助，加拿大人不仅学到了其他国家有效的控烟措施，而且在向别国提供自身成功经验的同时巩固了国内继续进步的控烟措施和思想，从而为加拿大控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提供了帮助。
教育、培训是培养公众控烟意识的重要手段
(1)教育和培训的对象：首先针对重点人群渚如卫生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决策者、行政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进行有关烟草控制的有效适宜的培训或宣传教育，发展和培育他们对烟草控制的责任心，鼓励和帮助他们成为控烟的表率，以带动全社会控烟氛围。如果卫生专业人员能作不吸烟的楷模，则他们有关烟草的专业观点就更易于被病人、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知晓和接受。而窗口行业的公务人员带头不吸烟将发挥良好影响力和示范作用，也是政府的控烟措施得以认真落实的有力保障［4］。
(2)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包括有关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的危害，其中包括成瘾性和被动吸烟的危害；戒烟和无烟生活方式的益处；根据国家法律获得与本公约目标有关的关于烟草业的广泛信息，包括揭示烟草业和成瘾品经销商的类似性、烟草业在反对减少烟草使用政策上的不良作用；以及烟草生产和消费对健康、经济和环境的不利后果等。
(3)教育和培训的方法：应建立在国际国内多部门组成控烟联盟和网络的基础上，实行分级培训，同时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控烟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把控烟与疾病预防控制、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中國控烟环境显示中国控烟必须立足于公众控烟意识的培养
烟草消费在我国已有400多年的历史［4］，敬烟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交手段。无烟不成宴席和办事先递烟的陋习、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不文明行为、及公款消费烟草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在某些贫困地区，烟草种植被作为脱贫致富的手段而得到地方政府重点扶持。大部分人深受二手烟危害却无可奈何。此外，中国医生、教师、公务人员中的吸烟率也很高，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窗口行业，其行为的负面影响很大。因此中国控烟必须立足于中国公众控烟意识的培养，倡导中国公民的控烟意识，营造中国全社会的控烟环境，最终取得中国控烟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刘铁男,熊必琳.烟草经济与烟草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15~352
2 沈志谦,主编.预防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201~202
3姜垣,主译.控烟政策成功与挫折，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5,1, 88~111
4田建新，李新华，杨功焕.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主席文本》看中国控烟工作面临的挑战.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2,10(4):145~147